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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我國來說，氣候變化問題關系到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必須以國情和實際為基礎，從國家發展的長遠戰略的高度來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因此―― | ||||
| 過早、過急、過激的絕對減排不可取 | ||||
| ――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和應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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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4-8 9:20:00 中國經濟導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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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氣候變化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科學問題，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說到底還是發展問題。特別是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經濟活動，更是造成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受害者。氣候變化直接危及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其不利影響又會妨礙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使發展成果貶值。此外，應對氣候變化也會增加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成本，從而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進一步加劇發展中國家貧困。既然氣候變化是過去不可持續發展造成的，那就只有通過可持續發展才能妥善解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只有發揮后發優勢，避免發達國家所犯的錯誤，實現科學發展，增強經濟和技術實力，才有能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才有能力適應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 解振華： 氣候變化正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話題，而對于我國來說，該如何認識這一問題，又該如何應對呢？ 氣候變化成為全人類面臨的難題 全球氣候變暖既是氣象觀測的實際情況，同時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目前國際社會關注的氣候變化，主要是指由于人為活動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大氣組分改變，引起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全球氣候變化。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表明，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已從工業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2005年的379ppm。近百年來全球地表平均溫度上升了0.74℃，未來100年還可能上升1.1～6.4℃。 科學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很嚴重，甚至關系到地球的未來，關系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氣候變化導致災害性氣候頻發，冰川和積雪融化加速，水資源分布失衡，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氣候變化還引起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區遭受洪澇、風暴等自然災害影響更為嚴重，小島嶼國家和沿海低洼地帶甚至面臨被淹沒的威脅；氣候變化還會對農、林、牧、漁等經濟社會活動產生不利影響，并加劇疾病傳播，威脅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已經發生，根據英國經濟學家斯特恩的研究，全球每年遭受氣候相關災害人口從1975年的2%上升到2001年的4%，達2.5億人，其中發展中國家占96%。 此外，還有研究指出，如果溫度升高超過2℃，地球上15%~40%的物種可能滅絕；溫度升高3~4℃，本世紀中期會有1.5億~2億人淪為氣候難民，其對于經濟破壞的規模更相當于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總和。這些數字所描繪出的災難景象十分恐怖，其中不排除有渲染的成份，但發生災難性后果的風險很大，一旦發生將是不可逆的，人類和地球承受不起這樣的災難。因此，即使科學家們對氣候變化的原因還在激烈地爭論，科學上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但沒有人敢于拿地球命運去冒險，沒有人敢于拿人類的未來做賭注。對于政治決策來說，只能是“寧可信其有，不能信其無”。 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承擔主要責任 氣候變化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科學問題，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說到底還是發展問題。而如果進一步分析引起氣候變化的原因，可以看到，這其中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為原因。而在人為原因中，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活動，特別是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經濟活動，包括大量耗費化石能源、砍伐熱帶森林、生產和使用化工合成產品等，排放大量溫室氣體，是造成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 據有關研究機構的報告，自1750年以來，全球累計排放了1萬多億噸二氧化碳，其中發達國家排放約占80%。由此，我們認為，正是發達國家工業革命以來200多年的發展，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造成了當前的氣候變化，給地球的生態環境帶來了嚴重不利影響。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受害者。 氣候變化直接危及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其不利影響又會妨礙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使發展成果貶值。此外，應對氣候變化也會增加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成本，從而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進一步加劇發展中國家貧困。那么，又該如何應對呢？我們的觀點是，既然氣候變化是過去不可持續發展造成的，那就只有通過可持續發展才能妥善解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只有發揮后發優勢，避免發達國家所犯的錯誤，實現科學發展，增強經濟和技術實力，才有能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才有能力適應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 進一步具體到我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氣候變化問題關系到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必須從保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和國家發展的長遠戰略的高度來給予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 首先，從國際方面看，全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必將影響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的合理增長，制約我國的發展空間，而發達國家設置“碳關稅”等貿易壁壘也將影響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其次，從國內方面看，氣候變化關系到我國農業和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態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一方面，氣候變化會嚴重破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和條件，危及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并可能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處在實現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時期，我國短時間內不可能根本扭轉溫室氣體排放繼續增長的勢頭，過早、過急、過激的絕對減排將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影響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實現。但同時也要看到，保護人類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環境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責任，從國情和實際出發，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盡可能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與我國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結構調整的戰略目標相一致，是我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我國要大力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經濟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今后一段時期，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形勢，更加繁重的任務。