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蹋完了就提褲子走人？：評所謂富人及知識精英再掀移民潮

云淡水暖

富人及知識精英要走了，主流媒體的文人們開始惶恐起來，一疊聲的齊齊怨泣不已，甚至連基本的邏輯都不要了。

比如：

《經濟觀察報》說：【內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別是子女教育和尋找安全感。第二個原因令人反思國內的社會環境。一是國內的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范化還有不小的距離，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二是貧富差距拉大，導致中國社會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也讓富人們如坐針氈。】

簡直是豈有此理，既然“導致中國社會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的主因是貧富差距拉大，那么抱怨“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豈不是自打嘴巴？在“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的情況下富人們都肥得流油，乃至于“導致中國社會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也讓富人們如坐針氈。”，那么，在中國全面私有化之后就會“縮小”貧富差距？

如果富人們可以“自由進入”任何領域，可以攫取任何資源，所有的工廠企業都變成富士康還有比富士康還壓榨得兇狠的血汗工廠，把包括目前所謂拿了“高薪“的國有壟斷行業職工的工資也降到私企的水平，讓富人賺取更多的利潤，這個貧富差距是更加會被拉大呢？還是會“縮小”呢？三歲的娃都想得出來，《經濟觀察報》記者、主編的智商如此可笑？到那時候，如果要不使“富人們如坐針氈”都不可能了，拉美就是例子，菲律賓就是例子。

比如：

《中國青年報》說：【富豪群體的移民就是中國精英與財富向海外的雙重流失。即使富人真的有“原罪”，公權力難辭其咎。無論是因官員腐敗致富，還是權錢交易致富，抑或是行政壟斷導致收入的貧富不均，都有公權力的“原罪”。…對于富人群體，應該在法律的框架內讓他們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減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壟斷，讓富人資本能夠自由進入。社會對待富人及其財富最好的方式莫過于讓其自由進入各行各業，實現財富社會化；允許其符合人類天性的奢侈品消費；鼓勵其慈善事業。而“仇富”會加劇富人在積累財富時的短期行為，也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的腐敗。】

簡直是強詞奪理，再加上邏輯混亂。既然富豪群體的富裕起來是因為“公權力難辭其咎”，就是說，因為“公權力”有漏洞被先富們抓住利用，然后官商勾結，行賄受賄，官商不分，沆瀣一氣，而有些富豪干脆就是前官員下海，利用公權力中的人脈快速致富起來，既然“公權力難辭其咎”，那么憑著這些“難辭其咎”而先富的也應該“難辭其咎”，也即是他們的財富的積累充滿了罪惡，這樣的罪惡不予追究，還要放縱，甚至“社會對待富人及其財富最好的方式莫過于讓其自由進入各行各業，實現財富社會化”？

《中國青年報》的記者、主編比《經濟觀察報》的記者、主編高明，企圖用一句“實現財富社會化”就淡化掉貧富差距帶來的“導致中國社會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這不是掩耳盜鈴么？難道現在富人們的“符合人類天性的奢侈品消費”還不夠囂張？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了，富人的“符合人類天性的奢侈品消費”還需要怎樣的放縱？而且，“實現財富社會化”是什么意思？是窮人可以得到這些財富？那不正是網易新聞為《財經觀察報》擬的標題“擔心被‘均貧富’”嗎，既然不想“均貧富”，那什么“實現財富社會化”對縮小貧富差距毫無意義，富人們還不是照樣“如坐針氈”嗎？

一些所謂“評論家”也跟著鼓噪，“著名財經評論人”吳曉波如是說：【04年我們國家開始出現國進民退，對民營企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這次黃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將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個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錢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稅漏稅的。如何保護自己的財富，這也是民營企業家移民的一個理由。】

簡直成了赤裸裸的敲詐，要么讓富人們“讓其自由進入各行各業”，再加上對黃光裕們的罪行不但不聞不問，還要使他們更加“自由”地恣意橫行，否則，老子就要走人。這是是么邏輯，在媒體和“評論家”們的眼里，只有極少數富人成了國家的“寵兒”，任其們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們才會“不走”？

