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現在的路越修越好，干部下基層卻越來越少；電話越來越多，干部與群眾的距離卻越來越遠……”這是去年夏天，薄熙來書記在市委全委會上，批評一些干部遠離基層、脫離群眾時的講話。

　　此后不久，重慶市便啟動了大規模的干部結窮親活動，約有10萬名黨員干部深入8700多個村，與29.3萬戶群眾“結窮親”。觀察人士認為，重慶的這一大規模的創新行動，不僅有利于推進當地扶貧工作的開展，更是執政理念的升華。

　　華龍網訊 (記者 程必忠)“一次，有個小偷鉆進了廖中國家，最后小偷不僅空手而去，反而還在他家桌子上留下了200塊錢。”這是帶路鄉親所講的故事，雖沒有得到主人的證實，但眼前的景象還是讓具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的市科委主任周旭深感震驚！

　　面前的房子沒有窗戶，四處漏風，主人不在，門虛掩著，家里就一張床，床上堆滿的被子衣服亂成一團。

　　帶路的鄉親說，這是廖中國的家，他討了一個瘋子老婆，在外邊瘋瘋癲癲的一呆就是幾個月，生了兩個小孩都有病，老婆回來時，一家4口人就睡在一張床上。

　　老鄉的平淡描述，讓隨同前往萬州區后山鎮石關村“認窮親”的市科委干部一行心里沉甸甸的。

　　以至于兩個月后，周旭回憶此事時，仍不停感慨：“去農村后才知道，直到今天，依舊有很多農民兄弟生活在苦難之中。”

　　據悉，在市科委到萬州后山鎮“結窮親”前后一段時間，全市共計有86個市級部門，10.1萬名黨員干部深入8750個村，與29.3萬戶群眾結成親戚。

　　貧困山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難

　　2月23日，市委辦公廳小會議室，市直機關“結窮親”活動專題研討會在此舉行。

　　與其說是一次研討會，不如說是一次反思會。反思什么呢？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難！”這是研討會中，“結窮親”歸來的干部在發言中提到的一個共同話題。

　　我們嘗試從兩個邊緣小山村來深刻剖析。

　　開縣譚家鄉花仙村是“兩翼”地區中貧困山區農村的一個縮影。

　　該村在2004年由田豐、許家、田壩三個市級特困村合并而成，現有人口3101人。整個村子共有貧困戶196戶，涉及634人；低保戶74戶，涉及186人。

　　貧困讓大多數年輕人選擇外出打工賺錢，不愿種地、不愿困在農村。全村有勞動力1804人，其中常年外出務工就達1216人。2008年，該村人均年收入僅為2100元。

　　相較于開縣花仙村，潼南縣雙江鎮高石村則是主城“一小時經濟圈”中貧困村的代表。

　　該村到鎮上有8公里的路程，由原來的高石村、郭溝村、長五村合并而成。全村現有2869人，而在家務農的人口僅有960人，大部分群眾選擇了背井離鄉打工賺錢。

　　全村的人均年收入僅有3122元，比全縣農民人均收入低1387元。整個村子建卡貧困戶222人，低保戶有166人，經濟非常困難的有255人。

　　不走進農戶家里，外界是無法感知這些冰冷數據所蘊含的意義。

　　1月5日傍晚，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范照兵帶領市委辦公廳一些干部來到高石村“結窮親”。

　　高石村支部書記侯勝元書記說，當天晚上，范秘書長就去了貧困黨員戴甫吉家。戴甫吉今年76歲了，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家里的幾個女兒早已出嫁，一個人長期孤零零地生活在四面透風的房子里。“秘書長到的時候，戴甫吉正在露天壩做飯。當時，我看到秘書長很難過。”

　　侯勝元稱，與戴甫吉家情況差不多的，還有不少。整個村的經濟都不太好，至今老百姓在養殖方面都以種糧為主，沒有現代農機具。村子里的機耕道，晴天不能通，雨天不能走。僅有的一點修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水利設施已經不能使用。

