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瘋長不能給勞動大眾帶來幸福與安康

曾飛

　　新快報報道過茂名300多中學生被違規組織到莞深做暑期工，不少人每日工作達11小時幾乎全得病。從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歲的梁曉雯在生命最后的17天里幾乎一言不發。她怕光，不讓別人拉窗簾或者開燈。她怕響，不讓人靠近她，她對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親說出的唯一的一句話是，“媽媽，你愿不愿意借錢讓我讀書？”

　　夏衍先生早已作古，倘若他仍在世，我想不知他該做何表達？倘若他能看到現在的場景，我想他筆下描繪的《包身工》，相比起來，也不過爾爾了，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也不過如此。近年來，我國的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我們高速增長的GDP，讓世人嘖嘖稱奇，也讓我們感到了油然而生的自豪和驕傲。我們小時候上政治課的時候，就知道了一條基本的道理，大河有水小河滿。我們被告知，這是馬克思唯物主義價值觀。但是很顯然，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看不起病，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住不起房子，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上不起學。成百成百的未成年人，在學校和用工方的聯合欺詐下，為了籌到上學的費用，為了尋找自己的夢想，到東莞這個世界工場?！l展的最終目標都不過是為了改善人的生活質量，提高人的生命質量。GDP的增長，相應地應該是帶給人們更多的實惠和好處，是為了促進大家的生活和生存環境的改善。而在我們看到GDP瘋狂增長的同時，很顯然，我們并沒有看到GDP帶給大家多少實惠，上不起學的依然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依然看不起病。說到這里，我們也只能說，東莞是個個例，但并不是特例?！?(劉長鋒:《16歲少女的生命能擋住東莞GDP瘋狂的步伐嗎？》)

　　網友庫爽生在《祖國啊，媽媽，看看我吧—— 一個失業職工的呼喚》中這樣呼喊道：“一個窮得幾乎揭不開鍋的失業職工含著淚花對我說：我們這些國企失業職工的悲慘命運，國家知道嗎？人們為農民工說話，為農民工維權，為什么偏偏對于失業職工遭遇的不公平‘犧牲’不聞不問，若無其事？我無言以對，依照歌星李谷一唱的《媽媽，看看我吧》的節奏，悲憤地填一首歌詞?！薄?　

　　祖國，媽媽，看看我吧， 祖國，媽媽，看看我吧，親愛的媽媽。　　

　　女兒窮困，被人辱罵，　　

　　霜欺雪壓，春風何時到我家？　　

　　多想，看看，被毀的廠，　　

　　多想，說說，心里的話?！　?

　　祖國，媽媽，看看我吧，祖國，媽媽，看看我吧，親愛的媽媽。下崗失業，被困在家，　　

　　四處碰壁，何處有餡餅掉下？　　

　　流吧，流吧，辛酸的淚花，流吧，流吧，痛苦的淚花。　　

　　何日見到，委屈地叫聲媽媽。祖國，媽媽，看看我吧， 祖國，媽媽，看看我吧，親愛的媽媽。

　　但這些撕心裂肺的呼喊，那些已經擠入富人天堂的高官、精英能聽得見嗎？

　　他們只是淡淡地說，為了發展必須犧牲一代人。

　　這一代人當然不包括他們自己。他們不是用來被犧牲的，而是我們社會的主人，是犧牲掉一代人的終極目的。

　　在“大河有水小河滿”的顛簸不破的真理之下，勞動大眾被稱為“弱勢群體”，他們被當成“小河”，而資本家、官家才是“大河”。如今大河滿了，小河卻枯干了！這還不許說是剝削，只許說是改革開放的需要。不許說是貧窮，只許說尚在待富之中。不許說失業，只許說尚在待業之中。否則一律刪除，甚至追蹤發帖者。老百姓必須忍耐，等待GDP再瘋長，讓一部分人再富起來。然而當“大河”滿得泛濫成災，富人坐著直升機去就餐，到歐洲去搶購天價洋酒，高官們擁著龐大的二奶團的那個時候，“小河”和它灌溉的那片土地，迎來的卻是“百年不遇”的旱災與水災！既是百年不遇的“泛濫”，又是百年不遇的“干旱”已經成為耀眼的風景線?？淳昧?，聽久了，人們都麻木了。精英們于是又淡淡地說，要辯證地看問題。

