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2010-4-6）　　

作協不知災民淚　災區猶唱和諧歌　　

只許樓價漲五千　不許米粉漲五毫　　

補血與拉肉　　

10省市貸款債務率超100% 地方融資監管意見難產　　

住建部:中國建筑平均壽命僅30年 年產數億垃圾　　

中國應給日本入常劃定紅線　　

日本鐵路高管憂慮：中國高鐵不安全　　

旱災早知卻不防范　　

哪來這麼多百年夢　　

偽中產與真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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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不知災民淚　災區猶唱和諧歌　　

本文重點　　

    * 名為開會 實為旅游　　

西南大旱，江河斷流，百姓無水可喝，但中國作協卻在重慶召開奢華年會，不僅住總統套房，而且還擺設豪華宴會，與會者由名車接送。事件曝光后，全國嘩然。作協不知災民淚，災區猶唱和諧歌，這種中國特色的官僚作風，令天下百姓心寒。　　

據內地媒體報道，中國作協在旱情嚴重的重慶災區召開有二百五十人參與的年會，入住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兩千多元一桌的宴席，官員往來奧迪車接送。作家閻延文怒斥作協「一桌宴席吃盡數萬名小學生的捐款」，童話作家鄭淵潔也踢爆「國家一年有七個億花在作協」。但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表示，作協有「一萬個存在的理由」。　　

就在中國作協官員們享受總統套房時，長江、嘉陵江重慶段水位持續下降，河床大面積裸露；當中國作協官員在享受一桌兩千多元的豪宴時，貴州赤地千里，孩童泥水解渴；當中國作協官員享受名車接送時，云南災區的九十歲老翁每日往返幾十公里山路運送食水。兩相對照之下，中國作協官員花天酒地是多麼觸目驚心。　　

國家有難，百姓危亡，作為文人學者的第一要務便是用手中筆鞭撻社會丑惡，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激勵民眾抗旱救災，而不是不問災民疾苦，到處游山玩水，甚至到災區住總統房、吃豪宴、說風涼話。如此鋪張浪費，社會公德心何在？難怪有網民憤怒的炮轟「無恥的人見得多，但從沒有見過作協這樣無恥的」。　　

名為開會 實為旅游　　

其實，中國作協到災區，與其說是開會，還不如說是旅游，這些文化蛀蟲，所到之處吃喝玩樂，所造成的道德災難與社會損失，甚至比旱災還要嚴重。如此作協，還奢談甚麼「一萬個存在的理由」!　　

一直以來，文人都是社會的良心，以中國作協為例，本來任務是宏揚社會公德，傳承公平正義，但如今卻變成一個只會吃喝、講究享受的官僚機構。這些官僚文人比的不是文學貢獻和人文關懷，而是比誰更會歌功頌德，更會粉飾太平，更會唱和諧歌。他們脫離群眾、脫離基層，躲進小樓成一統，根本不知民間疾苦，比排場、比闊氣、擺威風，早已沒有了文人的正氣，只有官僚的官氣。　　

中國很多文人早已斯文喪盡，成為社會敗類，他們的墮落，實際上是社會墮落的重要標志。在當今社會，道德淪喪，人心不古，一切向錢看，笑貧不笑娼，即使連文人也不能免俗。　　

族大有乞兒，樹大有枯枝，一個民族有敗類不可怕，可怕的是連民族的嵴樑也倒下了，變成只會吃喝玩樂的軟骨頭，這才是一個民族悲劇的開始。　　

只許樓價漲五千　不許米粉漲五毫　　

東方日報　　

西南大旱，民心浮動，為安定人心，國家發改委日前通報，嚴肅查處違反《反壟斷法》等法律、法規的行為，一些涉嫌漲價的商販被處罰款或刑拘。但與此同時，各地開發商瘋狂調升樓價，卻不受任何處罰。只許樓價漲五千，不許米粉漲五毫，這種荒唐的事情發生在當今的中國，只能說明內地司法也有貴賤之分。　　

據內地報道，廣西南寧、柳州兩市部分米粉生產廠家，在南寧市鮮一閣食品廠負責人闕之和等人的組織下，先后集體提高米粉出廠價格，每斤提高兩毫。受此影響，當地米粉攤點零售價格上漲，平均每碗上漲五毫。為此，當局以影響惡劣為由，對涉事商家罰款十萬元，而闕之和等人則以涉嫌強迫交易罪被刑事拘留。　　

