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2010-4-20）
省市高官訪臺 發動銀彈攻勢
拆古城修公路 大理文化自宮
中國式冧市 攬住一齊死
政策市不改 內地股樓當殃
中國經濟強勢下問題多
中國經濟會不會崩盤？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場正在上演的國家動員
治理高房價「放空炮」不行
中國“圈房運動”弱化執政黨社會基礎
大陸房價“癌變”一招可治
玉樹地震啟示：預防和救援同樣重要
學會辟謠與地震預測一樣重要
中國評論﹕兩次抗震救災的同與不同
中共急著給地震劃句話 說到底為的世博
權力對權利何時不再傲慢？
效彷奧巴馬，中國當創設官員“裸財”之規
中國建設一流大學須拋棄“另類一流”
龍吟大地：中國海軍扯斷第一島鏈
濟世狂言：何小顏警世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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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高官訪臺 發動銀彈攻勢
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昨日率領十七名地市委書記訪臺，向臺灣各界下定單五億美元，財大氣粗可見一斑。為了爭取臺灣民心，大陸頻頻讓利，銀彈攻勢一輪緊接一輪。
湖北訪臺團聲勢浩大，共有三十多個團上千人，還將舉辦「臺灣湖北周」。自從去年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訪臺之后，大陸省市高官訪臺便日見頻密，接下去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廣西自治區委書記郭聲琨也將率團訪臺。省市長方面，則有福建省長黃小晶、廣東省長黃華華、浙江省長呂祖善、陝西省長袁純清等。
這些高官訪臺并不是空手而去，表面上是加強經貿交流，實際上是執行北京有關讓利臺灣的對臺新政，通過採購定單來解救臺灣經濟。馬英九執政之后，受金融海嘯影響，臺灣經濟一蹶不振，就業情況每況愈下，馬英九的民意更是高臺跳水般一落千丈。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陸出手解救臺灣經濟，相當于變相搭救馬英九。
龐大採購 打救經濟
在全球經濟仍在為復甦而努力時，大陸經濟卻日趨過熱，財力驚人。梁保華去年率領江蘇團訪臺，一出手就是四十一億美元，加上商務部派的採購團，大陸一年向臺灣下的定單就有上百億美元，解了臺灣經濟的燃眉之急，也使馬英九吃下定心丸。以往，只有中國領導人前往美國或者歐盟訪問的時候，才會派出採購團，如今對臺灣也派出採購團，從中可以看出臺灣在北京領導人心目中的分量。
實際上，定單的分配也大有文章，既要照顧臺灣財團的需求，亦要顧及普通民眾的利益，既要呼應北臺灣藍營票倉的訴求，亦要照應南臺灣親綠民眾的期盼。為分配好這些定單，大陸對臺部門也是煞費苦心。
不過，面對民進黨採取的圍攻和炮轟戰略，大陸採購團大部分時間都在軍警護衞下，在酒店賓館簽約，很難深入到臺灣民眾中間，尤其很難涉足南臺灣民進黨大本營，對民進黨的支持者難以施展影響力。
此外，大陸各省市高官代表團接踵而來，與國民黨官員整日宴會，互贈禮物、把酒言歡的場面，通過媒體放大，給臺灣民眾的印象，彷彿大陸官員將吃喝風等官僚主義傳染到臺灣。民進黨文宣部門也開始藉此大做文章，諷刺國共兩黨搞少數人政治、玩宴會派對，煽動臺灣民眾的抵制情緒。
凡事有利即有弊，大陸讓利于臺灣的銀彈攻勢，從短期來看，讓臺灣民眾感到大陸的大方與豪氣，但從長期來看，卻未必能讓臺灣民眾心服口服。會哭的孩子有奶吃，今后但凡大陸不派出採購團，或者讓利讓少了，臺灣政客肯定會利用民粹大做文章，變相勒索。
拆古城修公路 大理文化自宮
太陽報
本文重點
* 拆真古蹟 造假古蹟
唐代南詔國的古城牆位于大理，當年蒙古忽必烈大軍橫掃萬里如摧枯拉朽，惟獨阻在這段名叫「龍首關」的古城牆之下。然而，屹立千年不倒、忽必烈未能攻破的這段古城牆，如今卻倒在當地政府的推土機下。政府給出的理由竟然是，修筑公路「怎麼都繞不過去」。
這種掩耳盜鈴般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全國各地的公路成百上千，大同小異，是一種完全可以複製的基礎工程；而龍首關這樣地基保存完整的城牆，全世界也只有一座，它是大理歷史的見證，是大理深厚的人文沉淀的體現，是不可複製的文化遺產。這座古城熬過了上千年的風霜雨雪，熬過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拆大破，但卻熬不過當地政府的推土機。
更可悲的是，就在大錘砸破兩道城牆之際，當地政府竟然打著《文物保護法》的幌子，稱已經保護了文物并取得了文物主管部門的同意。據內地媒體報道，交通局官員說：「文物部門不就是要錢嘛！要我們出考古發掘的費用。談不攏就下達停工通知。現在我們已經把錢打給他們了，所以他們也就不說甚麼了。」他還拿出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的二百二十四萬元發票證明此事。
拆真古蹟 造假古蹟
一個拿鐵錘砸，一個收錢了事，千年文物就這樣在政府部門的相互勾結下面目全非。面對一個已經殘破的龍首關，大理政府將成為歷史的罪人。這方面的教訓，北京便是前車之鑒。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北京興起拆城牆的熱潮，「用大家喜愛的義務勞動的方式」，懷著「為社會主義祖國作貢獻的美好理想」，不計報酬，加班加點。有「國門牌樓」美譽的前門五牌樓被拆除，前門有軌電車停運，古樸的商業街區、京味的叫賣、天橋的雜耍等等都再也不見蹤影。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曾經抱著牌樓大哭，最終亦無法阻擋那種愚昧的熱情。
而到了二○○八年，為了舉辦奧運會，北京重建永定門，恢復重建前門大街，保護國子監街、什剎海、故宮、長城，以及舊皇城、歷史城市水系統和古城基本架構，延伸傳統中軸線，以體現古都基本格局。這種出爾反爾式的反覆，無疑證實昔日走過一段多麼荒謬的歲月。
這些年不少地方，一方面是真正的古蹟在麻木不仁的漠視中轟然倒地化為廢墟，另一方面卻在大興土木堆砌不倫不類的人造古蹟。而更讓人氣憤的是，這種本末倒置的愚蠢行為竟然還被譽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歷史遺蹟被抹去，是萬劫不復的毀滅。正因為如此，殘存的才愈顯珍貴。而像大理當局這樣當敗家子對已經不多的遺址古蹟依然不屑一顧的時候，又還有多少祖宗遺產可以揮霍？又有誰來制止呢？
中國式冧市 攬住一齊死
太陽報
港股昨天大幅下挫，美國證交會控告高盛掀起的華爾街律政風暴只是頭盤，中央打壓炒樓拖累滬深股市插水引起的恐慌才是主菜。其實，內地要嚴厲整頓「樓瘋」是意料中事，但按過去經驗，后果往往會出人意表。中國式調控帶來中國式冧市，多個市場攬住一齊死。所以股市跌定先，甚至跌凸，完全是市場的理性反應。
中央這次主要從信貸入手嚴限炒樓，例如二套房首期五成兼收貴息，第三套房隨時停貸，非當地居民借錢免問。其實，早在去年底內地開始出口術試圖調控樓市時，我們曾指出中央說甚麼都假，從來就只有銀行「關水喉」這一招最有效，到現在樓價失控才嚴限住房貸款，顯然慢了好幾拍，而且以鐘擺理論推算，樓價偏離合理價值的幅度愈大，向下超調的機會就愈高。
在中央出招后，有炒家即時大手沽貨避風頭，個別發展商減價促銷，用家則暫時觀望，等待樓價回落至合理水平。那麼怎樣才算合理，后果又會如何呢？以內地樓市價量齊升的凌厲走勢判斷，市場是由投資需求主導，否則一線城市住宅又怎能賣到幾萬元人民幣一平方米。于是問題來了，要回復用家市場，樓價可能會有驚人跌幅，不但財富大蒸發，還會引起連鎖反應。
內地銀行去年的超寬鬆信貸，毫無疑問是樓市走向瘋狂的催化劑，房地產相關新貸款以萬億元人民幣計。發展商積極借錢買地起樓，民眾借錢搶購一二手物業，銀行又樂意大開水喉，背后其實很一致，就是預期樓價長升長有，貸款成本相對資產升值是微不足道。錢搵錢的游戲玩完，樓價由升轉跌，壞帳便會如火山爆發，銀行還未完成第一輪增資，恐怕已要籌備另一輪增資了。
此外，內地房地產市場的產業鏈，從上游原材料行業，到下游家居用品，涉及幾十個行業，絕對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去年中央一聲令下，很多行業都增加投資、擴大產能，不斷升溫的樓市直接或間接成為這些產品的大主顧。所以當樓市急降溫，產能過剩必定雪上加霜，企業將蒙受損失，如果是由地方政府支持的投資，說不定還會引爆地方財政危機。
