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2010-4-1）　　

疫苗生產造假 中國生化危機　　

只許官員罵民　不許百姓斥官　　

龍吟大地：收入分配改革相當于革命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桉 尚未出臺已遭質疑　　

中國樓市已成為一種社會剝奪機制　　

十大紅色警報：中國站在經濟危機邊緣　　

(圖文)中央怒斥山西礦難為人禍 仍有獲救可能　　

(組圖)張家界最牛鄉村學校似別墅 耗資4000萬　　

(組圖)鄂爾多斯新城如鬼城 清潔工比行人多　　

無限凄涼 陳佩斯遭央視封殺和老婆當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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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生產造假 中國生化危機　　

東方日報　　

中國現今遍地有毒食品，就連兒童防疫疫苗也造假。無良商販不僅喪盡天良，簡直滅絕人性，而監管當局尸位素餐，麻木不仁，同樣令人髮指。　　

繼山西疫苗事件之后，近日江蘇常州又發生問題疫苗桉。據內地媒體報道，當地著名疫苗生產商江蘇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國家藥監局查實，在瘋狗癥疫苗生產過程中長期故意造假，導致大量問題疫苗流向市場，受害者最少超過一百萬人。這相當于一場真實版的生化危機。　　

據報道，江蘇延申在疫苗生產過程中加入一種不易發覺的添加物，可以令出廠疫苗在一般檢測時達標，但實際效用卻大大降低。這一造假手法與三鹿公司在嬰兒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相似，但其危害性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江蘇延申是一家明星企業，其流感疫苗銷售量連續四年居全國第一。如今一朝事發，江蘇延申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江蘇延申并不是首家淪陷的製藥企業，根據國家藥監局的公告，河北福爾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連金港安迪有限公司均榜上有名。這三家疫苗生產商皆是行業內的重量級企業，幾乎佔據了國內三分之一的瘋狗癥疫苗市場。三聚氰胺毒奶粉桉，全國三千萬兒童受影響，今次毒疫苗生化危機，全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受傷害，恐怕無人知曉，但一場世紀大浩劫卻是有目共睹的。　　

傷天害理 滅絕人性　　

疫苗本來用于防治疾病，但沒想到，這些帶毒疫苗卻種毒于老百姓體內，使健康人變成病人。無良商家如此傷天害理，已經完全突破了社會倫理和醫療行業的底線，難道要讓中華民族斷子絕孫，亡國滅種？這樣滅絕人性的商家，不僅要罰得他們傾家蕩產，對一手主導造假的企業負責人，更應以「種族滅絕罪」給予嚴懲。　　

這幾家疫苗生產商作惡已非一時一日，但奇怪的是，為何直至今日，問題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國家藥監局才發現曝光呢？在過去幾年間，為何不對這些疫苗廠商進行檢查呢？納稅人花錢養這樣一幫懶蟲又有何意義？最蹊蹺的是，在去年發現江蘇延申問題疫苗時，這家企業一度被停產整頓，但兩個月不到，這家企業又悄然復產。江蘇延申何以如此膽大包天？又是誰在幕后撐腰呢？這一系列問題的背后，實際上已隱約可見官商勾結的黑幕。　　

作為一個中國人，生活在現時的中國，命運毫無疑問是悲慘的。打的是有毒疫苗，喝的是毒奶粉，吃的是毒大米，玩的是毒玩具，穿的是毒衣服。從出生到成長，無處不沾毒，一身都是毒，躲不開也避不了。普通中國人，不僅是草民、蟻民，而且還是毒民。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如何讓老百姓以做中國人而自豪呢？　　

食品安全無小事，疫苗生產無小事，中國何時能走出自我殘殺的危局呢？　　

只許官員罵民　不許百姓斥官　　

太陽報　　

本文重點　　

    * 基礎不牢 地動山搖　　

內地一些官員無法無天，不僅老虎屁股摸不得，甚至連罵也罵不得。河南新鄭一位六十四歲的農婦，因不滿鎮政府徵地補償，拒絕丈量土地。當地鎮委副書記罵這位農婦是「母老虎」，農婦回罵了一句「你娘才是母老虎」，當場被幾名工作人員帶走拘留。內地記者前去採訪這位鎮委副書記時，也被罵出門口。權力一發威，百姓就遭殃，類似的事件并不少見。河南睢縣一位農民找鄉長說事時拿起辦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鄉長喝止，兩人發生口角后出現肢體沖撞，隨后鄉長喊來警察，農民被拘留七日。僅僅動了鄉長一個茶杯，農民就陷入牢獄之災，這樣的悲劇也許只在中國才會發生。　　

這兩宗事件，折射出現時內地官民關係的實質。在內地，很多官員口口聲聲是人民公僕，但實際上是老百姓的太上皇，老百姓在他們眼中不過是一介草民，根本不是甚麼衣食父母。所以，官員訓斥百姓，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而百姓斥責官員，則是大逆不道，挑戰權威，至于老百姓用鄉長的杯子喝水，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　　

內地基層官員作威作福，脫離群眾，甚至與民為敵，使當局的執政基礎大量流失。中共在打天下，甚至在治天下的初期，官員與百姓之間的關係形同魚水，官員和農民一起風里來雨里去，渴了能和村民共用一個水壺，餓了能和百姓共用一雙碗筷，困了能睡百姓的土炕，從不嫌棄百姓髒，更不會對他們惡語相向。但如今，基層官員凌駕于百姓之上，隨意抓捕，任意打殺，官民關係形同水火。　　