大災之年，無良商家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當局嚴厲處罰，也有必要。歷朝歷代，大災當中，糧食是人心的穩定器，一旦糧價攀升，人心勢必浮動，奸商再藉機搗亂，百姓便會望糧興嘆，進而造成社會動亂。當局果斷處置災區漲價風，也算是見微知著。　　

但是，如果當局只對米粉漲價下狠手，而對樓價瘋狂上漲不聞不問，那就顯然是殺雞用了牛刀。從西南災區來看，糧價是人心的穩定器，但從全國來看，樓價才是民心的安定劑。　　

官商勾結 催谷樓市　　

在上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樓價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焦點議題。內地樓價上漲，不僅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甚至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有網民以自身的買房經歷現身說法，揭露樓價節節攀升的驚人內幕，只是一轉身的工夫，樓價每平方米便上漲了五千元。北京通州一個樓盤，上月售價還不過一萬七千元一平方米，但一個星期不到，售價已漲到二萬五千元一平方米。　　

如果說糧價關係到社會的安危，那麼樓價也同樣關係到政權的穩定，尤其在當前樓價瘋狂上漲的情況下，政府已成為眾矢之的。事實上民眾對開發商的抱怨，已轉移到對政府無能的埋怨，輿論也集中火力炮轟當局調控樓價不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樓價是當前中國政治危機的導火索。　　

應該說，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對樓價問題的嚴重性心知肚明，但為何卻放任開發商肆無忌憚地漲價呢？為何沒有政府部門對開發商殺一儆百呢？只監管糧價而放任樓價，如此厚此薄彼，選擇性執法，到底又是甚麼原因呢？　　

其實，如果剝開開發商的外衣，不難發現這些開發商背后都站著一個個官員和太子黨，他們擁有的政治能量早已能夠決定政府的決策，左右當局的刀鋒，他們怎麼會揮刀自宮呢？相比之下，廣西處罰的無良商家，都只不過是些沒有靠山的小嘍囉，處罰他們也不會得罪權貴們。　　

補血與拉肉　　

將于4月4日出版的《僑報周末》刊發題為《補血與拉肉》評論員文章指出：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在啃硬骨頭的時候，一般喜歡先易后難。但不論順序如何，核心問題早晚要碰到。那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巨額財富和這些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將是對中國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驗。全文如下：　　

1945年，搞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黃炎培跑到延安，跟毛澤東有一番徹夜長談。在這次著名的談話之中，黃炎培說，他這輩子看來看去，不管是團體還是國家，一開始因為事事用心，所以“其興也勃焉”；后來環境好轉，于是精神懈怠，所以“其亡也忽焉”。他問毛澤東，共產黨有什么辦法可以跳出這個歷史的“周期律”。　　

坦白說，黃炎培對中國歷史的觀察是不夠深刻的。從中國真正出現大一統的皇朝開始，我們可以一一清算，三百年已經是它們壽命的極限了。漢朝雖然號稱四百多年，但實則被切成兩段，西漢211年，東漢則只有195年。可憐巴巴的宋朝，北宋與南宋加一塊，也就三百多年。最為中國人長臉的唐朝，不僅沒有捱過三百年，到了后期，基本就屬于茍延殘喘了。　　

那究竟是為什么這些皇朝愣是沒法突破三百年極限呢？真是如黃炎培所說，因為前期事事用心后期精神懈怠嗎？明朝最后一個崇禎皇帝，即便工作中打個瞌睡，也要痛哭流涕，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工作狀態堪比最杰出的勞模，明朝最后怎么就亡在了他的手上呢？　　

當崇禎皇帝還在紫禁城里夙興夜寐任勞任怨時，天下的老百姓喊出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響亮的一句口號：吃他娘，喝他娘，打開城門迎闖王！在事關生死的時刻，統治者眼中的刁民、屁民以及卵民選擇了用腳投票，他們在正統領導者與反叛起義軍之中，選擇了后者。　　

這一現象在整個中國史中反復出現，其根本原因，并不是黃炎培所說的工作態度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的結構問題。　　

在一個皇朝初創的時候，一方面為了兌現造反時的承諾，另一方面也為了分賞有功之臣，此前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財富，包括金銀、土地以及其它生活生產物資被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新分配，即便是村口要飯的李四，也得了一畝三分地。這個時候的社會，從財富分配上來說，是大體均衡的。　　