　　如今黨中央已經決心貫徹科學發展觀，以民生為本發展經濟，百姓當然鼓勵這種轉變。但GDP瘋長與當年大躍進中的冒進一個樣，都是官僚們在升官發財欲望驅使下的瘋狂折騰，是千年官僚陰魂不散，依然瘋狂危害人間，人們不可熟視無睹。

　　君不見，人們群起圍剿富士康奴役文化，圍剿吸血的現代包身工制度，而深圳市的頭頭們，面對深圳富士康員工連續13人跳樓自殺的血跡，面不改色，當仁不讓，立即以地方黨政領導的權威反其道而行之，公開高調贊頌富士康，“為有富士康而感到自豪”，全力壓制民眾的呼聲。［注1］這為的是什么？還不是為了保深圳的GDP，保升官發財之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人們不要以為中央一聲號令，大官們就會依令而行，一切為了民生。官僚的基本秉性就是絕不會背叛自己的利益。在只有“官主”，沒有“民主”的中國，他們一不怕百姓，二不管“民意”，只管“官意”。因而，GDP政績禍害遠未離去，依舊危害人間。

GDP瘋長真能給廣大勞動者帶來幸福與安康嗎？

　　球網論壇發帖人可可可可的《在當今中國，為什么踏實工作難以致富》指出：

　　一項調查說明，踏實工作難以致富。某論壇上一條題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發熱議。當下年輕人通過踏實工作，已很難走上致富道路。調查中76.8%的人對此表示認同。(6月22日《中國青年報》)

　　為什么踏實工作難以致富呢?

　　很多人認為，炒股票、炒房產、炒黃金、炒字畫、炒外匯、炒期貨、炒基金……比踏實工作更能致富。如一個工程師五年收入還不如炒房產一個月收入，一個企業的工人不如炒黃金…… 為什么踏實工作難以致富呢?

　　很多人認為，開后門、找關系、拉小群體、官官相護所產生的光環效應、……比踏實工作更能致富。如一個上億元的礦竟被以1萬元轉讓給個人：有的官商勾結，一塊地以很低的價錢拍賣給開發商：…… 這些事實說明了，我們傳統的“勤勞致富”觀念并不一定成立；“勤勞”之外的東西在起著更重要的決定性作用；無論是“炒錢”行為，還是靠黑色收入、灰色收入，本身并不能創造社會價值。

　　既然“勤勞”不能致富，那么，統計出來的GDP巨額財富是從哪里來的呢？難道是少數人天才地“炒” 出來的？

　　不可能，顯然炒作并不能產生財富。財富依舊是勞動產生的。只不過是勤勞者不致富，炒作者才致富。問問馬克思這該叫做什么？剝削！剝奪勞動者。除此之外，馬列主義難道還能有別的解釋嗎？當然有，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已經斷言：改革后，中國的貧富差距縮小了。他說： 

　　現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是一個貨幣指標，拿錢的多少做比較。但是大家花錢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經濟學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錢衡量有很大的區別。因為花錢得到享受，有極為明顯的收益遞減的現象。在錢多的時候買到的額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錢數，完全不跟錢的多少成正比。有錢人吃海參魚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魚翅要賣三四百元，一碟帶肉的菜不過二十來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別可說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約三四元錢，比肉菜便宜十幾塊錢，但是所得的享受遠比吃肉和吃魚翅的差別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別超過吃魚翅和吃肉的差別，但是錢的差別卻反過來，吃肉和吃魚翅所花的錢的差別，遠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錢的差別。這充分說明了錢的效用遞減，錢所提供的享受遞減。在低收入時，一兩塊錢的差別可超過高收入時幾千上萬的享受上的差別。一個人少了一塊錢就可能挨餓。吃得飽和吃不飽的差別又遠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別。這一切都說明錢多的時候買到的享受很少；錢少的時候買到的享受很多。拿錢買享受，在錢多的時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現在享受上的差別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飽吃不飽的區別，現在大家都吃飽了，區別在吃魚翅還是吃肉菜或吃蔬菜。

