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2010-3-25）　　

教育大躍進 學術大滑坡　　

南平血桉淚斑斑 失意暴力響警鐘　　

內地空談調控 樓市供求無方　　

中國“二次房改”可借鑒美國住房制度　　

中國政府如何應對地方融資平臺問題　　

中國面臨特大旱災 可能南北齊旱　　

中國沙塵暴源頭在內蒙 種樹也沒用　　

貴陽：菜價一毛錢都不能漲，否則罰款100萬元。

轉基因商業化利益鏈調查　　

“中國制造”洋品牌為何在中國賣得貴？　　

虎視寰球：中國對美威脅有限　　

中國評論﹕中美「敵大于友」？　　

暴露山西問題疫苗真相有多難　　

(圖文)“三玩市長”穿囚衣給黨員講廉政　　

谷歌出走香港 下文尚待分解　　

國民缺少憂患意識　　

上萬校長出訪 　　

農民只能做道具　　

毛教子讀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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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躍進 學術大滑坡　　

太陽報　　

中國未來十年將有一批高校面臨破產。這句話不是聳人聽聞，而是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語重心長的預測與警告。　　

顧海良認為，出生人口下降，形成了「招生的倒金字塔」。北京高考報名人數下降百分之二十，上海連續三年報名人數不足。生源減少，加劇高校的競爭和淘汰，必然會有一批高校進入破產，必然會有一批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必然會有一段全社會的陣痛。　　

陣痛的不可避免，根源在于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高校大躍進和教育上的急功近利之風。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二一一工程」和「九八五工程」出臺，目標是在短期內人為製造世界一流大學。　　

數年時間內，高達數百億元的資金源源不斷涌入教育部，與相對落后的師資能力、相對集中的行政權力以及好高騖遠的目標一起，將教育拉入一場由行政權力主導的大躍進運動中。在此過程中，不少大學大搞圈地運動，過度舉債，全國高校負債高達上千億元，有些根本是資不抵債，只能靠賣地度日。　　

在這場教育大躍進中，大國虛榮上去了，大學質量滑坡了。從一九九八到二○○八這十年中，大學入學率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是同期中國GDP增長的兩倍。學生數量第一，論文數量第一，學校規模第一，原先不具備資格的專科紛紛升級本科，系則盡可能升級為院，滿足了某些人的好大喜功。　　

媚官媚權 瞞上欺下　　

行政權力膨脹了，學術核心縮小了。因為手握資金調撥權，行政權力在教育行業中分量上升，資質審定完全由教育部大權在握。教授們爭當處長不搞學問，開會時不以學術論英雄，反為官銜競折腰。校園淨土瀰漫著媚官媚權、瞞上欺下的官僚氣息，靜心搞研究的愈來愈少。　　

學術腐敗上去了，論文水平滑坡了。為了爭奪教育部的評比資質，高校論文抄襲和學術腐敗現象嚴重，買版面、買稿件現象無處不在，教授學生不以抄襲為恥，反以「潛規則」自辯，竟出現一篇論文被二十五人抄襲六輪的荒唐事。　　

不久前，西安交通大學一名教授居然通過剽竊別人的成果，獲得教育部的科技進步大獎。事情敗露后，校方不僅沒有積極查處，反而想方設法阻撓舉報者，是非觀念顛倒。即便是發出「高校破產」警告的武漢大學，本身也是腐敗重災區，曾經爆發過校領導基建工程巨額受賄桉，常務副校長和黨委書記全部下臺。　　

以教育部為火車頭的這場教育產業大躍進運動，導致學生數量「井噴」，教育腐敗「井噴」和學術抄襲「井噴」，今后對中國的禍害也是一場「井噴」。如果一部分高校的破產，真的能令這場教育大躍進終結的話，這種破產也不是一件壞事。　　

南平血桉淚斑斑 失意暴力響警鐘　　

東方日報　　

本文重點　　

    * 矛盾交織 訴諸暴力　　

福建南平日前爆發一宗駭人聽聞的血桉，一位人生失意的醫生，跑到一所小學門口行兇，在五十五秒之內連砍十三名小學生，造成九死四傷。悲劇使舉國震驚，連俄羅斯總理普京也為此表示慰問。　　

一個本應救死扶傷的醫生，居然變成摧殘兒童的禽獸，完全出乎各界的想像。這到底是個人性格的悲劇，還是社會畸形制度的產物？這宗悲劇后面，一系列問題引人深思。　　

這名四十二歲的殺人狂魔，據說長相白淨，平常斯斯文文，但性格內向，至今尚未結婚，談戀愛也屢屢告吹。他雖然有醫生的職業，但卻無法謀生，長期與母親及哥哥一家人居住在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內。　　

無論從哪方面看，這個男子過的都是失敗人生。長期的心理扭曲，對社會產生嚴重的報復心態，最終走上惡魔之路。據說，他在行兇時高喊「我要自殺，我一個人死不行，要拖幾個人一起死」，在被制服時，嘴里還唸唸有詞：「我對社會不滿。」一個生活的失意者，用終結更多生命的方式來終結自己的一生，讓人扼腕嘆息的同時，也讓人憤怒。　　

顯然，這是一宗因性格悲劇引發的慘桉，但值得反思的是，社會為何沒有心理干預機制，對這些失意人士進行心理輔導，校園又為何沒有建立起碼的安保機制，保護學童的安全？　　

矛盾交織 訴諸暴力　　

類似的失意暴力行為，近年來屢見不鮮，已不是甚麼新聞了。去年底，廣州一名失意男子，在街頭無端砍死陌生散步女子；山西臨汾一名男子，因生意失敗，將一名女童扔入水井。這些事件孤立來看，相互間并沒有多少聯繫，但如果綜合來看，不難看出是整個社會病了。　　

目前內地社會競爭激烈，矛盾交織，機會不均、分配不公等問題突出，很多弱勢群體，特別是心智不健全的人士，長期受到壓抑，仇視他人、報復社會心態愈來愈嚴重，一旦創業無力、家庭挫敗、情感失敗等誘因激化，很可能歇斯底里訴諸暴力，演變出類似南平血桉的慘劇。　　

對生命的冷漠、對正義的失望、對人性的無視、對人生的絕望，這些社會心理甚至成為一些人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夢魘。這樣的人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均有，美國多次爆發大規模的校園槍擊桉，便是最好的證明。　　

悲劇總是發生在社會某個角落，但避免悲劇卻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要避免這種失意暴力，政府除了要加強社會心理的疏導之外，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給弱者有希望、有出路，使大多數人都能生活在平等與尊嚴之中。　　

一場校園門口上演的屠殺，讓九個幼嫩的生命走上不歸路，這給社會敲響了警鐘。悲劇的社會源頭如果不能得到徹底根治，類似的悲劇必會重複上演，人們想問的是，中國人還要流多少血，多少淚？　　

內地空談調控 樓市供求無方　　

東方日報　　

中國房地產由去年的「單邊升值」，到今年不斷澆冷水，可是房價仍壓不下來，與香港可謂同病相憐。內地政府推出的調控政策，雖謂有保有壓，但藥不對癥，結果是火愈燒愈旺。據報道，上星期京、滬、深三大城市的二手樓成交量環比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二線城市的南京和杭州樓價再現升勢，原本觀望的買家按捺不住，蜂擁搶入，樓價再飆一程。　　

有人認為，國資委上周四下令，七十八家央企退出房地產業是「下重藥」，但那不過是鋤弱扶強。留下來以房地產為「主業」的央企，共佔全部央企房地產總資產的八成五，佔銷售收入的八成六，佔淨利潤的九成四。這輪重整明顯與增加供應壓價無關，就算是重藥也不治癥。　　