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發展，除了社會財富總體增長之外，分配也開始打破之前所建立的均衡。大量資源與財富向少數統治者集中，底層老百姓又一次迎來了赤貧。赤貧的后果，不止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他們會對有錢人切齒痛恨，一旦時機成熟，星星之火，便能夠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再次燎原。　　

這便是中國幾千年以來未曾改變過的“二元” 社會結構。在這個結構之中，人永遠只有兩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所以，中國歷史只有兩個時期，一個是安于統治時期，也就是我們所知的“盛世”，另一個則不安于統治，也就是“亂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分站兩邊，楚河漢界，涇渭分明，不是你我，便是我亡。　　

要想跳出中國歷史的周期律，則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二元的社會結構。而要改變二元的社會結構，出路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培育并壯大出一個新的人群形態，也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中產階級。　　

在4月1日溫家寶有關“分配改革”的講話中，明確提到了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雖然“中產階級”被替換成了“中等收入者”，但“橄欖形”分配格局的說法已經表明，政府明確意識到了二元結構的危害，正開始從根本上著手解決困擾了中國幾千年的老大難問題。　　

西方社會用了幾百年時間，形成了異常穩定的中產階級社會。中國想要在短期內追趕，不是沒有可能，但工作難度之大之莫測，絕對只有大羅神仙才搞得明白。而現階段的收入分配調整，卻必須面臨一個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去年，一名政協委員爆了個勐料，說中國現在 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有人覺得這數據過于離譜，當然可以選擇不信。但即便選擇不信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當今中國少數人掌握巨量財富的現實。　　

這位委員繼續爆料，中國91%的億元戶是高干子女。這一數據，信的人不少，不信的人也有。但不論信與不信，只要簡單查看社會現實就能一目了然。近年來高干子女的吸金能力和雄厚身家，早就是無法回避的事實。他們身居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頂層，憑借家族支持和自身能力，早就在生意場上輕松擊敗當年白手起家的農民企業家們了。　　

數據每年都在變化，正如同財富排行榜上過客們的身家。但事實終歸是事實，如果連事實都要回避，那所謂的收入分配改革何從下手？收入分配，不管是調整還是改革，總要面對一個終極的核心問題，那就是要調整和改革的收入從哪里來。弱勢群體要扶持，農民兄弟要幫助，工人工資要提高，絕不是幾句口號就能喊出效果來的。在社會總體財富一定的時候，要給一部分人補血，就必須從另一部分人身上拉肉。　　

應該從誰身上拉肉，拉多少肉，在目前中國的現實之中，選擇早已經確定。　　

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在啃硬骨頭的時候，一般喜歡先易后難。但不論順序如何，核心問題早晚要碰到。那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巨額財富和這些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將是對中國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驗。　　

10省市貸款債務率超100% 地方融資監管意見難產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劉永剛|北京報道　　

進入4月，地方融資的債務風險依然是備受公眾關注的焦點之一。而在這背后，是一份由財政部牽頭制定的關于“地方融資平臺相關監管意見”(下稱“意見”)能否盡快出臺的懸念。　　

近日，《中國經濟周刊》從一位消息人士處了解到，該意見將延后發布甚至不排除“夭折”的可能。該消息人士稱，該意見的部分條款受到了來自地方政府方面的抵制，“地方政府對于意見當中出現的一些強硬措辭表示出了不滿”。　　

地方政府“不舒服”　　

據記者了解，意見稿于1月底形成，國務院要求就意見稿的內容征求各省市的意見。財政部于2月25日召集18個省市的相關人員召開了閉門會議，并結合相關意見做進一步修改。　　

《中國經濟周刊》了解到，這份《地方投融資平臺基本處理意見(初步)》文稿中建議，對于對地方政府舉債和融資平臺舉債分類管理作出時間界限，并以2010年3月1日為界，實行新老劃斷。對3月1日前形成的存量債務，原則上通過現有還款渠道還款，不改變原有債權債務關系；3月1日后，政府可通過發行政府債券進行舉債(融資平臺只承擔有穩定經營性收入的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償還債務，或承擔競爭性業務的融資任務)。　　