　　從這個角度看，貪污分子最倒霉。他們貪污得來的錢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處裝窮，一點也沒享受著，天天還要擔心受怕。物質享受沒挨上，倒是精神負擔非常重。兩頭都沒撈著，非常不合算。如果他們想通了，就不會貪污了。

　　于是經過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的辯證分析，老百姓最享受，最幸福，富人吃虧大了，最倒霉的還是貪官，有“良心”的人應該同情他們。因此GDP大躍進真的給老百姓帶來了幸福與安康！辯證法萬歲！貧富差距問題經過茅于軾的辯證分析講理，迎刃而解。不過百姓希望茅于軾等精英不要只講不練，既然茅于軾等精英與梁曉雯等困苦的百姓的差距“微不足道”，那么當今的領導人也可以仿效當年的毛、鄧領導人，用自己的權威來個“十大軍區調防”，讓茅于軾之類的達官精英與梁曉雯之類的困苦的百姓的待遇與地位調個防，讓梁曉雯一類的困苦的百姓吃吃海參魚翅，住住別墅，吃吃大虧；讓茅于軾之類的達官精英吃吃蔬菜，當當剩男剩女，蝸居蝸居，享受享受，踐行一下自己的理論。不知道茅于軾等精英樂意否？在茅于軾等精英看來沒有老婆和擁有幾十個二奶，住數以十套計的別墅和蝸居不算在差別之列，唯有吃飽與吃不飽才算最大的差別。因而是絕不會計較的。但茅于軾等精英并不傻，說傻話是為了蒙人的。他們比鬼都精！

　　其實與這類無恥之徒辯論十分無聊?？傊?，只要這個社會的產出絕大部分落入少數大官和精英的口袋里，廣大勞動者就不可能從發展中得到幸福與安康。

　　譬如，國家出臺了經濟適用房、解困房新政策，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來左右房源的流向。雖然標明流向是低收入的老百姓。但事實并非如此。只要官僚成了社會的真正主人，手臂自然是往里拐的，這些肥肉依舊會落入官僚與富豪的手中。經濟適用房、解困房已經在黑市狂賣就是明證。

　　再如，據東方早報報道，人保部部長：中國能讓民眾收入5年翻番 年均工資增15%。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訪談中明確表示，中國已基本具備條件,實現“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所以應該在“十二五”規劃或者政府的工作計劃里面，酌情考慮或者采取類似的做法。并且強調：現在就要開始警惕和預防。“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導致的兩極分化，在實施時就要有預案。在實施居民收入和工資倍增計劃時，一定要有針對性，一定要明確“倍增”給誰？收入和工資倍增計劃的主要對象應該是：企業普通職工、一線職工、中低收入階層、離退休人員等。

　　來自北京市海淀區toorz的貼子說：不管這個計劃叫做收入倍增還是什么計劃，就中國目前懸殊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大隱患，因此國家對國民收入必須進行調節，而不是放任市場作為。因為我們都知道市場之力的最終結果就是貧富分化。smile17teen回帖說：但是在中國現行的體制下，政府的干預后果是讓貧富分化提前到來而已。無法信任該政府。

　　人們為何無法信任政府的這類改革方案？因為它根本不為勞動大眾謀利益，只不過借機尋求擴大自己手中權限，以便升官發財。面對樓市瘋長，搞什么經濟適用房、解困房新政，恢復當年的雙軌制，借機尋租發財。面對兩極分化，其根本原因不是工資差別，而是權力尋租，官商勾結非法獲取暴利。改革者根本不敢觸動要害，反而把兩極分化的罪責推給工資差異，同時趁機尋攬工資大權，既可以尋租，又可以恢復平均主義引發惡果，用以反擊民眾的正常提薪的訴求，一箭雙雕，何樂而不為？

　　中國自古以來有多少所謂的改革，都以為民開張，以害民終結。在官僚體制下，這些所謂的改革真正的結果是一批官僚因此得到了授權。他們就利用這個改革的權力尋租，換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其結果就是改革大權在握的官員們富可敵國，百姓再一次被刮一層皮，更加苦不堪言。[注2]