　　不管是花仙村還是高石村，除了貧窮外，都面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村子里面的青壯年勞動力普遍選擇離鄉打工，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殘”(也有人稱38、61、99)，農村基礎設施嚴重不足，農村產業無從改變等。

　　這兩個村子面對的難題，也是全市眾多貧困農村面對的共同問題。

　　市直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況由志說：“花仙村的案例說明，貧困山區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難。” 

　　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政策難以適應老百姓需求

　　如果不走下去，不到最邊遠的基層，我們有多少干部了解農村的真實現狀，了解基層群眾的喜怒哀樂，知道老百姓最盼望的事情是什么？

　　“對這些問題，我們很多干部都不清楚。”范照兵說，現在，有些機關部門的工作是脫離實際的，一些政策是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制定出來的，真正適應老百姓需求的，是要打折扣的。　

　　范照兵舉例說：農村的撂荒地，統計局統計的數據是1%，但我們下去看到的情況出入很大，在潼南縣雙江鎮，通過對幾戶家庭的摸底，農村的顯性撂荒地就達到9.8%，這還不包括隱形的撂荒地。“統計局的數字是層層報上來的，很多政策的出臺也是依據這個1%的標準來制定的，最終政策出來后顯然不符合農村的發展需求。”

　　感同身受的還有周旭：“不少干部對農村、農民不了解，制定的一些惠農政策憑經驗靠想象，給農民帶來的實惠與預期有較大差距。”

　　周旭稱，這么多年，在農村脫貧致富的問題上，政策是有缺失的，發展農村產業，過去很多事停留在口號上，農民依靠養雞、養鴨、養豬來實現小家庭的致富是相當難的。

　　依靠農民個體力量，發展種養殖很難實現致富，除了缺乏規模原因外，解決科技資源分布失衡也是一大主因。

　　市科委農村處負責人稱，科學的春天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量的科技資源被配置于城市，服務于經濟發展，區縣農村所享受到的科技資源非常少。

　　在一些基層鄉鎮，農技站是名存實亡，農技人員被逐步減少，即便沒有減少的鄉鎮，農技人員往往也被“挪做他用”。

　　“如今，農村的現狀，農民的心態，農村的經濟結構、機制等都發生了變化，如果還是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制定出來的政策肯定不對路。”范照兵說，結窮親，就是要我們的機關干部多到田間地頭去走一走，帶著對工作、對老百姓負責的心去實地查看。

　　如果干部不了解農村、農業、農民的情況，就意味著“三農”的治理與改變將無法找到恰當的著力點。三農專家、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重慶推行的大規模“結窮親”活動，有助于干部更好地了解農村基層情況，有利于制定政策時更加科學，讓出臺的政策更有針對性，能真正惠及百姓。同時，通過對農村的了解，也有利于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

　　來自市委辦公廳的“親戚”在貧困村里的7天

　　范照兵說，讓干部下去“結窮親”，不是最終的目的，最終是要通過幫扶，讓更多的老百姓富起來。

　　如何讓老百姓富起來？

　　1月5日下午，潼南黃江鎮高石村的群眾在村口迎來了他們的“親戚”———范照兵帶隊的市委辦公廳干部一行。

　　侯勝元說，接下來的7天里，他陪同范照兵走遍了整個村子。“看望貧困戶，走訪農家，組織干部開會，與群眾一同勞動就是他這幾天的主要工作。”

　　在侯勝元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詳細記錄了范照兵及其市委辦公廳干部在高石村的7天。“過去也有很多干部來過村里，很多時候都是表個態就走了，這次來的干部不一樣，很務實。”

　　“了解村里的情況后，市里面的領導總共組織開了三次會。”侯勝元說，1月10日的座談會，村社干部、群眾代表、黨員都參加了。會議開了幾個小時，群眾提了很多問題：現在村里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家里人畜飲水很困難；村里的機耕道沒法用，老百姓進去都很難；老百姓看不起病，娃兒讀書要去很遠的地方；退耕還林這么多年還沒見到什么效益；農村產業和脫貧致富到底怎么做等。

