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2010033期封面。

　　原標題：你了解抗戰(zhàn)嗎

　　編者按

　　抗戰(zhàn)勝利65年，還有多少關于這場偉大戰(zhàn)爭的故事和細節(jié)不為我們所了解？

　　時光悠悠，當年20歲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過八十的老人，誰還能以親歷者的角色講述那些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

　　在拯救抗戰(zhàn)史的同時，權威黨史研究者亦強調，抗戰(zhàn)史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拓展時期。在不同身份研究者、愛好者的努力下，鐵馬秋風已不只是抗戰(zhàn)史的全部。

　　本組報道介紹了不同群體為恢復抗戰(zhàn)歷史而做的努力。無論如何，對于這樣一段歷史，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責任。

　　樊建川：立館留史才能印漢奸丑態(tài)

　　一些人對于“漢奸”問題所持的某種曖昧態(tài)度，近些年來表現為給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芳 | 成都報道

　　1940年，南京人桂公衡于日偽政權“南京維新政府”組織的縣長訓練所畢業(yè)。班上同學們將到各地出任偽政府縣級官職。臨別之時，即將踏上仕途的躊躇滿志與要成為“漢奸”的道德重負交織，不免個個滿腹感慨。

　　國家臨受大難，江山破碎如夢，而將己身托付日寇，求余生榮華富貴。很難想象他們當時的想法，為什么來，又做什么去？他們對于找到這條“出路”是何心態(tài)？慶幸、向往？苦悶、掙扎？抑或抱著一種虛無態(tài)度但求今日安樂？

　　桂公衡拿出一本留言冊，請同學們題寫書法贈言。大家都有一肚子話，字越寫越多，最后他不得不將許多張紙粘起來，結成長長十余尺。

　　留言里，有人直奔主題：“祝君前途官運亨通！”

　　有人加以粉飾：“望吾兄抱公仆之精神，為國家民族求出路。”

　　有人在中華文明的古老智慧中尋求慰藉，并企望以此說服同輩：“希洞悉情由之根源，知于理會，悟于心機，超脫利害，不為成見所囿，不為古義所羈，而能自拔于天地之間。”

　　也有人看似滿腔救國熱情，慷慨陳詞梁啟超《愛國歌》第一章：“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眾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還有人奮筆疾書岳飛抵御外族侵略的名篇《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對于已經要在日偽政權“從業(yè)謀職”的人來說，筆誦《滿江紅》究竟是什么心情呢？

　　（漢奸丑態(tài)館 資料圖片）

　　正在建設的“漢奸丑態(tài)館”

　　“我一直想弄明白，一個人為什么會當漢奸。如果說殺人、搶劫、強奸，還是可以分析的罪行，那么背叛是難以理解的。尤其是背叛延續(xù)幾千年的民族文化，比任何罪名都不能饒恕。”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上世紀90年代，他在文物市場上發(fā)現了桂公衡的書法留言冊，后面還附著新中國清查漢奸的調查登記表，立時花4000塊買下。

　　“貴了，但無法可施。”樊建川說，“這是難得之漢奸之相。他們心中也有壓抑，感到無出路。”

　　自從70年代末搞文物收藏以來，樊建川一直刻意留心與“漢奸”相關的東西。他手中的藏品越來越豐富：日制《國民政府組織系統(tǒng)職員表》、《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覽》，基本等同于中國高等“漢奸”的花名冊；日偽政權發(fā)行的宣傳畫，“普天同慶”、“向完成大東亞戰(zhàn)之路邁進！”、“美女要嫁滿洲國軍人！”；偽政府時期的良民證、結婚證、畢業(yè)證，偽蒙政權上標注“成吉思汗元年”的地契；大漢奸們在新中國成立后被判罪的卷宗??

　　“這些實物和文獻能如實展示那段歷史，既有他們協(xié)助日軍犯下的滔天罪惡，比如參與掃蕩、搞經濟掠奪、實行淪陷區(qū)的統(tǒng)治和文化宣傳，又不回避他們客觀上在社會管理、教育、市容上的一些作為。”樊建川打算建設一個“漢奸丑態(tài)館”，全面梳理“漢奸”歷史，這是他多年的心愿。

　　此前，他已憑一己之力，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zhèn)打造起一個占地五百畝的博物館群：建川博物館聚落，展出其近30年來收藏的200余萬件藏品。其中“抗戰(zhàn)”系列就有國民黨正面戰(zhàn)場館、川軍抗戰(zhàn)館、援華美軍館、抗日俘虜館等，皆為國內首個以此為內容的博物館。

　　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建川實業(yè)集團董事長，主營房地產，年利潤5000萬元左右。但博物館事業(yè)是一個不斷擴張的“無底洞”，不斷新建的分館和購買藏品幾乎耗盡了他的全部積蓄，其間他甚至賣掉了價值4000萬元的總部大樓。

　　1957年，樊建川出生于四川宜賓。他曾參軍、在重慶三醫(yī)大任教，1987年轉業(yè)到宜賓市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他出任宜賓市常務副市長，兩年后辭職，后來創(chuàng)辦“建川房屋開發(fā)有限公司”

　　2005年，建川博物館開門迎客。工作人員說：“我們的解說員現在一看到建新館就頭大，不知道又要多記住多少東西。一開始只有15個館，后來樊總收藏的東西多了，要擴展到25個，現在又想要翻倍，還準備梳理百年史，從民國開始到現在??”