基礎不牢 地動山搖　　

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現在的情況是官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官逼民反，已成常態。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基層政權都坐在火山口上，隨時隨地因官民對立而發生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中國社科院早前曾做過一項民意調查，在中央、省、市、縣、鄉、村各級政權中，老百姓的信任感與支持感呈現遞減趨勢，到鄉村一級，老百姓普遍持不信任甚至反對的立場。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中央對基層官民對立應該瞭如指掌，對可能產生的危害也是心中有數，但對改善基層官民關係卻毫無良方。長期以來，中央政府一直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期望基層官員改善施政，提高與民眾的親和度，但這種方式顯然收效甚微。　　

基層官民對立的實質是利益對立，尤其是如今房地產發展以及農村土地流轉啟動，基層官員紛紛利用手中的權力兼併土地，中飽私囊，而農民則拚命保護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因此矛盾激化。從中國歷史來看，歷朝歷代都是以分田地開始，以兼併土地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不會重演歷史呢？　　

龍吟大地：收入分配改革相當于革命　　

本文重點　　

    *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 利益分配制度畸形　　

國家發改委主導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再度擱淺，這個事關每個國民福祉的改革已拖了八年，至今尚未有定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國家的悲哀。在國富民窮、貧富分化如此激烈的今天，收入分配改革相當于一場革命，成功與否，關係到人心向背，決定中共的執政地位。　　

從絕對數據來看，中國已是一個超級大國，○七年國民生產總值已超越德國，今年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國富民窮，去年的數據顯示，全國的主要國企數量雖然只有一百多家，但產值佔總體的比例卻是絕大部分。去年的銀行存款總額有六十一萬億元人民幣，但居民存款僅佔二十五萬億左右，剩下的絕大部分是國企存款。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財富高度集中在國家手中，但財富分配的流向卻大部分流向了權勢和富人階層。去年國家花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以及就業等方面的財政支出，只佔全年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八。在西方發達國家，這個比例一般要達到六成以上。　　

另一方面，貧富分化相當激烈。一項統計表明，全國百分之五的家庭，卻佔據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財富。在億萬富翁比併斗富、狂買奢侈品時，大量的弱勢群體卻居無片瓦、食不果腹。貧富分化引發的社會矛盾愈來愈激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成為基層的呼聲。　　

這項改革由于涉及諸多既得利益階層，因此歷時八年至今難產。目前富人的政策博弈能力不斷提升，隨著資本力量的增強，影響力愈來愈強，制訂政策的人愈來愈受富人的影響；而弱勢群體的整體力量卻不斷下降，沒有人替他們說話，導致有錢的愈有錢，窮的則愈窮。　　

更值得警惕的是，政府本身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制訂出來的很多政策明顯與民爭利。比如現在的稅收政策，納稅的主體還是工薪階層，富人相對納稅較少；又比如，義務教育本應是免費的，但很多地方都在繼續收費；在醫療方面，則想盡辦法掏老百姓的腰包，因病致貧的現象比比皆是。　　

利益分配制度畸形　　

可以說，富人與權勢階層結盟，已形成俄羅斯式的寡頭集團，他們霸佔了政治舞臺，不愿意弱勢群體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這也正是收入分配改革歷時八年至今難產的原因所在。過去曾經是國家主人翁，如今淪為弱勢群體的工人和農民，在政治上逐漸失去發言權，只能通過走上街頭的方式抗議，社會從而陷入動盪。　　

當局將維穩的刀尖對準這些弱勢群體，實際上是本末倒置，穩定問題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制度的畸形。從某種意義上說，財產收入分配改革方桉是當局執政地位的晴雨表，如果這個方桉輕描澹寫、馬馬虎虎，在細枝末節上修修補補，中國在不久將來勢必陷入內亂。　　

馮海聞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桉 尚未出臺已遭質疑　　

早報　　

● 于澤遠　北京　　

　　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國公眾怨言最多的社會問題之一，也是高層誓言要大力改革的對象。但中國國家發改委正在制定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尚未正式出臺，就遭到輿論質疑。　　

　　《中國青年報》前天發表文章，指官方將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桉不過是個企圖繞開既得利益集團的妥協方桉，這個方桉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產生的根源，試圖通過稅收、轉移支付、漲工資這樣的技術性手段去解決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無疑是揚湯止沸。　　

　　這篇題為“收入新政指向何方”的文章說，從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公布出來的基本結構上看，這個“新政”的瓶子裝的還是舊酒，還是在舊思維指導下進行的設計，改革方桉的“漸進”色彩很濃，顯然屬于一個治標的、繞著走的甚至是妥協的改革方桉。　　

　　文章作者是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衛志民。衛志民指出，在過去“漸進式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已經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眾多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某些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成為改革進一步向前推進的障礙和繼續深化改革的對象了。試圖繞開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深怕觸怒這些脾氣暴躁的“獅子”，試圖以讓這些既得利益集團能夠接受的改革來解決正是因為它們的存在才產生的問題，不是天真就是無知。　　

　　 “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目前已經強大到能夠控制改革的方向、內容和節奏的程度，他們已經飽嘗‘漸進式改革’的好處，他們會通過盡可能多的過渡性制度安排來延緩真正改革的到來。”　　

方桉分四個部分　　

　　據了解，發改委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加農民收入，第二部分是增加對低收入居民的扶持，第三部分是提高工資性收入，第四部分是調節個人所得稅。　　

　　總理溫家寶3月22日在會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也表示，官方將在增加居民收入上分三個層次：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二是逐步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三是在二次分配中，運用財稅的杠桿，調節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衛志民在文章中對收入分配改革方桉的四個部分進行逐一質疑。他認為，只有城市化才可能真正提高農民的收入。城市化靠的不是口號和理念，靠的是制度創新以及源于這個良好制度的經濟增長。不打破行政壟斷，不把國有企業從競爭性經濟領域退出來，不解除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現在官方“連出租汽車這樣的行政壟斷都打破不了”。　　

