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最大硅廠工人“集體塵肺病”調查
作者: 南方都市報

[導讀]11年前，九家村村民的土地以3元錢一平方米的價格被征用。村里40多口人到恒盛上班的就有十幾個人。到2010年，十幾人中僅一人的肺部沒有被檢查出問題。

恒盛公司爐子一開煙塵蔽日，這樣的爐子共有34個。網絡資料圖片

目前，恒盛公司已停產整頓，全部工人尚在接受健康檢查。

劉克喜是工人中第一個拿到塵肺證的，他已被貴州省疾控中心確診為塵肺二期。等待他的只能是越來越迫近的死亡。

張洪富40歲，塵肺一期。

“天見恒盛，日月不明；

地見恒盛，草木不生；

人見恒盛，九死一生。”

———工廠廁所里的順口溜，最后一句現在被改為：“人見恒盛，矽肺在身。”

兩天了，一頭豬還沒有賣完，對面上千號工人的恒盛大工廠，買肉吃的人簡直千里挑一。這是貴州省施秉縣七里沖工業區唯一的一家菜場，四個肉販合賣一頭豬，到了第三天中午，還有兩塊肥嘟嘟的豬大排剩著。肉販子歪在破沙發上，瞌睡得眼皮都抬不起：“平日一天要賣掉一頭豬嘞！廠子里好多人曉得自己得了肺子上的病，還有哪個有心思吃肉喲！”

亞洲最大的硅廠———恒盛公司坐落在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最滯后、貧困縣較多的貴州省大山深處。楊再高是恒盛工廠25號高爐的冶煉班班長，這個來自貴州余慶縣的農民原本一個月買兩次豬肉，2010年3月23日，在得知自己肺部異常“半年復查”后，他再也沒買過肉。

每天，他大約會生產220公斤工業硅，每公斤出口的價格大約是1美元，而經國外企業加工后再賣到中國的多晶硅，每公斤價格最高可達300-500美元。楊再高的家門口曬著六個黑灰色的口罩，它像標志一樣，成為恒盛工廠許多工人家門口常年的生活圖景。

2010年3月，恒盛1200多位工人中，與楊再高一起檢查出肺部異常的“潛在塵肺”工人達到了數百人。2010年4月，恒盛工廠停爐整頓，全部工人接受健康檢查，楊再高才在工棚外聽到了婉轉的鳥鳴：“停爐，鳥才飛來了，平時鳥都沒得一只。”正像他在工廠廁所里看到的順口溜：“天見恒盛，日月不明；地見恒盛，草木不生；人見恒盛，九死一生。”

現在，他又和別的工人把順口溜改了：“人見恒盛，矽肺在身。”(矽肺，塵肺病中最為嚴重的一種類型)

“亞洲硅城招工啦”

綿延三四公里的廠房，34臺高爐，這是他們從未見過的世界

楊再高是貴州余慶縣農民，2002年，一張寫著“亞洲硅城招工啦”的廣告吸引了他，“20-50歲，身體健康，夫妻提供宿舍”，“八小時內只工作兩個小時，其余時間原地坐著”，“小學文化程度，工資1300-2600元”……楊再高和妻子很快來到恒盛公司，拿上鋪蓋住進了宿舍。綿延三四公里的廠房，34臺高爐，這是他們從未見過的世界。

1999年建廠的恒盛公司從2004年開始給工人發口罩，這是在貴州省環保局環境檢查和罰款55萬元之后的結果，一個月兩個口罩，“只有兩層紗布，薄得像紙一樣。”工人楊秀才說，“純粹裝個樣子，哪經得住用？”直到2007年，工廠才開始一個月發四個厚口罩。一個老工人說：“太陽那么大，我在院子里都看不見自己的影子，你說灰塵有多大？”楊再高每天下班把口罩翻過來，里面都是“黑黢黢的”。

“要是曉得這個會得病，一萬塊一個月我也不干。”實際上，楊再高所在的冶煉車間平均工資每天52元左右。除非爐子壞掉，或者檢修停爐，一年365天，大年三十也沒有休息過。8年了，楊再高和老婆就是這樣干下來的，廠里許多夫妻就是這樣干下來的。