在規范融資平臺的融資和擔保行為一條中，意見明確了整頓現有融資平臺的措施：“對承擔公益性項目建設和融資任務，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償還債務的融資平臺，完成在建項目后，不再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其相關業務和資產應剝離。對只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不承擔建設任務、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償還債務的融資平臺，堅決予以取消；對整頓后繼續承擔有穩定經營收入的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償還債務的融資平臺，以及主要承擔競爭性業務融資任務的融資平臺、要規范運作，并嚴禁平臺公司直接或變相以政府信用提供擔保。”　　

修改中的監管意見透露出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債務率、新增債務率等指標體系，進行債務規模限額管理和風險預警。　　

就在這次閉門會中，地方政府對于意見稿中一些強烈措辭感到“很不舒服”。　　

“地方政府希望的是，意見就一些如會計核算、統計報告等‘軟條件’進行調整，而不希望看到強硬的將某些項目取消。”相關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現在地方政府已經完全不能離開融資平臺，并已開始構建新型融資平臺。”　　

“面子工程”難處理　　

記者從監管層得到的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年底，在有統計數字的31個省、市、自治區中，只有黑龍江、內蒙古、新疆、西藏、山西、河南、貴州、寧夏的平臺貸款債務率(平臺債務合計/本省GDP)低于60%，有10個省市甚至超過了100%。　　

業內人士指出，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過度舉債已接近極限，債務率已高達150%以上，個別縣市債務率已經超過400%。　　

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的急速膨脹，雖然早已引起監管部門的注意，但在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和巨額債務的壓力下，中央和地方分歧十分明顯。　　

在外界看來，有了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對防范地方投融資平臺潛在財政風險的表態下，剩下的事情就應該水到渠成。　　

但問題是，地方政府不希望當地的投融資平臺受到強力的“干涉”。　　

閉門會上，分歧的關鍵就是意見規定“對只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不承擔建設任務、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償還債務的融資平臺，堅決予以取消。”　　

“(公益性融資平臺)沒有別的現金流，只是依靠財政收入，地方政府對此條款的爭論非常大。因為地方政府存在大量這類為了政績和‘面子工程’的項目，諸如城市美化亮化工程。但此類工程規模大、融資比例高、短期收益不明顯。”對地方融資平臺一直關注的中國工商銀行投行研究中心副處長史晨昱分析說。　　

某東部省份的地方銀監局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現在地方融資平臺上馬速度越來越快，尤其是縣、市一級都建立了一個或多個地方融資平臺。如果不及時進行約束，這些風險很可能會在未來兩三年內大規模爆發。”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教授許安拓認為，中央在對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件事情上不能“一刀切”，很多中西部地區的落后省市還需要融資平臺。　　

史晨昱認為，在經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之后，這個意見如果在未來頒布，那么其內容肯定會緩和許多。　　

三大行沒有新增地方債　　

意見稿的爭論凸顯了投融資平臺對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而監管層對風險的關注也已經引起了商業銀行的謹慎。　　

“相比去年，現在商業銀行已經開始慢慢從低層次的地方融資平臺退出。”史晨昱告訴記者，據他了解，截至2月底，工行、中行、建行今年基本沒有對地方政府的新增貸款。　　

據三大行日前公布的年報獲悉，在2009年，工行投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余額為7200億元，中行為4243億元，建行為6463億元。　　

史晨昱表示，雖然新增貸款基本為零，但并不代表銀行不支持地方，而是通過一些信托加理財的方式來進入融資平臺。　　

此前，上海銀監局局長閻慶民曾表示，他們正在配合財政部清理平臺融資公司，對于不符合銀行貸款程序的要收回它的貸款，中止授信，但符合條件的貸款也在繼續增加。　　

實際上，銀監會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就對地方融資平臺信貸風險加以警示，要求商業銀行對新項目的貸款不超過新增項目貸款的20%~30%，并需逐筆對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進行貸后審查，以確保地方政府提供有效的擔保或抵押品。　　

雖然銀監會已經未雨綢繆，但史晨昱認為，2009年下半年以來，地方融資平臺的運作模式出現了新變化，“例如一些地方政府通過政府平臺將分散在各地國資委等部門的地方性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及租賃機構的股權，整合成金融控股公司，利用各種金融工具為地方建設提供杠桿融資服務。”　　

住建部:中國建筑平均壽命僅30年 年產數億垃圾　　

　　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4月6日報道：每年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鋼鐵和水泥用于建筑業，產生了巨大建筑廢物，現在政府號召房地產開發企業提高建筑質量，將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壽命延長至100年。　　