北京一日誕三幅地王，國資委三天后隨即將央企「一刀切掉」七十八家，再次發揮出驚人的「中國速度」。然而，愈來愈懷疑中央只是「做做樣子」，目的是告訴大家：「老闆」是「總理」，不是「總經理」，藉此又可稍息民憤。中央早已準備整合央企，年初已發出要求央企將非主業的酒店出讓，下一步輪到房地產已在預期，現在只是「順水推舟」故作聲勢。　　

十六家房地產央企，使國資陣營由原先五家擴大了兩倍有多，國企并非省油燈，央企坐大引起質疑：以糧食、旅游、化工、礦產為業的國企，已肥得流油，何以又要將房地產變成「主業」？眾所周知，中國的房地產是暴利的行業，比香港地產的暴利還要暴利，加重國資強者更強，怎能不強強相爭頻締地王、搶貴地皮？　　

發展商本著兩大趨向：城市化和人民收入提升，認定房地產未來十年一片榮景（十年后中國將出現人口老化問題）。現時高價買地，若以目前樓價賣出也有賺冇賠，樓價再升則利潤豐矣！利之所在，賣的是政府，買的是國企，麵包不會賣麵粉價，賺錢的還是政府，樓價怎麼降下來？難怪官員指樓市還旺二十年，存此理念怎能準確斷癥落藥。　　

中央政府冀以保障性住房解決低下階層住屋問題，無可厚非理所當然，香港不少人靠公屋和居屋才能儲下第一桶金，然后錢搵錢，毋須做半世「房奴」。內地有心學香港，解決低下階層居住問題。可惜地方政府陽奉陰違，不是建得太少，就是定下「趕客」的申購條件，全無解決問題的誠意。這又牽涉地方收支分配的深層次問題，地方稅收分得少、支出付得多，一半收入要靠賣地，豈會自斷米路？　　

治本之道還是從供應著手，可是中央出招卻本末倒置，叫停賣地更加深渴市預期，又助長國企坐大，趕絕最能適應市場的民營勢力，供應不足反而會將樓價推高，各地三月份新盤出現「量跌價升」，漲勢難遏已顯示供求嚴重失衡。要馴服樓價這頭勐獸，政策豈能「一時緊，一時鬆」一時頻誕地王，一時叫停賣地，難免會有供應斷層之虞。　　

現今供應失衡已鑄成失誤，短期欲扭轉失衡無異于不切實際，況且打擊「捂盤」不售效果有限，不但樓價軟著陸無望，更有難息民怨，挫傷管治信心的可能，形勢不容樂觀。總之，樓市泡沫遠水近火，找不到妥善辦法，調控即是既假又空的無效作為。　　

中國“二次房改”可借鑒美國住房制度　　

2010年03月24日 00:02     來源：僑報     　　

    “房價高、住房難”是當前中國民眾關注度高居第一位的民生問題。由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和遲夙生分別領銜提出的“二次房改”提桉，已經列為全國人大正式議桉。　　

    兩位代表的提桉是實行三種住房制度，即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針對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公共租賃住房制度，針對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制度；三類供地方式，即官方劃撥方式供地、“四定兩競”招標用地、商品房的“招拍掛”方式供地；三支隊伍參與，即政府、民間非盈利公益性建房機構、開發商三方共同參與。　　

    筆者看來，兩位代表的設想與美國的住房制度有若干相似之處。不要以為美國居民住房全是私有的商品房。以紐約為例，基本的住房制度分三種：　　

    第一種，純私有的商品房，包括房主自己擁有產權的住房、房地產公司的房屋。　　

    第二種，受管制的商品房。在美國，開發商開發房地產，不但必須經政府批準，還必須先征得當地社區民眾同意。如居民及地方議員不同意，政府就不會批準。美國貧富階層分明，在開發商與當地社區協商過程中，一般地區的居民通常要求在新建房屋中建一定比例的“平價房”，分配給當地中低收入家庭購買或租住，其售價和租金低于市價平均水平。高級住宅區的居民則拒絕在當地建“平價房”，因為會降低高級住宅區的房地產價值和生活環境品質；而貧民區，開發商不會去那里建高檔住宅，因為富人不會進住。此外還有少數老區的商品房，政府為了維護當地中低收入家庭利益，實行管制，不準房東隨便出售，也不準隨意漲租金，叫做“租金管制房”。中低收入家庭才有資格入住。　　

    第三種，“政府樓”，這是政府的公有財產，專門以特低租金（市平均租金水平的1/5左右）租給窮人居住，入住條件相當嚴格，并且要排號等待很長時間。　　

    上述情況表明，即使是在自由主義經濟最發達的美國，房地產業不是全盤徹底的私有化和商品化。　　

    筆者認為，中國進行“二次房改”，需要弄清兩個問題：　　

    首先要認清居民住房的特殊性質。住房與一般商品不同，它不是可有可無，而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條件。作為現代的國家和政府，必須保證每個國民的基本生存條件，人人有飯吃，人人有房住，生老病死都有最起碼的社會保障。為此，建設和保持一定數量的公有住房，對若干居民住房實行適當管制，都是需要的。　　

    其次，要肯定房地產業是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滿足基本居住條件后，隨著收入的增長，人們對改善居住條件不斷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對過去房改的巨大成就應于肯定，今后對大多數房地產仍應繼續實行開放政策，使之進入商品市場，用自由競爭推進房地產業，并發揮其帶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增長，防止泡沫化，已成共識。當前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直至企業，以大局為重，令行禁止，真正落實到行動　　

    （作者系旅美華人評論家）　　

中國政府如何應對地方融資平臺問題　　

（2010-03-24）　　

早報 　　

陳士銘　　

按照銀監會的非正式統計，全國各地成立的融資平臺，截至去年底已經至少有8200家，坐擁債務大概高達6萬億元人民幣（1萬2500億新元），相當于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7%。　　

　　地方財政古往今來都是各地中央統治者面對的重大課題。即使是今天，無論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地方財政情況依然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在剛剛結束的中國“兩會”中，作為地方財政重要支柱之一的地方融資平臺，也成為了會上備受討論的議題之一。地方融資平臺的潛在風險到底有多嚴重，中國政府要如何下決心規范它，可以毫不諱言地說，是預知中國經濟今后成敗的一大重要指標。　　

　　早在今年1月底，中國銀監會在經濟金融形勢分析通報會上，已經將地方融資平臺列為關注對象之一。到了“兩會”，銀監會更進一步透露，中國財政部正在制定有關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管理方法，預料本月底可能出臺。在短短一個半月內，中國主要金融監管機構連續兩次提到針對地方融資平臺的舉措，足可看出中國當局對它的高度關切，其關切程度比中國民眾非常關心的樓價高漲問題還不遑多讓。　　

　　所謂地方融資平臺，即是地方政府透過成立項目公司，再向銀行申請貸款或發行債券，籌措城市基礎建設等所需資金。通過這類做法，地方政府得以繞過中央政府規定“不準許出現財政赤字”的紀律，這與美國2007年爆發次貸（Subprime）危機前，歐美各大銀行為了不把高風險的次貸投資列入資產負債表，紛紛建立結構性投資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來集資，以購買較高利息的次貸債券的做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地方融資平臺之所以出現，很大程度上就與中央禁止地方政府發行債券有關。盡管地方政府可從一些稅目，中央政府的撥款和出售土地取得收入，這遠遠還不能滿足地方發展建設的龐大需要。地方融資平臺與上個世紀90年代中實行的中央—地方分稅制幾乎同時開始發揮作用以來，曾在一段時間內對地方基礎建設起著積極作用，如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省不少地方的災后重建工作所需費用，除了來自國家投入和民間支援資金外，地方融資平臺其實也是另一重要的資金來源。　　