這幾天有一則消息很有象征意義，說“天上人間老板首度現身”（北京晨報），“天上人間”是因為涉黃，被北京警方在“掃黃打黑”行動中查禁的，有媒體說，諸多“外省高官”在天上人間被“服務”過，毋庸置疑，“天上人間”的發跡興旺，與一個骯臟的行業逃不了干系，然而，“天上人間”的老板暴富之后走了。據報道：2005年，建設銀行原行長張恩照入獄，覃輝涉嫌行賄被檢察機關拘捕。據稱覃輝隨即賣掉了“天上人間”，避走他鄉。哪個“他鄉”，美國，看來在美國的身份穩固了，可以不“避”了，“覃輝還透露，過去一年幾乎都在美國陪伴女兒，但明年會有更多時間待在內地。”，多半已經移民搖身變成“洋人”，碰不得了。

這樣的范例，肯定不是一個，這樣的曲線“赦免”，肯定不止一樁，一個“移民潮”，掩蓋了多少見不得人的勾當。既然“覃輝涉嫌行賄被檢察機關拘捕”，又是怎樣走掉的呢？

所謂富人“再掀移民潮”的背后，留下的是什么？

第一，是對鄧小平總設計師關于“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其他人共同致富”的政治設計的公然挑戰，其一，不把“誠實勞動”作為致富的先決條件，既不勞動，更不誠實，致富之后還要要挾，要么走人，要么更自由地“進入”一切領域，達到更富；其二，不讓其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就走人，是對“帶后富”的公開抵觸。

第二，為了這些少數的“精英”富人的致富，整個社會，全體公眾乃至于國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僅舉二例：

其一，根據江蘇省委黨校在用公費出資，培訓富二代所找出來的“理由”之一，是因為富二代們上輩的富人們中有許多“黨員”，這些“黨員”的來源是：江蘇省一半的私營“企業家”是原國企的高管，要知道江蘇是私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那么可以說，有一半的富人的財富，源自對國有資產的占有。結果呢：

國企包括集體企業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崗、減員增加形成了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從1996年至2002年，國有、集體單位在崗人員累計減少了5500萬人。…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從微觀經濟角度看，這也許能夠增加效益，但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經濟損失。…1997年因下崗和失業引起的奧肯損失占GDP比重為5．2％—5．6％， 1998年為5．6—5．7％，1999年為5．9％—7．2％，2000年達到7．4％，最近幾年估計在7％—8％之間。（胡鞍鋼 2005年）

其二，就算另外一半富人是靠開血汗工廠“一步一步”膨脹起來的，結果呢：

珠三角企業現在每年發生斷指事故個案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只。有報告顯示，從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傷致殘的勞工人數不下1萬人。（廣州日報）；浙江永康被稱為“中國五金之鄉”。一萬多家五金企業，20多萬五金從業人員為永康經濟發民做出了極大貢獻。…去年一年僅永康三家私人診所和鄰縣兩家私人醫院收治的手外傷病人，就已經超過了一千人。（中央電視臺 2004年）；目前我國有毒有害企業超過1600萬家，受到職業病危害的人數超過2億。…鄉鎮企業的無序發展，三資企業的大量涌現，同時帶來了大量的職業病問題。他們辦廠，什么都不管，（瞭望東方 2005年）

還有環境付出的沉重代價，更有因為不擇手段可以致富的示范效應帶來的道德淪喪、人心渙散等等等等，都在富人一走了之之后“一了百了”？那數不清的殘肢斷指，幾代人乃至于幾十代人無法回避的毒害環境，就如同在這個國家美麗的軀體上殘忍地進行傷害，而留下了累累疤痕，而致富的少數人卻因此借口“丑陋”而絕塵而去了。

