胡靖：城市化的“重慶標桿”

一、“大城市困境”阻撓中國的城市化

我國目前每年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在2億左右，連帶的農村富余人口接近3~5億人。在農村，幾乎家家都有人口外出打工。打工收入常常占了總收入的一半以上。留守在家的農民一般都是40歲以上的中老年農民。但是這3~5億農村富余人口的就業、居住目前都處于一種不穩定的“鐘擺”狀態。他們工作是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城市或省內的中心城市。但真正的家和住宅可能是在千里之外的戶籍所在地。每年春節，他們一般會回到家鄉過年，與親人團聚。過完年以后，則會繼續外出尋工、打工。這種“鐘擺”式的就業方式，目前已經持續了20多年。

20多年的事實表明，我國幾乎所有的30余個一線大城市都沒有解決農民工及其連帶家庭的居民化、城市化問題。這是導致農民工“鐘擺”就業的主要原因。在這些大城市，城市人口結構長期形成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的身份鴻溝。非戶籍人口主要是由“低素質”的外來農民工構成的。在比例上，這些一線大城市的非戶籍人口的比例一般在1/3以上。他們中有很多在大城市工作了10多年，但是仍然沒有獲得城市戶籍的任何希望。

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中國的目前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是由大城市主導。遍布全國的30多個大城市控制了國家財政、土地、礦產等主要資源的分配、建設計劃。從而形成了有利于大城市建設的“梯級財政”、“梯級建設”的格局。大城市由此成為經濟最發達、就業機會釋放最多的地區。但在對待“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態度上，這些最發達的大城市幾乎是一致采取了“雙重標準”：即竭力推進大城市的工業化、現代化，但是拒絕農民工的“城市化”。農民工進城必須服從城市利益主導的“工業化”，和GDP的競爭游戲。在二者的利益一致時，會出現暫時的“帕累托”現象。農民工也會獲得“血汗工資”，成為“工業化”的受益者之一。但是，在二者沖突時，農民工的權益往往會被城市利益集團果斷地犧牲和排斥掉。具體表現就是在農民工“城市化”問題上，這些大城市通過推行歧視性的戶籍制度、就業政策、薪酬政策、保險政策、福利政策等以減少城市分“蛋糕”的分母人數、維護既得利益，并以此降低勞工成本、吸引外資。

所以不難理解，在沿海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農民工，不管工作多久，都與本地的居民，甚至“城中村”的居民，存在明顯的身份界溝。據報道，北京目前常住人口已經突破2000萬人，其中，有700萬人沒有本地戶籍。在這700萬人中，一半以上是外來農民工；在東莞，政府將外來農民工稱謂為“新莞人”。實際上就是在明確拒絕接納他們成為本地的戶籍居民；在深圳這一特區城市，2007年，深圳戶籍人口萬人212萬人，但是，常住人口達到862萬人。非戶籍人口也主要是農民工。作為一個重要的特區城市，代表200萬戶籍人口利益的深圳市政府根本就沒有打算解決其余的600多萬“低素質”人口的戶籍、住房、社會保障及其它城市福利問題。深圳這種最典型的城市戶籍人口利益主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集中表現了中國大城市的城市戶籍人口利益與外來的農民工利益和國家城市化趨勢尖銳的對立關系。這就是中國目前在城市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大城市困境”。

“大城市困境”使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三農”問題都陷入持久的僵局。這是目前我國改革和發展的難點。

二、重慶“戶籍改革”帶來希望

2010年7月12日，重慶市政府審議、通過了《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意見》及《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目標是在2020年將全市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從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這意味著有近1000萬農村人口將轉為城市居民。根據重慶市政府的介紹。重慶累計700多萬農民工外出打工，其中400多萬在沿海，300多萬在本地。這300 多萬農民工中，農民工及其家屬共計180萬人，農村籍中專學生全市共計有近70萬，農轉非人員有40多萬。重慶市長黃奇帆表示，先在一兩年里把300萬轉掉，以后每年中專畢業生有20萬，10年就有200萬，這樣一共就是500萬，然后農民工再轉化500萬,總數量就是1000萬。

其實，這一力度非凡、勇氣非凡的戶籍制度改革僅僅是重慶“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或一個步驟。在2010年初，重慶就先啟動了“公租房”建設。這在全國也是一個“城市化”的創舉。未來若干年，重慶將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從2010年起的3年內每年建設1000萬平方米，后幾年視社會需求再建1000萬平方米或更多面積的公租房。“公租房”建設針對三類人群：一是城市居民中的中低收入群體；二是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且有穩定收入者；三是剛畢業在重慶工作、暫時買不起房的大學生。因此，在重慶，連續工作多年的農民工將完全有機會實現“城市化”，轉變為無差別的重慶市民。

由此可以看出，實打實的重慶的“城市化”模式與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國一線大城市公開拒絕“低素質”的農民工“城市化”形成了鮮明對比。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把農民工的“城市化”問題當作包袱往外面扔。而重慶市政府則能夠戰勝狹隘的城市戶籍人口利益，直面農民工“城市化”的這一世紀難題。并且從長遠看，重慶的作法是相當文明、相當有遠見的。因此，未來的重慶不僅不會背上沉重的農民工“城市化”的包袱，而且，還可以因此長期獲得巨大的發展機會。表現在：

一、重慶的農民工的“城市化”展現并樹立了城市文明最基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這是現代化最核心的內容和要求。也是城市發展的精神基礎。但目前很多大城市在需要大量的農民工從事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工作的同時，卻在戶籍、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城市“蛋糕”領域竭力排斥農民工“城市化”。這是城市文明的之恥辱和錯誤。

二、消除城市化的戶籍壁壘，將明顯有助于城市發展的和諧、穩定。很多大城市，社會治安惡化，民間戾氣深重，社會秩序完全靠增強警力、武力來維持。這正是錯誤、狹隘的“富人城市化”政策種下的苦果。對于哪些在大城市長期受到剝削、歧視的外來農民工，重慶戶籍制度改革是對其走向犯罪、違法深淵的“釜底抽薪”。因此，有理由相信，重慶將會是全國一線大城市中，社會治安環境最好的大城市。而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則是“投資環境”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因此，今天的重慶成為海內外投資熱土就不奇怪了。

三、300萬，及以后1000萬以上的農民工的城市化，將激發巨大的市場消費，并帶動重慶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服務業的大發展。因此，重慶戶籍制度改革將啟動一個龐大的經濟增長極。為重慶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添加新的發動機。這是今天重慶的經濟發展的“獨門暗器”。也是老天爺對其踐行“公平、正義”的一種長期“獎勵”。

四、城鄉統籌的核心之一是農民工問題。農民工順利“城市化”，將為“三農”問題的迎刃而解創造條件。農業的規模經營、農民收入、新農村建設等難題，在農民數量減少以后，都不難解決。因此，黃奇帆說：“把農民工問題解決好，城鄉統籌的核心就突破了。”是很有見地的。相反，很多大城市囿于狹隘的城市戶籍人口利益，抵制農民和農民工的城市化，結果自身的“三農”問題不僅得不到緩解，而且不斷惡化。

重慶的戶籍制度改革，無疑走在了全國的前頭。這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未來中國的“城市化”，或許會以“重慶模式”為標桿。

2010年8月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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