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 2010-9-5 ）
揭黑幕作家被抓 文字獄愈演愈烈
自備桌椅上學 中國特色教育
刑法修改中的政治博弈
從京藏高速大堵車看中國經濟“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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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黑幕作家被抓 文字獄愈演愈烈
東方日報
內地一名作家因採寫、出版了一部揭露三門峽移民內幕的紀實文學，日前在北京被陝西公安跨省抓捕。這又是一宗公民因言獲罪的事件，性質極為惡劣，證明一些地方政府對揭露社會矛盾及官場黑幕、替民伸冤的作品及其作者不能容忍，為了地方利益，不惜倒行逆施，大興文字獄。
據內地媒體報道，作家謝朝平 八月十九日 被陝西渭南警員從北京家中帶走，目前已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事拘留。謝所著并自費出版的《大遷徙》，記錄了三門峽移民的歷史遺留問題，渭南地區移民是作品主角。
公民著書立說，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和自由，怎么成了「非法經營」？事實上，謝朝平是受百姓之託撰寫渭南移民史，并自掏腰包在正規出版社出版，一萬冊書中近五千冊用來贈送移民，何利可圖？即使謝某真的涉嫌非法經營，公安也應該找負責經營的出版社理論，憑甚么抓作家？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渭南警方找來的蹩腳理由，不值一駁。
觸犯禁忌 跨省追捕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大遷徙》觸犯了當局禁忌。謝朝平經過三年深入調查採訪，真實記錄了始于一九五七年的三門峽移民史，該書不僅見證了血淚斑斑的歷史，而且還揭露了當地官員藉移民貪污瀆職、欺壓無辜、用野蠻的暴力手段逼迫農民搬遷的種種劣跡。此書的出版，無疑令渭南當局蒙羞難堪，火冒三丈，于是不但禁止查抄，還以莫須有的罪名刑拘作者。
這些年來，內地警察進京抓記者、跨省捕網民的事時有發生，背景大同小異，不外乎當地官場貪腐橫行，民不聊生，記者、作家前去採訪或寫書出版，讓地方利益集團之丑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官員惱羞成怒，大發官威，跨省抓人。兩年前，遼寧西豐警員千里進京抓記者，罪名就是涉嫌誹謗縣委書記；去年，河南青年王帥在網上發帖，揭露當局違法徵用土地，損害農民利益，當地警方也是以涉嫌誹謗罪，不遠千里赴上海將其抓獲并拘留八天。
從蘇東坡的「烏臺詩桉」到雍正王朝的「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再到十年文革時遍及神州的冤假錯桉，中國經歷了太多的文字獄，歷史教訓還不夠沉痛嗎？時至今日，地方利益集團為一己之利，竟然還在頻頻製造文字獄，是可忍，孰不可忍！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如果神州大地每一個記者寫完一篇批評報道、每一個作家揭穿某個謊言、每一個在網志上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安全回家，也不知道是否會有牢獄之災，中國人民還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嗎？中華民族還有希望嗎？
自備桌椅上學 中國特色教育
太陽報
本文重點
* 教育為本 淪為空談
河南省孟津縣是省級經濟百強縣，去年GDP和固定資產投資雙雙突破百億元大關，財政收入也非常可觀。然而，一個如此富裕的縣，不少中小學竟要學生自帶桌椅上學，而且這種狀況已存在十多年，簡直是咄咄怪事。
在前年的全國兩會上，國家領導人宣布在全國城鄉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并嚴禁巧立名目向學生收取各種雜費。孟津當局要求學生自備上課用的桌椅，顯然違反義務教育法規，給貧困學生家庭增加負擔。
諷刺的是，孟津縣還是河南的教育先進縣，因「教育工作成績斐然，吸引眾多媒體前來採訪」。縣教育局負責人去年宣稱，早在○三至○五年期間，全縣中小學就投入資金五千多萬元，用于新建、改建、擴建學校，○五、○六年又吸引社會資金近二千萬元用于學校配套設施建設。既然如此，為何直到今天，仍有那么多學校連課室桌椅也不足呢？巨額投資究竟用到哪里去了？
事實上，早在○八年，河南當局就安排六億元專用資金，為全省農村中小學學生解決桌椅短缺問題，其后省教育廳宣布，已在全省范圍內解決課室桌椅短缺問題。為何唯獨孟津縣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教育為本 淪為空談
據內地傳媒揭露，原來省當局的撥款并沒有直接發到課室桌椅短缺的學校，而是交給各鎮政府掌管，由鎮政府統一訂購桌椅，再分發給學校。但部分鎮政府把專款挪作他用，遲遲不訂購桌椅，學校只好要求學生自帶桌椅來上課。