中央調控樓市的能力毋庸置疑，倒是時機及決心難以捉摸，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問題愈是積重難返，便需要更大的調控力度，以致后果難料。如果要搞到尸橫遍野、浴火重生，政府、市場及民眾頂得住嗎？難怪不是攬住一齊癲，就是攬住一齊死，沒有中間路線，只有半途而廢！假如中央今次真是「動真格」，股市恐怕還未跌夠。
政策市不改 內地股樓當殃
東方日報
華府向高盛秋后算帳掀起全球跌市，中港股市也趕上這趟車，打造了「黑色星期一」。Ａ股創出八個月最大跌幅，權重股、強勢板塊俱暴挫，拖累港股亦大跌四百六十點。上周四內地公布了高增長、低通脹的數據，本周一就報以大跌，不外兩點：要麼基本因素未能取信市場；要麼基本因素不及政策因素強。當前兩者兼而有之。
內地基本因素未能取信市場，是因為高增長、低通脹被質疑有玄虛，俱未能反映市場感受到的不確定及風險。對此將信將疑未足以釀成跌市大難，政策因素才是跌市的推手，概無例外地凸顯滬深股政策市的特徵。造成跌市的政策因素有二：一是四月十七日國務院頒布調控樓市的《通知》，業內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嚴控」；二是新推的股指期貨，初顯助跌的功力。
兩項變數不僅疊加一起，兩項利澹又同高盛利澹疊加一齊，產生了更強催化效應。終于又一次演繹了「成也政策、敗也政策」的宿命，股指期貨「破發」之后，可能繼續發揮助跌的功能，在政策因素催化下，看澹將成主要市場情緒。政策疊加效應，顯示擇機有失明智，而擇機的被動，是因為「該出手時不出手」，拖到不得不出手的時候，已壓縮掉選擇時機的空間。
以樓市調控為例，由屢造地王到發展商及地方政府的跋扈抗命，已充分暴露了地產市道的癥結，但中央出手遲緩，以至市場當調控無料到時，才被迫出重手、推辣招打壓。從中除看到政令難彰之外，也顯示了市道積弊難返的兩難，就是對股市、樓市打壓過度，對經濟造成何等影響，會否拖入二次衰退，當局心中無底。
由于避免二次衰退仍是決策的重中之重，股市、樓市大跌，雖有擠泡沫的效用，但一旦當跌勢形成，恐怕又非當局所愿，因為股市過度下跌，打擊財富效應和經濟情緒；樓市過度下跌，又恐傷及銀行體系。股樓在甚麼水平可能引起決策的恐慌，需要出手托住「政策底」，相信會在當局考量中。「黑色星期一」雖然跌得兇險，但政策未必能容忍中期跌市形成，托底反彈的情況隨時可能出現。
既然政策市揮之不去，市場的基本判斷有兩條：其一，目前應該是炒風收斂的時候。內地樓市經過前段的瘋狂，極大挑戰政策顏面，而不為當局所容，目前只有下調空間已無上升空間。股市被資金緊縮所壓，已調整在先，即使可能向下調整，畢竟空間亦有限。
其二，市場的政策風險逐漸強化。由金融危機實施救市措施開始，內地的市場治理，日益陷于對政策的依賴，這種由市場化到行政化的倒退，雖有應對危機的作用，但也使決策者陷入行政手段的迷信而不自拔，從而大大增加了市場的政策風險。每當決策不當或失誤，造成的傷害可以十分嚴重，難道內地真的自信決策可以做到算無遺策、萬無一失嗎？
中國經濟強勢下問題多
大公網 趙令彬
2010-4-19
中國首季經濟表現更趨強勁，雖未過熱卻面對幾個嚴重問題：外部經濟表現差，房地產泡沫仍在漲大和通脹上升壓力日大等。貨幣收緊則有明顯進展，對緩解泡沫及通脹問題有利，但力度仍未足夠。
內外經濟失衡嚴重
首季GDP增長11.9%，比上季加快一點二個百分點，令有人怕會走向過熱。對此實不必擔心，因為：（一）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growth potential）很大，足可容納12%的增幅，如不利用反是浪費。（二）通脹上升卻仍在可控區域。（三）近兩季的高增長有復蘇性質，受去年基數較低的影響，故稍后會回落，全年將呈前高后低形態。此外，增長的結構亦佳，三大產業都有良好增幅：第一產業（農業）及第三產業（服務業）有3.8%及10.2% 增幅都很理想，第二產業最高，達到14.5%，其中工業增長19.6%，繼續扮演增長極角色。重工增長22.1%而遠高于輕工的14.1%，反映了投資旺盛的情況。
GDP高增長全由內需帶動。首季投資及消費增長維持強勢：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 25.6%，零售額增17.9%（實際增長約15%）。消費中汽車及住房等大件仍是熱點，故相關銷售強勁：汽車、傢具及石油製品等都有達到或接近四成的增幅。但外貿情況甚劣，出口復蘇較入口慢導致首季順差大跌七成多（詳見本欄4月14日），嚴重拖慢GDP增長，顯示內部與外部經濟間失衡嚴重，且情況有惡化跡象：三月外貿出現了多年來首度逆差，并可能持續一段時間。
樓市持續過熱
房地產熱度甚高，近月連番出臺的冷卻措施仍效果不彰。熱度反映在投資、銷售及價格方面，首季房地產投資大升 35.1%（商品房升33%）而遠超總投資的25.6%，與去年同期相比高出31個百分點，顯見資金蜂擁進入。這也可從施工面積的高增長（35.5%）及其結構中得見：新開工面積大升60.8%而完工面積只升12%，反映許多都是新項目，而這將保證今后投資熱度會持續一段時間。銷售方面同樣熾熱，反映樓市供需兩旺：買地面積升三成，樓宇銷售面積升35.8%（商住房升34.2%）。在這情況下價格自會上揚，三月份70大中城市平均樓價升11.7%，為五年來新高，環比亦升1.1%，顯見升勢未止且有加快跡象，其中新建住房升幅更高達15.9%。升價令銷售金額增幅遠高于面積增幅：買地費增56.5%，顯示平均地價升約二成；樓宇銷售額升57.7%，商住房的升55.2%，顯示平均樓價升16.1%，商住房的升15.6%。
目前社會上對房價高企不滿日深，樓市泡沫正由嚴重的經濟問題伸延為社會以至政治問題，當局雖不斷出臺新抑制措施，但民間對政府調控的信心已大減。
中國經濟會不會崩盤？
2010年04月18日 來源：僑報 作者： 劉杉
中國經濟崩盤論近來甚囂塵上。有境外媒體甚至稱，中國經濟可能在上海世博會結束后崩盤。
這讓人想起北京奧運會前夕，也有媒體預測中國經濟在奧運會后崩盤。過后來看，這種說法不免有些杞人憂天。不過今非昔比，當下的中國經濟與奧運會前已大為不同。經歷了宏觀政策刺激后，中國經濟系統中存在著過剩的流動性，房地產價格飛漲，資產泡沫嚴重。同時，地方政府為刺激經濟而大舉借債，這使得地方政府不斷積聚信用風險。
境外人士正是看到房地產泡沫膨脹和地方債務風險，而對中國經濟持悲觀態度。這種看法不無道理，中國的有識之士也對此滿懷憂慮。
比較而言，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危險性更為嚴重。因為政府多次政策調控帶給市場的預期是，房價永遠會漲。這使得投機行為盛行，泡沫急劇膨脹。然而經驗表明，世界上沒有只漲不跌的房價，如果對其放任自流，一旦貨幣供給趨緊，房地產市場必然崩盤。
道理似乎很簡單，但中國房地產市場利益關系復雜，政策博弈持續進行，使得政府無從下手，也不愿下手刺破泡沫。不過政府對房地產的“綏靖政策”似乎到了拐點。因為除了經濟風險日增以外，民怨也在沸騰。或許，政治與經濟的雙重考慮，讓政府不得不有所動作。
4月15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紀念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文章。溫家寶此舉，引起輿論多種猜測。而就在當日，中國國務院也出臺了抑制房地產價格的信貸政策。政策規定，對購買首套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積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貸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貸款利率不得低于基準利率的1.1倍。
這是中國政府實行房地產調控政策多年來，第一次使用了真正有用的政策手段。這種政策出臺的背后，既有對泡沫經濟崩盤的擔心，也有對社會安定的憂慮，更有政治博弈的較量。不管怎樣，中國政府終于開始做正確的事情了，這也讓那些擔心中國經濟崩盤的人士略微松了一口氣。