　　侯勝元稱，會開得很激烈，群眾發言很積極。會后，范照兵召集市農委、國土、扶貧辦、交委、建委等部門開了一次現場辦公會，落實群眾提出的問題。

　　改造山平塘17口來解決生產用水，同時整治囤水田350畝。修建一個日產3000噸的水廠解決高石村的生活用水問題。

　　在基礎設施方面，對村里2公里的機耕道進行改造硬化。

　　民生方面，為每家每戶免費修建沼氣池，老百姓只管點火；安排衛生部門為村里群眾免費檢查一次；對村里經過“四議兩公開”確定的10戶危舊房進行改造，對過境公路視線范圍內的房屋進行風貌整治。

　　產業布局上，山上發展林下產業，種植楊蹄甲、迎和歡、含笑、刺槐經濟林；山下種筍竹，林下養雞養豬，房前屋后種20株柚子，田里以藕和泥鰍養殖為主。

　　同時，高石村還將建設5個居民居住點，逐步實現集中居住，集合起來的土地通過流轉后用于發展產業。今年，該村將建成一個居住點，可以居住73戶，其中新建56戶，每個居住點，都將完善相應的基礎設施。

　　3月初，本報記者再次前往高石村時，兩公里的機耕道硬化已接近尾聲，自來水廠建設已經完成了平基工程，村里確定的農田整治已經基本完成。

　　侯勝元說：“村里未來的發展，都將圍繞這些事情來謀劃、落實，土地流轉了200多畝。如今村里的老百姓思想變了、通了，很多矛盾都沒有了，大家都充滿了希望。” 

　　“結窮親”的“酉陽模式”

　　如果說位于“一小時經濟圈”內的貧困農村還可以通過“結窮親”，讓接近行政權力中心的各種資源快速地聚集，盡快的實現脫貧致富。而處于“兩翼”經濟圈的農村則要另辟他途。

　　后溪鎮長潭村河灣山寨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距今已有600多年歷史，清澈的酉水河穿流而過，特別是后溪鎮石堤電站建成后，形成了十里長潭。

　　資源雖好，可河灣山寨的老百姓依舊過著非常清貧的日子，居住的房子破破爛爛。

　　如何讓擁有豐富資源的河灣山寨的群眾盡快脫貧致富？這是酉陽縣政協2008年與河灣山寨村民“結窮親”后思考的首要問題。

　　后溪鎮一負責人稱，當時政協在寨子里選了四位有一定實力、想謀求發展的村民進行了幫扶。政協資助每戶2萬元，每戶自己投入幾萬元，分別對房屋進行修繕改造后發展農家樂，最后每家都成功了。

　　四戶村民的成功，也帶動了其他村民的積極性。但是基礎設施的落后還是讓不少村民充滿了擔憂：“如果不做通盤考慮，僅靠幾戶人家，外邊的人會到山寨來旅游？”

　　出于山寨村民的擔心和對這一地區旅游資源的看好，酉陽縣委、政府發動全縣機關、干部對口到河灣山寨“結窮親”幫扶。“到2009年9月、10月，河灣山寨的基礎設施、整體面貌都得以改變，再經過一年發展，這里的群眾大部分將過上好日子。”后溪鎮的這位負責人說。

　　對擁有豐富資源的河灣山寨還可以采用“個人幫扶”與扶貧相結合的方式改變其貧困的現狀，而對于更多的老百姓來說，他們脫貧致富的路子又在哪里？

　　“把‘結窮親’與農民萬元增收計劃結合起來。”酉陽縣委書記陳勇說，老百姓的增收，既要給魚，更要給漁，同時還要依托工業化來帶動。

　　酉陽黑水鎮鎮長吳剛稱，鎮上領導班子成員，每個領導對口“結窮親”兩戶，三年后，每戶“窮親”必須在現在的基礎上增收1.2萬元，如果完不成任務，干部考核將一票否決。

　　黑水鎮大泉村的老黨員全文煥是吳剛結下的“窮親戚”，兒子死了，兒媳出嫁，帶著兩個小孫子生活。2009年，全文煥全年收入是1500元。

　　按照酉陽縣制訂的三年萬元增收計劃，在結下吳剛這門“親戚”后，今年全文煥的年收入可達5500元。

　　有了“親戚”后，真的能增加4000元收入？吳剛講述了自己的計劃：幫全文煥喂養20只雞，年底統一銷售，除去成本后按最低每只雞20元利潤計算，大約有400元。另一方面就是種植中藥材。