很明顯，這是一宗肆意挪用教育經費的嚴重事件，本應嚴加查處，但孟津縣當局不但遲遲不處理，反而為涉桉人員辯解，甚至連全縣自帶桌椅上學的學生數字也不愿公布。這不能不令人質疑，當局在事件中究竟充當了甚么角色？
其實，孟津發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儘管中央三令五申嚴禁地方當局挪用教育經費，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管理漏洞百出，被擠佔現象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國家審計署去年審計了五十四個縣的教育經費使用情況，其中四十六個縣存在擠佔挪用問題，涉及金額高達一億一千多萬元。
廣東省紀檢部門也曾通報，該省化州市教育局在四年中截留教育經費一千六百多萬元，用于給各級教育官員發放獎金；另佔用學校書雜費二千三百多萬元，用于興建教育局綜合樓。如此明目張膽，無法無天，令人觸目驚心。
內地官員口口聲聲「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對教育經費卻雁過拔毛，層層剋扣，甚至連購置學生桌椅的錢也不放過，這大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吧！
刑法修改中的政治博弈
太陽報 馮海聞
中國刑法將進行自頒布以來最大一次修改，這實際上是一場利益較量。中國法律的修改，成為各階層進行政治博弈的平臺，也是檢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法律原則的公平性。今次刑法修改主要做了一道「加法」和一道「減法」：惡意欠薪被正式列罪，醉駕、飆車，情節惡劣的，也將被判刑，同時在刑法中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加大打擊力度；另外，取消近年來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過的十三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這也是社會爭議最大的部分，輿論表示，這相當于給貪官發了一面免死金牌。
當局提出取消對貪官的死刑，主要是為了方便引渡逃竄國外的貪官，與國際接軌，并能夠體現少殺慎殺的人權原則。這個說法對內地百姓而言，顯然難以有說服力。貪官逃竄之所以屢屢成功，主要是內地對貪官的監督太寬鬆，邊防控制如兒戲。如今卻是倒果為因，因為為了引渡而取消死刑，真是欲免貪官死罪，何患無詞。
保護人權親疏有別
中國真要杜絕貪官外逃，就應針對這類貪官出臺專門的法律，對那些貪官進行缺席審判，無論他逃到天涯海角，一律追捕歸桉，對他轉移的所有不法財產，一律全部追索，而且「禍延子孫」。只有讓貪官們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子孫惶然，方能讓他們斷絕外逃的念頭。
至于與國際接軌、保護人權的說法，也是極其荒謬。世界各國最行之有效的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在中國討論了二十多年卻一直被官員反對，為何取消死刑要講國際接軌，財產申報公示要講中國特色呢？保護人權是保護所有公民的人權，而不是保護一部分貪官的人權，這種親疏有別的保護人權，實際上是給貪官特權。
貪官雖然沒有直接殺人，但他們手上照樣沾滿了百姓的鮮血。貪官不擇手段地殘民以逞，為逞一時私欲，包庇縱容開發商強制拆遷，使百姓家破人亡；開辦黑煤窰，讓童工早夭……中國貪官吸的是民脂民膏，但害的卻是人命。對這些敲骨吸髓的貪官，不處以極刑，又怎能讓百姓心服口服。
縱容貪官苛待百姓
只見對貪官仁慈，何曾對百姓開恩，中國法律對貪官愈來愈縱容，對百姓卻愈來愈嚴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官僚集團操縱了立法大權。擁有實質性立法權力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成員，大多數是退休的各省書記、省長和各部部長，一些根本就是尚未浮出水面的貪官，這些人怎么會制訂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呢？老百姓反對的聲音雖然很強烈，但他們在議事堂上沒有代表，再大的民怨也無法形成強而有力的法律。
中國的政治博弈已經愈來愈激烈，各階層如果在議事堂上有公開辯論，都有自己的代表，這種政治博弈還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否則只能以街頭斗爭和暴力抗爭的方式出現，社會將付出巨大的成本。
從京藏高速大堵車看中國經濟“梗阻”
來源：僑報 作者： 僑報評論員