　　“父親在世時，常說：‘當兵有什么，一條命，一個背包。命是拿來拼的，背包甩了就是了。’聽父親的話，戰(zhàn)士般的建館，能建多少是多少，扳命都建不動了，才能算是陣亡。無論多少個館，就是一個背包，甩了。”樊建川近日在微博上寫道。

　　漢奸館與侵華日軍館便是新規(guī)劃中的重要項目。這兩個館后來被規(guī)劃入同一個建筑內，“上面是日軍館，下面是漢奸館，寓意很清楚，正是靠這些偽政權、偽軍的支持，日本軍隊才能在中國橫行這么久。”樊建川說。

　　如今，這棟上下兩層的建筑正在館區(qū)內動工，預計年內建成，明年開館。

　　什么是“漢奸”？

　　《辭海》中這樣定義漢奸：原指背叛漢族的人，后泛指背叛自己民族的人，和敵人合作出賣民族利益的那一類人。而陳嘉庚在早年有一個更簡單的判斷：凡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

　　戰(zhàn)爭結束后，國民政府進行審判，曾以“漢奸罪”論處一部分人；解放后新中國也曾處理一些人。但“漢奸罪”的定義有時候有些曖昧，具體到每一個個人，如何判定他的罪過也成了充滿主觀性和復雜性交織的難解之題。

　　在樊建川看來，“漢奸”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身上負有血債的。由于這些人的存在，導致中國軍隊受挫、抗日愛國人士犧牲，比如“漢奸”頭子、便衣隊特務、密探等等，這些是非常明確的“漢奸”“敗類”。

　　第二，在偽政府政權中做到一定級別的。他們可能沒有直接犯下血債，但“畢竟在大部分人家破人亡的時候享受著聲色犬馬的生活，作威作福多年，說他們是漢奸也絕不冤枉”。

　　第三，侵略軍的合作者，下層官員、軍人，比如基層警察、保安隊長等，可算“脅從”。“他們不像前兩種明確是國家、民族的敵人，相對灰色一些，也是為數最多的一批。可能是賣國求榮，但也可能就是為謀生。”

　　還有一類，即淪陷區(qū)的一些民眾，在偽政權通知下修路、巡夜、跑腿，連脅從也算不上。樊建川認為對這部分人可以不必劃在漢奸之列。

　　“國民政府和新中國政府基本都是依據兩項來判定：職務級別和影響力。”樊建川闡釋說，比如周作人、胡蘭成，沒有做過特別實質性工作，沒有親自犯下人命案，但是他們“擁有強大的文化影響力，讓人們以為原來背叛民族也是很清高的，很有文化的。這種影響更糟，它某種程度上喚起更多背叛者” 。

　　抗戰(zhàn)末期，國共兩黨軍隊加起來應有800萬之眾，而日軍僅有130萬。戰(zhàn)爭之所以遲遲不能結束，100萬偽軍以及數量眾多的偽公務員和偽警察起了惡劣作用。

　　為什么中國會出這么多的漢奸？

　　國內也尚未有相關研究結論，盡管關于漢奸頭目的描摹和史料諸多，卻罕有人對這個群體進行整體研究。

　　之所以這段歷史研究成為空白，樊建川認為其中牽涉許多復雜的問題。

　　“誰是中國的漢奸研究專家？沒有！如果非要找，大概就是我了。”樊建川自信一笑。

　　2008年12月，樊建川應國民黨之邀前往臺北參觀訪問時，和連戰(zhàn)聊起“漢奸”話題頗有共鳴。連戰(zhàn)特別提到，臺灣今日的許多事情與日本殖民統(tǒng)治形成的“皇民化”思想有關系。

　　從沒有“漢奸”后代主動上門

　　一些人對于“漢奸”問題有時候所持的某些曖昧態(tài)度，近些年來表現為給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流行的觀點認為應以個人生存為最重要需求，從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出發(fā)，則“漢奸”的選擇也不那么不可饒恕。對此，樊建川表示無法贊同：“你為個人的生命考慮，但是以更多人的生命為代價。這已經超越了底限。”

　　事實上，樊建川在收藏文物的過程中感受到，盡管人們口頭上逐漸放松了對于忠義觀念的要求，但內心里還是深埋著與之相關的榮辱觀。“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辦博物館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八路軍、新四軍、國民黨，甚至戰(zhàn)俘、勞工本人或后人來找我，要給我提供資料，捐獻實物，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來找我說：‘我爸爸是汪精衛(wèi)的團長’‘我舅舅是陳公博的秘書’。”

　　即將于“漢奸館”里展出的近八千件文物，沒有一件是樊建川從“漢奸”后人中直接買下的。它們要么來源于文物市場，要么收購自日本的資料館或舊貨市場。

　　“參加過淞滬會戰(zhàn)、臺兒莊戰(zhàn)役的國民黨兵，不管在‘文革’時怎么被批斗，也覺得自己是在為民族而戰(zhàn)，千方百計都要把當時的抗戰(zhàn)獎章、中正劍保存下來。但是偽政權、偽軍的人呢，首先在抗戰(zhàn)結束后國民黨政府時代就得自我銷毀證據，新中國之后更要銷毀，等于經歷了雙重銷毀。”樊建川感慨，作為一心想要建專門博物館的收藏者，這無疑給他的工作增加了難度。

　　此外，民間看到的寶貝容易得，而進入大拍賣行的東西則令他望塵莫及。汪精衛(wèi)、鄭孝胥、胡蘭成的字畫、給日本人的信札，在嘉德拍賣行等拍賣中，一件可以賣到幾十萬，樊建川很難支付如此高的費用，“我真是不明白為什么‘漢奸’的字會這么受人追捧，這些收藏家買來做什么呢？原本都是應該進入‘漢奸館’的罪證啊！看得人覺得心酸。”