因此，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考慮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統籌考慮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統籌考慮當前利益和長遠戰略，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適應氣候變化影響、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綜合能力為目標，以節約能源、優化能源結構、增強碳匯為重點，充分發揮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的作用，逐步建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保障和技術支撐體系，大力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經濟，努力實現國務院確定的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 為此，我們提出，要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中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要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要把應對氣候變化與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相結合，把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其他政策相結合，通過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用低碳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以應對氣候變化保障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在經濟發展中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減緩與適應同舉并重。通過采取適應性措施，減輕氣候變化不利影響造成的損失，通過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減輕氣候變化的長期不利影響。減緩與適應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依靠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應對氣候變化。發揮科技進步在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的先導性和基礎性作用，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支撐體系。制定和完善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法規，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健全有效的體制機制，保障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各項目標。 政府主導作用和全民廣泛參與相結合。通過政府制訂規則，彌補市場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失靈。通過開展廣泛的宣傳教育和政策引導，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和良好的輿論氛圍，引導和鼓勵公眾積極主動參與應對氣候變化。 統籌協調和有序推進。統籌協調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當前與長遠、國內與國際各方面工作，協調各部門、各地區行動，兼顧不同領域發展目標，形成工作合力，爭取協同效益。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積極建設性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維護我國發展空間和發展權益。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加強我國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同時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應對氣候變化我國要完成三大任務 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千頭萬緒，但概括起來，不外乎三大任務： 第一項任務是積極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其目標是以相對較低的碳排放，支持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著力點在于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大幅度降低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步實現低碳技術的產業化和社會經濟的低碳化發展。 第二項任務是積極采取適當措施，增強抵御氣候變化不利影響能力。在經濟建設和城鄉建設中高度重視氣候評價和災害風險評估，加強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的科學規劃和設計，夯實應對氣候變化及其風險的工程基礎。在做好不同地區、不同領域氣候變化影響評估的基礎上，對農業、林業、水資源、海岸帶、人體健康等易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重點領域，提出并實施減輕不利影響的政策措施。完善應對極端氣象災害的應急預案、啟動機制以及多災種早期預警機制，完善部門聯合、上下聯動、區域聯防的防災機制，提高應對極端氣象災害的綜合監測預警能力、抵御能力和減災能力。 第三項任務是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基礎能力建設，做好應對氣候變化長期工作準備。這包括：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立法執法能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支撐能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投入保障能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創新能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監督考核能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組織領導能力。 延伸閱讀 世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談論低碳經濟發展和國家減排策略時表示 “不應由發達國家告訴中國該做什么” 本報訊 “中國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不一定要對發達國家提出的要求給予回應，不應由發達國家來告訴中國應該做什么。”這是世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日前于北京召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第五屆亞洲論壇上表述的觀點。 斯特恩指出，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令人失望”。而中國在會前宣布到2020年將單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0%到45%，“我個人認為，中國在確定這個目標前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因此該目標的實現是完全可能的。” 斯特恩還就發達國家同中國的人均排放量算了一筆賬，目前歐盟的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是10～11噸，中國約為6噸。按中國在哥本哈根大會上宣布的目標，到2020年，中國人均排放量將為8~9噸；而歐盟如果也能在同期實現減排20%~30%的目標，其人均排放量也將在2020年降至8～9噸的水平。換句話說，到2020年，如果中國和歐盟的目標都能實現，雙方的人均排放量應該基本持平。“而美國現在的人均排放量是50～60噸，顯然可以看到，這其中仍然存在著不公平的問題。” 不過，斯特恩并不贊成過度看重人均排放量的做法。“我不認為這是考量公平性的唯一方法。我們也應考慮到底誰消費了、誰產生了這些排放等相關因素，同時還要更多地從資金和技術轉移的角度來解決問題。因此，個人認為，讓發展中國家接納并承擔固定的減排責任，不能操之過急，現在這樣要求還為時尚早。” 他提到，根據美國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上周發布的報告，中國2009年在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為346億美元，躍升為全球第一，而美國則以186億美元退居第二。皮尤環境集團美國全球變暖項目負責人卡提諾認為，美國缺乏強有力的全國性政策來支持可再生能源的進一步發展。“而我個人也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在美國’，希望美國盡快作出實質性努力，美國應展示‘榜樣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樣’”。 斯特恩強調指出，中國要注意在經濟增長和承擔氣候變化責任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因為“我們在本世紀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是擺脫貧困，二是應對氣候挑戰。兩個問題必須同時考慮，其中任何一個失敗，都會導致全盤皆輸”。 最后，斯特恩談到，“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10年的開端，這將是一個機遇和危險并存的10年”。我們必須找到合適的方法來發展低碳經濟，而且要非常迅速地開始這個進程。如果走高碳經濟的道路，我們就將面臨一個不可收拾的未來。而我堅信，在低碳經濟的世界里，中國將起到引領作用。” （張文） 名詞解讀 碳匯與碳源 碳匯與碳源是兩個相對的概念，《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將碳匯定義為從大氣中清除二氧化碳的過程、活動或機制，將碳源定義為向大氣中釋放二氧化碳的過程、活動或機制。 森林碳匯是指森林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并固定在植被與土壤當中，從而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過程。林業碳匯是指利用森林的儲碳功能，通過植樹造林、加強森林經營管理、減少毀林、保護和恢復森林植被等活動，吸收和固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按照相關規則與碳匯交易相結合的過程、活動或機制。 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承認森林碳匯對減緩氣候變暖的貢獻，并要求加強森林可持續經營和植被恢復及保護，允許發達國家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開展造林、再造林碳匯項目，將項目產生的碳匯額度用于抵消其國內的減排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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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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