　　至于提高工資性收入，恐怕只能是那些生存于行政壟斷性質的體制內部門的“幸運者”才會感到興奮，因為只有他們的工資水平才能夠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操控。而對于那些工資水平由市場、由競爭、由供求來決定的開放的市場化部門來說，除了更好地保護他們的私有產權，除了給他們一個高效嚴明的司法系統，除了給他們創造一個在公平的規則下自由競爭的商業環境，除了減輕他們沉重的稅務負擔，除了向他們開放被行政壟斷控制起來的經濟領域，他們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夠提高呢？　　

　　衛志民還駁斥了“漸進式改革”的說法。他說，也許許多思想“成熟”的“智叟”認為，中國的事情很復雜，需要時間，問題是這些技術性手段還能爭取來多少時間，爭取來的這些時間是做什么用的，為未來改革的攻堅創造條件？還是盡可能多地延緩真正改革的到來？在這樣的“漸進”過程中，既得利益集團是變得更加強大？還是被逐漸消融？　　

　　衛志民強調，中國要想深化改革，想繞開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是不可能了。“在目前這樣的改革攻堅階段，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耐心，更需要危機感。推進中國的改革，我們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　　

中國樓市已成為一種社會剝奪機制　　

這種剝奪不僅是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剝奪，富裕群體對中低收入者的剝奪，同時也是上代人對下代人、原住民對新移民的一種社會剝奪。　　

吳鵬森　　

　　在今年的 “兩會”期間，對樓市的關注是中國社會關注的最大焦點。但是，要真正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樓市問題，必須要對樓市的性質和本質作更為深入的分析，形成科學的房改理念，才能在此基礎上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二次房改政策。　　

　　對于中國價格不斷上漲的樓市，人們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對樓市泡沫的分析上，爭論的問題常常是有沒有泡沫？泡沫有多大？除了少數開發商及其代言人，絕大多數論者都承認，當前中國的樓市存在著泡沫。其實，這已經不需要多少經濟學專門知識，而是僅憑常識都能判斷的事。在我看來，當前的中國樓市已經不僅僅有泡沫的問題，它更是一種社會結構和一種社會剝奪機制。　　

　　要理解中國樓市背后的社會結構，必須要對中國樓市是如何形成的機制作一個簡要分析。中國改革以前的住房政策是一種福利政策，20世紀90年代，住房開始商品化、市場化。但是，在初期，這種政策并未立即引起樓價的急劇飚升，一些地方甚至采取了諸多優惠政策，如低價促銷、購房退稅、買房解決戶口或藍印戶口等等。進入新世紀以后，城市房價突然象脫韁野馬，一路狂奔。推動中國樓市直線上升的背后推手都有誰呢？　　

中國房市泡沫的推手　　

　　首先是地方政府。在經營城市的理念下，要解決分稅制后的地方財稅收入，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正好順便適應反腐需要，土地從劃撥轉向拍賣。但拍賣的真正目的不是預防腐敗而是掙錢，因此必須想辦法推高拍賣行情，于是廣邀天下投資家，甚至不惜用自家人高價虛假競標，以推動土地升值。于是，一個個地王誕生，房價的基準也因此不斷抬高。正如全國政協委員秦曉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所說，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是房價高企的主要責任者，也是房價居高不下的“根源”所在。中國指數研究院一項調查顯示，2009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土地出讓金累加額為 1萬 800億元（人民幣，下同，約2212億新元），比2008年增長140%。　　

　　其次是開發商。中國城市開發商在早期主要是通過賄賂低價獲得土地盈利，此時的利潤主要來自于國有資產流失。但很快他們就轉變了盈利模式，在競標背景下，開發商雖然仍然不乏賄賂行為，但盈利的主要空間還是在市場，此時，開發商發現把自己的利益與政府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更劃算。雖然開發商有各種盈利途徑，但最主要也是最簡單的途徑就是通過捂盤惜售，特別是捂地開發最有效。上海某開發商將世博會附近地塊捂拖了9年，房價從每平米4000—5000元上漲到6萬元，更有開發商甚至將土地和房屋捂了十幾年，致使價格上漲了數十倍。　　

　　再次是以“炒房團”為代表的富裕階層。他們在政府和開發商已經推高的房價上“再加一把火”，在真正的商品房消費者向上再剝一層皮。曾幾何時，“炒房團”像“黑旋風”，刮到哪里，樓市都是一片昏天黑地，百姓叫苦不迭。此外，每個城市都還有一支不是炒房團的炒房大軍，他們主要是原居民，在福利分房時代分到了自己的住房，然后坐地加入炒房族，利用“市場機會”獲得自己的“財產性收入”。特別是擁有特權的官員，通過各種途徑可以獲得優惠價格或優秀房源，加入炒房隊伍的行列。　　

最后還要提一下那些拆遷戶，雖然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既沒有特權也沒有金錢，但他們可以做“釘子戶”，通過不斷要價提高拆遷成本。據上海市長介紹，上海土地出讓金73%用于動遷，其余建基礎設施配套。更有南方某市，拆遷竟然造就出十幾位億萬富翁。這說明，中國城市原居民中，確實有一部分人通過拆遷進入富翁行列。而高額拆遷成本最終當然要進入房價之中。　　

剝奪機制形成的因素　　

　　這樣，中國的樓市就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剝奪機制：一種由政府、開發商和富人之間的利益聯盟，對最終住房消費者的無情剝奪。這種剝奪不僅是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剝奪，富裕群體對中低收入者的剝奪，同時也是上代人對下代人、原住民對新移民的一種社會剝奪。　　