　　如今，溥儀為首的東北偽滿政權、“漢奸”王克敏為首的偽華北政府、梁弘志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汪精衛(wèi)的南京國民政府，樊建川都已尋找到翔實的文獻和實物資料。但持續(xù)時間較短、影響力較小的內蒙德王偽蒙政權和冀東自治政權兩部分仍然匱乏，這幾乎成了樊建川久放不下的兩塊心病。

　　他寄望建立“漢奸館”能引發(fā)人們對這個話題的更多關注和思考，并借此平臺吸引更多有識見、有歷史責任感的人主動找來，提供更多歷史資料。

　　他又決定不管有怎樣的爭議，還是要把名字確定為“漢奸丑態(tài)館”，以此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并想好到時要在出口處樹個牌子，在諸多物證展覽之后警示人心：不做漢奸。■

　　“心平氣和”研究抗戰(zhàn)史

　　臺灣對抗戰(zhàn)史的研究，基本還是以國民黨為主，反映共產黨抗戰(zhàn)的不多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欣 | 北京報道

　　在長期從事抗戰(zhàn)史研究的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看來，如今擺在史學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今天開放的社會氛圍里，修史如何能令人信服。

　　“現在抗戰(zhàn)史研究已經走出了過去和中共黨史或者中國革命史基本相同的范式，突破了單純的政治、軍事史的研究框架，展現了更多的內容。”她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

　　黨史書寫模式在變化

　　《瞭望東方周刊》：修抗戰(zhàn)史，都經歷了哪些階段？

　　李蓉：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就已經開始“寫史”。1940年晉察冀邊區(qū)的冀中區(qū)發(fā)動了“冀中一日寫作運動”，后出版了《冀中一日》，真實生動地反映冀中軍民的抗日生活和斗爭。

　　盛世修史。新中國成立后，一批退居二線的老紅軍、老八路紛紛在回憶錄里提到這段歷史。改革開放以后的，專業(yè)的工作機構和隊伍成立，開始系統(tǒng)收集抗戰(zhàn)史資料。

　　軍事科學院主要從軍隊史和戰(zhàn)爭史角度進行研究。在199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50周年前后發(fā)表了一批抗戰(zhàn)史研究成果。如軍事科學院出版三卷本的《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很有分量。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撰寫、出版了《中華民族抗戰(zhàn)史》。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則開辟專章講黨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歷史。

　　改革開放前，抗日戰(zhàn)爭研究還是比較零星、分散的，受政治環(huán)境影響也是難免的。在“左”傾思想影響下，分寸不好掌握。所以在這時期的抗日戰(zhàn)爭史著作中，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往往被寫成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戰(zhàn)爭。對中共和敵后戰(zhàn)場反映比較充分，而對國民黨和正面戰(zhàn)場，以及其他黨派階層的抗戰(zhàn)，則寫得比較簡略，批評和否定的內容也寫得比較多些。

　　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的多元化發(fā)展，以資政育人為宗旨的歷史研究也更強調學術研究、尊重歷史的方向。

　　《瞭望東方周刊》：有人認為這種寫史方式是“黨派抗戰(zhàn)史”？

　　李蓉：這個表述不準確。從中共的抗戰(zhàn)經歷出發(fā)寫史，為現在執(zhí)政提供經驗教訓和總結規(guī)律，這個出發(fā)點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中共抗戰(zhàn)史和中華民族抗戰(zhàn)史相比各有側重，中華民族抗戰(zhàn)史涉及的面可能要更寬泛一些。

　　針對這種“以點代面”的偏頗，胡繩早就提出：中華民族的抗戰(zhàn)史是全國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參加的抗日斗爭歷史，不僅中國共產黨主張抗日，許多愛國黨派也主張抗日，不能否定和抹殺他們的貢獻。因此，修中國抗戰(zhàn)史，不可能不涉及中國社會各階級、黨派、團體，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包括中共的友黨、友軍，他們都是抗戰(zhàn)的參與者。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抗戰(zhàn)史，研究路徑由原來比較單純的中共黨史內容擴展到全民族的抗戰(zhàn)史研究上來。與此同時，抗戰(zhàn)時期的黨史研究本身也在繼續(xù)深化。這個問題可以分解為修史主體不斷壯大、修史手段漸趨多元、修史客體的外延擴大內涵深化三方面來探討。

　　首先就是，抗戰(zhàn)史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書寫手段逐漸多元。除了專門的研究部門，還有大專院校等單位的學者也參加了修史。

　　中共史觀更開放了

　　《瞭望東方周刊》：官方修史、學者修史和民間修史的路徑、側重點、模式有何不同？

　　李蓉：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是共同遵循的，雖然各自的角度和興奮點不完全相同。所謂官方、民間修史，其實都是學者修史。同樣是研究部門，研究角度和興奮點也會不完全相同。

　　如一些社科院的學者，他們比較注重運用實證研究和個案研究，擅于實證性考察，以小見大。這對抗戰(zhàn)史的研究也是很有意義的，可以幫助人們更細致、具體地了解歷史，也可以開拓研究的視野。從研究對象來看，有不少文章是從政治、軍事向經濟、文化和社會發(fā)展史等多角度轉變。

　　一些大專院校的學者也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研究抗戰(zhàn)史。比如南開大學的學者在研究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社會變遷方面就取得不少成果，對抗戰(zhàn)史的研究很有啟發(fā)性。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政策、方針其實跟社會現實緊密相連。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反映歷史、黨史，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角度。還有一些學者關注細菌戰(zhàn)、化學戰(zhàn)、重大慘案或者慰安婦問題，這都是過去黨史和抗戰(zhàn)史研究中曾經比較單薄、推進比較艱難的一些課題。現在通過許多學者和熱心人士的努力，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把日軍侵華期間的非人道罪行加以揭露，并把資料留存下來。這也是在固化歷史，教育后人。