不過，隨著房地產市場降溫，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土地財政也將受到影響，這使得地方債務風險有所加大。盡管如此，地方信用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極低。中國與西方國家，特別是聯邦制國家不同，地方政府信用實際與國家信用相聯系，中央政府不會坐看地方政府出現財務危機。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通過有效手段來化解潛在風險，同時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
令人擔心的是，一方面中央政府意識到地方債務風險，并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卻大量推出地方經濟規劃，鼓勵大規模的投資行為。這種矛盾做法，使得未來財政和信貸風險繼續集聚。
以中國現有經濟規劃，不愁房地產降溫后沒有經濟增長點。就如燎原之勢的地方投資，很可能繼續拉動中國經濟保持一定增速，但這種增速的背后可能是產能過剩、財政負擔加重和信貸資產風險。即便財政不出問題，銀行信貸風險卻是與日俱增。對此，中國當局應該有所警惕。
如果房地產行業能夠平穩著陸，中國經濟將進入低速增長期，但崩盤風險或許能夠化解。在謹慎樂觀同時，也應當心房地產熱卷土重來，特別是地方經濟規劃可能變相掀起新的房地產投資熱。
（作者系大陸資深財經評論人士）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場正在上演的國家動員
來源：僑報 作者： 僑報評論員 張西望
將于4月18日出版的《僑報周末》刊發題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場正在上演的國家動員》評論員文章指出：潛在經濟風險甚至危機猶如一場地震，既難以準確預測又有許多可供研究之規律。有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國家動員令，盡管看上去似乎還沒有完全傳遍中國社會，但我們相信它的動員能力。全文如下：
政策即將轉變，加快出貨頻率——這是中國房地產行業一位朋友今年春節前從胡錦濤中央黨校講話中嗅出颶風來臨的反應。香港媒體發現，就在那個歷史性的講話中，胡錦濤連用50個“加快”闡述了中國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那以來兩個半月內，從輿情氛圍觀察，人們記住了“加快”而忘記了那個重要的詞匯“轉變”，不是“改變”更非“轉型”，應看作是一個稍顯溫和的革命號令。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確是一個全新的理念，甚至還是一個新的來自共產黨內部的政治訴求（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再能夠持續發展，則停滯的中國經濟不僅影響世界經濟走勢，甚至會因失業率大幅高企而帶來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危機）。以至于很多地方官員和媒體人士對此還認識不足。一位媒體老總私下說，該報記者的報道竟將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增長方式相溷淆。另一面，社會大眾對這個稍難理解的理論議題興趣缺失，因為更現實直觀的高房價問題更缺乏有說服力的回應。
也是從2月3日以來，中國宏觀經濟還沒有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出調整姿態，樓市瘋狂便頻頻上演，央企出手導致地王頻出，各地樓市飚漲，買家不再觀望，媒體連續關注，民間輿論憤怒……直到北京樓盤出現“一天每平米上漲數千元人民幣”這樣畸形且瘋狂的神話。
為了避免房地產成為脫韁野馬并重創中國經濟，現在是中國樓市政策設立博弈分水嶺的時候了（盡管此后仍會繼續出現新的天價）。本周三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終于推出整肅樓市的方略，股市里的熱錢次日便開始從地產股中大幅流出——盡管不少學者仍憂慮提高二套房貸標準和準備加稅動作還不能令樓市降溫，但多劍齊出的“政策包”終于打開，人們至少可以降低房價高漲的預期了。這種預期甚至推高了樓市熱并使實際需求“泡沫化”了。
議題回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來，必須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才能放眼未來的經濟增長模式。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必須告別“上億件襯衫換不來一架波音飛機”的時代：第一產業不穩、第二產業不強、第三產業不大的國情下，目前對外貿易依存度已逾60%的中國經濟很難想象在國外需求飽和的條件下還要把產能過剩的電視、手機甚至汽車賣到外星球去。相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服務業比重想得到改善，則依賴國家經濟社會的政策、法律、稅收以及營商環境的不斷完備，這對習慣于由政府主導市場變化的中國來說，不啻于一場經濟生活的革命（同樣有文化和理念的挑戰）。
筆者近讀美國福克斯電視臺名嘴格倫•貝克的《常識：反對一個失控的美國》。他通過簡單的常識質疑美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包括政治對經濟自由的影響、對濫發國債和通貨膨脹以及對美元貶值的批評。筆者由此想到，在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同樣有個關于失控的質疑清單，其中必然包括：各省市競相追逐“土地財政”、擁有全球最大產量卻失去談判定價權的鋼鐵業、超低的科技轉化和應用能力、每年新增上千萬新的勞動人口但卻只能去參與勞動密集型崗位……人們在擔心中國經濟“溫水煮青蛙”般地走向失控的同時，也期待著由服務領域、文化傳播、低碳經濟、新興產業等建構成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方式。總之一句話：要追求低能耗、低污染、可持續。
當金融危機發生后，學術界正想要觀察中國的應對之策，這時卻發生了汶川大地震，溫家寶總理的地震救援反應速度則讓西方發現了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或許這真的有某種相似之處——潛在經濟風險甚至危機猶如一場地震，既難以準確預測又有許多可供研究之規律。現在只能說，有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國家動員令，盡管看上去似乎還沒有完全傳遍中國社會，但我們相信它的動員能力。
一場未來的變革起于今年，復雜的系統博弈需要不止一年時間，假如十年后回首今天的話。
治理高房價「放空炮」不行
大公網
2010-4-19
不久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住房保有稅能否抑制高房價？」為題報道了如何遏制房價快速上漲。這是自新華社3 月28日開始播發聚焦高房價的「新華時評」以來，中央媒體連續十四天炮轟高房價、高地價，以及追問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
中央主流媒體十四天接力炮轟高房價之所以引發強烈關注，是因為如此集中炮轟某一行業是破天荒之事，其本身就不無「人咬狗」級的新聞價值。更何況，表現為房價畸高瘋漲發燒癥狀的中國房地產已然引發普遍的千夫所指和民怨沸騰，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中央媒體聯袂接踵用「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方式出手，來表明中央調控房地產的決心，表達民眾對房地產發燒的不滿，理所當然可以理解。
炮轟實效不大
問題是，對高房價接力炮轟又有多大實際效用？我認同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牛鳳瑞觀點：「中央媒體有更多更強勢的話語權，但很少炮轟過某個行業，這次把房地產行業作為炮轟的對象是破天荒的事。」「媒體對整個民情民意的影響非常大，同時民情民意有時能向政策的走向妥協，這是一個邏輯關係。但我不認為他們的炮轟對中國的房地產健康穩定的發展會產生多大實質性的作用，因為市場有市場的規則，而不是人多了就符合客觀事實。」「這是中央媒體的決策層對讀者的交代，也是向中央的反映民意，它的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在我看來，「辱罵不是戰斗」，對民間輿論罵聲產生「抗藥性」和逆反心理的中國高燒瘋癲的房地產早已習慣在罵聲中成長。換言之，畸高房價固然須要央媒接力炮轟，更須要強力退燒措施的及時跟進。