緊靠山坡的宿舍區是一些狹小的紅磚房子，每個門上寫有編號。703，就是楊再高家的編號。在他們僅放得下一張大雙人床的小宿舍門口，為了遮擋撲面而來的灰塵，也扎著整塊的大塑料布，房子附近的草積了很厚的灰塵。

2004年，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發展，緩解能源供應緊張局面，中國開始實行宏觀政策調控，截至2009年，工業硅的出口關稅已增至15%。加上稅務部門還要征收17%的增值稅，同時針對高耗能企業實行差別電價，國內許多中小硅廠相繼破產倒閉，一些污染嚴重的土法煉硅也銷聲匿跡。

光伏發電是環保產業，但光伏電池所用的多晶硅(恒盛也生產部分多晶硅)以及工業硅在提煉過程中，耗電量卻比素有“電老虎”之稱的電解鋁還要高。雖然出于環保要求，恒盛從2004年到2008年間陸續裝起了高爐吸塵裝置，但工人普遍反映幾乎沒有用過。冶煉硅成本的壓力被進一步轉嫁到工人頭上，恒盛工廠的罰款越來越頻繁。

楊再高的班上，工人閉一下眼睛被領導看見了，要罰50元；領導查崗時工人去上廁所，罰50元……請假回家幾天，晚回來一天，工作十年的工齡也會全部抹掉，工資也重新計算。2007年，被罰得最狠的工人一天平均只有7角錢；饑餓的工人甚至偷偷挖附近村子地里的紅薯吃。

楊再高最低時拿過180元一個月工資，“一家人要吃飯，孩子要念書，180塊，咋個過？”為了省錢，楊再高和媳婦一天就買一元錢的青菜。每年，楊再高和鄰居還在山上各種三四分地，撒些青菜種子，艱難的日子，他們把山上種的一點點菜摘下來吃，雖然洗五六遍也洗不干凈，畢竟是自己種的，可以省下幾角錢。

治污的笑話

“年年來查年年報，爐子照開煙照飄”

在恒盛，環保檢查是一件讓工人們當成笑話講的事。工人楊秀才說，每次檢查都好像“演戲”。一次工廠通知晚上12點停電(恒盛工廠是24小時工作制)，“誰知道晚上7點多檢查的人就要來，廠里接到電話通知就立即停電了，天黑什么也看不見；早晨天蒙蒙亮，廠里就安排工人沖洗車間，檢查的時候看起來就干凈得很，檢查的人走了，馬上就開爐。”

恒盛與環保部門打交道的故事，從2001年就開始了。

恒盛擁有的工業硅冶煉爐主要生產工藝是采用矮煙罩，在半封閉型礦熱爐內高溫還原硅礦石，制成產品工業硅。主要污染物就是生產過程中排放的煙氣，煙氣中煙塵濃度較高，工人李世勇說：“一開爐，附近的山頭都看不見，真的是‘天見恒盛，日月不明’。”

2001年11月，貴州省環保局、經貿委曾因此下文要求該公司于2002年4月底前完成治理任務。但同年3月27日，貴州省環保局在現場檢查時，發現該公司的26臺高爐仍未上污染處理設施，而且該公司從1999年投產到2003年，從未按要求進行排污申報，2002年以前從未交過排污費。

2003年，貴州省環保局明確122家省級重點工業污染源名單，貴州省施秉縣恒盛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

2005年年底前，該公司全部34臺礦熱爐煙氣治理工程完成，據恒盛公司宣傳，建成后年削減粉塵(煙塵)排放量24500噸。

但2004年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重點污染源名單中，貴州省施秉縣恒盛有限公司仍榜上有名。

2006年，該公司甚至被貴州省環保專項行動領導小組列為省級掛牌督辦案件，限期于2006年12月31日前完成廢氣治理工作。恒盛公司遂籌資3000萬元建設了6套除塵器，對全廠34臺冶煉爐煙氣集中進行治理，經省監測站2006年12月監測，除塵器出口煙塵濃度符合國家《工業爐窯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并于2006年12月通過黔東南州環保局驗收。