打個比方，一群富人在一塊原本清秀健康的地方亂挖濫采，不顧道德遍地遺矢，亂拉亂撒，把屬于大家的地方蹂躪完了，連身上的穢物都不搽，臭烘烘地提起褲子就走人，還留下話，“這么多規矩，很不爽，不自由，不玩了”，這是喪盡人心的王八蛋行為。

附文：

中國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成移民潮主力軍

2010年06月02日 南方周末

廣州的一家移民中介門外，申請者排起長隊。新世紀十年，移民潮愈加洶涌。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潘曉凌 特約撰稿 閻靖靖 實習生 胡嘉欣 余夢溪

　　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已成為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軍，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移民輸出國。

　　高端群體、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的問題：中國正在經歷全球化的新階段。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著無數璀璨的明珠，貝勞就是其中的一顆……”這句18年前的電影《大撒把》中演員葛優謀劃移民路線圖的經典臺詞，如今已由喜劇幾乎變成現實。

　　想移民么？現在，你不再需要乘上前往西伯利亞的火車，穿越廣闊的俄羅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觀光團，再伺機前往貝勞，然后以貝勞為跳板前往美國。

　　你只需要準備一張35萬美元以上的存折，在五星級酒店的會議廳里，由熱情的中介小姐引導你，在挨著太平洋，同樣浩瀚的加勒比海地區，無數撒落的璀璨明珠之間，使勁圈中其中的一小顆——圣基茨和尼維斯聯邦。這個絕大多數中國人聞所未聞的小國，如今竟已成為眾多新富階層的移民目標之一。

　　這個將電影變成現實的場景，只是眼下眾多移民推介會的一幕。在眾多更高端的推介會上，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才是主流重頭戲。

　　過去十年，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各界精英、富商通過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的渠道，獲取他國永久居民權(以下簡稱PR)或國籍。在他們看來，優質教育、清潔空氣、安全食品、資產轉移、安全感，都將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各種數據表明，自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兩撥移民潮以來，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三撥移民高潮在進入新世紀的十年中已成愈發洶涌之勢。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高端群體、龐大數量和趨勢化發展構成了不容忽視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是否正在經歷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

　　北京買房，不如移民？

　　中國社科院 《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

　　2010年4月北京車展上，一則移民廣告打得相當煽情：在北京買房？不如移民吧！

　　這條廣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潛臺詞是：在二套房購買門檻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環以內一手房價每平方米均價仍死守3萬元時，仍未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美國，已開始推行EB-5類簽證，吸引各國有錢人入籍，最低投資50萬美元(約人民幣342萬)，即有資格申請美國綠卡。“理論上，居住二環以內的北京人民都具備了移民美國的條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會長齊立新笑說。

　　其協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中國再次掀起投資移民海外的熱潮。

　　2008年一宗移民美國拒簽案讓大眾對中國富人的美國夢與財力嘆為觀止。彼時，147名富豪組團投資，每人欲出50萬美元，集資7350萬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國費城會議中心的擴建中，以此辦理投資移民。申請因涉及人數眾多，有違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這并沒澆冷富人們的移民熱情。美國國務院最新公布資料顯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聯邦財政年度獲批的EB5類簽證移民總數，已從2008財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來自中國。齊立新說，投資移民成功率高的國家分別為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其規定投資門檻分別為40萬加元(約235萬人民幣)，80萬澳元(約454萬人民幣)，150萬新元(約962萬人民幣)。

　　此外，申請難度最高的歐洲，近兩年仍頻頻有富裕家庭關注。在荷蘭一家移民機構任律師助理的黃馨(化名)說，中國富人已成為他們最優質的客戶，每年他們都會提供免費往返機票和酒店住宿，邀請中國富商赴荷考察投資項目。

　　加拿大移民局數據顯示：2009年，加國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中國大陸的名額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資起步價40萬加元(約235萬人民幣)計算，僅2009年，即使只按“門檻標準”計算，從中國流向加拿大的財富至少23.5億元人民幣，相當于一座世博會中國館。

