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兄弟如何騙得億萬資產
2010年03月16日 來源: 《環球人物》
在廣東有一句俗語:“有錢的大佬不作聲”,國美集團前老總黃光裕的哥哥黃俊欽便是其中的典型。這位新恒基集團的掌門人,業務遍及房地產、金融、高科技等多個領域,在黃光裕以百億元身家登上“中國首富”寶座時,有傳聞稱,黃俊欽已經坐擁上千億元的資產。只是由于潮汕人的天性,他一貫行事低調而神秘。如果不是2010年1月11日,媒體曝出了“他因涉嫌‘五宗罪’:內幕交易罪、合同詐騙罪、貸款詐騙罪、重婚罪,以及在出入境證件上涉嫌犯罪,被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審查起訴”的消息,可能很多人對其還是一無所知。
隨著黃光裕案接近最后的宣判以及相關人員的罪行不斷被查出,黃俊欽這位“隱形富豪”,從發跡至敗落的過程也漸漸顯露出來。
近日,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通過多方調查,了解到了此案背后的真相,以及黃家兄弟不為人知的詐騙手段。
豬圈旁長大的富豪
黃光裕黃俊欽兄弟
1966年,黃俊欽出生于廣東省汕頭市的鳳壺村。這個小村莊只有300多口人,而黃家是其中最貧困的一戶。黃家有兄妹4人:黃俊欽排行老大,弟弟黃光裕比他小3歲,在他們之下,還有兩個妹妹。黃家在村里是外姓人,所分到的耕地不足兩畝,全家吃飯一直成問題,6口人擠在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間里,房間的隔壁就是一個豬圈。黃俊欽的童年就是在豬圈旁玩耍度過的。
據當地人介紹,黃俊欽從小就接受了經商的教育。他的母親曾嬋貞祖上是泰國有名的僑商。母親經常給黃俊欽講一些祖輩做生意的故事,并從小就對他進行了金錢觀教育:“錢,你把它揉碎了,扔在地板上,就跟一張廢紙一樣;但如果你把一百塊錢用好了,就有可能變成一千塊、一萬塊。”
這樣的成長環境,促使黃俊欽在19歲的時候就開始帶著弟弟黃光裕走出家門、出外闖蕩。那是1985年,剛剛高中畢業的黃俊欽帶著黃光裕,懷揣著家里千方百計籌措來的4000元錢,開始了倒賣電器的生意。那時,他們背著大旅行袋,里面裝滿了收音機、電子表等商品,大老遠奔赴內蒙古等地去賣。做這種生意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倒賣商品在當時屬于“投機倒把”的違法行為,但“不擇手段追求利潤”的心理以及“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讓黃俊欽沒把這些風險放在眼里。雖然賺了點錢,但他最后還是受到了懲罰——因違法倒賣商品被拘押了81天。
短暫的牢獄之災根本沒有澆滅黃俊欽的發財夢。僅僅一年后,他就帶著弟弟轉戰北京。他們孤注一擲,把前期賺的幾萬塊錢全部拿出來成立了國美電器店。剛開始經營時,黃俊欽甚至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貨。眼看著將進入年末的“臘月黃金購物季”,可國美柜臺里還是空空蕩蕩。作為大哥,黃俊欽急中生智玩起了“資本游戲”:先利用整齊擺放在門口顯眼處的精美空紙箱吸引來顧客,然后向他們收取一些定金,這樣,國美手頭便有了相當數量的流動資金;進貨時,又憑借著黃俊欽超強的游說能力,國美得到“先貨后款”的優待,如此一來,又有一個十幾天的付款周期,大量富裕資金存了下來。國美擺脫了創業初期資金短缺的窘境。
黃俊欽的“五宗罪”
經過幾年的發展,1993年時,國美電器已初具雛形。而此時,兄弟二人卻對發展方向產生了分歧:弟弟黃光裕仍然看好家用電器行業,而黃俊欽卻覺得房地產業更有“錢景”。于是,兩兄弟正式分家,拋開弟弟的黃俊欽開始在房地產市場急速擴張。