　　《瞭望東方周刊》：抗戰(zhàn)史研究內容上有什么變化呢？

　　李蓉：中共抗戰(zhàn)史不完全等同中華民族抗戰(zhàn)史。以前的抗戰(zhàn)史研究比較關注戰(zhàn)爭，現在卻擴展開來，既有戰(zhàn)爭，也有社會生活的變遷、社會心理的變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運動、全國的抗日文化運動等等。

　　以前史學工作者的視野和資料局限或側重在敵后根據地的建設，現在擴大到全國，除了根據地，還有淪陷區(qū)、還有國民黨區(qū)域；過去側重于共產黨自身建設、軍隊建設等方面，現在則從總結共產黨局部執(zhí)政經驗的角度，也對抗戰(zhàn)時期的政府工作、經濟工作、社會工作等進行研究。

　　對于國民黨在抗戰(zhàn)中的表現和貢獻，以前因解放戰(zhàn)爭時期將其視作戰(zhàn)犯、“人民公敵”，所以對其抗戰(zhàn)中的消極方面揭露、批判比較多。現在也批評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反人民，但已經將國民黨的頑固派和民主派區(qū)別開來。即使是對國民黨頑固派，也是實行又團結又斗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簡單的全盤的否定。

　　事實上，歷史發(fā)展往往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對國民黨來說，也不是說一個“對”或“錯”就解決問題的。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tài)度，有的是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場和錯誤認識所決定。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制造摩擦，這都是事實，無法回避。但他焦戰(zhàn)堅持到底了，沒有投降當漢奸，那他和汪精衛(wèi)就不同。

　　此外，對國民黨區(qū)域的研究也是深化，包括經濟、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等。畢竟國民黨還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一直沒有離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大敵當前，只要抗日，就應該肯定。這些都說明，全民族抗戰(zhàn)的視角在不斷深化和拓展。

　　總之，抗戰(zhàn)史研究的拓展方向就是，從敵后根據地、解放區(qū)到淪陷區(qū)，到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全方位的研究全國不同地區(qū)的情況；從敵后戰(zhàn)場到正面戰(zhàn)場，從前線到后方，從西南到西北，包括全國在內；從中共到其他黨派，從中國抗戰(zhàn)到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從政治、軍事到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社會心理等方方面面。有許多內容值得去繼續(xù)深化研究。

　　史料缺乏始終是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能談談臺灣對抗戰(zhàn)史的研究情況嗎？

　　李蓉：我了解的臺灣研究情況很有限，但感覺到臺灣對抗戰(zhàn)史的研究基本還是以國民黨為主，反映共產黨抗戰(zhàn)的不多。

　　事實上，在抗戰(zhàn)史的書寫問題上，大家越來越心平氣和。200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keyword-->-/keyword-->60周年-keyword-->-/keyword-->時，胡錦濤主席對抗戰(zhàn)初期以國民黨軍隊為主的正面戰(zhàn)場做出“積脊戰(zhàn)”的評價，這令臺灣的國民黨人士很是感慨，極受感動。胡錦濤在講話中明確提到的8位抗戰(zhàn)英雄里有一半是國民黨軍官，這說明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到：無分黨派，這些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兒女都一樣值得謳歌和緬懷。

　　共產黨對于歷史的重視程度也高于國民黨。2005年到臺灣訪問時發(fā)現，國民黨黨史會的工作人員一共才3個人。當然，國民黨也曾非常重視黨的歷史。但現在有很大變化。

　　《瞭望東方周刊》：抗戰(zhàn)史研究中有些怎樣的挑戰(zhàn)和困難？史料缺乏還是修史的大問題嗎？

　　李蓉：史料是修史的前提和基礎，修史離不開史料。對抗戰(zhàn)史的研究來說，史料的不充分、不完備始終是一個問題。主要是國民黨政府退出大陸時帶走了很多檔案，導致在改革開放前大陸的抗戰(zhàn)史研究史料缺乏，特別是國民黨方面的史料缺乏。改革開放后，大陸學者輾轉看到一些臺灣學者所著的國民黨抗戰(zhàn)的書籍，也有很多學者想辦法到臺灣搜集材料，至少作為歷史研究中的相互參照。

　　中國抗戰(zhàn)史的資料，因為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里，進行及時、明確的戰(zhàn)爭傷亡統(tǒng)計或者戰(zhàn)報統(tǒng)計本身就困難，再加上日軍投降時又在日本本土和中國銷毀了大量資料，接著又是全國解放戰(zhàn)爭，這些因素都給抗戰(zhàn)史資料的保存造成困難，也給研究者帶來很大的難度。

　　隨著史料的發(fā)掘和研究的深入和推進，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成果也會不斷問世，不可能一勞永逸、踏步不前。當然，研究者們也要付出艱苦努力才會有所收獲的。

　　方軍：521位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老兵

　　一長溜排開貼在書房墻上，做好待價而沽的架勢。沒有出版社來，他就先在頁面下方標上：“革命出版社”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芳 | 北京報道

　　老兵永遠不死，他們只會慢慢地消失，同時帶走屬于自己的榮譽和戰(zhàn)爭的真相。

　　7月27日早晨，孫敬生的兒子給方軍打來電話：“今早8點，我父親已去世。享年97歲。”