　　事實上的財富轉移遠遠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請移民加拿大時，馬舒辦理的是技術移民，盡管身為廣州某公司高管的他彼時資產已達上千萬。“投資移民門檻很高，不是說你口袋有三百多萬就能移民加國了，還必須雇用一定數量的當地雇員，每年有一定銷售和利潤額度。”

　　在相對少數的投資移民之外，技術移民是一個更為龐大的群體。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會長齊立新告訴本報記者，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

　　這意味著，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體面、收入頗豐的中國中產精英同時向加拿大移民局遞交移民申請。不僅僅是加拿大，過去十年，隨著各移民接收國政策的放開，中國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與財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亞、新加坡、美國。如今，對于幾乎所有一線城市中產階級而言，一個集體感受是，每個人身邊都有起碼一個朋友正在或已經辦理了移民。

　　馬舒學的是國際貿易，加國駐香港的移民官專門為他設了一場長達一小時的英語面試，申請順利通過。他的履歷是中國典型的中產精英：畢業于某名校，三十出頭即擔任廣州某文化公司高管，有豐富的國際合作經驗，后獨立創業經商。

　　“分數有可能達標的人才基本素質為碩士以上學歷、精通英語，3-5年以上工作經驗，”馬舒說，“就是中國的中堅分子。”

　　馬舒只是龐大的“中堅分子”群體中的一個。據統計，2009年度，中國移民加拿大共2.5萬人；移民美國約6.5萬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亞約1.6萬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異軍突起的中北美小國也同時在吸納大量中國大陸移民。

　　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布《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的同時，中國流失的精英數量也居世界之首。

　　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他們在尋求什么？

　　優質的教育，健康的環境，安全的食品，規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對移民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1992年葛優、徐帆主演的《大撒把》熱播時，馬舒已經大學畢業工作了三年。這部移民題材電影反映了上世紀90年代初的移民熱潮，彼時，移到哪是次要的，移出去才是關鍵。

　　馬舒并沒陷入那撥移民狂躁癥之中。由于工作的關系，馬舒常在國外出差，熟知1978年以來大批偷渡出境的同胞，在海外維生本領仍是賣苦力，這批處于社會底層的群體至今仍占所有華人華僑的絕大多數。1990年代初期沖出去的同齡人，也遠未過上光鮮的生活。一名定居歐洲的朋友，工科博士，彼時做著一家雜貨鋪的老板兼店員，每天最復雜的腦力勞動是計算一雙人字拖加兩罐卡布其諾等于多少英鎊。

　　拘謹、沉默、沒有宗教信仰、畏懼諫言、不參與公共事務，這些骨子里揮之不去的集體氣質加深了黃、白兩個世界的隔膜。

　　馬舒的理想是逐漸做到公司高管，而不是出國做超市店員。干了幾年，馬舒獨立出來單干，順風順水的生意突然敗于一場糊里糊涂的官司。2001年，馬舒辦理了赴加技術移民。

　　尋求安全感、為孩子謀求優質教育，是所有受訪者移民的前兩條理由。其中一名受訪者是身家數億的溫州商人，與本報記者第一次見面的場合，竟然是在他中學同學的家中。盡管在中東經商多年，他身上仍未散去溫商特有的熟人社會處事風格。

　　2009年，他開始將中東的生意轉移至美國，通過投資一座中美貿易城，投資移民。他坦言越來越不喜歡每周有四天時間得在外應酬、打點各路官員、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時間留給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為身份量級的標識。他們將之稱為“抄捷徑”，即用過去20年里迅速積累的財富，支付轉型期的中國所付的或忽略的代價：規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稅點、低遺產征稅、健康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免簽多國護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齡人中，許多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父輩、親友偷渡歐洲，有的為了入籍還加入法國外籍軍團，“現在輪到我想出去了，”他說，“但已經跟他們那批移民不一樣，我們有了更多選擇。”