很快,黃俊欽成立了北京新恒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1994年,他追趕時代潮流,給新恒基公司戴上了“紅帽子”,把公司掛靠在大名鼎鼎的北京首都創業集團名下,企業性質由私營經濟變為了集體所有制經濟。一年后,黃俊欽對北京市北三環東路邊一個叫靜安中心的樓盤產生了濃厚興趣,并以“首創集團下屬新恒基公司”的名義接手了靜安控股的全部股份。為了維持該項目的“合資性質”,交易改由境外注冊的香港捷成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先行接手,而這家香港公司實際上就是黃俊欽的私人公司。
在項目開工的1997年,黃俊欽又與其心腹偽造靜安公司執照、董事會決議及靜安法定代表人鄧南威的簽名,以靜安公司之名向中行北京分行貸款5筆共計2億余元。在靜安中心這個項目上,黃俊欽進行了一系列金融詐騙活動。業內人士分析,他如今被調查的“五宗罪”中“貸款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都和他這一階段的行為有關。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也是黃俊欽在資本市場動作最大的時期。據媒體報道,黃俊欽與上市公司中關村科技的股東許鐘民等人,在參與北京中關村、山東三聯商社等上市公司重組及資產置換的過程中,通過其名下的公司提前埋伏、買賣股票,套利數億元。據了解黃俊欽案的一位內部人士介紹:“黃俊欽除本人利用信息,提前布局中關村,還動員其名下公司內部人員購買這只股票。他本人在被調查過程中,對自己涉嫌內幕交易的行為供認不諱。”
更大的內幕交易則發生在山東金泰(現ST金泰)這只股票上。從2001年年底收購上市公司山東金泰開始,黃俊欽玩起了“更高水準”的借殼上市伎倆。2007年7月9日,ST金泰發布重大資產重組公告,稱將向特定對象非公開發行80億股A股。其中,控股股東新恒基集團及關聯公司以旗下價值221億元(未經審計)的地產項目資產認購70億股。公告一出,上海證券市場上,這家連年虧損的上市公司,絲毫不理會大盤的震蕩,股票以每天5%的速度上漲,這一狀況持續了42個交易日,為它的實際控制人黃俊欽制造了數以千億計的“財富神話”。按照黃俊欽個人持有新恒基集團80%的股份計算,ST金泰這只被稱為“漲停王”的股票,使當時黃俊欽的個人賬面資產已達1488.48億元。
另據記者了解,有關黃俊欽涉嫌的“偽造出入境證件罪”以及“重婚罪”兩項罪名的相關證據,目前還處于保密階段,盡管市場中存在多種猜測,但至今未得到證實。
比黃光裕更有錢
相比號稱“商界明星”的黃光裕那種張揚、霸氣和言論犀利,黃俊欽始終顯得很低調。一位接觸過黃俊欽的人這樣向記者介紹:“如果不是ST金泰的‘妖股’表現,很少人會關注到黃俊欽。”確實,在商界里,黃俊欽的曝光率幾乎為零,以至于他的名字出現在“胡潤的百富榜”上時,黃光裕笑稱:“這回胡潤總算把他揪出來了。”曾有記者當面詢問黃光裕“兄弟倆到底誰更有錢”,黃光裕回答:“他比我有錢,只不過,他的公司沒有上市罷了。”
對于黃光裕來說,黃俊欽不僅是大哥,更是他經商生涯的“領路人”。在兄弟聯手創辦國美的那段時間,黃俊欽更多負責幕后的行政管理和運籌經營,他教會了黃光裕不少經營之道:在技術應用方面,1988年,當大多數人還不知道互聯網為何物的時候,只有三四家門面的國美就開始用電腦收款,而電腦上使用的程序都是黃俊欽自己編的;在營銷策略方面,黃俊欽一改倒買倒賣抬高售價的普遍做法,采用了薄利多銷的策略,以市場上最低的價格將商品賣給消費者,這一策略成為后來國美的立業之本。
也是在黃俊欽的影響下,黃光裕之后才干起了房地產和資本運作。當人們津津樂道于黃光裕的資本運作手腕時,哥哥黃俊欽“玩資本”的能力其實一點不比弟弟黃光裕遜色,而且他更善于隱藏。
在黃光裕案中,其兄黃俊欽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涉案嫌疑人。多年來,外界對黃家兄弟巨額財富的來源質疑不斷。早在2006年國慶節后,公安部就啟動了調查黃光裕的“鵬潤系”和黃俊欽的“新恒基系”的專項行動,主要內容是兩大系在創業階段,嚴重違規甚至違法獲得中國銀行北京分行的信貸支持,涉及13億元的問題貸款在鵬潤和新恒基之間秘密流動,最終流向境外,形跡可疑。毋庸置疑,這些資金既構成了上世紀90年代黃俊欽兄弟創業期的“第一桶金”,在2000年之后也繼續支撐其不斷擴張。