地方融資平臺坐大的風險　　

　　不幸的是，這類融資運作方式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后，竟隨著中國推出大規模的刺激經濟配套而大幅度膨脹開來。為了確保經濟不至于陷入衰退局面，中國從2008年底到2009年都采取非常寬松的信貸政策，以致不少地方政府在這段期間大肆借錢，有的舉債量至今已經逼近甚至超過當地財政償還實力。據《中國證券報》報道，在去年9萬5900億元人民幣（1萬9571億新元）的新增貸款中，約有3萬 8000億元人民幣（7755億新元）流向地方融資平臺。按照銀監會的非正式統計，全國各地成立的融資平臺，截至去年底已經至少有8200家，坐擁債務大概高達6萬億元人民幣（1萬2500億新元），相當于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7%。　　

　　此外，地方融資平臺讓地方政府能利用成立的項目公司來抵押土地，向銀行取得貸款，而平臺運作又屬于地方預算以外的范疇，這對于以內地銀行為主的債券者來說，在日后計算地方所須償還的款額，甚至如何向它們索討債務，都構成了很大的難度，以致添加了更多信貸風險。一旦將來有地方融資平臺出現財務問題，牽涉的內地銀行難免遭受沖擊，對中國經濟各個環節所產生的各種連鎖打擊恐怕不堪設想。　　

　　也許意識到地方融資平臺對中國經濟來說是個“定時炸彈”，中國當局表明了要規范它的運作方式。可是在考慮到中國各地今后仍需展開各項基礎建設，貫徹全面城鎮化政策等因素，任何對地方融資平臺的規范，相信會遭受地方政府的抗拒和暗中抵制。事實上，地方融資平臺發展至今，已經不僅僅是地方政府促進地方建設發展的籌資工具，它也成了當今不少中國地方官員大搞形象工程來拼政績的渠道，而它的運作方式缺乏透明度，甚至是少數地方貪官斂財的溫床。如何貫徹落實即將出臺的規范措施，無可否認是中央政府在應對地方融資平臺問題上的最大挑戰。　　

　　長遠來說，單單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運作方式并不能完全解決它所帶來的問題，畢竟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的財政情況能從此好轉，地方政府還是有籌集建設發展所需資金的需要。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地方融資平臺衍生的種種難題，中國中央政府就有必要采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包括檢討現有的中央—地方分稅制，以改善地方財政日益支絀的局面。只要中央政府沒有改革現行財稅體制的決心，地方就很難不依靠融資平臺，而融資平臺所潛伏的種種風險，相信因此也不會隨著規范措施而完全消失。　　

　　總之，基于地方融資平臺所能帶來的潛在問題，規范它已是勢在必行，不過規范地方融資平臺因會觸動到地方官員、地方建設業者和債權銀行等各方利益，相信今后在實行出臺的措施時將遭遇一定的阻力，而中國政府會否也同時決心解決與它息息相關的根本性地方財政難題，目前看來還是個未知數。只要沒有著眼于改善地方財政來規范地方融資平臺，來自地方財政方面的風險依然是會困擾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　　

作者是本報財經新聞特約記者　　

中國面臨特大旱災 可能南北齊旱　　

東森新聞    2010-03-24 15:25:21　　

    中國國家防總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志彤表示，西南的旱情十分嚴重，而「北方地區旱情露頭」，東北、華北和西北部分地區飲水困難也「比較突出」，很可能要面臨南北方都要同時抗旱的嚴厲考驗。　　

    張志彤對人民日報指出，至3月22日，中國耕地受旱面積1.11億畝，其中作物受旱面積8579萬畝，2212萬人因旱臨時飲水困難，整體而言，中國因旱飲水困難人數是多年同期的1.9倍。他分析當前中國旱情有4個特點：　　

    一是西南地區旱情十分嚴重。云南、貴州、廣西、四川和重慶耕地受旱面積9449萬畝，占全中國的85%；其中云南省耕地受旱面積4794萬畝。　　

    二是因旱飲水困難尤為突出。目前因旱飲水困難人數達2212萬人，其中79%集中在西南5省市。　　

    三是旱情持續時間長，旱災損失十分嚴重。一些旱區持續受旱時間接近5個月，現在仍呈發展趨勢；云南省農業直接經濟損失已超過170億元。　　

    四是北方地區旱情露頭。東北、華北和西北部分地區飲水困難也比較突出，甘肅東部、陜西大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等北方冬麥區降雨較多年同期偏少2至5 成，部分農田受旱也比較嚴重。　　

    張志彤說，降雨少、來水少、蓄水少是旱災主要原因。西南地區許多水庫主要靠雨季降雨蓄水，去年9月以來，云南、貴州大部及廣西、四川、重慶的部分地區降雨量較多年同期總體偏少5成以上，一些地區偏少7至9成。到3月中旬，云南全省庫塘蓄水僅為46億立方公尺，比上年同期偏少近18億立方公尺。　　

    另一方面，抗旱基礎設施薄弱的問題依然突出。云南省的水資源比較豐沛，在中國排第3位，但水資源利用率只有6%，當局要不惜代價千方百計解決人畜飲水困難，絕不能讓一名民眾沒水喝。據預測，3、4、5月云南全省飲水困難群眾將分別達到900萬、1080萬、1200萬人。將實施應急調水，打井開採地下水、送水等保障人畜飲水。　　

    他也擔憂，北方地區「十年九春旱」，若后期出現少雨、溫高、多風天氣，北方地區的旱情將會迅速發展，可能面臨南北方同時抗旱的嚴峻局面。　　

中國沙塵暴源頭在內蒙 種樹也沒用　　

明報    2010-03-24 15:08:47　　

美國太空總署攝于3月20日的衛星圖片，顯示中國上空被一片沙塵籠罩。　　

    中國沙塵暴天氣還未結束，中央氣象臺昨日再發預報，指未來3天新疆、內蒙古等地仍會出現揚沙、浮塵或沙塵暴天氣。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韓同林表示，近期發生的沙塵源頭來自內蒙古乾涸的鹽漬湖（內陸鹽湖）。　　

    「今次沙塵只能稱為塵暴！」韓同林解釋，沙塵暴分為沙暴、塵暴、沙塵暴3類。塵暴以粉塵為主，揚起高度可達萬米到大氣對流層，并吹至數千公里以外；而沙暴以沙為主，揚起的高度和搬運距離有限；而沙塵暴則是沙暴和塵暴的溷合體。　　

    「將塵暴源頭定為草原風化造成風吹后出現揚塵的說法不正確。」韓同林以2006年6月的北京塵暴為例，在浮塵中發現大量硫酸鉀、硫酸鈉、氯化鈉、氯化鉀、重晶石等鹽類礦物。「這次塵暴的物質也一樣，因此來源于內蒙古乾涸的鹽漬湖。」過去幾十年，國家斥資近千億元人民幣用修建防護林、退草還林等方式試圖將沙塵暴控制于源頭。「事實證明無法阻止揚塵天氣。」韓同林表示，由于乾涸鹽漬湖屬于「三不管」（農業部、林業部、水利部皆不管轄）地帶，隨著氣候變化及人為破壞，致使「乾涸程度愈來愈嚴重」。　　

貴陽：菜價一毛錢都不能漲，否則罰款100萬元。　　

    金黔在線訊  3月22日，貴陽市物價局、商務局、工商局召集貴陽主要農貿市場和主要蔬菜經營戶開了一次特別會議，貴陽市物價局向蔬菜經營者發出穩定菜價提醒告誡書：干旱期間，菜價一毛錢都不能漲，否則將被嚴厲處罰。　　

    貴陽市物價局副局長何漢榮介紹，去年底至今，貴陽及周邊地區遭受嚴重旱災，目前旱災仍在持續，蔬菜價格出現了較大波動(見本報3月18日《蔬菜價格“漲勢兇勐”》)。為了保持蔬菜市場價格基本穩定，規范經營者的價格行為，遏制不合理漲價、跟風漲價、搭車漲價勢頭，促進合法、公平、公開的市場競爭，在干旱期間，物價部門發布菜價提醒告誡書，希望蔬菜經營者加強自律，不要見利忘義。　　