　　另一個低調得近乎隱秘的移民群體常人無法輕易接近。公開資料顯示：加拿大的多倫多和魁北克是華人富豪移民的首選地。而在澳大利亞，華人富豪的首選地是悉尼與墨爾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已經明確將吸引華人富豪作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據。而對于這些新富階層來說，財產的安全則是他們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過去幾年也成為國內富豪青睞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遺產稅，令該國對國內富豪的吸引力加大。與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對移民沒有居住時間的限制，因此許多獲得新加坡綠卡的中國富豪仍可以持續在國內經營企業，這點也對國內業務存續的企業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許多國內富豪都在新加坡烏節路(屬于商務中心)購買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購買別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這一群體在技術移民印象中，封閉而光鮮，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他們從不參與任何華人社團活動，全都住在當地高端社區，有的甚至把名字都改了。一位移民律師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他曾被中國某部門要求配合調查他的一名客戶，據說此人出境后，被查涉嫌挪用上億公款，這位律師拒絕了：“保護客戶的隱私是律師的義務。”

　　為了子女的未來

　　他們中的大多數需要褪去在國內“成功人士”的光環，回歸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們更多著眼于自己子女的未來。

　　在技術移民的世界里，他們首先得適應謀生的艱辛與社會地位的落差。各國在制定技術移民政策時，都將本國急缺的人才類型作為優先考慮對象，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青睞IT工程師和會計師。

　　但由于兩國各大公司只認可本國及北美的工作履歷，大多數來自中國的技術移民都無緣從事原先的職業。

　　剛到加拿大時，馬舒的謀職底線是“先當個經理，也是可以的”。以他在國內的公司高管背景，“無論如何不算過分”。

　　當看到一位在國內做IT工程師的朋友，在加國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餐館服務生，三天后還因表現笨手笨腳被開除時，馬舒“心都涼透了”。

　　三個多月后，他終于在一家電訊公司謀到銷售國際長途電話的工作。這名快40歲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輕一起競爭業績，每拉到一個顧客，獎勵2加元，如果足夠勤奮，一個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幣5191.28元)。

　　沒人知道他曾打理過資產上千萬的公司，也沒人在乎。每次面試時，面試官的態度禮貌而堅決，“雖然你在中國的工作履歷很吸引人，但對不起，這不算數。”

　　受過高等教育，在國內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教養良好，地位體面，收入可觀，這是中國技術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頭即赴美讀MASTER、PHD，畢業后留美工作的留學型移民，他們移民時年齡已在30～40歲，選擇余地與競爭力都較小。

　　馬舒身邊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學老師，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術骨干，到加拿大后，他們成了卡車司機、超市貨柜員、收銀員；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術，表現頗受認可，卻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歲時，重返大學，現在正讀大一。

　　和普通大眾想象中不同，大量技術移民在國外的生活雖然平穩卻遠不如國內光鮮。在遙遠的異國他鄉，他們中的大多數需要褪去在國內“成功人士”的光環，回歸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們更多著眼于自己子女的未來，他們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夠在異國延續自己在國內的成功。“犧牲我一個，幸福后來人。”一位已經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術移民如此總結。

　　也不是每個中國技術移民都想得開。2005年，讓加拿大移民圈內轟動的兩起事件，一是湖北省前理科狀元讀完博士后，只在一家工廠找到一份體力工，跳樓自殺；另一名中國博士在被公司辭退后，跳橋身亡。

　　馬舒覺得，這都是讓中國的教育給害的，“尊卑貴賤意識太深”，“生而平等的價值觀已經滲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在馬舒印象中，在餐館遇到對服務生大聲呵斥的基本都是中國人，“加拿大人很詫異，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盡管謀生艱難，盡管這兩年澳、加開始收緊技術移民政策，申請移民的中國公民不減反增。美國移民局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大陸共有4萬人加入美國籍，移居其他國家的移民總數也在4萬左右；在新加坡，華人總數約占全國人口75%。