2008年年初，該公司煙氣除塵設施受雪凝天氣影響損毀嚴重，在州政府要求下，該公司投入近500萬元完成除塵設施的修復工作，并于當年7月投入運行。但空氣污染仍達5公里左右。

工人張洪富曾在凱里市考察過相同的工廠，盡管沒有監督工廠施行環保的權力，也沒有專業的知識，但張洪富發現，別的工廠都是一個吸塵器連接一個冶煉爐，恒盛的一個吸塵設備卻連接6個冶煉爐。就是這樣，恒盛的除塵設備大多數時間也不開，只有應付檢查才“用一下”。張洪富寧愿這個吸塵器不開，“根本吸不過來，搞得更嗆人了”。熟悉恒盛情況的人說：“年年環保局都來查，年年電視臺都來報道，恒盛的爐子照開，煙還是飄。”

劉克喜52歲，塵肺二期。

何德開49歲，肺部異常，半年復查。

李世勇49歲，肺部異常，半年復查。

楊立寬37歲，肺部異常，半年復查。

楊再高39歲，肺部異常，半年復查。

餓死，還是毒死？

恒盛的利稅，是縣財政的半壁江山

恒盛工廠邊上的九家村種出的菜，在七里沖菜場幾乎是賣不掉的，有個村里的老漢挑了兩筐去賣，天黑又原樣挑回去了。工人們都曉得，“洗五六遍水都是黑的，難洗得很！”九家村的11戶居民從恒盛有兩個爐子開始，就“天天吃煙子”。

11年前，九家村村民的土地以3元錢一平方米的價格被征用。村里40多口人到恒盛上班的就有十幾個人。到2010年，十幾人中僅一人的肺部沒有被檢查出問題。

4月8日上午，42歲的王勝英戴著帽子在家門前砍樹枝。她家離工廠最近的冶煉爐只有幾十米遠，開爐時如果不戴帽子，就要每天洗頭，即使關上門，她躲在家里呼吸都困難。開工一夜之后，工廠周邊就像下了一場雪，稻谷的殼都是黑色的。菜也要洗五次以上才能洗干凈。

王勝英曾經是十幾個去工廠上班的村民之一，從1999年到2006年，她做的是配料、洗硅石等工作，這和冶煉過程中加料、倒爐、出爐、接塵等工序比起來，看似受危害最少的環節，所以這種工作多由女工來做———但王勝英還是經常感冒，呼吸困難，有時一樓爬到三樓都很困難，在施秉、凱里和湖南懷化的醫院檢查后，結果都顯示王勝英肺部異常。

醫生建議王勝英換個環境住，她說：“我的家在這，我搬到哪里去呢？”

恒盛公司的負責人曾到九家村和村民協商，想讓九家村的村民搬到遠一些的丁家橋去，可是丁家橋沒有水吃———恒盛公司附近六個村子都已經沒有水吃。恒盛開著34個爐子的時候，平均每天用水達到6753噸以上，導致施秉縣地下水位和河水水位全部迅速下降。

施秉縣城地勢地平，處在狹長的山坳中，恒盛制造的煙霧不易擴散，濕潤的空氣凝結著塵埃籠罩在16萬居民頭頂上空。一位在縣城工作的施秉人說，只有在恒盛工廠停產的時候，才能看到彩色的鐳射光在縣城上空舞動，在平日的夜晚，那是絕見不到的奇觀。在這座工業以恒盛公司“一枝獨秀”的安靜小城，沿街就能看到，一些樓房的瓷磚外壁上也滿是黑灰色的煙塵。

“亞洲硅城”已成為施秉縣的宣傳名片，貴州省政府也正著力把“中國硅城”真正建設成“亞洲硅城”和“世界硅城”中的航空母艦。一位施秉縣城的公務員說，一家恒盛的利稅就幾乎是縣財政的半壁江山，“可以說我們的工資就有一部分來自恒盛。”2009年，施秉縣財政總收入完成17028萬元，恒盛利稅就7000多萬元。恒盛的利稅，直接關系到施秉縣稅務、環保等多個部門的行政收費和公務員工資。雖然享受著利稅大戶帶來的財政收入，這位公務員還是恨恨地說：“我要是有個炸彈，就立即扔到恒盛把它炸了！”常年的塵霧讓他十分擔心孩子的身體。