   3月23日，貴陽市物價局對惡劣天氣下穩定物價工作進行細化分解，各級物價部門在干旱期間將對亂收費亂漲價從嚴查處，蔬菜經營戶或單位若有哄抬菜價行為，最少處罰10萬元，最高罰款100萬元。　　

    物價部門將分成市場價格監管、價格動態監測、價費調整推進和平穩物價三個小組進行“維穩”，將密切關注水、氣價格調整后的市場其它價格的波動情況，堅決防止趁機漲價、搭車收費等價格違規行為；要加強節日和惡劣天氣期間的市場價格監測；根據物價總水平波動情況，適時加大對困難群眾生產、生活的補貼力度，確保困難群眾生產、生活基本平穩。　　

    貴陽市物價局局長張念舉強調，干旱期間，尤其是涉及到民生的菜籃子工程，發現哄抬菜價，對個體經營戶按法規以10萬元高限處罰，單位或集體按100萬元高限處罰。　　

轉基因商業化利益鏈調查　　

轉基因水稻已經有了婆家––––中化集團的全資子公司中國種子集團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璽 | 北京報道　　

有媒體稱，在沃爾瑪長沙市黃興南路店、中百倉儲武漢市武昌區水果湖路店檢測出有轉基因大米在售，四川成都伊藤洋華堂超市雙楠店則在出售未經國家認可產地的轉基因木瓜。　　

這已經是轉基因水稻第二次在市場上被發現。　　

同日，農業部重申：批準發放兩種轉基因抗蟲水稻安全證書并不等于就允許商業化生產。農業部從未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糧食作物種子進口到中國境內商業化種植，在國內也沒有轉基因糧食作物種植。　　

轉基因糧食商業化的背后，存在怎樣的利益鏈條？　　

轉基因商業化壓力和誘惑　　

近年來，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呈現直線上升趨勢。　　

據國際農業應用服務組織(ISAAA)發布的報告，全球生物技術第一個14年 (1996~2009)間，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已由產業發展的初期1996年170萬公頃上升到2009年1.34億公頃，是當時的79倍。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由最初的6個增加到25個。　　

“這一直線上升，伴隨著對轉基因安全的激烈爭議。”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黃大昉對《瞭望東方周刊》說：這個趨勢不僅不會逆轉，而且將會更加迅勐。　　

在轉基因作物全球提速的壓力之下，中國––––全球最大谷物市場的大門，逐漸向轉基因技術敞開。　　

“10年前我們只是在棉花一種作物上和一家公司打遭遇戰，今天是在整個轉基因作物育種領域和數家跨國公司較量。”黃大昉說，中國目前在轉基因技術發展上面臨很大壓力。　　

“出于糧食安全等方面的考慮，國家需要加快發展玉米生產，我認為這是放行轉基因玉米安全認證的主要背景。”農業部農業研究中心研究員習銀生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有研究預測，到2020年，我國玉米需求量將超過2億噸，但產量只有1.7 億~1.8億噸，供需缺口在2000萬噸以上。”　　

跡象在2008年就已顯現。當年4 月，農業部為修訂《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進行調研；9月美國《科學》雜志首次在中國為一篇封面報道舉行新聞發布會，力推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中國農科院植物保護所所長吳孔明及其團隊關于轉基因抗蟲棉的研究成果。　　

“這是個中國套娃，打開一個還有一個，最核心的娃娃藏在最里面。”業內對這一系列信息這樣解讀。“中國認可并開放轉基因育種市場，指日可待。”　　

幾個月后，一家跨國公司前總裁在北京召開的一個種業精英會場上一語道破了“最核心的娃娃”。　　

國際農業應用服務組織(ISAAA)報告預計，2010年全球轉基因種子的市場價值預計超過 110億美元。　　

2009年，轉基因種子市場的全球價值已經達到105億美元。其中，53億來自轉基因玉米，39億來自轉基因大豆，11億來自轉基因棉花，占比最小的轉基因油菜價值也達到了3億美元。　　

作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產和消費國、第二大玉米消費國，中國轉基因作物市場猶如一座等待開掘的金礦。　　

“目前我們抗蟲棉花年效益是77億元，如果40%面積種植植酸酶玉米，我們可以創造135億元的效益，如果40%面積種植抗蟲水稻可以達到360億元，效益非常顯著。”一位轉基因專家對本刊記者說。　　

“轉基因水稻、玉米商業化生產和棉花不同，競爭會更加激烈，它們的品種專利權受到國家保護，私繁濫制受到限制，更主要的是它們是雜交作物，農民無法自己留種子，需要每年購買。”杜邦先鋒前中國區總裁劉石說。　　

據業內測算，中國每年的玉米用種量在10億公斤左右，市場份額為100億元。　　

轉基因大鱷　　

水稻作為中國人的主糧，廣闊的種植面積、巨大的消費市場，激起了外界對商業化后財富的聯想。誰會抓住轉基因水稻這顆“金種子”？　　

2009年12月1日，“中國種業第一股”的豐樂種業上漲7.37%。兩日后，漲停。登海種業、敦煌種業和隆平高科等相關種業股票也以大漲回應兩種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獲農業部批準的消息。　　

早在2004年，豐樂公告稱：本公司決定與中國科學院遺傳所、福建省農科院共同組建中科豐樂生物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研究開發抗蟲轉基因雜交水稻新品種。該公司總股本3000萬元，中科院遺傳所和福建省農科院以相關技術、品種等無形資產出資入股，分別占總股本的18%和17%。豐樂因此獲得“轉基因水稻第一股”稱謂。　　

“我們現在和豐樂不存在合作。”中國科學院遺傳所副所長朱禎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朱禎是一種抗蟲轉基因水稻品種的研發者。該品種和華中農業大學的 “Bt汕優63”等品種被認為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突破點”––––有望獲批商業化生產。2004年由他牽頭研發的一個品種也提交農業部申請商業化生產。　　

沒有合作的原因，朱禎沒有細說。但他對本刊記者強調，“如果品種獲批推廣，不是一個公司能完成的，一個公司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國有8000多家種子企業，做育種的不到100 家，絕大多數只能稱之為銷售公司。”東方艾格農業咨詢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師黃德均說。　　

“產業化面臨很多困難，最大的問題是體制，生物育種或者說轉基因的產業體系沒有建立起來。盡管在抗蟲棉上進行了嘗試，但畢竟是個桉。農業上大的公司不多，種業的上市公司有8家，但投資額、銷售額、利潤、市場份額都有限，即便像隆平高科等，支撐它的也不完全不是種子，還要搞房地產。產學研結合的，還沒建立起來。”黃大昉對本刊記者說。　　

“只有在常規和雜交水稻的研發和銷售方面已經具備多年經驗的公司，才有可能抓住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生產的機遇。”一直參與專項方桉起草工作的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室主任黃季焜說。　　

“我們希望國家的企業來做產業化，國家企業便于管理和規范。”全程參與了已獲得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的兩項轉基因水稻研發團隊成員、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重點實驗室教授林擁軍曾對媒體表示。　　

“轉基因水稻已經有了婆家，現在獲批的是由中國種子集團來做。它主營就是種子，已和華中農業大學那邊簽訂了協議。具體合作的情況沒有披露，但我們的會議他都來參加。”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一位專家向《瞭望東方周刊》透露。　　

中國種子集團是1978年在原農業部種子局基礎上成立的種子公司，2007年6月并入中化集團公司，成為其全資子公司。　　

重組之后的中國種子集團從種業集團領頭羊地位一路下滑，被隆平高科、豐樂、登海反超。“中種業績下滑是因為中化是以貿易起家的，對種業的研發、試驗、成果推廣和應用并不擅長，也不愿投入研發經費。”一位種業人士介紹說。　　

轉基因玉米潛力　　

在轉基因玉米領域，中國轉基因植酸酶玉米全球獨家供應商、美國納斯達克上市企業––––奧瑞金尤其惹眼。　　

誰是奧瑞金？　　

北京奧瑞金種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信息顯示：公司1997年創建于中關村海淀留學人員創業園，是第一批由政府批準的具有全國經營資格的民營種子企業。2005年成為國內首家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農業生物技術企業。　　