黃光裕案案發后,2008年11月26日晚,黃俊欽因涉嫌經濟犯罪,被警方帶走接受調查。時隔一年多,黃俊欽被正式移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審查起訴。黃家兄弟的財富王國開始崩塌。
附文:
萬里與黃光裕兄弟
作者:美華
一般可以肯定,中國成功企業家背后都有一個高官。萬里與黃光裕是通過萬老四萬季飛認識的,黃氏兄弟二人在內蒙古倒賣電器。失敗,轉到北京發展。通過中間人認識萬里家人。黃發揮潮汕人公關送禮的傳統,成為萬里家的上賓。黃氏兄弟口頭禪:向銀行借100萬,要用80萬公關,20萬營運。憑萬里在北京市當過副市長、全國人大委員長的人脈,黃氏兄弟在北京很快爭到了地皮,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中間人后來都得到了黃氏兄弟給的一套豪宅。再拿件事實佐證:外界很納悶為什么萬里最疼愛的孫女萬寶寶(萬季飛之女),她既非演藝明星有收入,也無正式工作,哪里有那么多錢在巴黎上流社會當名媛、住豪宅,盡享風流?這些,都是由黃光裕兄弟的私下資助!現在黃光裕出事,萬寶寶也乖乖回到北京。現實不就是這樣嗎?我們不能批評萬里本人什么,但他家屬的行為,對中共黨內高層形象有嚴重傷害,當然包括對萬里本人。因為中央一直要求高官約束其家屬,萬里就不該自律嗎?
一位老改革家的心聲
作者:雨夾雪
我今年90多歲了,時日無多,有幾句心里話,不說就沒機會了。當然,這些話我也就是和你們說說,出了這個門我可就不認賬了。誰要是敢在外面亂說,可不要怪我翻臉無情。
有不少人稱我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其實那是假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一個底線,就是1937年以前參加革命工作,我是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的。什么?我1936年就入黨了?咳!那簡歷上的東西能信嗎?那是改革開放以后,“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吃香了,我親自找人改的,不信你們可以查查改革開放以前我的檔案。我出生在北方的一個地主家庭,當然,早改成貧農了。不過有點腦子的人都知道,我勉強也算上過大學,今天貧農也上不起大學,何況當時呢?1937年我還在師范學校讀書呢,那時候我在學校里可是以積極反共出名的。我爹是閻錫山部下的軍官,和日本人交戰時本想逃跑,結果因為跑的太慢給打死了,于是便成了抗戰烈士。1938年共產黨游擊隊到了我家鄉,我為保住我家的財產才不得不參加了共產黨游擊隊。不過內心深處,我可是對共產黨一點好感都沒有,也不喜歡你們稱我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是叫我老改革家順耳。
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其實應該叫東亞戰爭和國共內戰,十幾年間我擔任過很多職務,像什么地委宣傳部、組織部部長,地委書記,區委委員、秘書長,多的我記也記不清了。不過這些職務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是根據地的文職工作。我可以負責任的說,我雖然是共產黨,但是手上沒有沾過一滴日本人和國民黨的血,可不像其他共產黨都是殺人如麻、罪行累累的劊子手。1949年我隨劉鄧大軍南下,當時我是管后勤的,人稱軍中的刮地皮專家,迅速得力地給劉鄧大軍組織籌備了大量軍需。可是沒想到,劉鄧等人對我的所作所為很不滿,竟胡說什么應該愛護工農群眾。日本人是人類的精英,國民黨是中國的精英,殺日本人、國民黨是對人類、對中國的犯罪。工農群眾算個屁,他們活著不就是供我們刮地皮用的嗎?真是不知好歹!