根據施秉縣政府網站上公布的資料，2008年，施秉縣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完成14億元，其中恒盛公司達7.8億元，占全縣工業總產值的56%。恒盛還帶動了施秉周邊地區采礦、運輸、電力、加工、房地產、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快速發展，直接和間接創造了上億元稅收，解決了部分企業下崗失業工人和農村閑散勞動力上萬人就業。11年來，恒盛多次被貴州省委、省政府評為“先進鄉鎮企業”，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總經理劉振寧也先后被國家農業部授予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稱號。

2009年8月，施秉縣人民政府常務副縣長肖體祥在“紅色黔東南黨史研究室”網站上發表文章《打好“硅城”品牌推動生態工業快速發展》，其中提到，施秉經濟起引領作用應首推工業帶動的恒盛效應，“工業增加值年均以1倍的速度增長，對一個欠發達、欠開發的貧困縣來說，工業的發展速度能夠較快打破由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長期占領主導地位的格局”。

肖體祥在文章中坦言，“恒盛公司對施秉縣經濟既有支撐效果，又有抑制作用，是一把雙刃劍，這種格局對施秉縣整個經濟發展的風險太大。”從2009年施秉縣第一季度來看，全國G D P增長6.8%，貴州省G D P增長15.9%，施秉縣G D P下降14.9%，其核心原因是企業開工不足。

按照肖體祥所寫，施秉縣將重點加快推進恒盛公司的硅系高新材料一體化循環經濟產業基地建設，同時對清水江流域進行梯級電站開發，“工業規模再躍上一個新臺階，力爭2011年全縣G D P達到14.3億元，拉動G DP增長22個百分點。”

塵肺恐慌下

數百人肺部異常，衛生部介入，全廠停產檢測

2008年，全球遭遇金融危機，主要依靠出口的恒盛開爐數量減少，對工人罰款更加頻繁，雖然工資少，可是只要開爐，工人們還是擁進工廠。也正是這一年，隱匿近10年的塵肺病魔終于暴發了。倒在高爐邊的先是劉克喜，然后是張洪富。

劉克喜是恒盛工廠里第一個被貴州省疾控中心鑒定為塵肺病的工人，他先是感覺渾身沒有力氣，手腳冰涼，四肢和臉龐腫脹，2008年7月，貴州凱里人民醫院的一位老大夫告訴他：“你的肺肯定是塵肺，這個病沒得治。”緊接著是張洪富，他在貴州省疾控中心聽到醫生說沒法治，就抖著聲音問：“那不是跟癌癥一個樣？”大夫沒有回答，只說樓上有三個塵肺病人，“你自己去看看就明白了。”

張洪富看到其中兩個走路都沒有力氣，要人扶著，另一個睡覺也要坐著，“哭起眼淚都沒得！”很快，感冒的時候，張洪富也需要老婆攙著了。這時，他才打聽到數年來恒盛陸續有幾名工人病倒，在與廠方結賬后悄悄回家了。

塵肺病的消息終于引起了職工的恐慌，他們紛紛要求廠方對全廠職工進行體檢，于是廠方找到了施秉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實際上，施秉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并無職業病檢測資質，但其還是接下來這筆“業務”———貴州省只有兩家職業病檢測機構，分別是貴州省職業病防治院和貴州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下屬的省職業病防治所———巧妙的是，雙方在協議中并未注明檢測塵肺病，只注明“健康體檢”。

2010年2月，施秉縣疾病控制中心僅安排一名工作人員對“恒盛”公司共900多名工人進行了體檢(全廠1000多名工人，部分人沒有進行檢查)，這次體檢沒有檢查其他任何項目，只拍X光片，每個工人交20元錢。據知情者透露，該疾控中心只有規格200毫安的檢測設備，無法檢查塵肺病———接觸粉塵作業勞動者的健康檢查，必須具備規格至少為500毫安以上的高千伏X線攝片機設備才能檢測。