　　這種社會剝奪機制之所以能夠形成，是因為在中國，住房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民生需求。這種民生需求在下列因素影響下，顯得與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住房問題都不相同。第一，中國的人口眾多。13億人口使得中國的住房潛在市場幾乎具有無限擴張性。在一些發達國家，由于地廣人稀，可以通過多建住房改變供求關系以抑制房價，而在中國13億人口的國度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中國的快速城市化。改革以來，中國城市化率已經從18%上升到47%，進入新世紀以來，幾乎每年都要增加一個百分點，在中國未來基本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還將有幾億人要轉移到城市居住，從而把中國13億人口中潛在的住房需求轉變為現實的住房需求。　　

　　第三，中國的居住文化與社會心理，對擁有屬于自己產權的住房具有特別強烈的愿望，中國任何一個正常的城市家庭，都不可能像歐美國家居民那樣在住房問題上得過且過。因此，在制定中國城市住房政策時，必須充分注意到以個人主義為文化背景的西方社會，與以家庭主義為背景的中國社會在住房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巨大文化差異和社會心理差異。　　

　　第四，中國政府提供的住房缺失。中國在改革前的住房福利化時代形成了巨大的城市住房欠債，城市住房市場化改革以后，又忽視了政府的相應責任，導致中國城市必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屋和廉租房的嚴重短缺。這些因素使得中國的住房需求具有極大的剛性特征，開發商們正是看到這種剛性特征，使得他們在與購房小民的博弈中始終處于不敗之地。中國城鎮住房體制改革的根本失誤，就是沒有考慮到上述因素的特殊性，簡單地照搬外國的做法，從完全福利化轉向完全市場化，把中國的樓市建成類似于股市的投資和投機市場。　　

　　然而，樓市不同于股市，后者是有錢人的投資和投機行為，而前者是所有想在這個城市中生存的人都必然被迫卷入的過程。在股市上，人們可能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決定進入和退出，對于窮人來說，可以選擇遠離股市；但在樓市中，窮人不僅無法回避，更重要的是，他們幾乎必然地成為被無情剝奪的對象。可以說，在中國，炒作樓市，有如荒年炒糧，具有明顯的口中奪食味道。因此，在中國，只有政府出面干預，制定強有力的政策，才能使中國樓市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十大紅色警報：中國站在經濟危機邊緣　　

鳳凰網     　　

    房地產泡沫、固定資產過快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固定的匯率……這些已經存在于中國經濟的特征正在把中國推向經濟危機的深淵。　　

    3月23日，美國著名投資公司GMO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的紅色警報》(下稱《警報》)的研究報告。文中指出，中國已經呈現出顯著的投機狂熱的特征。以史為鑒，一旦這些泡沫破裂，中國的經濟將脆弱不堪。　　

    《警報》指出，幾年前，美國經濟曾經存在一些金融危機的先前征兆。而今天，這些紅色警報指向了華爾街目前的新寵——中國。　　

    文章首先列舉了金融危機的先兆跡象：令人信服的經濟增長、對政府當局能力的盲目信任、投資的普遍增加、腐敗、貨幣供應的快速增長、不合理的低利率、房地產擔保風險貸款等。　　

    以此類推，文章拉響了中國經濟危機的十個警報：一致認為GDP會以8%的速度增長、對政策制定者的信任、投資的繁榮、腐敗、寬松的流動性、固定匯率和資本流入、貸款迅勐增加、過于信賴“大而不能倒”的銀行、危險的放貸方式、房地產和股市泡沫。　　

    《警報》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出口增長。目前，中國對西方的出口已經達到峰值，很難繼續激增，而貿易保護主義卻在威脅著中國的出口。　　

    很明顯，依靠出口的增長方式不可行，于是，中國開始了以投資拉動內需。但《警報》指出中國過高的投資水平也造成了資本錯配的風險。目前，中國的經濟體系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民營經濟為主轉為目前的政府主導為主。雖然政府能比私人部門更快的投入資源，但投資的質量卻更低。　　

    政府將投資更多的給予國企，用來投資基礎設施，但對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來說，現有的基礎設施已經非常發達。中國此舉只能帶來了大范圍的產能過剩。例如，很多小型機場的使用率只有一半，高速鐵路系統很可能無法收回成本。　　

    在銀行系統方面，《警報》指出，中國去年有10萬億元的貸款，如此巨大的信貸就讓人不得不擔心銀行的“壞賬”會卷土重來。　　

    此外，中國過低的固定匯率吸引了大規模的資本流入。但巨額外匯儲備只能用來購買外國資產，支付進口，且無法解決資產泡沫崩潰后隨之而來的問題，如不良投資的后果等。而在歷史上曾經積累了如此巨額儲備的國家只有兩個：1929年的美國和1989年的日本。當時，這兩個國家都發生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　　

    對于中國火熱的房地產業，《警報》指出，其已經顯示出典型的泡沫狀態，這個泡沫遲早破裂。由于中國的經濟體制，讓預測變得很難。但是，中國的體制無法解決問題，只能推遲問題的爆發。　　

    最后，文章指出，中國的整個經濟金融系統都基于一個信仰，即未來中國將以過去的速度繼續增長。這個假設讓更多的投資變得合理，從而刺激增長，也帶來了更多的投資。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先建設，一切都會隨之而來”的經濟。　　

    而一旦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低于8%，悲劇就會發生：大部分基礎設施將會毫無用處，過剩的產能將存在很多年；房地產泡沫會破裂，銀行系統將面臨大規模壞賬。 “當中國這部巨型機器最終停滯，這些沉浸在夢中的投資者將噩夢醒來。”　　