　　孫敬生曾是國民革命軍29軍軍官。他1935年入伍，參加過長城抗戰(zhàn)、盧溝橋作戰(zhàn)、徐州會戰(zhàn)、武漢會戰(zhàn)、長沙會戰(zhàn)，身上有3處貫穿槍傷。

　　2005年，一直做抗戰(zhàn)口述史的方軍曾在博客上號召，全國學生在明信片上手繪紀念章寄給這位老軍人。

　　一個月內，孫敬生接到了37枚手繪獎章。97歲的老人將它們擺在枕頭邊，在風燭之年獲得了獨一無二的榮耀。

　　其實，每隔三五天方軍就能接到各地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曾經采訪過的某位抗戰(zhàn)老軍人已經過世，或者陷入病危。“心情特別沉重，覺得很愧疚。很多老人的故事我還沒來得及寫出來，有些寫了還沒發(fā)表，辜負了他們的盼望。”

　　他時時刻刻地計算著：今年是2010年，1945年20歲的年輕小伙子，今天也已85歲。多少人能活到85歲呢？他知道，這代戰(zhàn)爭親歷者越來越少了。

　　他們是否留下了他們的經歷和思考？后來人是否對這場戰(zhàn)爭有了足夠的認識和分析？這些想法對于國家的未來是否有所貢獻？

　　方軍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他只是知道，自己的工作好像做不了幾年了。

　　“如果說抗戰(zhàn)史是一頓大餐，我做的就是最后一盤菜。我的工作做完，這頓飯似乎也結束了。再沒有其他原料可以用。”方軍說，“可是，為什么輪到我這么一個小學都沒畢業(yè)的人來做這個事兒呢？”

　　賠本兒賺吆喝

　　方軍對這個行當一肚子不情愿，“我覺得我做的事情特別無聊，是最乏味的工作，也特別得不償失，用北京話說，就是賠本兒賺吆喝。”

　　他指著自己堆滿書信、文獻、老照片的舊屋子說：“別人做的事兒不賺錢也就算了，我這還得往里面搭錢。”打到全國各地的長途電話費就是一筆大開支。他要找的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平時無人問津，一旦有人愿意聽聽他們的人生經歷，自然激動萬分。即便知道方軍要親自去面談，他們也忍不住先在電話里把一生故事講個大概。有時對方想起往事難以自抑，在電話里抽泣起來，方軍更不忍打斷。

　　方軍2002年已從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內退，僅靠退休金難以支撐。他將在北京方莊買的房子出租，自己住在潘家園一棟老樓房里，小兩居被故紙堆擠得滿滿當當。房租還是前妻拿的。

　　為了節(jié)省開支，他對采訪對象的選擇慎之又慎。他一般會先勸對方去找當地的報紙、電視臺，如果沒人理睬，他自己再前往。只是，通常總還會輪回到他這里。

　　他說，自己的叔父曾是鄉(xiāng)村保長，日本兵掃蕩時被殺，父親則是八路軍。

　　1953年出生的方軍，在小學五年級就遭遇“文革”停課，后來進工廠當鉚工，18歲又參軍。后來去日本留學期間，他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他自嘲：只要有人肯做這類事情，都能比他強，“可是自1945年以來，全國有幾個人做這樣的工作呢？”

　　在方軍撰寫的《最后一批人》一書中，他曾列舉國內與一樣做抗戰(zhàn)口述史的人們：哈爾濱的王曉兵，上海的蘇智良、王選、楊克林，四川的樊建川，云南的陳祖梁、沙必璐，北京的李珉等。最后，他寫道：“日本國的右翼學者有強勁的大財團資助，中國人瓤個人自己。”

　　他特別羨慕同樣靠“抗戰(zhàn)飯”成名的作家都梁，《亮劍》、《狼煙北平》全國暢銷，“大賺其錢啊，光書就一百多萬，還有影視版權。”他們是熟友，都梁每次來方軍家都是開一個大吉普，“美國車，牛得不行”。

　　他自己呢，只有一堆待出版的文稿，內容全部理好的就有七八冊，只是沒有出版社愿意給他出。他給每一本書都已起好名字：《最后一次集結》、《一個和四百個》、《占領十五年》、《重溫勝利時光》等等，甚至設計好每本書的封面、封底，彩色打印出來，一長溜排開貼在書房墻上，做好待價而沽的架勢。沒有出版社來，他就先在頁面下方標上：“革命出版社”。

　　如果我沒有來呢？

　　這是一個特別矛盾的人。或者借用另一句北京話，特別擰巴。

　　一方面，方軍有35年黨齡，崇尚老革命黨人的做派，因為看不慣以前的領導貪污腐敗的作風而頻頻給北京市紀檢部門寫信，并揣測這是自己“被內退”的原因。同時，他曾在日本留學6年，自稱深入接觸“資本主義社會”，羨慕各種凡俗享受。

　　他的書房里既有大量散發(fā)著“左”色彩的圖文資料。但是，他也為做客央視“新聞會客廳”時，主持人海霞一直挽著自己的胳膊而覺得“倍兒有面子”。

　　方軍說，自己不知多少次都已決心放棄，“可是一有這個念頭，馬上就有新的電話、信件來了，還得繼續(xù)干。”他嘆口氣，“上船容易下船難。”

　　他不愿當面吐露的，是每每看到那些老淚縱橫的老軍人時，心里說不出的難過勁兒。

　　國民革命軍30軍少將師長仵厚德，臺兒莊戰(zhàn)役最后的指揮官。他1937年8月在北平作戰(zhàn)，全營官兵621人，撤出戰(zhàn)斗時還剩112個；第二天又被包圍，最后剩下17個；臺兒莊時他帶頭組成40人的敢死隊，最后他們3個人幸存??