　　馬舒至今保存著2001年初到加拿大的一份報紙，上面刊登著當時的加拿大總督(相當于中國公安部長)，多用了15000加元(約10萬人民幣)裝修辦公室，被媒體曝光，道歉無果，只好引咎辭職。

　　雖然一度從事藍領工作，馬舒與朋友從未感到尊嚴因此受到損害，住房價格合理，多倫多居民曾一度抗議當地樓市被大量涌入的中國富人炒高；重新念大學的朋友，享受加國政府的教育補貼，每月2000加元足以支付學費及一家三口的生活費。“你現在能理解我不后悔移民的理由了吧？”他說。

　　中國繞不開？

　　他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時可以是一名中國人。

　　在越來越多的技術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員保持中國國籍，以便給自己留條就業機會。這一現象很像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們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現象稱為“太空家庭”，太太在國外照顧孩子，先生們繼續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時的香港，一方面在許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隨著經濟的高速起飛，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與利潤空間，這些正是社會已平穩發展了幾十年，各領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國家所缺乏的。

　　馬舒重新開始操起老本行，做國際貿易，最初開始的生意還是與中國相關，即將國內的重型機械銷往海外。

　　馬舒承認，如果是想做生意，賺錢，中國是繞不開的天堂。

　　李兆，普美藝術品有限公司總經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獲取永久居留權后，仍然生活在北京。這位留學法國五年的28歲年輕人開車前總習慣性地將ARMANI西裝脫下，掛在車后座，扣上安全帶，才啟動車子。

　　移民是他“長遠布局的戰略”，他堅信，與國際合作伙伴交往時，自己身上的歐洲氣息與加國身份能拉近雙方的距離與談判的砝碼。并且，這樣的想法已得到越來越多致力于發展為跨國企業的商人的認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資移民中，放棄中國國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國養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絕大多數只是需要獲取PR，兩者之間只是政治權利上的差異，卻能保證自己以中國公民的身份在國內暢通無阻地做生意。

　　“獲取PR，是為了讓自己更自由，”李兆說，“對于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個人來說，這點至關重要。”相比中國護照的13個免簽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免簽數量分別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資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遷居獅城，自己在上海繼續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潤，已經很讓人歡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國呢？太一般了。”“這就是中國的好處，”移民對他來說，是給自己留條后路。

　　在這些投資移民的商業邏輯中，個人身份與對中國的認同問題已經剝離開來，祖國不僅僅只是有著高度文化認同與依賴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場，他們喜歡喝牛奶，并不意味著樂意和奶牛過一輩子，而是把牛奶擠出來，帶走，同時，奶牛場也受益。這樣有什么不好？

　　孫多菲，美國留學生，綠卡持有者，2007年回國與姐姐開創第五大道奢侈品網購站，低于國內專營店的價格使生意很快紅火起來。2008年，孫多菲干脆把哈佛畢業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來。

　　在波士頓，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師，小老板也是個中國人，五十多歲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覺得自己再這么呆下去，“閉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的樣子。”

　　回國后，在正處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業中，王征很快成為一家兩千人規模的公司的副總，年薪是波士頓的兩倍。“回到中國，你會覺得整個人生都彪悍起來了，”孫多菲說，“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對于已拿到美國等國家國籍的王征們而言，仍然實行單一國際制的中國國籍法越來越成為國際化生活的障礙。

　　國務院僑辦專家咨詢委員錢江告訴本報記者，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是在1950年代的萬隆會議上由周恩來總理向東南亞各國承諾過的，以避免東南亞的華人華僑陷入雙重政治效忠的尷尬和危險。近幾年，多有商界、文化節、知識界高層人士通過與中央高層見面的渠道呼吁實施雙重國籍，這一問題也數次被高層討論，但很快否決，“在身份證問題、戶籍問題、遷徙自由問題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沒有解決之前，承認雙重國籍，仍會帶來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亞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實施雙重國籍，是國際趨勢，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國家承認或默認雙重國籍，韓國、印度等在轉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國家也已開始默認雙重國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動、合作的角度考慮，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糾結了兩年之后，馬舒終于決定加入加拿大國籍，經常在國際間飛行的他需要更實際的安全感，作為加國公民能享受到極其重視與完善的外事保護，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國，他又不得不到中國領事館排隊，作為一名外國人申請簽證。