　　總之，只要勞動者不能真正當家作主，GDP炒得再高，政策如何翻新，受惠的就不會是普通老百姓。

GDP瘋長不一定能反映社會實際財富大量增加

　　除了上面所分析的，GDP大躍進并不一定能造福勞動者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GDP瘋長也并不能真實反映社會財富實際增加量。沒有社會財富的大量增加，造福勞動者也會成為空談。

　　按照專家的解釋，中國的GDP統計采用的是“生產法”，也就是把全社會對產值有貢獻的生產部門，進行分類，再把每個部門的增加值（總產出減去中間投入）加總。

　　我國現行核算方法中，占GDP百分之六十的工農業增加值核算，采用“生產法”。以生產法核算GDP，主要是對工農業的總產出與增加值分別進行測算。農業增加值，采用“產品法”計算，先將每種產品按產品產量乘以相應單價求得每種農產品的產值，再將各種產品的產值相加求得總產值，之后扣減農業生產過程中消耗的非固定資產和服務的價值。工業增加值分別按“規模以上”和“規模以下”計算，規模以上增加值由工業總產出減工業中間投入加本期應繳增值稅；規模以下增加值，則用抽樣調查方法，分別計算總產出和增加值率再相乘求得?！I增加值以“生產法”核算。工業產品種類繁多，同時按不變價計算，無論是總產值統計還是中間投入統計都難以比較準確地把握，特別是工業的中間投入，由于其構成的復雜性，在實際核算中無法嚴格做到“物耗跟著產出走”，往往存在著中間投入被低估的現象，從而導致工業增加值的高估。工業增加值在整個GDP中占比重接近一半，其虛增對整個GDP的影響顯而易見。（《孫秋碧等：GDP核算方法的比較與選擇》）

　　計算出來的GDP，并不一定能真實反映國民財富增加的實情。尤其是：

　　其一，水分很多，地方市政府為了完成政績指標，制造了許多無用的GDP。

　　譬如，據報道，2009年，杭州市實現生產總值突破5000億元，達到5098.66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增長10%。網友uway質疑說：“2009年杭州賣地可是1200億啊。 1200億的土地開發出的房地產至少要賣3000~4000億啊，（按30~40%的土地成本計算可以嗎？）。 其實，在房地產開發過程中還涉及到建筑業、交通業等等創造的GDP，這部分也不會少于1500億吧？”而這些占GDP極大比例的社會財富，出現大量的空置房，也就是無用的所謂財富。再看報道：2010-04-22《杭州西湖邊第一高樓 13年即告“壽命”終結》：“隨著幾聲悶響，有著西子湖畔第一高樓之稱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在1月6日清晨被爆破拆除。近兩天來，該樓被炸的消息不僅占據了杭城各大媒體的顯著位置，也為社會各方所關注。被炸3號樓原為浙江大學湖濱校區主教學樓，共22層，其中地下兩層，高67米。此樓開始籌劃于1985年，1993年正式交付使用，建筑面積21100平方米，投入資金2000多萬元人民幣?！币呀浻嬎氵^的GDP，一聲巨響，化為烏有。拆了好??！再建一座第一高樓，又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GDP。全國各大城市爭建第一高樓風起云涌，奧秘就在于此。創造了巨額的GDP，成就了一批高官，又成就了一批富豪。而百姓得到的是無用的GDP和困苦。

　　其二，GDP瘋長，被與之俱生的浪費與破壞抵消了許多國民財富。

　　官員為了完成GDP政績目標，不惜一切代價。浪費與破壞在所不惜。譬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我們有的GDP數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會財富，是浪費了社會財富。比如講，建大橋，這是GDP，讓大橋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橋還是GDP，這樣干了三次GDP，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7月18日《廣州日報》)。還有，一些地方決策者“把規劃當政績”的觀念還根深蒂固。每個領導都想有所建樹，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在城市建設上尋求突破。幾乎每個領導上臺，都要有重大的城市發展結構調整，久而久之，就會引發浪費。換一任領導就變一次規劃，今天決定城市重心向南邊發展，明天又說要向北擴張，規劃一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向就跟著變，帶來的浪費就不可避免。據新華時政報道，在蒲縣，“財政收入不到3億，卻花1億蓋個鳥巢?！苯?，論壇流傳一則網帖，指山西蒲縣財政收入2億多，卻建造了一座1億元的蒲子文化宮，外觀模仿鳥巢。該項目建設總指揮、蒲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王安保說，文化宮創意像一片森林。至于拿出近一半財政收入建造該項目是不是勞民傷財，王不愿就此回應。如此浪費，舉不勝舉。