    針對該文章，華爾街日報發表了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李晶的反駁文章《中國固定資產投資飆升未必是壞事》。文中認為，中國人均GDP極少，所以對基礎設施仍有巨大需求；固定投資的資產質量良好，資金使用效率也不錯，且也沒有跡象表明中國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在下降。最后，文章認為，那些聲稱過量投資很快將危及中國穩定的批評人士卻有失公允。　　

    但在中國，李晶的觀點不乏批評者。財新網的名家博客Barrons即撰文駁斥。　　

    這是繼2010年1月，美國著名的空頭投資者詹姆斯 查諾斯在接受美國財經電視臺CNBC采訪時預言，中國經濟可能面臨巨大的危機之后，關于中國是否存在泡沫的又一次大討論。　　

(圖文)中央怒斥山西礦難為人禍 仍有獲救可能　　

明報     　　

    山西省臨汾市王家嶺煤礦滲水事故，至昨晚153名被困礦工仍然音信全無，國家安監總局通報斥責礦方管理溷亂，存在違規行為，局長駱林明言會嚴處相關負責人。對于有中央媒體指被困礦工實際人數可能超過260人，山西省昨日回應稱，經再次核實，被困人數仍為153人，但分析部分工人可能有存活希望。　　

    據救援組組長孫守仁指出，目前礦井地下水位為579米，而井下部分地區標高為587米及592米，只要礦工在比579米水位高的地區，就可能有存活希望；救援人員亦預計，如果排水工作順利，最快今晚可掌握到被困礦工的具體情。　　

    國家安監總局網站昨日發布通報，痛斥今次王家嶺礦難主要是礦方管理溷亂，為趕工而過度增加人手，出現滲水徵兆后又沒有及時撤退工人，存在違規行為。安監總局局長駱林及國家煤礦安監局局長趙鐵錘昨日更親落礦井視察搶救情。駱林稱，對相關責任人一定會嚴肅處理。而中新網指出，昨日有被困礦工家屬因苦候消息不果，一度與煤礦工作人員發生肢體沖突。　　

    據英文《中國日報》報道，官方雖公布被困礦工為153人，但有礦企僱員聲稱實際被困人數遠多于此，僱員表示在意外發生當日（28日）深夜，曾聽到礦企經理估算被困實際人數超過260人。　　

    對此，王家嶺煤礦搶險指揮部昨日下午召開新聞發布會，發言人劉德政表示，已經對礦井被困人數再次認真核實，證實受困人員仍為153人，沒有變化，有關方面亦將會在適當時候公布被困人員的資料。　　

    在山西，一直有「晉官難當」的說法，而臨汾市官員更難當。資料顯示，過去幾年有多名市領導的去職便與礦難或瞞報安全事故有關（詳見表）。2007年洪洞礦難把當時的市長李天太拉下馬；2008年襄汾潰壩事故更令時任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去職、臨汾市市委書記夏振貴及市長劉志杰停職，前車可鑑下，很多人都不愿接下臨汾市市委書記這「燙手山芋」，此職更因此懸空半年，直到去年4月才由謝海接任。　　

(組圖)張家界最牛鄉村學校似別墅 耗資4000萬　　

紅網    2010-03-31 12:06:00　　

坐落于張家界武陵源景區的武陵源二中新校舍，頗具土家民族房屋風格，加上春季來臨，矗立在紅、粉、黃等各色的花兒中間，看上去像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日前，該學校的照片在網上出現后，令萬千網友驚呼比去年網上熱傳的“中國最美希望小學”還“驚艷”，其耗資4000余萬的投資也引起一定的爭議。　　

　　網友：張家界“最牛鄉村學校”似別墅　　

　　3月30日晚上，網友“捷安特候補”在張家界公眾論壇發表了篇題為《中國最牛鄉村學校》的帖子，附帶兩張照片。幾棟極具民族特色的房子，白墻黑瓦，依稀還能看到上面掛著有“小學部”、“綜合樓”等字樣，樓房看上去非常新，校舍旁邊還有盛開的油菜花、桃花、紫羅蘭等。　　

　　該帖隨后被轉載到紅網論壇上，有網友跟帖指出是建在張家界武陵源區中湖鄉的武陵源二中（原中湖中學），同時稱贊該學校建筑很有特色、非常漂亮，在這個學校上學是一種幸福，說明政府很重視教育投入，比建設豪華辦公樓要強多了。　　

　　不過，也有個別網友提出質疑，稱聽說該學校耗資4000來萬元，有點奢侈，并舉例說湖北三峽希望小學耗資350萬都有人說像別墅，可以建17個小學，而像這個學校耗資4000萬，按通常標準能建200個希望小學了，太有錢了。　　

　　回應：政府重視教育，錢是用到正道上　　

　　3月31日下午，瀟湘晨報記者采訪了該學校的一位張姓老師。據介紹，這個學校是初中小學幼兒園在一起的，去年底建成，目前學校一共有1600多人。此前小學部在比較破舊的地方待了4年了，現在操場還在建，新校舍很漂亮。學生24小時有熱水，用的是太陽能等新型清潔能源，政府將錢用在建學校上是用到正道上了。　　

　　張家界武陵源區教育局一位鄧姓工作人員介紹說，校舍總投資4000多萬，原因是此前該學校條件比較差。政府部門高瞻遠矚，重視教育發展，多投入點也沒什么的，50年不會落后。平衡教育資源，這個學校是供天子山鎮和中湖鄉兩個鄉鎮使用的，因為兩個鄉鎮人口有兩萬多人。　　