上市后不久，奧瑞金便展開收購行動：2005年參股創世紀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擁有34%的股份；2006年，以500萬美元現金收購種業 30強之一––––德農正成52.21%的控股權；2006年，與吉林農科院和吉農高新達成戰略合作，直接和間接擁有吉農高新和另一家公司41%的股權。控股3家中國種業50強，奧瑞金的業務從玉米延伸到了棉花、水稻。　　

2009年12 月，奧瑞金對外表示在未來兩年內再推出兩款競爭對手尚未開始開發的轉基因玉米品種。植酸酶轉基因玉米最大的特性是改善動物的消化，減少環境污染。公司董事長韓庚辰說，已經有些飼料廠商感興趣和奧瑞金合作。2011年，植酸酶玉米將小規模耕作。　　

據中國飼料行業協會數據，全球植酸酶市場潛力估計為5億美元，其中中國市場潛力就價值2億美元。　　

除了轉基因玉米外，奧瑞金也正在開發其他品種。奧瑞金從中國農科院和四川生物技術基因公司獲得了一項全球專利證書，可以在稻米、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5種作物中使用的抗草甘膦基因。　　

抗蟲棉的下坡路　　

在轉基因商業化道路上，棉花先行一步。　　

在迫使外資巨頭孟山都退出中國第一個商業化轉基因作物市場的棉花種子上，創世紀轉基因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簡稱創世紀)打了個勝仗。　　

目前轉基因棉花占到中國棉花種植面積的70%，轉基因棉花種子中90%使用的是創世紀的技術。　　

然而，創世紀并沒有像孟山都一樣成為控制棉花種業市場的巨無霸，“中國現在棉種每年的市場總額大概20億元，創世紀公司占1億元。”一位種業內人士對本刊說，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在創世紀利潤結構里，育種銷售利潤占大頭。其轉基因棉花商業化運作的模式是“轉基因專利許可費＋種子銷售”，創世紀總裁楊雅生把這個模式叫做“兩條腿”走路。　　

2004年楊雅生出任總裁之前，創世紀還在用一條腿走路，主要從事抗蟲轉基因專利許可工作。從1998年到2004年，被譽為“高科技牽手大資本”成功樣本的創世紀公司，產業化并不順利，虧損達1764萬，瀕于倒閉。　　

“企業顧慮能不能帶來效益，遲遲不投錢，股金不到位。”一位熟知創世紀運作全過程的專家告訴記者。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沒有商業化生產的經驗借鑒，合作當初為日后經營埋下許多隱患。　　

按技術入股協議，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和發明人以技術入股，占創世紀注冊資金8000萬元的 33%股權。創世紀獲得單價抗蟲基因專利權和雙價抗蟲基因的排他實施許可權。　　

為了把這項技術迅速推開，生物所廣泛和開發商種子機構合作。“每一個地方都要找一個合作公司，有些省甚至有兩三個合作單位。他把基因專利轉讓給種子公司開發，每個合作單位先交保底費20萬元，然后根據銷量，每斤再提取1塊錢到幾塊錢不等。但是合作的太多了，有些合作單位不交保底費和銷售提成。”一位種業人士向本刊記者介紹。　　

“當初沒有經驗，我們有產權，很多種子公司、育種部門希望拿我們基因做育種，就采取了分許可的做法。”黃大昉坦承，后來不搞分許可了，把單價所有權轉讓交給了創世紀，雙價的留下了。　　

這就導致在日后運作中，一些種子公司和育種部門鉆空子，有些企業利用原來的關系，直接向科研單位購買種子。　　

按照目前規定，轉基因品種需要經過安全評價和審定后才能銷售。創世紀收單價抗蟲基因的評審費，雙價抗蟲基因的歸生物所。“評審費價格昂貴，前兩年我負責這塊的時候要接近20萬元。”上述種業人士說，一年參加安全評價的要十多個品種。　　

正是這種商業化推進中無法避免的利益分配，讓合作者之間有了嫌隙。　　

“對創世紀的經驗，值得好好總結。在水稻、玉米產業化中會遇到與抗蟲棉同樣的問題。”黃大昉說。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抗蟲棉領先，現在走下坡路。我們比印度搞得早，但人家已經是二代了，我們還在做第一代。我們的二代沒有跟上，一個是資金的問題，二是公司和科研體系結合的問題。”黃德均說。　　

外資巨頭虎視眈眈　　

“國內的企業只是小魚，國外的巨頭一直虎視眈眈。”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剛對本刊記者說。　　

根據趙剛的調研，目前，在中國登記注冊的外商投資農作物種業公司已有76家，其中包括26家獨資公司、42家合資公司、8家中外合作經營公司。這些按規定名義上只占合資公司49%股份的外資實際上掌握著種子公司的核心資源–––– 專利與技術。　　

“我國玉米種業市場有個雜交種子先玉335，就是杜邦先鋒的品種，在中國賣得很好。杜邦和澄海種業、敦煌種業都合資，先鋒都占49%。他和中國幾個搞玉米很好的種子公司都進行了合作，賣的都是它的種子。”　　

黃大昉也感受到了跨國公司策略的改變。原來他們直接要求中國對他們開放市場，不愿意和中國合作，不愿意給中國技術。“最早是孟山都。我們在研發的同時，也曾想買它的技術。但他們不賣給我們抗蟲基因，只說你可以把你的品種給我，我們把基因轉給你。又過了兩三年，他又提出組建合作，搞一個聯合開發，表面聽起來挺好。但他們要求中方提供建研究中心的土地，還要讓農業部同意他們進入中國市場。我們當然不同意。要這么做了，中國吃虧就大了。它是以技術換市場，占我們的市場，甚至不給技術。”　　

“現在孟山都建實驗基地、建合資和獨資研究中心。先鋒建合資公司，他更靈活一些，表現的是我來幫助你解決問題。他和國內的合作，把一部分大家都掌握了的技術拿出來，這是一種姿態。先正達則利用北京市政策的調整，急于讓跨國公司進入北京的機會，建起了一個生物技術研究中心。”黃大昉說。　　

“孟山都等跨國公司這些年一直在游說中國政府放開轉基因作物。”趙剛說。　　

敗退轉基因棉花之后，孟山都把突破口轉向了玉米等種業。其選擇的合作伙伴是中化集團旗下的中國種子集團。雙方合資成立“中種迪卡種子有限公司”，在中國開發并推廣迪卡品牌的玉米和向日葵雜交品種。中種迪卡是第一家獲得許可經營玉米等大田作物種子的中美合資企業。　　

2004年，孟山都獲得中國農業部發放的抗農達基因改造大豆、兩種轉基因玉米和兩種轉基因棉花的永久性進口證書。2008年8月21日，孟山都宣布與中種公司協議擴大對雙方合資企業的投資額。　　

“人家在研發上投入那么多年，經過很多試驗，只要在中國進行適應性試驗，本土化改良，就可以用上了。市場是殘酷無情的。農民不管種子是誰生產的，只要給他帶來切實利益。”趙剛說。■　　

(本刊記者張瑜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中國制造”洋品牌為何在中國賣得貴？　　

　  今年春節期間，上千名中國游客穿梭在紐約最繁華的第五大道，購物“掃貨”。新年，成了紐約商家的“黃金周”。另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九成以上中國游客在紐約的主要活動是購物。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國游客在異國購買的商品中不乏“中國制造” 的洋品牌。奢侈品、中高檔品牌服裝、名牌運動鞋……近年來，以往“高高在上”的國外品牌紛至沓來搶占新興的中國市場，中國低廉的生產成本更是吸引了不少洋品牌加入“中國制造”的大軍。由中國工廠代工的時裝、珠寶等商品在貼上金光閃閃的品牌標示后，銷往全球。　　