毛主席時代是一個惡人得志,好人遭殃的黑暗時代。我雖然是共產黨,但是因為我是一個好人,所以也和地主、資本家、專家學者等中國其他為數不多的好人一樣很不得志。早在建國初期我在大西南工作的時候,我想當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長,可是鄧小平同志說我不行,讓我當副部長,提拔了另一個人當部長。什么?不是“原來要我當工業部長,我說自己不行,是個中專學生,只能當副部長,推薦了一個知識更多的當部長”嗎?這種話你們也信,如果不是鄧小平同志心中早已有了人選,我會說這種傻話嗎?不過,那個當部長的怎么是我的對手,沒有多久就被我擠走了,我還是成功當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長。可惜好景不長,不久我就調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長,這其實是明升暗降。當然我不會就此放棄,后來大躍進期間,我作為整個北京地區鼓吹大躍進最積極的人,主持修建了人民大會堂。不久,我當上了北京市副市長。可是沒過幾年,我主持修建人民大會堂期間貪污受賄的事就不知被哪個人揭發了。不就是百來塊錢嘛,在毛主席時代居然也算個大事,弄得我又是寫檢討,又是打發剛剛高中畢業的兒子下鄉表明服從工農領導的意愿,害得我兒子過了十幾年比普通工農好不了多少的非人生活。想起這件事,至今我的心還在滴血呀!
毛主席時代的種種匪夷所思的罪惡豈止這些。為了表示重視工農,我們北京市把一個挑糞工人時傳祥樹成了勞動模范,還要求廣大干部學習時傳祥去挑糞,彭真同志本來想親自去,最后我代表北京政府去了。一想到這件事,我就不禁掉淚。要知道當時我已經當上了北京市副市長,居然受此奇恥大辱,直到今天我都感到自己身上沾滿了洗之不盡的工農的臭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彭真同志就被打倒了,我趕緊寫了幾萬字的揭發材料,把彭真同志祖宗三代統統打成了賣國賊,沒想到造反派仍然不依不饒,竟然說我政治品質惡劣!真是胡說八道,這明明是一個優秀政治家應該具有的風范嘛!而且從大西南到中央再到北京市,我十幾年工作期間所有貪污受賄、揮霍浪費、送禮行賄等爛賬統統被翻了出來,其實加起來不過幾百塊錢,就因為這么點事就把我撤了職,真是暗無天日!不過聽說后來時傳祥被整死了,看來我那幾萬字的揭發材料還是管了點用,為我出了一口氣。1973年我復出以后就開始狠狠收拾這些不知好歹的造反派。特別是1975年整頓的時候,我主管鐵路運輸,以“四通八達、多裝快跑、安全正點”為口號,把幾乎所有造反派都打成了造成火車誤點的罪人,總算出了一口氣。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開始,我是第一個做檢討的,而且又寫了幾萬字的揭發材料,把鄧小平同志祖宗三代統統打成了賣國賊,可是怕造反派又說我政治品質惡劣,猶豫著沒有及時上交。結果沒想到我被打成了鄧小平同志的“四大金剛”之一,真是比竇娥還冤!
現在你們明白了吧,毛主席時代像我這樣的優秀政治家過的是一種什么日子?所以,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50年”、“輝煌60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甚至可以說,整個毛主席時代都不能說是輝煌的。毛主席時代居然讓工農騎到了地主、資本家、專家學者的頭上,居然對一星半點的貪污受賄、揮霍浪費、送禮行賄都窮追不舍,這何止是不輝煌,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匪夷所思的罪惡!