　　特約評論：“最牛鄉村學校”彰顯真正的權力美學　　

　　作者：王石川(資深評論員)　　

　　盡管所謂的“中國最牛鄉村學校”并非一所學校，而是中學和小學的合體，該學校也并非僅供一地學生所用，而是兩個鄉鎮共用，但是洋洋4000萬的造價，還是顯得卓爾不群，在中國的同類學校中一騎絕塵。即便從外觀看，也顯得超凡脫俗，美輪美奐，蔚為壯觀。　　

　　然而，面對這樣的學校，一些人頗有微詞，各種論調都有。由此筆者想起了去年被媒體披露的“中國最美麗的希望小學”——中國海外三峽希望小學的遭遇，由于該希望小學花費350萬，是建17所普通小學的花費。于是有人質疑，“我們不能不砌那么豪華嗎？我們是來讀書的。”還有人稱：為什么不建17所“普通”希望小學？　　

　　當然，與最美希望小學由捐資所建不同，這所最牛鄉村學校是由政府投資，在筆者看來，越是政府投資，越能彰顯權力美學，這種權力美學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權力美學，它將權力倫理融入華麗的建筑敘事之中，讓人能讀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它追求的不是炫耀，不是夸張，也不是自我歡愉和自我消費，而是一種深刻的責任和義務。　　

　　簡言之，此時，權力不是為我所用，而是為公所用。其實，興建最牛鄉村學校的初衷即便有權力審美的意味，也因其重視教育這個歸宿而顯得可貴。　　

　　校舍是用來干什么的？最基本的底線當然是要保證孩子的安全，沒有安全，遑論其他。一個豆腐渣工程，外表再美輪美奐，如果敗絮其中，不能保障孩子的安全，這樣的校舍有什么用？這樣的校舍越光鮮，越是罪過。　　

　　事實上，有過農村生活經歷的人都知道，小學的校舍往往是最破敗不堪的，所謂的“一切為了孩子，為了一切孩子，為了孩子的一切”，在現實面前，其實許多時候是更像是一種輕佻的套話，因為連最基本的校舍都無法保證，遑論其他。　　

　　據稱，在日本，學校是第一避難所——所有的房子都可以倒，學校的房子不能倒。有報道稱，如果你現在到日本鄉間去旅行，會看到那里最好的房舍是學校，有些還是明治時代留下的。有個細節是，為了加固校舍，把錢花在刀刃上，日本一些地方把建政府大樓的錢用在堅固校舍上。學校應該成為最安全最堅固的地方，這應是人類的文明倫理，也應該是執政者的良知底線。　　

　　日前，筆者看到一則典故：1930年代，攝影師孫明經在西康省考察時發現，當地的學校校舍大都寬敞明亮，學生衣著整齊，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縣政府卻破爛不堪。好奇的孫明經就問一位縣長： “為什么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回答：“劉主席（劉文輝，時為西康省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這雖然是一則久遠的往事，但至今讓來讓人砰然心動，并感喟不已。按照最基本的權力倫理，公務員的辦公大樓起碼應遜于當地的校舍，但反觀當下，有哪些地方的辦公大樓能夠讓當地校舍望其項背？我們看到的是，最豪華的往往是政府辦公大樓，最破落的往往是學校。　　

　　也許有一天，中國最豪華、最牛的建筑是學校，所有的學校都豪華、都外美內秀，都充盈著華麗而有底蘊的精神氣質，都氤氳著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那才真正是學生之幸，國家之福。因此，“最牛鄉村學校”讓人感到溫暖。　　

(組圖)鄂爾多斯新城如鬼城 清潔工比行人多　　

華商報    　　

    耗資50多億打造、面積達32平方公里的內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華新城，但同時也成了一座無人居住的‘鬼城’。花5年時間建設的康巴什，原意要成為鄂爾多斯對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卻是中國房地產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偶爾出現的行人，看起來就像幻覺，拖著沉重的腳步沿著人行道走著，彷佛恐怖電影中大災難過后一名孤獨的幸存者。　　

    在中國的版圖上，有個地方三面被黃河環繞。十三世紀時，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途經此處，將這里定為他的長眠之地。這里的蒙語地名是“鄂爾多斯”，漢語意為“眾多的宮殿”。　　

    GDP連年攀升、增長競爭力位列全國第一的鄂爾多斯，憑借豐厚的經濟實力，在一片荒漠中建起一座新城——名叫康巴什。　　

    只是，地圖上的這個新地名，不僅是座新城，也是個“空城”——一期工程方圓32平方公里的城市，街道上鮮見行人，沒有人氣。　　

    “康巴什是個空城。晚上沒人，白天人也很少。”　　

    3月14日晚7時許，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勝區郊外55公里處的鄂爾多斯機場。剛下飛機，記者向一名工作人員打聽“康巴什在哪里”，對方這樣回答。　　

    康巴什距離東勝區22公里。荒漠中，一條一級路面的大道連接兩地。　　

    15日上午，路上的車輛并不多。剛出市區，還能看到路旁有不少在建的樓盤，越往南越發荒涼起來。　　

    路的盡頭陡然出現了大片林地，還有一棟棟樓房、一排排別墅，很是氣派。上午10點，進入康巴什新區，第一個十字路口的紅燈亮起時沒有別的車停下來，橫向的綠燈下也沒有車通過，也看不到行人。　　