就是用這臺200毫安的X線攝片機，這名工作人員發現，共59名工人肺部有非常明顯異常，他把檢測報告統一送往恒盛，建議工廠送這些工人到上級醫院檢查。

恒盛廠辦公室未公布檢測結果，只對外稱，有59名工人的肺部有異常。楊再高、李世勇、楊秀才……均是這個名單中的人。該廠將這59人又分成兩部分，嚴重的去貴陽市檢查，另一部分較輕的不用去貴陽檢查。

工人們只好到該廠辦公室查詢結果。從體檢結果看，大多數職工均無問題。

然而，工人們并不相信這一結果，他們紛紛自費前往湖南省懷化市疾病控制中心檢查。雖然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無職業病檢查資質，但其仍然為遠道而來的工人們進行了檢查，結果和施秉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大相徑庭。

懷化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已經從事職業病工作幾十年的張醫生說，恒盛廠有四五百工人到懷化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查過肺部。檢查發現，十幾人患有不同級別的塵肺病，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肺部有改變，尚達不到國家職業病的標準，“但這些人中，將有不少在三五年后上級別，因為塵肺病是慢慢滋長的，因此潛在問題嚴重”。懷化疾病控制中心的醫生建議這些工人不要在恒盛繼續上班，其中包括七八名女工以及副廠長唐曉松、車間主任張必強，他們也曾長期在冶煉車間干活。

工人們拿著“一年復查”、“半年復查”、“三個月復查”、“定期復查”等不同結果的檢測報告，與工廠交涉，但工廠并不認可懷化市疾病控制中心的檢測結果。后廠方給他們開具“職業史證明”，部分工人們又自費前往貴陽，到具有職業病檢測資質的機構進行檢測，結果仍然顯示，很多工人的肺部有異常。

2010年3月底的一天，在恒盛公司大禮堂，有100多名被發現肺部有異常的工人與廠方協商解決辦法，廠方表示，凡“一年復查”的工人，廠方一次性賠償5000元，“半年復查”的，廠方賠償1萬元，“三個月復查”的，廠方賠償2萬元，另外，按照簽訂勞動合同的起始時間計算，每工作一年的補償1個月工資，然后解除勞動合同。實際上，即使1999年進廠的工人，也直到2008年才與該廠簽訂勞動合同。工人們不同意上述處理辦法。

就在另一部分工人帶著“職業史證明”準備前往貴陽時，一則題為《規模世界第三、亞洲第一的冶煉廠千余職工患上職業病》的帖子開始在網上廣泛流傳，該帖很快引起了國務院重視，4月初，國家衛生部派人抵達貴州，貴州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部門迅速進駐該廠，對該廠所有人員進行檢查。目前，該廠正處停產整頓狀態，工廠們每人每月可領取600元生活費。

直到2010年4月10日，貴州省疾控中心對恒盛全廠工人體檢時，工廠門口的宣傳欄還寫著：“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只有和恒盛的命運融合在一起才有價值。廠興我榮，廠衰我恥。離開恒盛事業的發展而貪圖個人的欲望，那是渺小的。”

中國硅的悲哀

“以犧牲環境和能源為代價，為他人做嫁衣”

根據恒盛公司自己的統計，一噸工業硅的冶煉用電就達11240千瓦時，根據該公司2009年12月26日的生產統計日報表，在沒有通氧氣的情況下，30個開啟的高爐一天耗電就達306.5萬千瓦時。

由于工業硅是高能耗產品，且間接消耗大量優質木材，工業硅的生產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已經逐步退出美日德等國家，如日本早在1983年就停止了生產，所需工業硅全部從中國和巴西等國進口。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硅出口國。

由于我國仍未突破太陽能電池板所需的多晶硅(工業硅的提純品，需依賴進口)核心技術，中國依然處在整個光伏產業鏈的最低端，只能承擔生產污染嚴重、高耗能的工業硅和太陽能電池的組裝出口，世界七大多晶硅巨頭牢牢控制著光伏產業的高端。楊再高們每天生產的工業硅以低廉的1美元/公斤價格出口，再以300—500美元/公斤的價格(進口多晶硅)回到中國。中國用高價的多晶硅生產出太陽能電池后，再出口到日本、美國、歐盟等地。