　　他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時可以是一名中國人。(文中馬舒、凌霄君為化名)

　　中國如何面對精英移民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陸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國際移民，其中不乏作為社會中堅的精英階層，通過留學、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歐美澳加等西方發達國家。

　　人們不禁產生疑問：這些高素質人才往往都是耗費了本地社會十余年，甚至數十年的資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當下稀缺的人力資本，如此輕易就流失海外，中國怎么辦？其實，早在我們遇到這個問題之前，亞洲的不少后發國家和地區也都經受過類似的困擾。

　　后發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經歷

　　在中國大陸之前，印度、新加坡和臺灣都曾經歷社會中堅階層大流失

　　說到中國在亞洲的鄰居，首先要把視線投向印度。

　　大英帝國在南亞次大陸漫長的殖民歷史，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傳統。盡管難免帶有南亞口音，英校出身的印度學生仍能直接與西方人溝通，聽說讀寫都不成問題。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階段，印度學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學習數理、財會、商貿、管理、醫學等等專業課程，這使他們能夠更容易地與西方社會接軌。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著悠久的歷史，跨國移民網絡很自然地將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會。

　　從1960年代開始，印度社會也曾為人才外流而感到憂慮，甚至有人提議應對這類移民征稅，以彌補本地社會的公共資源流失。不過，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印度逐漸意識到，移居海外的留學生和專業人士盡管遠離故土，但是卻沒有中斷與家鄉的聯系和互動，并且不斷為印度本土及其國際形象輸送價值。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印裔移民的僑匯多年來占據全球僑匯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裔學者和專業人士每年都為印度國內機構帶來眾多國際交流合作的機會；2000年《時代》周刊對美國各族裔移民進行評比，印度人被評為“最聰明的移民群體”，因為全美有超過20萬印裔富豪，他們不僅富有，而且受過高等教育，同時，他們在硅谷及其他領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國人的正面形象時常上鏡。這些事實漸漸平復了印度本土對于人才外流的不滿，并開始視這類移民為一股潛在的積極力量。

　　除了印度，新加坡也是一個值得參詳的近鄰。自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建國以來，這個島嶼國家經歷了一段頗為艱難的掙扎求存時期。

　　新加坡人口以華人為主，是周圍穆斯林海洋中的華人孤島，在區域國際族群政治中處于相當不利的地位。同時，新加坡又是歷史上華人移民的重要樞紐，有著廣泛的跨國華人網絡聯系。因此，許多本地華人中產家庭往往抱有強烈的不安全感，通過家庭團聚、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頗眾。

　　對于一個僅有數百萬人口的小國而言，這樣廣泛的社會中堅人口流失顯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府一直以來都很重視吸引海外高素質移民。例如，新加坡在中國大陸、印度和東盟國家分別設有專項獎學金，全額資助這些國家的資優學生赴獅城修讀大學本科。根據獎學金合同條款，學生畢業后需留新工作，一般以三至六年為限。那么這些外國學生是不是都會留下來定居呢？顯然不是。不過，即便有為數不少的學生最后選擇離開獅城，但是在這個南洋小島旅居近十年的經歷，卻在他們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記，從而使新加坡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國網絡及社會資本，也成為這個小國彰顯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元素。

　　在華人移民脈絡里，臺灣亦是不得不提的個案。從兩蔣時代開始，留學海外就是不少臺灣普通家庭對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兩岸局勢變幻莫測，許多臺灣留學生紛紛定居海外。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留學的高潮時期，只有20%的留學生學成返臺。