　　仇保興，住建部副部長在第六屆國際綠色建筑與建筑節能大會上說我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國家，每年20億平方米新建面積，相當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而只能持續25-30年。　　

　　很顯然，如此短壽的建筑將每年產生數以億計的建筑垃圾，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巨大的環境威脅。　　

　　“我國建筑垃圾的數量已占到城市垃圾總量的30%～40%。據對磚溷結構、全現澆結構和框架結構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損耗的粗略統計，在每萬平米建筑的施工過程中，僅建筑垃圾就會產生500～600噸；而每萬平方米拆除的舊建筑，將產生7000～12000噸建筑垃圾而中國每年拆毀的老建筑占建筑總量的40%。”　　

　　陳宜明，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建筑節能與科技司司長告訴記者政府的盲目拆遷和國內房屋自身的建筑質量問題一直是中國建筑業面臨的一個難題。　　

　　2009年中國不斷出現的“樓歪歪”，“樓脆脆”等建筑質量問題不斷給政府敲響警鐘。　　

　　2009年10月武漢新洲區邾城街南街社區振興里，一棟新建6層正在粉刷裝修的樓房突然倒塌，未發現人員傷亡情況。居民們分析，可能是地基不牢固引發倒塌。　　

　　日后規劃部門表示，在建的6層樓房是戶主擅自將原來的平房推倒重建的，事先并沒有取得相關主管部門的批準，事故發生時已經完成主體工程，正在進行外墻粉刷裝修。　　

　　09年6月上海閔行區蓮花河畔一幢13層在建商品樓蓮花景苑，因施工程序錯誤形成地基壓力差，樓體整體倒塌，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引起業界巨大震蕩。　　

　　根據上海市政府公布的調查結果，房屋傾倒的主要原因是緊貼7號樓北側在短期內堆土過高，最高處達10米左右。與此同時，緊臨大樓南側的地下車庫基坑正在開挖，開挖深度達4.6米。大樓兩側的壓力差使土體產生水平位移，過大的水平力超過了樁基的抗側能力，導致房屋傾倒。　　

　　一個月后，南京再現“樓脆脆”。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造成重災區有3339所學校需要恢復重建，全省(包括非重災區)受損學校13768所，需要恢復重建11687所，導致5335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和失蹤和546名學生殘疾。　　

　　住建部在一系列房屋質量悲劇之后于2009年7月發布緊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開展對在建住宅工程質量的檢查。通知顯示，此次檢查的范圍包括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等各類在建住宅工程。檢查內容則包括工程實體質量情況，施工單位、執業人員和責任主體執行國家法律、法規和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的情況。　　

　　全國30多個省的90多個城市中的180多個建筑工程接受了檢查，結果顯示96.1%的建筑工程合格。　　

　　相比中國的35年平均建筑壽命，發達國家建筑，像英國的平均壽命達到了132年，而美國的建筑壽命也達到了74年。(中國日報記者王茜)　　

龍吟大地：中國應給日本入常劃定紅線　　

本文重點　　

    * 中日歷史問題糾結　　

    * 要敢于行使否決權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日前訪問美國時，公開力挺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給中國敲響了警鐘。今年是聯合國成立六十五周年，有關安理會改革的聲音勢必再度高漲，中國如何應對日本入常，將是一個棘手問題，須未雨綢繆。　　

早在五年前，有關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方桉便成為各國外交角力的焦點。德國、日本、印度、巴西四國結成入常同盟，在國際上形成很大聲勢；而意大利、阿根廷、墨西哥、西班牙等國也不甘落后，各自活動，最終因難以協調，改革無疾而終。如今，改革呼聲又起，勢必挑動各國神經。　　

聯合國擴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現有五大國而言，相當于變相攤薄決定權，并非一個好消息，但五個常任理事國都不愿出頭否決改革，畢竟這樣一來，將成為眾矢之的，被各國圍攻。　　

中日歷史問題糾結　　

對中國而言，并不反對安理會改革，問題是支持誰和反對誰成為常任理事國。在中國名單上，德國、巴西、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沒問題，關鍵是如何面對日本入常。五年前，中國就是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最主要反對者。　　

中日之間，不僅存在地緣政治之爭，還有歷史問題糾結。當年小泉純一郎屢屢參拜靖國神社，使中國民眾情緒激動，全國各地曾爆發阻止日本入常的示威游行，四千萬人聯合簽名反對，并遞交給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而近年來日本在釣魚島問題得寸進尺的態度，也使中日很難繞過這個暗礁。事實上，這兩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中國很難同意日本入常。　　