對于高房價，如果光「放空炮」而無實質措施跟進，接力炮轟則有可能產生事與愿違的反向效應。值得注意的是，房地產遭受央媒炮轟以來，一方面，主要城市房價依然高燒不退。新華社連續發表評論批樓市期間，各地房價波瀾不驚瘋漲依舊。南京房地產開發建設促進會秘書長張輝表示，「樓市現在已經看不懂了」，房價沒有絲毫下降的趨勢，可買房人依然呼呼往前沖，真正的剛性需求已經被擠進了夾縫中。他認為這早已不是健康的市場。不少業內人士也表示，只要房地產市場沒有被政策「拉閘」，房價還有上漲預期，樓市瘋狂現象就不會改變。另一方面，房地產遭受央媒炮轟以來，各種傳言見諸報端，比如：有消息稱物業稅方桉已經落實將在京滬穗渝進行試點，「上海將開徵房產保有稅」等等說法漫天飛，讓房地產市場再次陷入調控觀望期，讓許多剛準備出手買房者產生「再等等」的想法。
政府要下決心
新華社連續高調炮轟立刻引發各類媒體強烈關注，也讓民間公眾產生「這可能是高層授意，可能會在近期出臺相關政策」等等猜測，尤其是新華社最后一篇評論《稅收槓桿應發揮更大作用》，讓媒體猜測似乎得到印證。稅收是調節房價的重要手段，可是近幾年實踐證明，光靠提高契稅營業稅個調稅等房屋交易環節的稅負，很容易被賣方轉嫁到買家頭上，而保有環節稅收對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需求效果更好。物業稅開徵傳聞之所以風聲鶴唳，是因為物業稅優勢明顯，尤其是能夠調整當前不合理的財稅體制。然而，物業稅作為全新稅種動作大、影響廣、程序煩，需要經過人大立法，遠水難救近火。而房產稅則屬現有稅種，且只是國務院行政法規，無須人大批準，能在短時間內調整稅基稅率，地方政府想要從嚴徵收，只須報經中央相關部門和國務院批準即可。
近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求是》雜志上撰文，提出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在統一稅政前提下，研究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以培育地方支柱財源。因此，就房產稅而言，京滬深等少數城市在年內進行試點，既無法律障礙又無行政阻力，且能解高房價燃眉之急，實屬調控上策。也就是說，當下就調控房地產的稅收手段計，稅收政策再出擊，缺少的不是理念技術障礙而是決心態度。其他行政調控手段同理亦然。
我想提醒的是，無論如何，央媒對高房價接力炮轟不能變成虎頭蛇尾「打奶嚇小孩」的「放空炮」，因為接力炮轟一旦變成「老狗看家，動嘴不動身」，則非但不會為瘋癲樓市退燒，還有可能火上澆油加大樓市泡沫破滅的風險係數，其結果恐怕誰也不愿看到！
中國“圈房運動”弱化執政黨社會基礎
早報 鄭永年
房地產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政策挑戰。這是因為房地產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經濟、社會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問題。房地產是經濟之痛，因為它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總體經濟。房地產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最主要來源，是各級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時房地產也使得中國的經濟泡沫越來越大，一旦破滅，必將對總體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它是社會之痛，因為和其它商品不一樣，房地產具有社會特殊性，是社會產品。當社會的大多數人的居住權不能實現或者被剝奪的時候，社會的穩定就會失去基礎。
房地產更是政治之痛，因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之間制造著各種矛盾。在上層，它既然綁架了中國經濟，也就自然綁架了為中國經濟負責的政府；在中層，房地產變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財源，使得地方政府變了質，迫使其演變成為掠奪型政府，而非服務型政府；在社會基層，它剝奪著中國老百姓高度認同的居住權，加速度地把中國社會泡沫化。
中國的房地產為什么在短短的時間內走到這個地步？主要還是中國變種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說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場，把一切貨幣化。進入中國以后，新自由主義也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例如隨著市場化的推進，企業界增加了競爭，尤其是中小企業之間。但新自由主義顯然遇到了國有企業的強大抵抗。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保護下，市場化對國有企業的影響非常小。盡管國有企業也引入了一些市場機制，但市場機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過，新自由主義在社會領域則如魚得水。首先是隨著國有企業的改制，新自由主義進入了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領域。然后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攻克了教育領域。這幾年則很快攻克了房地產領域。
新自由主義的禍害
在上述諸社會領域，并不是說原來的體制有多好。相反，原來的體制所能提供的服務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來實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續，更無效率。在這些領域引入市場機制也是大勢所趨。但關鍵在于，所有這些領域首先應當是社會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場機制來配置和分配服務，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有效性。一旦當這些領域被視為是經濟領域，成為經濟增長的來源時，社會政策就無從談起。直到今天，中國還沒有明確的社會政策；相反，所有社會領域呈現出被經濟政策所主導的趨勢。
這種趨勢對中國社會的打擊和破壞是致命的。無論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個人還是家庭，任何一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住房可以說一個社會的硬件基礎結構。可以說，在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所有社會領域，對社會全體來說，沒有像比住房更為重要的基礎設施了。房地產要解決的是居民住房權問題，所以其和一般的經濟商品不一樣。當一些社會群體每人擁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體的住房權得不到實現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沒有穩定的基礎。就是說，后一群體的住房權被前一群體所剝奪，而前一群體所擁有的住房，已經大大超越了住房權的概念，而是把本來應當屬于他人的權利，用來獲取和投機更大的利益。他們能夠投資、投機房產，或許是因為他們本身正當的財力，或許是因為他們手中的權力，但結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隨著社會財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員權力的濫用，中國到處都在發生有錢有勢者為主導的“圈房運動”。為什么85%的家庭買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達到了50%以上？這是“圈房運動”的產物，而不是經濟學的供求規律所能解釋的。