　　這一波人才流失以1979年為頂點，當年回流的留學生僅占8%。盡管如此，由于當時的亞洲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臺灣經濟并未因知識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夠飛速發展。到1980年代中期，臺灣的人才外流速度開始放緩，而1985至1990年間，留學生的回流比例則爬升至33%。緊接著，臺灣迎來了產業結構提升的挑戰，勞動密集型企業式微，知識密集型產業成為主導。于是，回流的海外專才嘗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時”的甜頭，臺灣島內的高科技產業也因此得到長足的發展。不僅如此，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大量留學返臺人士加盟本地高校，著實打造出相當整齊的師資團隊。

　　如何從“人才外流”到“人才流轉”

　　在全球化時代，“人才獲益”、“人才流轉”、“軟實力”等概念已逐漸取代了“人才流失”。

　　看過以上的亞洲經驗，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大陸在面對人才外流的問題時，一點也不孤獨。但中國大陸人才外流開始于改革開放之后，在時間上晚于上述亞洲社會，因此中國在人才策略方面應對本土產業結構提升的挑戰顯得更加緊迫。

　　然而，盡管人才回流對移民輸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這個決策卻未必能為這些出國多年的專才本身帶來直接收益。簡而言之，一位碩士畢業的工程師在美國的收入，一般情況下高于他在中國大陸就業的收入，更不用說，今天大陸年輕人還面對高房價、醫保體系不完善、獨生子女贍養父母等諸多經濟壓力。

　　中國大陸近年來已經陸續開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歸”專才的優惠政策。在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及教育部“長江學者計劃”的基礎上，200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創新創業人才的“千人計劃”，預計在未來五到十年內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層次人才到中國工作，并建立40到50個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基地。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門合辦的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從1998年開始就成為常規活動，通過駐外使館、學生學者組織等機構全球招募高端人才回流。

　　與臺灣曾經走過的發展軌跡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國大陸不僅面臨產業結構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擴張高等教育的覆蓋率。這些都為海外華人華裔專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業機會。盡管目前實際回流人數還很有限，不過，乘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勢頭，尤其是經歷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嘯之后，“回國”已經越來越普遍地成為留學生及專業人士的備選項。

　　由于歷史因緣，二戰后的發展中社會遭遇到現代化與全球化的交疊，致使社會的結構轉型更加劇烈和復雜。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發生在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臺灣、印度等地都經歷過類似的擔憂，并漸漸從焦慮中走出，用更加超脫的思維來看待全球化和跨國移民現象。

　　美國印度裔學者Anjali Sahay在她2009年出版的新書《印度裔移民在美國：人才流失還是獲益》中，基于經濟學理論提出對人才外流現象的四項共通性推論：

　　1.發明與創新是無國界的；2.經濟全球化與資本運轉使得技術型勞動力不再只循單向流動(發展中社會去往西方社會)，而可能有多元流向(在不同國家社會之間往復流動)；3.有關資深技術移民，無論從國家還是個人層面，核心考量仍是經濟利益；4，根據薪資與利潤的邊際生產率理論，在人口基數龐大的移民輸出國，沒有出國的民眾之福利并不會因為移民外流而受到影響，因為外流移民在帶走他們產值的同時，也帶走了他們對原居地社會的索求。

　　Sahay是基于經濟學角度提出以上的論點，而在移民研究的社會學領域，目前主流觀點也是強調全球化時代跨國網絡所建構出的跨國社會空間，以及由此帶來的跨國社會資本積累，社會資本與貨幣資本之間的轉換。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們眼中的資源流失，“人才獲益”、“人才流轉”、“軟實力”等概念已逐漸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們周圍其實早有眾多經驗可資借鑒。我們可以學習印度，強化故土與海外僑社的聯系，因為海外網絡就是社會資本；我們也可以學習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國際都市以吸引跨國財團，透過企業入駐帶來整個海外精英團隊……總之，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一個成熟的社會應當思考的，是如何增強自身的吸引力，讓現有居民不愿離開，令海外精英趨之若鶩；如果因為擔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動，那就是背離世界大趨勢的因噎廢食之舉了。作者: 閻靖靖（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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