毛主席死后很快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開放。但是同樣是改革開放,又存在兩條道路,一條是鄧小平同志、葉劍英同志、陳云同志、李先念同志等人主張的不根本改變舊體制的“自我發展和完善”的保守改革道路,另一條是我和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主張的以融入國際社會,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為最終目標的徹底改革道路。可以說,這兩條道路的斗爭貫穿了改革開放的整個時期,直到今天也遠遠沒有結束。我不喜歡你們稱我是什么領袖人物,我是個殺出一條血路的實干家,是偉大的改革家,徹底改革就是我畢生的追求。
早在1977年我復出擔任南方某省第一書記時,這種較量就開始了。我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的名義,發布支左任務已勝利完成的命令,因為我知道,軍隊作為保守勢力的代表,是絕不容許徹底改革的,必須掃清這一障礙。緊接著,我就和農民出身的副總理陳永貴干上了。讓工農做副總理,應該是只有毛主席時代才會發生的咄咄怪事,要徹底改革必須讓工農回到合適的位子上。我提出“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搞了個“大包干”為名義的分田單干。分田單干最大的好處是容易短期增產出政績。分田單干后,水利不修了,合作醫療不辦了,機械化也不搞了,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都用到了臨時的“增產”上,難道還換不來幾年的“增產”?至于幾年以后,我早升官了,減產什么的就和我毫無關系了。不過當時真的很危險,農民目光一點也不短淺,紛紛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僅退回資本主義,而且退回封建主義,倒退了2000年”,“如果老牛會說話,也要到北京去告狀”。鄧小平同志說這么大事情,之前沒打招呼,不好表態;陳云同志說包產到戶不是不可以,但是包產到戶不能占主體,也不能私分集體財產,以后還要搞集體化;李先念同志更是明確反對分田單干。這些人實在是太保守了!患難見人心,當時胡耀邦讓人編了一首“要吃糧,找紫陽”的歌謠,并開動宣傳機器大力鼓吹“大包干”的增產效應。其實,那首歌謠寫的并不高明,一聽就是中央的人寫的,農民哪能把我和幾千里外的趙紫陽扯到一起呢?何況當時我們省北部產小麥、雜糧,南部是稻麥兩熟,根本說不上是以大米為主的省份。不過,胡耀邦的宣傳的確起了很大作用,形勢漸漸變得對我有利。不久,我當了主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徹底改革道路贏得了一次重大勝利。
但是,兩種改革方向的較量不過是剛剛開始而已。1982年十二大前后,保守思想開始回潮,在 1982年4月10日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同志明確說:“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 ,這其實是借貪污腐敗問題抹黑徹底改革道路。什么是腐敗,不就是權力商品化、市場化嗎?既然要發展商品經濟,就應該把腐敗視作正常現象呀!1983年又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當時我兼管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明確表示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不是精神污染,還表示五講四美就行了,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純屬形勢主義,應該刪去。在我和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努力下,清除精神污染28天就草草結束了。1986年,我指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在我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我國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政治體制上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在我的積極宣傳之下,不少學生很快上街游行,為徹底打倒保守勢力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良機。可惜,胡耀邦優柔寡斷,沒有抓住這個機會,結果在保守勢力反撲下被迫辭職。我也受到了一些沖擊,1988年到了二線的人大工作。當然,我不會就此放棄,一上任就宣布本屆人大必須把保證改革和促進改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把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以人大為平臺猛烈抨擊保守勢力。在我的精心策劃下,1989年3月5日,民主運動首先在西藏拉開序幕,但是很快被當時的區委書記壓下去了。4月,胡耀邦恰到好處的死了,于是民主運動自然而然的在北京開展了起來。趙紫陽比胡耀邦有魄力的多,與保守勢力公開決裂了,但是沒有抓住軍隊,聶榮臻同志等人公開支持保守勢力。我當時從國外訪問回來之后見形勢不對,緊急和趙紫陽劃清了界限才逃過一劫。中國沒有能成功的在蘇聯、東歐之前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實在可惜!
盡管1989年我成功逃過一劫,但是在那以后,我實際上不怎么主持重要的工作了。1992年十四大提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重大進步,但是并不徹底。市場經濟就市場經濟唄,還加個社會主義干什么?實在是畫蛇添足!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還說什么我們不說“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絕不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計劃,相反,當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當然要搞得更好,甚至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這十分荒謬!不管是什么市場經濟,都是以商品交換為中心的,如果以公有制為主體,豈不成了自己和自己交換?這還是受私有制不如公有制,資本主義不如社會主義的保守思想影響,沒有改革初期“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那種大無畏的精神了。好在實踐中徹底改革道路占了優勢,沒有受到當時中央領導人保守思想的束縛,集中體現在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比重急劇下降。1992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48%,199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25.5%。聽說今天國有工業已經占不到10%了。可以說,一個比較正常的市場經濟已經在我國初步建立了。這是徹底改革道路在我國的一大勝利,我對此感到十分欣慰!