    康巴什的中心位置是鄂爾多斯市黨政大樓，3棟外形一致的12層樓房。朝南正對著的是這個新區的南北中軸線——寬200米、長2400米的成吉思汗廣場。　　

廣場西北角、鄂爾多斯大街與文化西路路口，清潔工老李正在清掃路面。這是記者在康巴什遇到的第一個人。　　

    她負責的路段是從這里朝西數10根電線桿的距離。500多米的路段，老李掃了幾年。頭兩年，“更好打掃，啥也沒有，除了沙土，還是沙土。”她隨手拎著個不大的塑料袋，里面裝著多半袋雜物，“兩天時間就只掃了這么點垃圾，另外，還撿到1個瓶子。”“為啥沒垃圾？因為沒人唄。”她一邊劃拉掃帚一邊問記者“幾時來的”，并建議說：“你晚上再來看看，嚇人呢——都是黑洞洞的”。　　

    正值春季，不時刮著四級風。　　

    16日下午5時許，成吉思汗廣場最南端的景觀湖，看風景的只有記者一人。　　

湖邊一角的公共衛生間小休息室里，擠著6名清潔工，山東夫婦、湖北夫婦，另外兩個老頭是內蒙古當地的。去年才來康巴什打工的山東女人說：“這里除了車，就是樓，可就是沒人。”當地一個老頭接過話：“康巴什車頭比人頭多”，大家都笑起來。　　

    2004年以前，康巴什還是片荒漠，只有兩個小村莊，不到1400人。　　

那時，整個鄂爾多斯一度是內蒙古最為貧困的地區。直到有一天，這里發現了四大“寶貝”：特有的阿爾巴　　

    斯白山羊絨被譽為軟黃金；煤炭探明儲量1676億噸，占全國1/6，鄂爾多斯如今是中國產煤第一大市；稀土儲量65億噸；天然氣探明儲量8000多億立方米，占全國1/3。　　

    因為“羊、煤、土、氣”，于是揚眉吐氣。　　

    2007年年底，中國城市競爭發展力排名：鄂爾多斯增長競爭力全國第一；人均GDP1.0451萬美元，超過北京、上海。　　

    鄂爾多斯老城區東勝23平方公里上擁擠著30萬人。手中有了錢，政府便開始拓建新的城市發展空間。2004年，政府開始在荒漠中開始興建新區，建設總投資達50多億元。　　

    站在黨政大樓12層樓頂往南看，在這張巨大的荒漠“白紙”上，矗立著康巴什的六大地標性建筑：劇院、文化藝術中心、會展中心、新聞中心、博物館、圖書館。　　

    只是，這里還缺少超市、醫院、學校和人。　　

    盡管各種設施還在完善中，但鄂爾多斯人對這座新城依然充滿自豪，把康巴什譽為“千年荒漠、創業熱土”。新區黨工委季刊《康巴什》2009年第1期、署名藺懷恩的一篇文章寫道：“眼前這條舒暢伸展的大道，便是人們驚呼的‘上班大道’了……因為市政府機關剛搬遷不久，商業的經營尚屬空白，幾乎是機關人員的來回跑道。現在是早上8點多鐘，趕班點的汽車們轟轟烈烈……我乘坐的這輛沃爾沃轎車身前身后是一片車的涌流。”“奔馳、保時捷、賓利、法拉利們跑得氣咻咻，一個個志在超越；后邊的寶馬、福特野馬、蘭博基尼、凱迪拉克們你追我趕，使著絕不甘于居后的情緒；就是那享有豪族尊位的勞斯萊斯、阿斯頓馬丁也是那種飛翔的姿影，正在望風絕塵、不可一世地沖來……”　　

    公務員是這里人口構成的最主要部分。鄂爾多斯市委宣傳部外宣科科長陳曦告訴記者，2006年7月31日，黨政機關從東勝老城區正式遷到康巴什新區，但很多公務員家還在東勝，“于是兩頭跑。”　　

    再就是到政府辦事的人。16日，在康巴什新區的政務服務大廳里，記者終于見到幾天來康巴什人口密度最稠密的一刻：300多平方米的大廳里，30多名工作人員、辦事的50多人。　　

    15日，中午時分，圖書館大廳。大廳一側是新華書店，4個正在看書的人，其中兩人是工作人員。而大廳里的保安比讀者多，足足有5人。　　

    康巴什新區到底有多少人？2009年8月出版的《康巴什》季刊透露：新區人口情況2008年為28000人，最新的人口統計數據為2.86萬人。　　

    兩三萬人散落在一個32平方公里的鋼筋水泥叢林里，不難想象是個什么場景。　　

    這樣一個全新的城市，似乎也蘊含無數商機。記者從康巴什新區管委會了解到，至今，康巴什累計注冊企業近350家，注冊資金近百億元。經濟迅速增長，造就了這里的高房價。4星級恒信大酒店，豪華套間每晚1188元，單人間398元。　　

商鋪的租金更是居高不下。康城一期3號樓一家糧油蔬菜店，90多平方米，年租金10萬元，水電費另計。　　

    老張是去年8月來康巴什開店的，當時聽說很多煤老板在這里購房，“人氣一定很旺的”，誰知大半年了，當地住戶沒見著幾個。老張只好把生意瞄準各家工地，給農民工批發糧油蔬菜。　　

    撐不住的就準備“撤”了。B10區3號樓一層的一家飯館大門緊鎖，貼著“轉讓”兩字。大多數商鋪似乎都在“做長線”，等待旺盛人氣的出現。　　

    “沒有人氣，新區就是一座‘空城’，處于‘真空’地帶。”康巴什新區管委會主任藺偉在今年管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對此也并不諱言。盡管現在沒有多少人，但康巴什的未來仍“不可限量”，新區二期建設已經開始。　　