　　“仵老漢這樣的人物在法國、在美國、在日本國、在英國還了得嗎？”方軍曾寫文章感慨道。方軍去時，孤獨的老人終于敞開心扉，詳細地向他敘述了當時戰(zhàn)場的情形。

　　老人的記性極好，幾十年過去，依然記得許多細節(jié)，并對各種武器裝備的型號和優(yōu)缺點如數家珍。方軍一邊采訪，一邊忍不住在心里喊：“研究抗戰(zhàn)史的專家學者們，你們都在哪兒呢？”

　　陜北的稻田里，仵老漢講述了當年在戰(zhàn)場上拼死抵抗并獲得日軍敬畏的慘烈場面，方軍聽得渾身起雞皮疙瘩，忍不住問：“這些你對家人、鄉(xiāng)親說過沒有？”

　　“從來沒有。”

　　“那如果我沒有來呢？”

　　老人沉默了，半晌沒有說話，只有黃土高原上的北風嗚嗚作響。

　　方軍在仵老漢家里住了一個月，吃爬滿蒼蠅的餅子，住漏風的床頭。臨走時，老人再三感激：“從來沒有作家、記者采訪我。你來了，是對我國難當頭挺身而出的人生經歷的肯定。我忘不了你的恩情！”

　　一本書的最后一頁

　　方軍的“口述緣”是在日本留學時結下的。那時為了賺學費，他每日給飯館打工送外賣，因此得以進入成百上千的日本普通家庭。時間長了，他發(fā)現了一些曾經是侵華日軍的“老鬼子”。

　　他跟這些日本人攀談起來。有的愿意承認侵華戰(zhàn)爭是不可篡改的史實，并向他講述了許多當年戰(zhàn)場上不為人熟知的細節(jié)；有的則至今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在一個講不通道理的“老鬼子”家里，方軍忍不住拍了桌子，“恨不能早生幾十年，掄起大片刀，和他在戰(zhàn)場上血肉相拼。”

　　方軍曾將在日本的經歷結集出版了《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一舉成為“1997年度中國十大暢銷書”，并獲得當年的“中國圖書獎”。

　　但無論哪一類，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悄悄地、神秘地向方軍提出一個問題：“他們生活得怎么樣？”“他們”，就是曾與這些日本人作戰(zhàn)的中國軍人：國民政府軍、八路軍、新四軍??

　　帶著日本老兵的問題，方軍在1997年回國之后，開始了對國內戰(zhàn)爭親歷者的回訪。他慢慢總結出十類他想要采訪的人，并用毛筆一項項寫出來，貼在墻上抬頭可見的位置，時時提醒自己：

　　老八路、老新四軍；國民黨抗戰(zhàn)將士；侵華抗戰(zhàn)老鬼子；勞工；愛國華僑；性奴隸(慰安婦)；日軍子女、國軍子女；戰(zhàn)爭受害者；美國飛虎隊；東北抗聯。

　　如今，紙已泛黃。他指著其中幾項嘆氣：“東北抗聯，幾乎沒什么人存在了；慰安婦，現在能講的也幾乎沒有了；飛虎隊，也很難找到??”

　　他已采訪521人，但是在抗戰(zhàn)結束前夕戰(zhàn)場上國民黨、共產黨軍隊便有近800萬人。他說，一個人的力量如何完成？“我覺得如果抗戰(zhàn)歷史是一本大書，我寫的就是這本書的最后一頁。等所有人都走了，這本書也就該合上，插進書架了。”

　　步平的中日史觀

　　“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主義作風，也是某些人思想懶惰、習慣把所有關乎中日關系的問題政治化的明顯表現”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欣 | 北京報道

　　步平經常要向人們說明這樣一個問題：“中日歷史問題的學術研究同政治和民眾感情相交叉，很難絕對超然。”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打了一個比方：如果說有人在介紹“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的時候使用了東京審判書上的“20萬以上”，就可能會被批評為“立場問題”。

　　步平是政府主導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首席委員，這些年他還承擔了中日韓三國民間共同編寫《東亞歷史共同讀本》的中方組織領導工作。

　　的確，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的所長，步平在許多日本人眼中是“官方專家”，這使他在很多場合要十分注意發(fā)言的措辭。但作為學者，步平認為他的責任是通過學術研究結果向社會各界提供觀察歷史問題的科學角度和視野。他也承認，許多學術觀點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為社會所接受。

　　學術的尷尬

　　步平接觸抗戰(zhàn)史研究，源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的修改教科書事件。

　　當時日本社會上出現了否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對中國東三省的殖民統(tǒng)治的種種言論，認為中國的排日運動和蘇聯對東北的威脅迫使日本關東軍占領了整個東北。

　　作為反擊，東三省歷史研究所在90年代初合作開展“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研究”，時任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步平開始參與抗戰(zhàn)史的研究。

　　1992年，他在東北邊境考察戰(zhàn)爭時期日本關東軍要塞和軍事建筑遺址，意外發(fā)現了日軍留下的毒氣炮彈。當時，中國參加日內瓦國際裁軍會議談判的代表強烈要求日本銷毀遺留在中國境內的化學武器。中國代表提交的文件指出“據初步統(tǒng)計，迄今為止，已發(fā)現、尚未銷毀的化學彈約200萬發(fā)左右，因絕大部分仍埋在地下，確切數字尚待挖掘核實。

　　“我們的發(fā)現成為要求日本承擔戰(zhàn)后責任的證據。”步平說。但這些武器的生產、制造、運送、使用和戰(zhàn)后處理問題當時還鮮有研究，“一枚銹跡斑斑的炮彈如何證明是日本制造？”研究者們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于是，日軍遺留化武問題就成為步平重要的研究項目，一直延續(xù)了20多年。