盡管30多年來徹底改革道路占了優勢,但是保守勢力的影響仍然不容忽視。這集中體現在我們國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60年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概念沒有變,在財政上,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墻還沒有建立起來;再看看,數百萬軍隊還叫解放軍,沒有變,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黨軍一體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即便在黨內,60年了,也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制度,更不用說在國家范圍內了。一句話,黨、政府、軍隊就是以融入國際社會,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為最終目標的徹底改革道路的最后障礙。如果我們要走蘇聯、東歐式的徹底改革道路,就不能不對黨、政府、軍隊進行根本改造。
對黨、政府、軍隊進行根本改造的突破口應該選在哪里呢?應該說必須選在對毛主席進行政治清算上,因為毛主席是黨、政府、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對毛主席進行政治清算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黨、政府、軍隊中根深蒂固的舊體制,這和蘇聯戈爾巴喬夫對斯大林進行政治清算是一樣的。近幾年我不顧年邁體衰,一再積極呼吁對毛主席進行政治清算。我宣傳1980年起草《決議》的時候,鄧小平同志說,他最有資格來評價毛主席的政治品質。可他卻認為,這種評價應該讓后人去做。這么一來,難題就留下了。彭真同志1986年提出應該對毛主席進行政治清算,結果鄧小平同志說20年以后再討論,現在到了討論的時候了。什么,你們問這是真的假的?大多數人都只知道鄧小平同志、彭真同志是我的老領導,有幾個人真正了解我和鄧小平同志、彭真同志歷史上的恩恩怨怨?我說鄧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主張對毛主席進行政治清算,又有誰能說是假的,誰敢說是假的?
對毛主席進行政治清算可以說刻不容緩。近幾年,在中央領導人的庇護下,毛派分子的活動有愈演愈烈之勢。他們以網絡為媒介,大搞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大搞對毛主席時代充分肯定,大肆批判改革的“失誤”。我們的改革哪有什么失誤?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改革還不徹底、不到位。不少工人農民也跟著瞎起哄,像不久前通鋼集團工人竟然把陳國軍打死了,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當然,這也和鄧小平同志等思想保守的老同志制定的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不當有關。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而我認為,徹底改革道路就是以融入國際社會,成為正常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為最終目標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只能說明我們勝利了,走的是正路,和國際社會正常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越來越接近了。一句話,徹底改革道路就是讓工人、農民和官僚、資本家、專家學者都回到自己應該待的位置。正如某些學者指出的,沒有13億人民的犧牲,哪來我們少數人的享樂?難道工人、農民還妄想和毛主席時代一樣騎到官僚、資本家、專家學者的頭上嗎?但是,必須警惕這種現象。萬一占中國人口95%以上的工人、農民,毛派分子和庇護他們的中央領導人在毛主席的旗幟下結成政治同盟,蘇聯、東歐式的徹底改革道路就有夭折的風險啊!
為了抵制這種風險,我也一直在不懈的努力。去年,我希望借奧運會這一國際盛事大力宣揚普世價值,為中國走蘇聯、東歐式融入國際社會的徹底改革道路造輿論。盡管因為國際社會一些過火行為引發了部分青年的不滿,但是對普世價值、融入國際社會的宣傳不能說是毫無成效的。我支持一些年輕的朋友制定了《08憲章》,為中國走蘇聯、東歐式融入國際社會的徹底改革道路指明了方向。今年,我支持一些朋友利用五四運動90周年之機,有意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混為一談,繼續大力宣揚普世價值、融入國際社會。在鄧玉嬌事件中,我支持一些朋友聲援鄧玉嬌,把事件的原因對準官僚,對準舊體制。這絕不是我對鄧玉嬌有任何好感,只是我覺得可以利用這一事件進一步打擊黨、政府、軍隊的威望,為對黨、政府、軍隊進行根本改造造輿論。因此,我要求這些朋友對把事件的原因歸結到權力商品化、市場化的毛派分子進行堅決批判。當然,之后的劉漢黃事件明顯是商品化、市場化造成的,因此這些朋友也都轉而大談法治,不提聲援了。