目前日本政府向中國大獻殷勤，尤其是民主黨上臺后，提出排除美國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展現出近華疏美的立場；民主黨政要也接二連三訪華，并在參拜靖國神社方面謹言慎行。中日關係呈現近十年來最好時期，但現在的雙邊關係格局仍然難以說服中國政府支持日本入常，畢竟雙方爭議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只是擱置而已，誰知道自民黨重新上臺后會不會故態復萌？　　

要敢于行使否決權　　

以往中國反對日本入常是只做不說，而且採取外圍孤立的辦法，比如利用南韓攪局，或者鼓動東南亞各國反對。但如今這套策略恐怕難以奏效，不如對日本入常實話實說，向日方提出幾條紅線，比如明確要求日本立法，日本在任的內閣官員不許參拜靖國神社，協商完成中日海疆爭議，停止插手臺海問題。這三個條件日本何時做到了，中國何時對日本入常開綠燈。　　

日本入常，不僅關係到中國核心利益，也關係到中國人民的情感，中國政府對這個問題務必要謹慎，切不可被暫時的假象所蒙蔽；必要時候，就是要敢于行使否決權。　　

馮海聞　　

日本鐵路高管憂慮：中國高鐵不安全　　

FT中文     　　

    日本歷史最悠久、也最為繁忙的子彈列車線路運營商——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Central Japan Railway)社長抨擊中國不斷發展的高速鐵路行業“竊取”外國技術，并且在安全上打折扣。　　

    東海旅客鐵道（又稱JR東海）運營著已有46年歷史的東京至西部城市大坂的新干線高速鐵路。該公司正與中國國有鐵路公司競爭海外業務。　　

    “中國和日本的差別是，在日本，如果有一名乘客受傷或遇難，代價就會高得難以承受，”松本正之(Yoshiyuki Kasai)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但在中國，每年即使有1萬名乘客遇難，也不會有人大驚小怪。”　　

    目前鐵路公司之間的競爭在美國最為激烈，奧巴馬(Obama)政府已撥出80億美元用于建設高速鐵路，作為其經濟刺激努力的一部分。　　

    JR東海正瞄準佛羅里達和得克薩斯州的一些項目，以及洛杉磯至拉斯維加斯的一條擬議中的鐵路線，后者也還吸引了一份來自中國的投標。　　

    JR東海設計并運行其自己的列車，不過建設工作會轉包給工程企業，如川崎重工(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松本正之對中國鐵路行業的警惕態度，得到了其他外國高管的呼應。法國的阿爾斯通(Alstom)抱怨稱，中國公司正借用外國技術來競爭出口合同。　　

    與此同時，阿爾斯通和其它制造商，如德國的西門子(Siemens)，正大舉進入中國國內市場。2009年至2013年，中國平均每年的鐵路相關支出預期將達到500億美元。　　

    外國制造商必須通過當地合資企業開展經營，在某些情況下，這使中方合資伙伴得以吸納它們的技術。　　

    上月，西門子放棄競標沙特阿拉伯一個70億美元的項目，即為麥加至麥地那的高速鐵路供應列車及相關設備，轉而加入一個由中國企業牽頭的財團，以爭取獲得一部分業務。　　

    松本正之禁止JR東海競標中國的建設項目，原因是擔心泄露該公司的技術，盡管其它日本鐵路集團已在中國開展業務。　　

    在中國，在武漢至廣州和北京至天津的高速鐵路線上運行的不少列車，是基于川崎建造、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East Japan Railway，簡稱“JR東日本”）運營的列車車型。　　

    在中國的這兩條高速鐵路線上，列車運行時速達到350公里，比日本的新干線高出25%以上，迄今未發生嚴重事故。但松本正之表示，中國的列車運行速度更接近最大安全速度。“我認為他們對安全問題沒有傾注與我們同樣的關注，”他表示。“提速到如此接近極限的水平，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去做。”　　

笑看天下：旱災早知卻不防范

西南五省市（云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旱情已持續半年以上，受影響災民逾六千萬人。災情當前，各級政府、民間組織、個人各盡其能提供援助，像香港亦撥款一億五千萬元賑災。　　