無論是利用手中的財力還是權力來投資、投機房地產，他們是理性計算的結果。因為房地產有利可圖，他們自然拼命進入。但很顯然，并非任何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投資、投機所有領域的。無論是房地產的“利潤率”，還是投資、投機者的“準入權”，都是有關當局的政策導向的結果。就是說，投資和投機者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就是因為各級政府的政策失誤，一是把房地產視為經濟政策，而非社會政策；二是和開發商結盟，通過抬高價格來獲取暴利。
一個社會一旦失去諸如像房地產那樣的硬件，而像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那樣的軟件又不到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就失去了基礎。中產階級是任何一個社會穩定的主柱，因此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氣來培養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沒有這樣一個階級，國家的治理（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都難以為繼。中國現在就面臨這種情況。毋庸置疑，房地產已經成為弱化中產階級、阻礙中產階級成長的一個最重要因素。
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產弱化著原來已經躋身為中產階級的社會群體，因為不斷高漲的房價，使得這個群體中的很大一部分成為“房奴”。房地產更是遏制著中產階級的成長。中產階級中間，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業主之外，大部分來自專業人才，也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不過，在中國，“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經注定要成為最無希望的一代，無論怎樣的努力，都很難實現他們的住房權。對社會的影響會怎樣？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個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輕人找不到出路，他們既找不到體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沒有希望得到比較體面的住房，因此開始做毫無理由的抗爭。反對建高鐵就是一個例子。香港是個地產老板統治的地方。中國現在的情況不能改變，必然步香港的后塵。
在很多方面，這種情況也早就在中國大陸出現。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很快演變成為利益導向的社會，物質利益是年輕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質利益領域，面臨住房、就業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輕人已經感覺到希望的淼茫。這對他們的心理沖擊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隨著全社會的物質主義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樣的反社會行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無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殺。
任何執政黨都需要社會基礎。中國的各種政策如“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這些都是為了鞏固執政黨社會基礎的政策導向。隨著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專業階層的形成，政權開始向這些新群體開放。這個方向很正確，它有利于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治理。可是，盡管市場經濟體制為中產階級的形成提供了條件，但卻缺失保護已有中產階級和擴大這個群體的政策機制。就住房來說，中國初生的中產階級面臨多重的擠壓，既來自私營部門（房地產開發商），也來自地方政權和開發商的強大“圈房”聯盟。近來，大型國有企業部門加入“圈地、圈房”運動，更是大大惡化了情況。
經過改制，中國政府的龐大國有企業很多變成了股份制企業，就是說它們必須向持股人負責。這似乎沒有不對，但這卻偏離了國有企業為國家總體利益服務的宗旨，變成了為私人服務的工具。國企并沒有抽象的利益，所謂的國家利益，實際上是國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國有企業在“圈地”和 “圈房”方面的行為，和私人投資者、投機者并沒有什么兩樣，所不同的是，國有企業比私營部門更具有權力、更強大罷了，因為國有企業可以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追求私人利益。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沒有企業，不會涉及到房地產利益。政府因此有條件來規制私營部門。又因為存在著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向社會的壓力。政府因此有強大的動力來促使社會政策的確立，保護社會。
如果房地產是經濟泡沫，還可以應付。但一旦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泡沫，社會穩定甚至是政權的安全就會成為大問題。去除社會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簡單，投資和投機房地產的人畢竟是少數，但等到大多數社會群體不能忍耐的時候，就為時已晚。一旦社會解體了，政治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基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從積極的角度來說，正因為房地產聚焦著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就可以推進各方面的進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平穩增長、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
中國房地產面臨的困境，也說明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進的道理。經濟發展對執政黨很重要，但并非所有類型的經濟增長都對社會有利，對執政黨有利。只有對社會有利的經濟發展和增長，才會有利于執政黨的長期執政。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大陸房價“癌變”一招可治
來源：僑報 作者： 梁雋
中國有關方面近日變相承認房價上漲為中國“癌癥”：國務院14日召開的常務工作會議出現“堅決制止房價過快上漲”的提法，被網民與一些專家學者解讀為房價上漲已不可遏制，可以制止的只是過快與否，亦即漲幅問題。
房價上漲之迅勐已成中國官方按壓不住的怪獸。上月的中國“兩會”上，溫家寶制止房價上漲的話音未落，北京新地王近乎“應聲而出”；之后，隨著“央企退出房地產”、“加大經濟適用房建設力度”等措施出臺，中國房價非但沒下落反倒再度頻開“陽線”向上攀升。
中國古代“衙內”作亂，高官最是頭痛，“豆腐掉到灰堆里”，萬萬打不得，僅能“吹吹”而已。房地產就是今日的“衙內”，中央政府靠它實現 CDP保八（貢獻17%），地方政府更要靠它維持地方財政，因此房價愈高愈好，受苦的只能是老百姓。