　　玄參和白術，全國90%的產量都集中在酉陽，大泉村又是酉陽的主產地，今年大泉村要種植中藥材1500畝。動員全文煥種了3畝玄參。玄參當年產出，最高時可以賣到14元/斤，最低也有2.4元/斤，每畝產量可以達到2000斤。“即便按照最低價格計算，全文煥一年增收4000元并不太難，”吳剛說。

　　類似吳剛這樣“結窮親”幫扶的方式，已經在酉陽全面鋪開。

　　吳剛稱，以前發展農村經濟，怎么做，缺乏重點引導，通過干部“結窮親”解決了這個問題。事實上，在幫扶老百姓致富的同時，他們也在為當地培養產業，如果養雞、養豬達到了一定規模的時候，引進老板來收購或者進行相應的投資，解決了企業與農民的市場問題。

　　陳勇說：“‘結窮親’，在幫助老百姓實現增收富裕的同時，也有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一些產業基地的形成，最終通過規模化、工業化來帶動農業化的發展。為此，我們鼓勵更多的干部到農村，到基層去。” 

　　干部下去了，還要讓更多的政策沉到農村

　　從高石村來了“貴客”到酉陽“結窮親”與農民萬元增收工程相結合的探索，無非都是在尋求一條讓農村老百姓富起來的可行的發展路徑。

　　那么，讓更多干部走下去幫扶的同時，通過干部對基層現狀的了解，還有哪些地方需要重新調整已經習慣了的執政思維、方式？

　　萬州區后山鎮是市科委“結窮親”的集中點。

　　該鎮中心小學有1600多名學生，由于校內操場過于狹小，校外緊鄰公路的空地成為了學生的主要活動場所。

　　了解這一情況后，市科委多方籌集資金數十萬元，用于修建改善學校的操場。

　　除學校外，市科委對后山鎮衛生院改造和一些村的飲水工程也給予了鼎力資助。周旭說：“加上學校，累計給予的資金大約是180萬，是多方籌集而來。”

　　不僅僅是衛生、教育等公共基礎設施需要投入，后山鎮通往各村的道路設施也亟須改變。

　　由于農業發展方式和農村勞動力現狀導致一些農村目前只解決了溫飽而無法解決脫貧，如果不改變現有工作方式和方法，僅靠一些部門籌集一點錢是很難幫助農村致富。

　　不管是在高石村還是后山鎮，下去“結窮親”的干部都為當地帶去了數額不等的援助幫扶資金用于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善。依托“關系”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也讓我們在更大的范圍內重新審視過去財政、衛生、水利、教育、科技、交通等政策在農村投入不足的問題。

　　市委黨校一學者稱，很多政策在過去都是重工輕農、重工輕商，先發展城市工業經濟，這種思路在一段時間內是必須的，在這一特定階段，廣大農民用糧票、肉票支援了城市建設。那么，當工業發展起來后就必須反哺農業，就必須調整我們執政策略和理念，讓更多的政策惠及到更廣大的農村、農民。

　　周旭稱，“只有了解農村，你才能知道農民需要什么，哪些政策對路。”要改變農村的貧困，除財政投入等政策要加大外，科技資源大量下沉也是重要的一個環節。未來，市科委將采用科技下鄉、專家入園、高效實用技術和示范基地輻射帶動等方式，向“兩翼”貧困地區注入各種科技要素和資源，同時將科技信息、項目、資金、人才等資源向農業產業鏈聚集。

　　“各種政策下沉，并不是全面開花”。市委黨校的這名學者直言，需要建立在對農村真實情況了解的基礎上來制定政策，如果一個村人口很少，勞動力大量集中在外面，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很難發揮到應有的作用。“結窮親”有利于更深層次來系統思考這些問題。

　　來源：重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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