　　按理說，“中國制造”理應在中國賣得最便宜，可奇怪的是：“一條Levi's 牛仔褲在美國的折扣店賣15~30美元，按照即時匯率(1美元折合6.8267元人民幣)換算，也就100~200元人民幣。但同一條褲子，出口轉內銷后在中國國內的專賣店卻至少要賣700元。”　　

　　“一雙耐克運動鞋，在美國售價32.99美元(約合人民幣224元)，出口轉港回內地，身價大漲至668元人民幣……”　　

　　同一件商品，同樣的“出身”，而且在中國本土生產，為何反而在中國賣得比在歐美貴如此之多？　　

　　消費者：美國是購物天堂？　　

　　“第一次來美國的時候，我從國內帶來了滿滿的行李，生怕美國的東西太貴，因為出國的親戚有時候會打電話托家里人買衣服寄過給他們。”一個曾經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如是說，“第一次到美國的人，心理都是這樣的，什么都不敢買。”　　

　　兩三倍的價差　　

　　可是她很快就發現此前的擔心完全是多余的，美國的物價，與她此前想象中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在美國，除了以人工工資為主要成本的人工服務(如理發)外，生活用品的價格普遍比中國國內要低，特別是那些在國人眼里“高高在上”的中高檔品牌，如阿瑪尼、耐克、阿迪、Levi's(里維斯)等，在美國的售價居然只是國內價格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一條Levi's 牛仔褲，在美國的折扣店賣15~30美元，按照即時匯率(1美元折合6.8267元人民幣)也就100~200元人民幣；但同一條褲子，出口轉內銷，在國內的專賣店至少要賣700元。一雙耐克運動鞋，在美國售價32.99美元(約合人民幣224元)，出口轉港回內地，身價竟然漲到了668元人民幣。一套在國內售價3萬元人民幣左右的Armani西服，在美國1000多美元(約合人民幣7000元)就能買到。”　　

　　這位已經畢業回國工作的留學生反而不太適應現在的生活了。“沒想到國內的東西這么貴，服裝批發市場的衣服價格倒不高，但性價比明顯不如美國那些價格低廉的國際名牌。”　　

　　現在，她大多時候都在網上購物。“有時候想買些名牌商品，就上淘寶網找海外賣家幫我代購。記得有一次通過代購買了個bubbery品牌的包。”她說在去過美國之后，她覺得到國內的百貨大樓買這些國際品牌“太不值”。　　

　　把品牌店買斷貨　　

　　不少去過歐美的人都說，出國前原本沒有購物計劃，但受當地的低價刺激，也忍不住要買些東西。他們不遠萬里把商品帶回國，回家細看，“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的商品還不在少數。　　

　　在一個賣箱包的商店，幾乎每一個從中國去的人都買兩個以上的箱子，因為他們要裝下剛買的商品。他們一邊挑選商品一邊驚詫地自言自語：“這里的東西怎么會比國內便宜這么多？”還有人在個人博客上描述中國人在美國購物的盛景。讓人吃驚的是，竟然還有不少中國人在歐美的商店里購買“中華”牌香煙和茅臺酒，原因同樣是便宜，而且基本可以確保是真貨。　　

　　“2001年在美國待了半年多，回來前想給家里買些東西，叫家人給我列個購物清單，和一幫朋友出去買東西，照單全買。大家購物就像瘋了一樣，一天之內竟然能把一個專賣店買斷貨。第一天買光了，第二天繼續去，照樣買光。”廣東一家企業的高管這樣描述自己當年在美國購物的“瘋狂經歷”。　　

　　制造工廠：“我們沒有定價權”　　

　　不少中國網民在通過互聯網了解到同一件商品在國內外的巨大價差后，感到無比驚訝。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呢？運輸費？關稅？但不管怎么說，一件遠渡重洋到美國的商品，其跨國流通的成本也不至于如此大幅度地小于中國國內的流通成本。按常理說，應該漲價才合情合理。　　

　　而且，根據2008年的統計數據，美國當年的人均收入為3.76萬美元(世界排名第 4)，而中國當年的人均年收入僅為1100美元(世界排名109位)。為什么這些“中國制造”的商品在國內的身價比在國外還要高呢？這種中美間物價的“價格倒掛”頗讓人費解。有人感嘆，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消費者似乎并沒有“近水樓臺先得到月”。　　

　　佛山明馳服裝有限公司曾經給百事公司做過代工，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他們徹底放棄了百事品牌服裝的代工生產。公司總經理何偉昌說：“我們生產的服裝都是來料加工的，一下單就是十多萬件。每一件短袖的出廠價大約在20元左右，在中國市場的零售價至少要200多元。在美國，百事是一個普通的運動品牌，同一件衣服，售價不到10美元。”　　

　　明馳服裝有限公司只是賺代工的錢，“利潤只有五六個百分點，非常微利”。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訂單劇減，明馳公司索性就放棄了這個品牌的代工，轉而做國內運動品牌“361°”的代工。　　

　　至于商品在中國與美國的巨大定價差異，他們“沒有任何發言權”。“世界工廠”，處在產業鏈的最低端。　　

　　原因1　國外品牌寡頭壟斷　　

　　價格差異的癥結點在哪里呢？“寡頭壟斷市場的形成”，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教授牛鴻說，這是問題的核心。　　

　　我們把出口品、進口替代品統稱貿易品。這些貿易品大多都是國際品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廠，但品牌是外國的，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上。定價權也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上。　　

　　“這些商品看起來是中國生產、全球統一銷售的，可為什么在美國的售價低，在國內的售價高？因為發達國家的市場競爭激烈，歐洲、美國、日本的品牌都在美國銷售，耐克、阿迪……僅僅是美國青少年可以選擇的運動品牌，就有二十多個，出國一看，好多品牌都沒有見過，‘在美國的地位相當于佐丹奴在中國的地位’。在競爭激烈的市場里，必須遵循低價策略。而在中國，市場競爭不足，國內的品牌沒有樹立起來，為數不多的幾個國際品牌獨占鰲頭，逐漸形成了寡頭壟斷市場。你看看中國的國際運動品牌，只有耐克、阿迪等為數不多的幾家。”牛鴻認為，這是最關鍵的，結構性的原因。　　

　　“寡頭壟斷市場，就擁有高的定價權。”牛鴻笑道：“對待這個現象不能一味地指責跨國公司無良，在網上煽動大家的情緒。從利己的生意人角度講，很顯然，競爭市場中，肯定要把價格放低，而在壟斷市場，價格必然偏高。所以關鍵點是打破在中國消費品市場中由少數幾家國外寡頭壟斷的局面。”　　

　　“這種狀況，一經形成，短期內很難被打破，而且一般來講還會被強化。”牛鴻接著分析道：“打破寡頭市場很難，我們的反壟斷法律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寡頭壟斷是越做越強的，別人很難有進入的機會。現在其他國際品牌想進入中國市場已經很難了，一是關稅高，二是打開市場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一開始要打低價策略。而事實上，寡頭壟斷的不僅是生產渠道，還有銷售渠道。新進入的企業短期內贏取利潤非常難。”　　

　　原因2　內銷流通成本高　　

　　雖然近年來珠三角的加工企業做外單的利潤并不高，但轉型做內銷品牌又談何容易？東莞奧必飛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董世明對內銷有些望而卻步，他承認“現在還沒有這個實力和決心”。　　

　　雖然內銷的利潤貌似比做外單的利潤要高，但內銷的背后有一系列問題有待企業去解決： “首先，國內的信用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付款方式是一種壓力。現在都是供貨商先墊付資金，對方在付款的時候按照‘6+3+1’的行規分三次支付，先付六成，再付三成，最后一成可能永遠也不會付了。現在做鞋的利潤也就四五個百分點，這樣算下來就虧了。其次，許多發達國家都有龐大的采購團隊，不同品牌可以統一調度，比較成熟。而國內市場的采購團隊和銷售網絡都是單一的一個品牌，要建立起成熟的系統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第三，沒有財力進行推廣，營銷的成本太高。”　　