民生課題有怪異性，譬如：每臨節假日尤其春節臨近，官方必加大物價看管力度，平日難得一見的工商執法人員亦必傾巢出動，散見于市肆攤位，嚴防豬肉白菜漲價，皆因“弄不好百姓會鬧事”。房價不然，再漲也不會死人，不會鬧大亂子，畢竟因房價上漲而來的民怨多止于網絡或小民之街談巷議而已。
有網民推出下列公式：政府賣地——賣地產生地王——地王推高樓價以拿回買地錢——百姓買不起樓——國家乃百姓之國家或代表——百姓的代表（地方政府）把自己逐出住房……這個公式無疑失之偏頗卻難于辯駁，說明房價某種程度變成攸關“三個代表”真偽的大命題。今天的政府當然是代表人民利益者，把人民利益放到首位乃是“三個代表”題中應有之義。
站到這個角度回看房價上漲問題，得益者政府也，還有所謂“炒房團”多為中國富人，受損者則是占中國人口2/3的中下層百姓。而政府、富人之讓利于溫飽后求居室改善者，是“上向下”的輸誠與示愛。
如何根治房價高企這一癌癥？易言之，為什么官方推出的新近措施顯得更像“豆腐掉到灰堆里”之“吹吹”而已？因為“央企退出房地產”，中國的專家學者乃至一些媒體已公認作用不大，退出的央企非為全部，只能使榮留的央企更為壯大、壟斷力更強、當新地王更有恃無恐。至于“加大經濟適用房建設力度”，固然看著很美，然則從規模看，只能解決億萬為房價上漲所苦者中極少人的痛癢；從時間看，亦是“遠水不解近渴”。
不久前，中國政法系統第一大員周永康一句“中國進入社會矛盾凸顯期”語驚天下，房價上漲事關億萬人，斷不可在華夏大地再由此郁積民怨，增加社會矛盾，最高當局務必以“房價上漲終將動搖國本”之認知，以“壯士斷腕”之悲壯當斷則斷，予以強勢調控。。
問題好像很嚴重，根治彷佛很難，筆者卻覺得只是“腦筋急轉彎”的一道題而已——請把房價視同“豬肉白菜”，將政府大員視同普通工商管理者，把今時今日視同春節將至，于是樓房也被限價。開發商據此來概算拿地成本，地王由此消失，百姓雖然還買不起大房，也可松一口氣。當然，政府魄力讓筆者瞠目其后更好，譬如一個更低的價格為最高限價，讓天下寒士俱歡顏。
彼時，雖然政府從土地出讓金、各種配置費、稅費、經營管理費用中做出莫大犧牲，GDP亦因此下降些許，但換來的是“民更安、國更泰”，長治久安價值何以計算？說到底，還是官民雙贏。
（作者系大陸資深媒體人士）
玉樹地震啟示：預防和救援同樣重要
來源：僑報 作者： 僑報評論員
【僑報4月19日社論】時間相隔不到兩年，兩場大地震讓中國舉國上下進入同樣一個“生死時速”的生命大救援中。汶川和玉樹，這兩個此前不曾被如此多的人關注的地方，兩個同處地震比較活躍的巴顏喀拉塊體邊緣的小城鎮，卻兩次檢驗了中國人面對突如其來天災的精神和整個國家的應急機制。
比照兩次救援的情況，人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官方組織救援的能力，還是受災民眾的心理狀態，都大為改觀。
玉樹地震發生后一小時，中國國務院成立應急指揮部，地震局啟動二應急響應機制，國家民政部啟動四級響應機制。離玉樹州最近的四川甘孜州石渠縣緊急組織動員40名應急民兵，驅車140多公里，于當天下午兩點抵達震中。
震后兩小時，青海省、四川省、西藏昌都地區和中國地震局組織的救援隊趕赴災區；武警和軍方也急調人員馳援玉樹；不少民間組織迅速動員起來，開展救援和善后工作；官方及時發布和更新災情，媒體快速、理性跟進；震區通訊一度中斷后恢復，通往震區的道路暢通，民眾情緒穩定。
震后翌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決定提前結束對南美的訪問回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推遲出訪東南亞三國。
各救援隊奮力拼搏，要搶在黃金72小時前救出更多的人。審計署啟動對救災物資和捐款的審計監督。
一切都在緊張且有條不紊地進行……
可以說，近年來各類突發性公共危機鍛造了中國社會的應急救援能力和機制。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食品安全事件到礦難，從洪災雪災與旱災到地震，中國在經歷著在災害中發展、在磨難中成熟的過程。
不過，同應急能力不斷提高相比，中國的預警和預防意識和水平卻值得反思。以玉樹地震為例，有消息披露，地震機構在此前的調查中，就將玉樹州劃為地震重點監視防御區，而且從1996年至2008年，與這里地質構造相近、距離并不遠的四川、西藏、新疆和青海本省的縣市就相繼發生過5次里氏7級以上地震。但玉樹的房屋卻大多是土坯房，抗震性能極差，一震就倒。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房屋，幾乎沒有防震設計，有人形容這是一個處在地震帶，卻不設防的地區。
震后結果也表明，傷亡慘重的主因不是地震震級高、烈度大，而是房子太不結實。結古鎮是玉樹州府所在地，也是這次地震的震中，從衛星遙感圖中可以看到，除了少量新蓋的樓房外，其他的幾乎全部倒塌。震中附近西航村，99%民房全部倒塌，玉樹民族師范學院近3000平方米建筑全部倒塌，玉樹縣第三完全小學80%房屋倒塌。來自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青海省住建廳組成的專家組調查數據顯現，目前該專家組已對學校、醫院、銀行、郵局、政府辦公樓等進行應急評估，共評估受損建筑近29萬平方米。
而就在去年的這個時候，中國國務院要求全國中小學開展“校舍安全”檢查，青海也對包括玉樹在內的全省3808所中小學校、共計15878棟校舍需要逐棟進行抗震和防洪等安全鑒定，事后該省并未有異常報告，直到今天，地震來了，房子還是不安全。
玉樹的災難再次警示中國，僅有好的應急機制和快速救援反應顯然不夠，事后的補救措施畢竟不能挽回已經失去的生命，不能彌補人們心理和精神創傷。用專家的話說就是：“扎實和高質量的防震工作勝過千萬個周密完善的震后應急方桉。”中國依然需要從全社會各個層面建立防震和減災意識，尤其是在各項工程建設中，亟待預防式規劃，這比事后補救重要得多。
學會辟謠與地震預測一樣重要
2010年04月16日 05:24 來源：僑報網 作者： 萬罘山
地震局和專家們在地震預測方面已擁有足夠的科學思維，但在應對民間傳言方面，似乎缺乏得當的方法。
【僑報網評論員 萬罘山 4月16日】青海玉樹發生7.1級地震后，北京、河北、內蒙古等地都出現了當地將發生地震的傳言。雖然這些傳言很快遭到國家地震局和各地地震局否認，不過面對今年全球接二連三的大地震，民眾心態已然成“驚弓之鳥”。
更令民眾無法接受的是，前幾天還有專家說，近期中國大陸不會發生破壞性地震，話音未落，玉樹大地震就發生了。更有“好事”的網民翻出近期地震前專家辟謠的言論，在事實面前，專家們縱有百口也難自辯，以至于網民稱，地震局辟謠可以視作地震預報。各種戲謔的說法，不僅僅是嘲笑，更是對缺失嚴謹的憤怒。
客觀的說，地震預報在全球都絕非易事，將板子全打在中國地震局身上未必合理，也并非所有的專家都是“磚家”。不過，毛澤東時代用土辦法預測出海城地震，在科技條件今非昔比的情況下竟無作為，不讓百姓質疑也難。
據了解，今年初山西河津4.8級地震前，地震局曾辟謠稱“近期無破壞性地震（5級以上）”。地震發生后，又稱“地震太小，不予預報”。雖然地震局辟謠時并沒說近期無地震，但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做法還是令人不寒而栗：一旦發生5級以上地震，責任又該誰承擔？對普通人來說，有沒有地震是一回事，地震多大是另一回事，但他們首先想知道有還是沒有。地震局和專家們在地震預測方面已擁有足夠的科學思維，但在應對民間傳言方面，似乎缺乏得當的方法。
當然，地震預報還可能帶來另一個問題，即社會秩序失控。不排除個別地方政府為了維護穩定需要，而對預報信息進行“低調處理”。這卻給了謠言傳播留下空間。其實，每次地震來臨（無論大小），都是官方普及地震常識和預防方式的最好機會。官方和專家們應抓住這個機會，不厭其煩地進行地震科普教育，讓信息公開更加及時和透明。有時候，學會辟謠與學會地震預測一樣重要。
中國評論﹕兩次抗震救災的同與不同
【明報專訊】青海玉樹地震的救災行動，人們看到很多與2008年汶川大地震相似的畫面，一樣的解放軍武警救援，一樣的災民慘，都是溫總先奔赴災區視察，胡總再接力慰問，都是全國范圍的賑災捐款，到昨日為止，包括胡溫在內的中共政治局全體9名常委，都對玉樹地震發表過講話，國務院也設立了救災指揮部和重建小組，顯示今次抗震救災的規格，和汶川一樣，都是國家級應急行動。
但兩次地震的規模畢竟相差較大，如汶川地震影響范圍50萬平方公里，死傷失蹤逾13萬人，玉樹地震影響范圍不過3萬平方公里，全州人口也不過28萬人，最終死傷人數和經濟損失少得多。