中國當局不僅要繼續加力修建道路，合理布局道路資源，提高交通管理能力，更需要打破各機構、各地方的利益壁壘，提升為全國統一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僑報9月4日社論】8月中以來，中國的京藏高速公路上演了一場浩浩蕩蕩的堵車大戲，綿延上百公里的車龍，一晚上只能挪動幾公里的局面，把高速公路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停車場。無奈而焦慮的司機們在夜以繼日的等待中身心俱疲，周邊居民則趁機兜售食品、飲水甚至“代駕”，賺了個盆滿缽滿。
10天？20天？到底堵了多少天？每天都有新答桉。目前，這場曠世奇“堵”已經引起了全球輿論的廣泛關注，他們認定中國正經歷世界史上最長的交通擁堵，其間不乏調侃與揶揄，CNN甚至勸告為早晨煉獄般堵車煩惱的美國人“應該慶幸自己沒有出生在中國”。
華人讀者在讀到這樣的新聞、聽到這樣的調侃時，內心難免五味雜陳。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汽車業亦迅勐發展。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均超過1300萬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汽車第一生產和消費大國。最新公布的數字更顯示，8月份，中國車市結束連續三個月下降態勢，強勁反彈55.72％，遠超預期。而雄心勃勃的中國并不僅滿足于“世界汽車大國”的稱號，他們正努力實現“汽車強國”的夢想。
但是中國的很多普通百姓在圓了“汽車夢”之后，卻享受不到真正的“汽車速度”。在全球此起彼伏的交通擁擠游戲中，中國的幾個大城市時常成為主角，首都北京更以“首堵”聞名。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近日表示，按照現在的汽車增長速率，到2015年北京機動車保有量可達700萬輛，屆時京城的行車速度將會降到每小時15公里，重新變回“自行車王國”。
可以說，交通擁堵正成為制約中國實現“汽車強國”夢想的瓶頸。而造成交通擁堵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汽車擁有量的暴增，但其實背后有著深層次原因。
以這次發生“暴堵”的京藏高速為例：長期以來，這條高速公路是內蒙古、河北、寧夏等地區大型貨車進京、過京最為便利的通道。去年經濟復蘇后，電煤運輸量驟增，特別是內蒙古境內運煤車流量迅勐增長，有人形容“半個中國的車都到內蒙古拉煤”。暴增的運煤車使本來就已經飽和的交通大動脈變得異常脆弱，擁堵自是必然。
但是，僅僅將擁堵歸因于路網建設滯后顯然過于簡單。事實上，中國應該算是高速公路發展迅速的國家，從1988年首條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建成通車，中國只用了20多年就躍居全球高速公路總里程數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即使現在，中國當局也正斥資數十億美元擴大鐵路和公路建設，但似乎仍難以跟上擁堵的步伐。
關于這次“完美風暴”的解釋還有很多：有人說是因為超載——每一個進口都設稱重站，導致車流減速；有人說是因為修路——進京的另一條重要道路110國道大修；還有人歸咎于居高不下的道路通行費—— 因為京藏高速收費低廉，讓很多控制運輸成本的司機寧可堵著，也不愿繞道其他公路……
可以說，這次大擁堵雖是突發病癥，卻暴露出長久頑疾，它不僅僅暴露出中國路網設計不合理、官方交通管理不到位、資源分配不平衡等問題，更是各地方、各機構利益協調不暢、地方經濟異軍突起與政府公共服務之間脫節等深層次問題的集中顯露。
當有關方面津津樂道于內蒙古經濟連年實現20%左右的高速增長時，卻忽視了為支持這種經濟增長提供鐵路、高速公路等公共服務。當各地方政府、各機構在為各自的利益爭奪時，卻形成了一道無形的壁壘，割裂和阻礙著中國整體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次大堵車，不僅暴露出中國汽車業發展的瓶頸，甚至讓一些海外媒體與學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打上了問號。
今年二季度，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隨之而來的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等問題日益凸顯，《亞洲華爾街日報》把這次大堵車看作一個臨界點或象征性事件，讓人們忽然懷疑中國現今的增長速度能否無限期維持下去。
此種情況下，中國當局不僅要繼續加力修建道路，合理布局道路資源，提高交通管理能力，更需要打破各機構、各地方的利益壁壘，提升為全國統一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這樣才能打通“梗阻”，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一條通路，亦讓百姓在經濟發展之下享受到生活的便捷，在圓了汽車夢后享受汽車應有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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