　　2010-05-12科技日報報道：《調查顯示：民眾厭惡官員追求政績使環境受破壞》。為修公路拆毀唐代古城墻，洱海情人湖被填建豪華別墅……近日媒體曝光的一系列事件引發社會熱議，也讓更多人開始質疑：為了城市發展犧牲環境和歷史古跡的做法是否可??？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2284人參加，其中“80后”占50.8%，“70后”占31.7%)，72.2%的人認為，因城市經濟建設而犧牲環境或古建的做法，是官員追求政績的結果；67.4%的人表示，這種做法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其三，GDP瘋長帶來的生態破壞造成生態災難，災難與救災的負增長又抵消了很多社會財富。

　　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GDP政績，導致最嚴重的生態破壞。據報道，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治理的速度趕不上破壞的速度。水土流失面積從建國初期的116萬平方千米增加到90年代初期的150萬平方千米，每年流失量達50億噸以上，相當于全國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土層，其中流失氮、磷、鉀肥料元素的量相當于4000萬噸的化肥，等于全國化肥施用量。相當于每畝耕地沖走了25千克肥料。全國受水土流失的耕地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3。目前，中國荒漠化土地面積為262.2萬平方公里，占我國國土面積的27.3%，目前仍在擴展。風沙區生態環境脆弱，耕地萎縮，人民生活受到極大影響，全國有60%的貧困縣集中在風沙地區，4億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響。中國是世界上人均森林面積最少的國家之一。盡管我國的造林和森林保護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森林覆蓋率在10年時間里從12.98%上升到13.92%，但用材林面積縮小，森林質量下降，森林資源面臨的形勢依然非常嚴峻。由于中國水資源時空分布極不均衡且利用效率低，北方地區嚴重缺水，對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據統計，目前我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中國西北、華北、東北、等北方城市幾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約60億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雖然只相當于一些發達國家首都的1/3；農村有3.6億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成為健康問題，北方和西北農村有5000多萬人和3000多萬頭牲畜得不到飲水保障，這些在短期內都難以緩解。淡水資源不足已成為影響中國許多地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環境生態網：《中國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

　　而森林破壞和荒漠化的災難又連鎖引發氣候災難。極端氣候頻繁發生，旱災、水災、酷暑、嚴寒交替肆虐，造成生命與財富的嚴重損失，不但抵消了社會財富的一部分增長，而且還嚴重遏制今后的持續發展。并給后人留下了可怕的環境破環遺產。

GDP瘋長不能強國富民

　　田嘉力先生認為，不能給百姓帶來幸福的GDP是麻醉劑。對于GDP，“主流們有種盲目的樂觀情緒。他們說：我國的GDP已是世界第三，很有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再過10年，就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GDP大國，到那時，我們中國說話就算數，就可以揚眉吐氣了。媒體也報道過，我們已經達到整體小康，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其主要依據就是GDP。有位名叫戴旭的軍事評論員尖銳地指出，決定國力的不是GDP的數量而是它的質量。1840年的時候，清朝的GDP是英國的6倍，英國當時的GDP只占世界的5%，而清朝GDP占世界的33%?？墒?，卻在1842年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到1894年，清潮的GDP還是日本的9倍，可是，滿清的北洋水師卻在甲午海戰中一敗涂地。