全民抗旱、奮力救災原是全國共識，但有些部門不但不注視問題，反而動輒指媒體夸大災情，這種不敢正視問題、隱惡不報憂的作風，正正是我們民族苦難的根源。五代十國的后唐明宗時，河南等地曾發生一次大規模蝗旱災害，許多州縣如實報災，但某州刺史卻報告「本邑獨無災異」，結果卻是災情嚴重，死人無數，唐明宗大怒。　　

這次大旱，小學生都知是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攫取，破壞了生態系統。不過，人為疏忽亦不可原諒。早在二○○四年，美國五角大樓委託全球商業網絡諮詢公司做的「秘密報告」就預測到，二○一○年中國南部將發生大旱。這份報告曾成為世界各國環保組織的熱門話題，更被中國最頂尖的氣候專家在當年三月、五月和六月的三次會議上仔細討論過。　　

據《中國新聞周刊》說，當時的中國氣象局氣候研究中心研究員羅勇（現任該中心副主任）曾對這份報告仔細研究，并提醒中國科學家研究可能的氣候突變。他告訴媒體，美國報告預測的全球氣候劇變可能性幾乎為零，但二○一○年前后發生的十年大旱則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羅勇的話也只是「講者自講」，從二○○四年至今有五年多的時間，但遺憾的是，西南五省市所發生的千里赤地旱災，不正顯示中國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嗎？　　

施友朋　　

強詞有理：哪來這麼多百年夢　　

上海世博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那麼，如何讓生活更美好呢？其中一項偉大措施是不準居民晾曬衣物。上海當局規定，世博期間，在世博會周邊一公里范圍內不準「亂晾曬」，公共場所不準，連私人居所的陽臺、窗外、屋頂也不準，換句話說，當地居民至少半年內都不能隨便晾曬衣物。　　

上海當局不準居民晾曬，與不準居民穿睡衣上街一樣，據說都是為了保持市容美觀，以免家丑外揚，失禮外國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面子。可見對于當局來說，面子比甚麼都重要。正如魯迅所說，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于變化，于是就和「不要臉」溷起來了。　　

要面子是好事，關鍵是不要自欺欺人，否則與不要臉就沒有甚麼分別了。上海當局為了迎接世博，煞費苦心地搞了許多面子工程，不準晾曬、不準穿睡衣上街只是小焉者，大焉者包括為舊建筑物「穿衣」、「戴帽」，那才令人嘖嘖稱奇呢。當局聲稱這些面子工程「大得民心」，這是不是自欺欺人，上海居民自有公論。　　

前年北京主辦奧運會，有人說圓了中國人的百年奧運夢，如今上海舉辦世博會，又有人說圓了中國人的百年世博夢，唉，中國人哪來這麼多百年夢！其實，中國人最大的百年夢想就是能夠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是這也不準，那也不準。　　

陳競立　　

亂世達觀：偽中產與真貧民　　

內地出了個新鮮滾熱辣的「雷詞」，叫「上海式貧困」。不過，近年來跟這個長三角競爭對手一直有瑜亮情結的香港人，聽了先不要太高興，或許這方面本港的情況更不堪。　　

「上海式貧困」也叫「支出型貧困」，簡單地說，就是物價上漲使衣、食支出總量明顯偏低，即節衣縮食也；與此同時，住、行等基本生活開支不斷增長；醫療、教育支出增加比例同樣愈來愈高。用四字成語概括，就是入不敷出。　　

上海當局發現，過去制訂貧困戶定義時，只核收入核支出的做法早已不合時宜，樓價、物價等因素的急劇變化，正在造就愈來愈多大都市「新貧民」。　　

說實在，「上海式貧困」又豈止于上海，北至哈爾濱，南到海口，各大城市都面臨類似情況，這不過是「中國式貧困」的縮影罷了。聚居各地城鄉交接地帶的「蟻族」，便是這種貧困所製造的「產品」的典型。　　

叫人遺憾的是，曾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經濟起飛比內地早了幾十年，如今發展速度比不上人家，「支出型貧困」問題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樓價失控狂飆，物價飛漲，衣食住行樣樣加，唯獨人工原地踏步。無論低下階層還是中產階級均怨聲載道，但回歸近十三年，香港依然是只見小政府，不見大作為。　　

通脹蠶食了經濟發展成果，製造了愈來愈多收入在貧困線以上，因生活成本不斷上漲令生活質素每況愈下，卻得不到港府援助的「偽中產」。港式偽中產與滬式真貧民，簡直是絕妙的雙城配。　　

謝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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