但作為世界硅出口量第一的中國，卻沒有“榮光”———目前我國光伏產業的最大特點是“兩頭在外”，95%的原材料需要進口，95%的太陽能電池則是出口。中國可再生能源協會秘書長孟憲淦接受采訪時曾無奈地說：“中國正在以犧牲國內的環境和能源為代價，為他人做嫁衣，在這場新能源的戰役之中，國內并沒有真正享受到太陽能這種新能源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中國光伏企業淪為世界太陽能產業的‘制造工廠’。”

世界氣候組織大中國區總裁吳昌華，曾在美國華盛頓擔任世界資源研究所(W R I)中國研究計劃負責人，也曾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專家顧問組成員。他說，在能源這個領域，行業的高端在歐美等發達國家，行業的低端在中國，這個格局現在已經形成。中國的政策調控正趨向低碳經濟的發展，而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只會把成本轉嫁到工人身上，壓榨工人，以犧牲工人的健康來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在陪同環保官員在中國內陸小城市和鄉鎮巡查時，吳昌華往往看到“莫名其妙地立著污染嚴重的高爐”，但環保官員往往感嘆：“唉，沒有辦法啦！”

在歐美發達國家以技術壁壘和資金積累為基礎制定的低碳經濟游戲規則之下，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制造工廠”的命運，找到適合自身發展條件的低碳經濟之路，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在奉行“責任”、“公平”的低碳經濟國際輿論背后，是楊再高和許許多多像他一樣鮮活的生命。

4月10日下午，從工廠里出來的楊再高到縣城買了把鋤頭，準備回老家去播玉米和谷子。遇見廠里第一個拿到塵肺證的劉克喜，他停下來聊幾句，忍不住又把煙點起。廠子里要給劉克喜賠錢，劉克喜說著說著，眼淚就要掉下來了：“我52歲，就要看著等死嗎？”

楊再高才39歲，走回工棚的路是上坡，他也走不動了，50米也要歇上好幾次，三歲的女兒楊艷和鄰居的孩子跑在前面，搶著去自來水龍頭上喝水，她把臟得發黑的熊寶寶塞給爸爸，咯咯地笑著跑了。

“她才3歲，不知道將來她媽媽怎么養得大……”楊再高晚上一躺下，眼淚就停不住，“只有孩子可憐。”他回家，帶回的還有滿肺的硅粉。

中國煤炭安全監察局塵肺病康復中心的馬國宣大夫近年來接觸了大量的硅廠塵肺工人，其中肺部病變較重的患者在進行肺部灌洗時，會洗出許多白濁的粉塵，但這依然不能阻止肺部纖維化———也就是說，即使楊再高脫離了工作環境，做了灌洗雙肺，硅粉充斥的肺部仍會繼續病變，在合并肺結核和心臟問題、肺部感染的情況下導致最后的呼吸衰竭和死亡。而和楊再高在一起工作的許多工人，雖然暫時沒有檢查出塵肺跡象，但在脫離工作后經過數年也很可能再出現矽肺，職業塵肺病的潛伏期是十年至二十年不等，即“晚發性矽肺”。

馬國宣大夫永遠不能忘記，一次她參與一個塵肺病人的尸檢，那是一個煤礦工人的肺，嚴重纖維化，重量超過正常肺一倍以上。當她的手術刀割在尸檢病人的肺上時，發出吱啦吱啦的聲音，“感覺像切在石頭上一樣”。

楊再高自己也曉得，肺上的毛病是治不好了，但青菜還要買，飯還是要燒，一家人總要吃飯。記得工棚門口的香樟樹還是他剛到廠子的時候栽下的，在停爐后，連日的雨水洗去了堆積的塵土，香樟樹終于露出深綠的葉片和柔嫩的新枝。楊再高折了一段老樹枝，放在鼻子上聞著：“香的嘞。”說著，孩子氣地笑起來，他晦暗的面孔笑起來依然十分動人，濕潤的微風中，香樟樹幼嫩的綠芽正在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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