　　方華國高級經濟師的《衰弱的“強國”：1900年中國GDP高于英國的啟示》一文有更詳細的分析：

　　提起19世紀后半期的中國，人們普遍認為那時的中國是個弱國，因為當時的滿清政府常吃敗仗，并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實，這種判斷標準并不太精確。弱國不一定都打敗仗，而強國也不一定都打勝仗。當時中國的國力如何呢？美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等著作中，把中國與當時世界的第一強國英國、崛起大國美國和日本進行了GDP和軍力的比較。來比較經濟實力。按四個國家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中國占17.3%，而日本、英國、美國僅分別為2.3%、9.1%、0.9%。到了1900年，中國的比例為11.0%，落后于美國的15.8%，但依然領先于日本的2.6%和英國的9.0%。從占世界制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來看，1860年中國與英國相當，分別占19.7%、19.9%，遠高于美國（7.2%）和日本（2.6%），1880年，英國制造業將中國落在后面，但中美的差距卻并不明顯。直到1900年，中國（6.2%）才落后于美國（23.6%）、英國（18.5%），但依然高于日本（2.4%）。從GDP數據看，清末中國絕對是世界上的強國之一，雖然不能跟英國相比，但即使到了190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也依然高居日本之上，是世界至少是亞洲強國之一?！绻L期以GDP等標準看中國復興，只能看到國家強盛與否的靜止狀態，卻發現不了國家的發展趨勢，更找不到讓國家持續強大的奧秘。

　　一句話，GDP瘋長不為民造福，必然失去民心。沒有民心支持的GDP“強國”形如豆腐渣工程，一觸即潰。何來的強國富民？

GDP瘋長的罪魁禍首是對官員的政績目標管理

　　從以上的觀察可以發現，在具體的層面上說，GDP的政績指標管理是逼官瞎折騰的直接推手。從管理學的角度講，也就是誤國殃民的目標管理方法，是具體層面上導致GDP大躍進的罪魁禍首。

　　和大躍進時期的冒進相比較，其機理是完全相同的。

　　榮歡先生在《還原歷史，劉xx應該為大躍進責任負責》的文章中指出：

　　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還有什么消極方面嗎？有的。有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以大搞瞎指揮，煽動浮夸風，鼓吹“共產風”為特征的劉xx的“左”傾錯誤，使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遭受了嚴重挫折，使廣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災難。毛澤東在與劉xx一些人的錯誤進行斗爭中，處境孤立，步履艱難。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所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要站在機會主義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按：毛澤東這里講的“你”、“人家”、“別人”指的是劉xx一些人）。” 以三股歪風為特征的劉xx的“左”傾錯誤，泛濫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澤東開始深入調查研究發現問題，10月，繼續深入調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毛澤東始終在不斷努力糾正以劉xx為代表的“左”傾錯誤。 也許有人要問，8月份以前毛澤東干什么去？對此，毛澤東在1959年7月23日的廬山會議上已作了說明。他說：“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泵珴蓶|這里說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這些事：由于蘇聯變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國，因此，當時毛澤東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馬列主義理論，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而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們，則不吝筆墨，不惜唇舌，不厭其煩的攻擊毛澤東。他們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發生的“左”傾錯誤——浮夸風、“共產風”、窮過渡、平均主義、否定商品交換……不分青紅皂白，惡意地掛在毛澤東賬上，嚴重的損害了毛澤東的形象，嚴重的曲解了社會主義制度，給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蒙上了陰影；也給那些資本主義狂們制造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借口。

　　“公社”這個名詞，就是劉xx與另外幾個領導人在閑聊中發明的，據劉1958年11月7日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回憶，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廣州的火車上，劉與周恩來、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鄧力群閑聊，“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又講了半工半讀與生活集體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試驗。（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731—732頁）劉xx對1958年開始的大辦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等做法，不僅未加反對，反而頗為欣賞，并且頗為努力地在實際工作中加以貫徹。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成員談話時，劉借談婦女解放問題之機，建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1958年8月至9月，劉xx赴山東和江蘇等地視察，沿途他再次對各地已經如火如荼的各種“躍進”行為加溫。在山東壽張縣，劉表揚當地的干部群眾的浮夸行為是“壓倒了科學家”，“是一個革命”。（劉xx同志視察山東工廠農村，光明日報1958.8.4）在江蘇常熟縣，當一個鄉的黨委書記告訴他稻田畝產1萬斤時，劉的反應是：“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劉xx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1958.9.30）