最近兩個月我這種努力達到了高潮。6月14日中國著名時評網站凱迪網明確提出“殺左族毛”,即查封烏有之鄉代表的左派網站,殺掉“張宏良、司馬南、張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殺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親屬。真實的目的是強調“鄧公眼拙,看錯了人,制造了一批小毛左”,也就是公開批評中央領導人的庇護毛派分子的行為。試問凱迪網如果沒有以我為代表的老改革家支持,敢這么干嗎?當然,盡管當前國內社會矛盾不少,但是這么多年我們告訴老百姓說,這個國家沒有共產黨的話,就會大亂的,老百姓真是怕折騰怕到極點了,他們對穩定的盼望,就成了我們黨再單獨執政下去的“民意”。如果企圖發動民主運動,必須從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開始。7月5日,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從新疆開始了,年紀大一點的人都記得,這和20年前我國民主運動首先在西藏拉開序幕以及羅馬尼亞民主運動首先在匈牙利族聚居的邊境城市蒂米什瓦拉拉開序幕是完全一樣的。我吸取了20年前我和趙紫陽出訪期間民主運動受挫的教訓,同時吸取了羅馬尼亞民主運動在齊奧塞斯庫出訪伊朗期間民主運動順利發展的經驗,趁庇護毛派分子的中央領導人出訪期間發動了新疆民主運動。可惜,那位庇護毛派分子的中央領導人提前回國了,和他20年前任西藏區委書記時壓下去西藏民主運動一樣,壓下去了新疆民主運動,再度暴露了其反對融入國際社會,成為正常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的徹底改革道路的真面目。可以說,以我為代表的老改革家不會對他抱有任何幻想了!什么,你們問中國分裂了怎么辦?咳!分裂就分裂唄,蘇聯不是也分裂了嗎?我們要樹立起基本的政治倫理,國家不分裂當然更好,但是如果國家分裂有助于融入國際社會,成為正常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我們應該毫不猶豫的選擇國家分裂!當年葉利欽不就是這么做的嗎,難道你們以為葉利欽敢做的事我不敢做?
最近我連續作了幾次重要談話,強調了這么幾點內容:首先,共產黨是沒有經過社團登記的非法組織,當初是靠空頭承諾欺騙人民獲得了政權,60年來一直在用欺壓老百姓的辦法,報復曾經被國民黨欺壓22年的歷史。其次,表示老百姓的看法,民主黨派人士的看法,專家學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這四類人的看法,尤其應該好好聽聽,封殺不得。當然,你們不要理解錯了,“老百姓”的本意是權貴的意思,工人、農民是沒有資格屬于“老百姓”的,其實就是讓你們代表官僚、資本家、專家學者的利益。此外還有對毛主席和毛主席時代進行政治清算和對黨、政府、軍隊進行根本改造等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中國必須堅持走蘇聯、東歐式融入國際社會,成為正常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的徹底改革道路不動搖。
我老了,90多歲了,差不多可以說是無牽無掛。家里財產雖不算多,百八十億總是有的。什么,你們問我家里百八十億的財產是怎么來的?當然是子孫們利用改革的好政策誠實勞動、合法經營掙來的,你們掙不來上百億是你們沒本事!回想毛主席時代我貪污受賄、揮霍浪費、送禮行賄加起來不過幾百塊錢,就被窮追不舍撤了職,今天我家里擁有了上百億完全合法的財產,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如今,我的子孫們都在國外定居了,上百億的財產也全部轉移到了國外,我的子孫們和外國政府以及外國情報機關建立了非常良好的關系,安全有了充分的保障,再也不用擔心遭受毛主席時代式的迫害了!我余生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中國和蘇聯、東歐一樣成功融入國際社會,成為正常的市場經濟民主國家。當年,是我通過“大包干”為名義的分田單干邁出了徹底改革道路的第一步,今天,我希望自己能夠看到徹底改革的萬里長征走到終點。
這就是我,一位始終堅持徹底改革道路的90多歲的老改革家的心聲。希望我的呼吁能夠起到一點作用。20年前,羅馬尼亞也是一位90多歲的老改革家的公開信為民主運動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他一直是我的榜樣。
(特別強調,本文內容純屬虛構,文中那一位90多歲的老改革家不是針對任何人的。希望不要有人做賊心虛,以致對號入座。筆者堅決謝絕跨省追捕之類的盛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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