　　這20多年來，步平頻繁跨越中日國境，走過了日本45個都道府縣中的三分之二。這期間，他從黑龍江社科院調入北京的中國社科院，一直從事日本侵華戰(zhàn)爭時期的中日關系及戰(zhàn)后的中日歷史問題研究，“我認為現在的中日歷史問題研究是在解決中日戰(zhàn)爭結束后未完成的任務”。

　　作為“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項目中方首席委員，步平有著自己的思考。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將“南京大屠殺”定性為大規(guī)模反人道屠殺。對于受害人數，研究報告援引了兩個數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是20萬人以上，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認定是30余萬人。

　　報告一發(fā)布，他就聽到來自國內外的諸多質疑。日本右派學者攻擊參與共同研究的日本學者，說：“研究報告居然承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完全接受了中國的立場”，“南京大屠殺是根本不存在的虛構，為什么要承認？”

　　中國方面也有人稱：“南京大屠殺是大規(guī)模反人道屠殺，這也需要作為成果發(fā)布？”“30萬是不容置疑的數字，受難者甚至還遠不止這些，為什么還要妥協(xié)地并列引用兩組數據？”

　　步平告訴本刊記者，是否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是不可妥協(xié)的政治原則，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但是在受難人數表述問題上，允許存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分歧。對數字的確定需要有具體深入的實證研究做基礎，而目前還不能說具備了充分的條件。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陷阱

　　如今，步平已逐漸找到了中日雙方對于戰(zhàn)爭被害數量認識的分歧和不同語境。

　　到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參觀，步平花了很長時間來找關于那場轟炸的死難人數的記載。最終在一幅油畫下方的角落里發(fā)現了這樣的描述：“關于死亡人數，現在還沒有精確的統(tǒng)計，只有推測的數字。在廣島市，至1945年12月，因急性傷害死亡的約14萬人(誤差為正負一萬)。”

　　但是，資料館里陳列著相當多的反映原子彈爆炸后傷害的具體實例，例如廣島縣第二中學學生折勉滋被燒到變形的飯盒，里面的飯成了漆黑的焦炭。據說，原子彈炸過后，母親就是通過這個飯盒辨認了孩子的尸體。

　　“我們也應當思考，不要讓人們將中國人的戰(zhàn)爭受害僅僅看作是一些枯燥的數字。”步平認為，30萬、還是20萬不應成為對“南京大屠殺”定性的影響因素，重要的是承認大屠殺的存在與反省產生大屠殺的社會原因。“把嚴肅的政治問題引導到爭論南京大屠殺的死難人數問題，其實是日本右翼政治勢力有意設下的陷阱，以推卸侵略者的戰(zhàn)爭責任。”

　　“中日歷史問題反映在政治外交、民眾感情和學術研究三個層面上，形成一個兩兩相交的圖形”，在接受本刊采訪中，作為學者的步平多次強調學術分歧不應抬高到政治層面。但他也表示，學術研究應當為政治決策和民眾的相互理解提供科學的依據。

　　1998年，《青年人追究日本的戰(zhàn)爭責任》的作者、日本青年齋藤在中國留學時設計了一份中國版的問卷。調查提綱擬定后，齋藤卻被學校外事處要求終止調查，原因是作為外國人，他的行為不被允許。

　　“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主義作風，也是某些人思想懶惰、習慣把所有關乎中日關系的問題政治化的明顯表現。”步平說。

　　對日本軍隊遺棄在中國領土上的化學武器的數量，步平顯得更加謹慎。他說，在生產量占日本所有化學毒劑生產量90%的大久野島，從1931年到1945年生產化學毒劑7376噸。雖然目前運送到中國戰(zhàn)場的毒劑和化學武器數量，尚無確切統(tǒng)計，但他可以確定的是，戰(zhàn)后留在日本本土上的化學毒劑的數量為3915.4噸， 可見其余的3460.6噸被運到日本本土以外。

　　“用這3400多噸減去已使用數量以及未填充數量，才可以大體推算出遺留的化學武器數量，所以準確數量還需要證據論證，”步平說，“所以實證性的學術研究也是有立場和感情的。”

　　步平覺得，“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項目的開展和研究報告的公布，暴露出兩國持極端意見的一部分人的對立。

　　一方面是中國國內對中國學者的批評：“日本侵華是板上釘釘的罪行，跟他們有什么好談？”另一方面是日本國內對日本學者的抨擊：“同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進行歷史共同研究，本身就是錯誤的。”

　　現在“我所希望達到的是，不要被極端的意見所左右，作為加害者的日本能主動反省戰(zhàn)爭責任和戰(zhàn)后責任，而作為受害者的中國應該拋棄長期以來的弱國心態(tài)，在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同時開闊胸懷，拓寬眼界。”他說。

　　建立跨越國境的“感情記憶”和歷史觀，是步平自己的表述。

　　薩蘇：在日本研究抗戰(zhàn)

　　雖然日本人記錄事情非常詳細，但官方記載和民間記載經常截然不同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葛江濤 | 北京報道

　　薩蘇本名弓云，出生于北京。1992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相繼在美國通用電氣、AT&T、諾基亞等公司工作，后成為一家美國公司駐日的網絡工程項目主管，居住于日本關西的小城伊丹市，并娶妻生子。

　　因為親戚中有幾位文史方面的專業(yè)人士，他養(yǎng)成了對文史的愛好。幾年來，薩蘇接連出版了《中國廚子》、《嫁給太監(jiān)》、《夢里關山走遍》、《北京段子》、《與“鬼”為鄰》等書籍。