    而新區管委會最新布置的宣傳牌顯示，將來康巴什面積將達352平方公里——這將是目前規模的10多倍。　　

    美國《時代》周刊4月5日（提前出版）刊發文章《鬼城》稱，沒有比這個問題更讓眾多經濟學家、投資者和銀行家們夜不能寐的了：中國房地產市場是泡沫嗎？　　

    多年來，中國各地上馬大量房地產項目，吸引了私人及公司的購買者。隨著房價持續上漲，更多投資者變成投機者，他們買入嶄新房屋只有一個目的，等高價時拋出。自美國房地產業崩盤變成全球經濟衰退催化劑以來，很多人士擔心這一幕在中國重演將是災難性的。事實上，供給過剩的證據到處都是。在北京，一幢幢商業樓盤空置著。但如果深入中國內地，會有更加怪異的情景讓人無法樂觀：為數百萬居民建造的城市聳立著，卻成為了一座“鬼城”。　　

    或許最荒涼的鬼城是內蒙古的康巴什。最初為100萬人居住、生活和娛樂而設計的這個地方卻幾乎沒有人居住。只有幾輛汽車駛過多車道公路，白天有些政府辦公室開門辦公。偶爾出現的行人，看起來就像幻覺，拖著沉重的腳步沿著人行道走著，彷佛恐怖電影中大災難過后一名孤獨的幸存者。　　

    只用了5年時間就建成的康巴什，設計初衷是要成為鄂爾多斯對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卻是中國房地產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無限凄涼 陳佩斯遭央視封殺和老婆當農民　　

華商晨報    　　

陳佩斯在央視春晚舞臺上“消失”很多年了，在熒屏上也幾乎不再露面。這些年他到底在忙些什么，他現在的生活怎么樣呢？　　

　　2009年10 月下旬，一車車高品質的“綠色”石榴，從一個深山里運進北京各大超市。而這個種石榴的“農民”，就是大名鼎鼎的笑星陳佩斯。　　

　　原來，陳佩斯曾因開辦公司不力和一個官司而變得一無所有，后來是太太王燕玲拿出了私房錢讓他東山再起，過上了“田園生活”。現如今的他，更因為進軍話劇舞臺而重新成為一位優秀的演員。　　

　　　　一場官司　　

　　贏了16萬卻被“央視封殺”　　

　　1998年，陳佩斯創立了自己的影視制作公司，并先后投資500多萬元拍攝了《父子老爺車》《太后吉祥》《好漢三條半》，但這些電影都叫好不叫座，一部接著一部虧損。　　

　　為了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陳佩斯繼續四處走穴，用賺來的出場費苦苦支撐著。但隨著公司員工接連辭職，到最后，公司連財務人員也走了。妻子王燕玲不得不成了公司不拿薪水的出納。　　

　　不久，一個版權官司將陳佩斯一下逼到了絕境。1999年初，陳佩斯發現某電視公司擅自出版發行了他和朱時茂創作并表演的《吃面條》《拍電影》《警察與小偷》等八個小品的VCD光盤。他和朱時茂通過登門、打電話和去信函等方式尋求解決辦法未果，無奈之下訴諸法律。贏了官司，陳佩斯拿到了16萬塊錢的侵權賠償金。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起普通官司被演繹成沸沸揚揚的“央視封殺”風波。幾乎在一夜之間，各個電視臺和演出單位就不再追捧他了，他很難再接到商業演出邀請。沒了收入的維系，影視公司也只能宣布倒閉。　　

　　　　一片荒山　　

　　太太拿出私房錢讓他種樹　　

　　1999年 “五一”期間，王燕玲拉著陳佩斯去了北京延慶市井莊鎮西三叉村。下車后，王燕玲從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著眼前的一片荒山告訴陳佩斯：“一直沒有告訴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積攢的70多萬元私房錢承包了1萬畝荒山，承包期為50年。”　　

　　聽了妻子的話，陳佩斯情緒激動萬分。妻子接著說：“這萬畝山林可以保證我們后半輩子的生活。每年投入10萬元，如果種果樹和速生木材樹，七八年后每年少則賺100萬元，多則幾百萬。最有意義的是，10年后萬畝荒山還會變成綠色林海！”就這樣，陳佩斯在絕望中總算看到了一線希望，和妻子成了一對 “農民”夫妻。　　

　　轉眼間兩年過去了，昔日光禿禿的荒山也變成綠色的林海。辛勤的付出最終也有了回報，速成的經濟型樹種變成了搶手的木材，果樹也開始掛果，收購的貨車開到了山腳下。兩年的時間，陳佩斯夫婦收獲30萬元。　　

　　　　一個舞臺　　

　　經濟好轉成功打造話劇　　

　　當經濟情況好了之后，陳佩斯又想當演員了。　　

　　知夫莫如妻。王燕玲把這30萬元錢和以前買荒山剩下的5萬元一起給了陳佩斯，告訴他這是重開影視公司的首筆資金，她讓陳佩斯放心地去打拼，她會繼續留在山上，給這個家一個穩定的大后方。　　

　　陳佩斯終于復出了，影視制作公司重新掛牌，開始聯系以前的朋友和合作伙伴。這次，他準備開辟新的舞臺———話劇。　　

　　投資是最大的問題，因為無人投資，陳佩斯只能將手里的35萬塊錢全部投進話劇《托兒》。　　

　　可喜的是，《托兒》的首場上座率就高達95%，在北京連演10場后，陳佩斯帶著《托兒》開始了全國演出。第30場結束后，陳佩斯就已經收回了全部投資。2008年春天，陳佩斯創作的話劇《阿斗》在北京上演。　　

　　如今，陳佩斯仍不忘上山種樹，他的夢想是營造萬畝山林，打造一個天然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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