　　董世明經過細致的分析后，決定繼續接外單，“外貿生意操作更簡單，單純的商業契約行為，行政成本不高，算得比較清楚，都可以預見，也容易控制。”　　

　　“中國的流通領域成本非常高”，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說，他也注意到了中美間的“物價倒掛”。“國內的廠家為什么愿意做外貿單？因為出口國會給予百分之十幾的出口退稅。有不懂行的人說中國出口商在低價傾銷，實則不然，根本原因其實是中國的內銷流通成本太高。”　　

　　除了運輸費用以外，還有高額的進場費、商店租金。比如說，要進入超市銷售，每個商品都要繳納十幾萬元的進場費，還要在營業額里扣取一定比例的利潤和回扣。亂收費、亂收稅，最終的結果自然是把成本轉嫁到了消費者頭上。所以很多工廠寧愿做很薄利的出口單，也不敢接利潤高出一大截的內貿單。　　

　　原因3　中國有錢人“不差錢”　　

　　“我們一直都在說‘培育中國本土品牌’。現在國內的不少產品質量已經不輸給國外同類產品了，但品牌還在輸。”牛鴻這樣認為，“國內的品牌沒有樹立起來，這就直接造成外國品牌的吃香。內銷商品普遍存在低價競銷的現象，不是做不好，而是不做好，只求價低，不求質量，偷工減料。”　　

　　長此以往，自然會讓消費者產生崇拜國外名牌的心理，“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　　

　　另外，從消費群體看，“這些國際名牌的消費對象是城市中高收入者。農村有多少人會買這些昂貴的商品？即便是網購，成本下降30%，也不見得農村消費者就會買。從消費需求來講，把中低收入者劃分出去了，而面對的主要是中高消費者，即便運營成本高，他們也能承受。即便是城市人，他也未必去網上買，因為購物有一個購物帶來愉快心理的問題，買的就是這個過程。”　　

　　消費者福利PK就業機會　　

　　在發達國家，人力成本太貴，公司都盡量減少流通環節的人員數量。很多公司都在網上開網店，有貨就掛上去，美國人也習慣了在網上買東西。他們物流便宜，而商場零售環節成本比較貴。將來，隨著中國人收入的越來越高，消費者的心理會趨于成熟，大家會把購買商品作為一種日常消費，而不再會抱著“消費愉快”心理，那就可以進行網購。很多東西可以通過網購去實現，增加銷售渠道，就可以降低消費成本。　　

　　“你批評流通環節多、營銷成本高，人家會反駁你說流通部門解決了就業。這種爭論是沒有結果的。短期內不可能通過減少流通環節和降低營銷成本來解決這個問題。培育國內品牌，增加市場競爭和打破寡頭壟斷才是關鍵。”牛鴻分析道。　　

　　鏈接一：中國出境游消費支出直逼日本　　

　　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元貶值了不少，商家大打價格戰，美國市場一夜之間成了國際“掃貨”團的目的地，中國人也紛紛加入到赴美“掃貨”的行列。　　

　　當時，美國商場的低廉定價極富吸引力。據報道，同樣一件衣服，當時在紐約商場里的售價比在倫敦和巴黎等歐洲城市的售價幾乎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大批拉著購物箱的游客出現在美國街頭，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　　

　　有一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游客前往歐洲旅游的平均費用達到了5200 美元；在北美和亞洲旅游的平均支出分別是3800美元和1900美元。此外，中國內地旅客在香港和澳門旅行的平均支出則為2200美元。目前，中國的出境游不僅人數連年遞增，人均消費支出也已與人均收入頗高的日本游客相近。業界認為，中國游客已不再是“廉價游客”。　　

　　2010年春節，有媒體報道，史上最大的中國旅游團涌入美國紐約，超過 1000名中國游客平均在美國的花費金額超過6000美元，“千人旅行團”短短數日內為美國經濟貢獻了 600萬美元。　　

　　當時，有著百年歷史的紐約梅西百貨破天荒地舉辦了一場舞龍舞獅會，曼哈頓帝國大廈暫時關閉，只招待來自中國的游客。這一系列不可思議的場景，在歷史上均屬首次出現。　　

　　中國人愿意“飛”到海外購物，因為那里能買到比中國便宜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國際名牌。他們不僅為自己買，還給親朋好友們大包小包地購置各種名貴禮物。有報道稱，中國游客購買歐洲精品品牌的花費，位居全球第二位。歐洲商店為此紛紛聘華人做店員，以便與中國游客溝通。很多商店還改變營業時間，周末照常營業。　　

　　鏈接二：出國掃貨催生跨國支付合作　　

　　全球性支付工具PAYPAL近日表示，將與中國銀聯合作開展國際支付業務，從今年第三季度開始操作。屆時，中國國內持卡人將能夠把自己的普通銀行卡賬戶與 PAYPAL賬戶掛鉤，實現跨國支付，從而能夠向海外商戶購物并支付款項。　　

　　作為一家兼有金融性質的外資企業，PAYPAL此前的在華業務并沒有獲得太大的發展，而此次與中國銀聯合作，將幫助用戶規避中國限制跨境交易的外匯管制，排除跨國交易的障礙。該公司稱，今年年底其亞洲員工的總數將增多一倍，達到2000 人。　　

　　這一跨國合作不得不引起各方的關注。盡管第三方支付領域的相關管理辦法尚未出臺，但根據此前央行頒布的《支付清算組織管理辦法(草桉)》，央行對行業從業者的資本結構有非常嚴格的限定，只有內資占據絕對大比例的公司才能從事這一業務。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廣盛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劉春泉認為，盡管征求意見并非正式法規，但也體現了監管政策的傾向。如果PAYPAL尋求在國內落地成立新公司，那么肯定需要上報商務部，并由中國人民銀行前置審批，而如果PAYPAL以境外投資者獨資的形式申報，估計很難通過。　　

　　信息安全管理的業界人士則表示，這場合作將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因為作為一家境外的支付服務提供商，PAYPAL對于數據以及信息的掌握，不僅涉及商業領域，還涉及個人信息，甚至可能上升到國家信息安全的高度。　　

　　這一點可以從 PAYPAL的注冊激活流程中看出：要成為PAYPAL的用戶，必須提交個人的姓名、國籍、地址、聯系方式、郵箱等基本信息，在將PAYPAL賬戶與個人銀行卡綁定的過程中，PAYPAL還將掌握用戶的銀行卡等敏感資料。此外，用戶在PAYPAL上的日常支付信息，也將被PAYPAL獲取。　　

　　讓一家外資機構掌握以上信息，顯然并不合適。相關條例規定，征信機構從事信息的保存、整理、加工和分析，只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這就讓 PAYPAL的外資身份顯得尤為尷尬。畢竟，PAYPAL在用戶注冊和使用過程中獲得的大量信用信息都要通過PAYPAL總部處理，而這違反了我國征信管理的基本法規和原則。　　

　　“金融信息屬于敏感信息，大部分不允許外國公司進行保管和處理。這一點，從VISA 和萬事達在中國落地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就可以看出。”金融業內人士表示。(廣州日報杜安娜)　　

虎視寰球：中國對美威脅有限　　

本文重點　　

    * 人均收入差距太大　　

    * 華仍集中發展內政　　

所謂中國威脅論，以前對美國人而言只是一種論述。不過，經過前總統喬治布殊最糟糕的八年，同期中國發展勢頭強勁，故美國人大概已視之為事實，而不再是某一種論述。對于中國威脅，一般分析認為主要是來自經濟力量，有了經濟力量，就可以投資在其他競爭力量的層面，例如軍事、外交、科技，甚至是文化軟實力。經濟力量是權力的根源，而中國恰恰就是在經濟上走對了路，所以中國給予美國的威脅也愈來愈大。　　