汶川地震是在北京奧運開幕前不足3個月發生的，今次玉樹地震發生在距上海世博會開幕僅17 日時，官方極不愿因救災轉移精心準備了多年的盛事世博的焦點，這也是當局急于在世博會開幕前將救災活動告一段落的原因。
說到今次地震與兩年前的汶川地震最大的不同，就是地理和民族的因素，由于玉樹位處海拔4000米的高原，救援者本身的高原反應，是四川救災行動中未遇到的，這也是今次民間的救援活動迄今遠不如汶川地震活躍的主要原因。
達賴關注故鄉青海地震
玉樹州九成七的人口是藏族，是今次地震最不同于汶川大地震的地方。青海是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故鄉，地震發生后，達賴喇嘛就表示關注，在流亡政府網站上，刊出了據稱是玉樹10萬災民「致胡主席和溫總理的公開信」，呼吁中央「大發慈悲」讓達賴喇嘛到玉樹災區「超度祈福」。難怪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賈慶林昨天警告說，「境外敵對勢力也企圖對抗震救災工作進行干擾破壞」。玉樹救災會否變成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央政府間角力的新戰場，值得關注。
孫嘉業
中共急著給地震劃句話 說到底為的世博
明報
青海玉樹地震的救災行動，人們看到很多與2008年汶川大地震相似的畫面，一樣的解放軍武警救援，一樣的災民慘，都是溫總先奔赴災區視察，胡總再接力慰問，都是全國范圍的賑災捐款，到昨日為止，包括胡溫在內的中共政治局全體9名常委，都對玉樹地震發表過講話，國務院也設立了救災指揮部和重建小組，顯示今次抗震救災的規格，和汶川一樣，都是國家級應急行動。
但兩次地震的規模畢竟相差較大，如汶川地震影響范圍50萬平方公里，死傷失蹤逾13萬人，玉樹地震影響范圍不過3萬平方公里，全州人口也不過28萬人，最終死傷人數和經濟損失少得多。
汶川地震是在北京奧運開幕前不足3個月發生的，今次玉樹地震發生在距上海世博會開幕僅17日時，官方極不愿因救災轉移精心準備了多年的盛事世博的焦點，這也是當局急于在世博會開幕前將救災活動告一段落的原因。
說到今次地震與兩年前的汶川地震最大的不同，就是地理和民族的因素，由于玉樹位處海拔4000米的高原，救援者本身的高原反應，是四川救災行動中未遇到的，這也是今次民間的救援活動迄今遠不如汶川地震活躍的主要原因。
玉樹州九成七的人口是藏族，是今次地震最不同于汶川大地震的地方。青海是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故鄉，地震發生后，達賴喇嘛就表示關注，在流亡政府網站上，刊出了據稱是玉樹10萬災民「致胡主席和溫總理的公開信」，呼吁中央「大發慈悲」讓達賴喇嘛到玉樹災區「超度祈福」。難怪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賈慶林昨天警告說，「境外敵對勢力也企圖對抗震救災工作進行干擾破壞」。玉樹救災會否變成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央政府間角力的新戰場，值得關注。
權力對權利何時不再傲慢？
2010年04月11日 02:45 來源：僑報網 作者： 孜昕
“紅頭文件”中的歧視性條文，讓人看到行政不作為以及保守的習慣力量究竟有多大。
【僑報網評論員 孜昕 4月11日】 人們都痛恨就業中的“歧視性條款”，但是他們卻難免在制造歧視：有公然的，也有隱性的；有故意的，也有不由自主的。這樣的現狀并隨著法制的倡明和社會的開放而獲得根本性改觀，甚至一些政府機構竟然成了“同桉犯”。
媒體報道，大陸學術機構近日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公務員選拔招考中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現象。各級機構的“紅頭文件”中充斥著赤裸裸的歧視性詞句，戶籍、地域、相貌、性別、年齡甚至血型、星座、生辰八字等與所招聘的職位本身要求沒有任何相關度的東西成了一道道“關卡”，將許多人擋在門外。
外界此前普遍認為，求職中的歧視，可能主要存在于一些企業中，尤其是一些私人企業，因為老板個人意志和法律意識薄弱，而習慣設置許多“條條框框”。不曾料及，官方機構也如此毫無顧忌地踐踏勞動者權利和法律公平原則。其負面影響當然不是一句“疏忽”解釋所能消弭的。
作為許多法律法規的參與制定者和執行者， “紅頭文件”中的歧視性條文不僅消解了官方的一切反歧視努力——長期以來，包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等在內的中央部委就為促進就業中的平等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便被這些紅頭文件擊得粉碎；也讓人看到官方在踐行政策法規上的“口是心非”、行政不作為以及保守的習慣力量究竟有多大；更讓人們看到權利在權力面前的弱勢和淼小。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工業和科技等方面的現代化便會實現，但要建設現代文明、民主和法制社會，全面實現社會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恐怕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效彷奧巴馬，中國當創設官員“裸財”之規
2010年04月18日 17:52 來源：僑報 作者： 胡祖庶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夫人2009年的年薪總共是37.45萬美元，為美國人平均年薪4.63萬美元的8倍，屬于全美1.5%人口的高收入階層；但比華爾街大金融機構職員的38萬至60萬美元平均年薪（不包括隱藏的額外紅利）低，更不能與千百萬美元年薪的董事長、總裁們相比。除了年薪外，奧巴馬夫婦還有其他收入，主要來自近幾年每年為他們創版權費收入的兩本書——《父夢縈懷》與《敢于擁抱希望》（這兩本奧巴馬寫的書在他當選總統后，銷量直線上升，成為暢銷書），2009年收入加起來高達550.5萬美元。
2008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時，他與夫人的總收入為265萬美元（主要也來自版稅），共繳納了85.53萬美元的聯邦所得稅。白宮公布奧巴馬夫婦2009年的收入只是年薪和版稅等收入，不包括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所得到的140萬美元獎金，因為奧巴馬把獎金全額捐給了10個慈善機構。
奧巴馬夫婦為550.5萬美元收入繳納了179萬美元的聯邦所得稅及16.33萬美元作為伊利諾伊州注冊居民須繳的州所得稅。另外，他們把 550.5萬美元中的32.9萬美元捐給了40多個慈善機構和基金會，給自己留下320多萬美元。這320多萬美元凈收入使他們心安理得地躋身于0.1% 美國人口的最富裕階層。
作為納稅人聘用的公仆，國家任何級別的工作人員都有必要公開收入和納稅情況，給納稅人一個交代。能不能做到這一點關乎政府與納稅老百姓的互信，也是衡量一個國家行政清廉度的標準。制度越健全的國家，行政透明度就越大，各種貪污腐敗現象也越容易揭露出來。
近年中國大陸出現了“裸官”這個新詞，指的是那些配偶和子女都已移居海外，但本人仍留在大陸任職的官員。已有不少“裸官”利用職權往海外挪移巨款，然后隨款遠走高飛。大陸有識之士認為欲治“裸官”，關鍵是官必須“裸”。
官必須“裸”是讓官員的財產“裸”起來，官員的權力“裸”起來，官員的行跡“裸”起來。
“裸”財該怎么個“裸”法？官員究竟有多少財產，恐怕連他們自己都說不準，但只要有貪腐的官員東窗事發，其數字都讓人驚駭。如果實施官員財產申報或納稅申報制度，在“陽光”的震懾和防范下，官員勢必不能也不敢聚斂大量灰色財富，即便聚斂也難以順利轉移海外。
再說“裸”權。陽光也是最好的防腐劑，如果權力運作公開透明，便于民眾充分行使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權，官員想腐敗便不容易。然而，當前官員權力過大，尋租機會多，加上監督不到位，即所謂“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不想腐敗的官員也難免經不住誘惑而同流合污。至于 “裸”行，亦可依此類推。