　　他說，在日本也有官方和民間兩種力量對中日戰(zhàn)爭進行研究。官方研究主要由日本防衛(wèi)廳研究所來承擔，但近年來成果不多。

　　薩蘇認為日本人喜歡鉆“牛角尖”，并將這總結為他們“缺乏大國氣度”，“日本在地理上是個島國，一直沒有鄰居，不太懂得如何跟鄰居相處，也就不懂得平衡的道理。對他們來說，要么是吞并，要么是被吞并。”

　　聯誼會的歷史資料

　　“20年前日本曾經出過一套二戰(zhàn)戰(zhàn)史資料，編纂很用功，但成果不能說很好。”薩蘇說，通過日本官方的研究史料，他發(fā)現日本在研究抗戰(zhàn)問題，多數都是“只見樹木”。比如對“南京大屠殺”，日方十分重視單個事件的研究，有些研究者會通過對單個事件的否定來否定整個大屠殺的存在，“其實這樣只會在屠殺人數上有差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大屠殺，實際上是個定量和定性的問題。”

　　日本官方研究者在做二戰(zhàn)研究的時候，一般只用保留下來的官方資料進行。但薩蘇說，在戰(zhàn)敗時，日本政府為了躲避戰(zhàn)爭責任已經毀掉了大部分官方資料。

　　得到政府資金支持的研究多是大學教授等人文學者，無論左翼和右翼日本政府都會進行支持。

　　沒有得到政府支持的民間學者數量也很多。薩蘇說，曾經有一位牙醫(yī)出身的研究者花了很長的時間來研究中國的空軍抗戰(zhàn)史，“他最了不起的就是努力把戰(zhàn)役里的每個人都找到，然后一個一個去采訪，最后出了一本描寫中國飛行員的書，叫做《中國的天空》，歷史價值甚至超過中國的研究成果。”

　　此外，日本老兵還組織了各種聯誼會，并成為民間的研究主力。這些聯誼會經常將回憶錄集結成冊，從而留下來大量資料。“近幾年隨著老兵們的逐漸離世，這些組織也日漸衰微。”但是，這些沒有正式刊號的出版物中有很多珍貴史料，正是中國和日本官方研究中所欠缺的內容。

　　與中國不同，許多侵華日軍都隨身攜帶照相機等設備。他們以及隨軍記者們所拍攝的即使沒有人物的景色照片，現在都成為了絕版資料，“那時候我們自己還沒有人去拍照片，但藺相如的墓地，北京的各個城樓等就留在了日軍的相機里。”

　　薩蘇說幾天前他剛剛從老兵聯誼組織得到一個相冊，整本重達6公斤，內容主要是“九。一八”后的東北實況。“天鵝絨面做成的底子，封面上還鑲嵌了銀飾，打開后，就看到大量日軍侵占東北時期各種圖片。”薩蘇說，他越翻越驚訝：里面甚至有日軍占領每個縣城時的戰(zhàn)斗，甚至還有馬占山戰(zhàn)馬的尸體。

　　許多問題都需要研究

　　對比中日雙方的研究，薩蘇總結說，日本方面的研究更加重視細節(jié)，強調直接證據，從細微處進行擴展，“比如日本記者在描述一艘軍艦被擊中的時候，往往會詳細到炸彈把廚房給炸壞了，把醬油瓶子炸碎后，醬油潑灑到墻壁上。這樣有時候就會只重視了細節(jié)，而恰恰忽略了更為重要的整體性。”

　　雖然日本人記錄事情非常詳細，但官方記載和民間記載經常截然不同，“官方在上報傷亡的時候，總是多報殺傷敵人，少報自己的傷亡，比如在太平洋戰(zhàn)爭的塞班島戰(zhàn)場，日軍和美軍交手，每次都是將尸體拖回，堆到后方，以至于給美軍造成了戰(zhàn)斗雖然激烈，日軍卻幾乎打不死的印象，讓當時的美軍非常沮喪。”

　　還有洛陽戰(zhàn)役，前后共打了15天，戰(zhàn)斗一直非常激烈。其中一場慘烈戰(zhàn)斗后，日軍只報告55人傷亡，卻是消滅中國兩個軍。但在日軍老兵的記載里，日軍在一場刺刀戰(zhàn)中就曾傷亡數百人。

　　日本在研究“二戰(zhàn)”時，通常會借鑒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qū)的史料，“我有一次在文章中使用關于平型關戰(zhàn)役的資料時，通過查詢日文資料發(fā)現一段非常生動的描述，包括八路軍怎樣從懸崖上沖下來消滅千名亂作一團的日軍。后來回國看到一本回憶錄，感覺似曾相識才知道那個資料是日方依據中國的文獻編譯過去的。”薩蘇說。

　　在日本的圖書館里，可以找到大量關于中日戰(zhàn)爭的書籍。比如大阪圖書館就保存著大量中國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著作，“日本的圖書館中通常可以看到半架半架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籍，還有日軍侵華時期的各種說法，作者包括大陸的，臺灣的，也包括日本自己的。”

　　薩蘇認為，關于日軍侵華的史實，在日本大多數教科書里的態(tài)度基本明確。他說，引起亞洲其他國家強烈反感的右翼教科書，使用率低于1%。

　　“二戰(zhàn)”后，日本逐步取消對青少年的武士道精神教育，“日本逐漸進入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后，年輕一代已經很難想象曾經和別的國家人打過仗，還留下了罪行，普通的日本人根本無法理解。”薩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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