　　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批示說：“‘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干部大會?！?……1961年6月12日，在《總結經驗，教育干部》中，毛澤東進一步總結說：“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 ‘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覀円瞾韨€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事實表明，當時把大躍進的建設熱潮搞成瞎折騰的就是劉xx等一幫黨內的新官僚。他們借此一層層搞政績，圖謀官僚們的升遷之路，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今天的官僚瞎折騰與當時的瞎折騰，模式完全一個樣，都是對官僚的層層政績目標管理引發災難。

以勞動大眾的利益為目標的發展才能帶給民眾幸福與小康

　　胡錦濤同志說：“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币季褪菫椤叭嗣袢罕姷母纠妗?，也就是為勞動大眾的利益而發展，而不是為官員的升官發財而追求指標。勞動大眾的利益是發展的根本目標。唯有如此，發展才能能帶給民眾幸福與小康。但愿中央的意志是堅定的，行動是堅實的，措施是實在的、堅持不懈的。黨的堅強領導，是徹底轉變發展觀的最有力地保證。

　　而在理論上，還必須花大力氣清除封建官僚主義的思想殘余。同時，還必須摒棄辯證法。特別是辯證法的“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不符合事實。恩格斯說：“每種變化都是量到質的轉化，是物體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運動的量在數量上發生變化的結果?！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們在理論上迷信財富量的變化能夠導致質的變化：GDP的量增長了，勞動者因此就變得幸福與安康了，國家也因此變得強大了。這樣的幻想經不起實踐的考驗。中道哲學（或稱為人文辯證法）的質變律卻“結構變化引起質變定律——改變序列結構，其對應的屬性就隨之變化?！保ㄔw：《從唯物辯證法回歸到人本辯證法》）事實正是，社會財富增長了，并合理分配給了勞動者，有了這樣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勞動者才能夠有幸福和安康。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保障，共產黨、國家政權和人民的軍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這樣的政治結構，才產生強大的中國。相反，官商勾結占據了絕大部分社會財富，勞動者被剝奪而依然貧窮，因此民心喪失殆盡，這樣的政治結構就產生了衰弱的中國。結構的變化引起質變才符合事實。哲學思想方法的謬誤不消除，GDP瘋長的弊病也難以徹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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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10年08月06日深圳商報：《全力支持富士康在深繼續做大做強手機》。昨天下午，省委常委、市委書記王榮，市長許勤率隊到富士康科技集團調研，與富士康集團總裁郭臺銘等座談，實地了解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研究解決方案。王榮強調，政府部門要提供針對性、“處方式”優質服務，服務企業發展，助推企業提升，全力支持富士康在深圳繼續做大做強，不斷提升企業發展水平和競爭能力，為深圳在新時期實現更高水平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王榮說，多年來，富士康為深圳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深圳也為有富士康而感到自豪。富士康不僅是高科技加工企業，也是研發實力很強的總部型企業，更構建了獨到的產學研平臺，推動著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壯大，深圳愿意成為富士康布局全國、走向全球的一個重要基地和支撐點。

[注2]譬如，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存在一個短命的王朝——新朝。新朝的主人王莽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這次改革觸及了社會各個領域，其廣度和深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改革沒有解決當時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反而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最終引發農民暴動。王莽改制后，法令刻苛，徭役繁重，加以天災相因，民不得耕桑，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天鳳四年（公元17），荊州一帶發生饑荒，饑民數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鳳為領袖，發動起義。不久，南陽人馬武、穎川人王常、成丹等率眾參加。起義軍以綠林山為根據地，稱“綠林軍”。這些起義推翻了王莽政權的腐朽統治。再如洋務運動。張之洞用“中體西用”論來指導改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要在維持封建專制體制和傳統思想的前提下實現“師夷之長”。張之洞深受傳統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決定了他對清王朝和封建傳統的態度。他與保守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維護封建制度，而在于如何維護上。保守派以為一味排外，見洋必反是對封建制度最好的維護，而洋務派懂得要以技術上的變來求得制度上的不變。用“西學”是為了圖“中體”。 西學的“體”與“用”，即制度與技術，完全是統一的。用封建制度那一套去推動工業化，錢花了不少，工業也建立了一些，但直至清王朝滅亡，中國的工業化仍然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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