奧巴馬“裸財”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他填的收入納稅申報表 便可知一二。美國納稅人不管贊不贊同他的行政政策和方針，他們起碼能知道總統有沒有以權謀私，中飽私囊。
中國如果有一種使官員必須像奧巴馬等美國政府官員一樣“裸”的制度，腐敗問題便不難解決。但知易行難，實行官“裸”措施要面對的是一個“民逼官”的難題。
（作者系旅德華人學者）
中國建設一流大學須拋棄“另類一流”
2010年04月18日 17:58 來源：僑報 作者： 馮海寧
“中國目前沒有世界一流大學。”北京大學前任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近日如是說。許智宏認為，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有些急功近利的味道；中國整個大學的軟環境建設，都沒法和外國一流大學比。中國在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學相差“很遠，很遠”。
作為在1999年至2008年擔任北大校長10年的學者，許智宏承認中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等于否認了北大是世界一流大學。許智宏此語，不排除讓某些教育官員覺得沒面子。
而且，這無疑給浮躁的大學潑了一盆冷水。現實中，有些大學要么把自己當世界一流大學看待，要么高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大躍進式口號。許智宏認為，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有三個標準：一是有從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國際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響人類文明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三是培養出一大批為人類文明作出很大貢獻的優秀學生。向著這3個標準努力，或許中國大學就有了向世界一流大學進軍的方向和路徑。
筆者認為，中國大學要向世界一流大學靠攏，最應該先拋棄壞的制約因素，祛除大學身上的病灶。
比如說，中國大學里的官多就是“世界一流”。“校級官員一走廊，處級官員一禮堂，科級官員一操場。”中國大學里這句話流行了多年，至今還在流行。用一位教授的話說，“官”太多了，就是“校長干處長的活，處長干科長的活”。大學里的官多之后，不但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導致行政干預教學和學術。哈佛大學不會被這么多的“官”管著。
再比如，中國大學的學雜費堪稱“世界一流”。2007年公布的調查顯示，中國大學生每年的學費和住宿費在萬元人民幣以上，以可支配收入相對支付能力計算，是世界最高水平大學的3倍以上。大學生花費高在于高校瘋狂圈地、大肆擴張，重外表、重硬件而不重軟件。2009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有84萬放棄高考，原因之一是高昂的學費。
又如，發生在中國大學的抄襲事件算得上“世界一流”。盡管沒有人統計過中國大學里發生過多少起抄襲事件，但從頻繁的曝光率來看，數目絕對可觀。從本科生、碩士生到博士生、教授都有抄襲行為，而且近年來抄襲似乎不斷升級，一些大學的主要領導也牽扯進去。
中國大學除了官多、學費多、抄襲多之外，負債多、腐敗事件多等，與其他國家的很多大學相比，也算“名列前茅”。
筆者以為，唯有先拋棄這些“另類一流”，中國大學才能向世界一流大學進軍。
（作者系大陸媒體人）
龍吟大地：中國海軍扯斷第一島鏈
本文重點
* 艦隊穿越宮古海峽
* 美國日本態度迥異
中國海軍在東海和南海的大規模集結訓練，引發廣泛關注，尤其是日本更以「史無前例」來形容中國海軍大規模編隊突破第一島鏈。中國海軍已改變過去羞羞答答的面目，公開展示自己的威力。
中國南海、東海、北海三大艦隊的軍事演習，無論是規模、投射范圍，以及各兵種的協調作戰，均是空前的，據稱不僅出動國產最先進的艦艇、進口的現代艦，而且還出動潛艇、空中預警機、空中加油機和轟炸機。整個演習可以用傾巢出動來形容。
艦隊穿越宮古海峽
最關鍵的是，據稱今次中國海軍編隊穿越了宮古海峽，在美軍沖繩基地旁邊駛過，選擇的演習路線出乎外界意料。這具有明顯的戰略宣示，也就是公開向世界宣布，美日共同打造的第一島鏈封鎖線，已完全被中國扯斷，中國海軍再也不用顧忌第一島鏈的存在。
第一島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冷戰產物。一九五一年，美國人為地勾畫了北至日本群島、中接臺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的所謂第一島鏈，用以圍堵紅色國家。冷戰結束后，圍堵的目標由前蘇聯開始轉向中國。美國在這個島鏈下面部署了大量的聲納裝置，并定期派出反潛機巡邏。
中國雖然在外交場合并不承認第一島鏈的存在，但實際上囿于本國海軍的實力，絕少公開沖撞第一島鏈。在中國海軍內部，突破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而不驚動美日海軍，成為潛艇官兵立功受獎的重要依據。而海軍高層也將打破這兩條島鏈封鎖，當作中國海軍成為藍水海軍的主要標準。
今次中國海軍大動干戈，派出北海和東海艦隊，輪番穿越宮古海峽，就是明確向美日宣示，長期為中國海軍度身訂造的第一島鏈，只不過是一個海上版的馬其諾防線。中國海軍今后打破第一島鏈，將長期化、正常化，并不會因為日本的大驚小怪而退縮。
美國日本態度迥異
今次中國海軍突破第一島鏈，美軍至今仍然沉默不語，而日本防衞相則大呼小叫。作為美日同盟，為何兩國態度迥異呢？看來，美日兩國對中國海軍發展的底線并不相同。在美國看來，中國突破第一島鏈是遲早的事，根本無法阻擋，美國重中之重是要防止中國突破第二島鏈，因為第二島鏈以東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區，絕對不容中國染指。也正是如此，美國將沖繩等地第一島鏈的軍力悉數撤併關島，并從本土調集最先進的海空裝備云集關島，以此為支撐點，對抗中國海軍。
日本則對第一島鏈視若生命線。日本與中國爭議的釣魚島、沖之鳥礁等均在第一島鏈左右，一旦中國海軍突破第一島鏈成為常態，中日海軍沖突將日趨激烈，故日本對中國海軍穿越宮古海峽大為震驚。對中國而言，要想建立藍水海軍，就不能顧忌別人的說三道四，更不能被人恐嚇勒索。
馮海聞
濟世狂言：何小顏警世通言
上海著名學者何小顏的《大災變》一書是今之「警世通言」，尤其值得當政者細讀。他指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羅布泊、居延海等乾旱區大型湖泊先后乾涸，進入九十年代，塔里木河、黑河、黃河斷流愈演愈烈。「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但這條母親河一九七二年首次斷流后，中、下游先后斷流；二○○四年四月十四日，新華社一條消息驚動全中國，黃河源頭鄂陵湖出水口，歷史上第一次發生斷流。
何小顏指出，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美名，五十年代共有一千零五十二個湖泊，到二○○一年只剩下了八十三個湖泊。更可怕的是污染，湖南省有首歌傳唱全中國：「瀏陽河，彎過了幾道彎，幾十里水路到湘江……」如今河邊居民說，以前瀏陽河非常乾淨，「夏天我們到河里去洗澡，還可到河里挑水喝。」如今呢？「只要你一下河，準會染一身的毒，皮膚癢，身上長膿瘡。」八百里洞庭湖如何？每年有四千萬噸工業廢水排入水中，幾乎變「毒湖」，沿湖地區血吸蟲氾濫，又成為血吸蟲病重疾區。
《大災變》沒有一句頌歌，卻是最出色的「盛世危言」，當政者還是少聽甚至不聽頌歌為妙。上海那個所謂「文化大師」，多年前到深圳唱頌歌，就獲獎一座別墅，嘗到甜頭，更不知廉恥地指追查豆腐渣工程者為「反華」，終于被網民選為「六十年來最差的作家」，原形畢露。何小顏是傷殘人士，先天下之憂而憂，他才是中華民族的嵴樑，這樣有風骨的文人太少了。他和胡耀邦一樣，「哭」在百花前。
劉濟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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