人均收入差距太大　　

隨著中國和印度的經濟體系崛起，在本地生產值而言，美國佔全球經濟的份額愈來愈低，遲早老大哥的地位不保。美國投行高盛在○三年預測，中國生產總值在二○四一年超越美國；但到了○七年，高盛已經把中國超越美國的年份提前到二○二七年。而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預測大致相若，指中國超越美國的年份是在二○三二年。　　

這種預測始終是建基于許多假設，也就是說，這些推測有大量的不穩定性。就算這些預測真的準確，但單憑經濟總量不可能決定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權力和影響力，非經濟性的因素固然存在，就算單看經濟上的生產總量，也不能說明事實的全部。　　

中國和印度因為人口基數大，所以就算總量上升，但按人頭計的人均所得還是遠遠落后于美國。按目前的最新數據，并以名義匯率計算，美國人均所得是四萬六千美元，中國只有三千六百美元，印度則更不消提，只有一千多美元。　　

按照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預測，中國人均所得到了二○三○年，也只是達到一萬五千美元。二○五○年，大約可達三萬美元，比目前美國的水平還要低三分之一；印度到了二○五○年，也只有一萬美元左右；而美國到了二○五○年，人均所得已經上升到九萬美元。　　

人均所得的重要性不只反映國民的生活質素與水平，而且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外向能力。如果人均所得仍然在較低水平，那代表大部分這些經濟所得都是花費在衣食住行這些生活所需，就算再有馀資，也要投放在相關的基建，又或者投放在提升生活素質的設施。一定要過了某一個人均水平的臨界點，這個國家或經濟體才可以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　　

華仍集中發展內政　　

這個臨界點很難一概而論，但可以肯定說，在一萬五千美元以下的水平，中國領導人仍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國內發展，尤其是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能夠分配到國際問題上的精力和資源會相對較少。因此，中央領導人經常把一句話掛在唇邊，就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在目前的經濟水平，中國的手還不可能伸得太長，能夠給美國的威脅，恐怕也是心理威脅大過實際威脅。　　

張志剛　　

中國評論﹕中美「敵大于友」？　　

【明報專訊】中美關係總是應了總理溫家寶的那句話，「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這種周而復始的相互威脅—開天殺價—針鋒相對—一觸即發—妥協讓步—化險為夷的戲碼，從當年的最惠國（Most Favoured Nation，MFN）待遇，到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再到現在的貿易和人民幣匯率之爭，一再上演，讓人覺得毫無新意。　　

屬買賣伙伴 非合作伙伴　　

對中美關係這種不穩定性，清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閻學通可謂一語道破天機。他在昨日刊于北京《國際先驅導報》的專訪中直指，中美關係是「敵大于友」的關係。互補的經濟利益決定了中美之間主要是買賣伙伴，是顧客與賣家的關係，而并非共同投資的合作伙伴。中美雙方都想維持目前這種虛假的友誼，而這種「假朋友」關係反令雙方關係非常不穩定。　　

58歲的閻教授雖然是內地著名的反美學者，近年「奉命」低調，已經很少對外發言，更難得接受傳媒專訪，此次接受由官方新華社主辦的報章專訪，本身傳遞的信息就頗具意涵。　　

閻學通認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合作大于分歧」已經難以解釋中美關係的本質了。他認為，中美之間在經濟層面的互補性只是賣買主顧關係，這樣的關係談不上朋友。在安全方面，中美間有沖突的戰略利益遠大于共同利益。在政治層面，即使雙方擱置意識形態分歧，還有美國支持中國的各種分離勢力問題。他形容中美關係是「積極競爭的對手，消極合作的伙伴」，簡單的說法就是「敵大于友」。　　

閻學通對中美關係的估計悲觀，理由是奧巴馬執政，中美的「假朋友」問題會更突出。奧巴馬是個善談合作、但不善履行承諾之人。因此，奧巴馬執政時期中美關係的不穩定性可能會較小布殊第二任期時更甚。雖然閻的觀點，彷彿聳人聽聞，但對照中美關係現實，又似乎不無道理。　　

暴露山西問題疫苗真相有多難　　

山西問題疫苗事件一出，大概可以用舉國嘩然來形容。《中國經濟時報》的首席記者王克勤先生，歷時半年有余，在一篇長達上萬字的調查報道中，揭露了山西衛生廳把疾控中心的疫苗專營權承包給某據說是“衛生部大企業”的無資質公司，并且在之后幾次三番，動用行政權力，發文強調這種壟斷式的經營為唯一合法的形式。為了達成此目的，該公司與衛生廳聯手實行所謂“標簽制度”，并且為了在國家相關規定明確要求低溫儲運的疫苗上貼標簽，竟然于盛夏之時，用臨時人員在悶熱的樓道里貼這個壟斷的標簽。　　

到底是不是問題疫苗導致了數十名兒童致殘致死，這需要無直接利益關系的第三方專業機構或人士進行判斷。但往小兒身上注射暴露于高溫之下的疫苗，危害確鑿無疑。從已經可以認定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發現，此事的發生發展仍在沿襲一個我們并不陌生的套路。山西衛生廳在調查見報后的第一時間就發布聲明回擊，指稱報道“基本不實”，并且“對有關報道中提到的15名致傷致殘兒童，山西省衛生廳已根據線索，緊急安排人員赴基層逐一做調查核實”，這個核實的結果是只有 1名兒童存在對于疫苗的不良反應。　　

此階段我們不妨稱之為“條件反射”。王克勤先生隨后發布的回應說明，他的文章中因為保護未成年人隱私的關系，并未使用真實姓名，而山西省衛生廳怎么在沒有與記者本人聯系的情況下，就能在短短的一天之內找到這15名兒童呢？更奇怪的是，在某些門戶網站上，這個說法已經從原始的稿件中消失了。　　

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那是一篇倉促出爐的“聲明”，是手足無措之下的官話與套話的結合，展現了一下虛擬雷厲風行的決心而已。深諳此道的官方人士這次按以往的順序出手，沒有仔細揣摩其中的漏洞。而知道此事漏洞太大，這句話就消失了。　　

接著，山西省衛生廳廳長高國順以及部分官員等，接受了某媒體的在線訪談，訪談錄被標以《還原真相——關于“山西疫苗事件”的訪談》，“真相”并未說明多少，倒是在群眾“雪亮的眼睛”當中再次失分——關鍵問題什么都沒說，包括是否有權錢的交易等。　　

與此同時，得到曝光的患兒家長企圖通過兩種途徑解決問題。一種是尋求當地官員的解釋與回應，這點當然是得到了閉門羹的待遇，一名家長被推倒在地。而另一種方式自然是到法院提起訴訟，可想而知，這也不會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不立桉。　　

這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緊縮式反應。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就是對于這件事關很多人前程、面子的大事，在沒有統一好口徑或者得到事情應該如何走的指示之前，相關部門在某一事件上功能失靈，進入一種假死的狀態。哪怕是患兒家長跪在法院門前，也是絲毫沒有用的——順便說一句，這種行為確實不好，正是因為這樣的一跪，很多人就名正言順地騎到了本來應該是主人的公民頭上。　　

事情到這一步，更見得患兒父母的不易。如果只是一個政府部門假公濟私、傷天害理，在其他政府部門不假死的狀態下，怎么也能有一點盼頭兒，甚至可以說，這種事根本就很難發生。但也就是這種所有相關部門的不擔責狀態，湮滅了老百姓的希望。他們跪求一個青天大老爺，誰知道大老爺似乎轉過身去了。　　

事情走到這一步，往下的故事讓人不忍言。此事只能有三種結果，一種是找到合適的替罪羊，殺之以謝天下，世事不會有更多的改變。另外一種是事情戛然而止，患兒得不到任何賠償與救治，因為相關公司和人員不知去向。兩者相似的地方只是都有替罪羊。最后一種是此事被一查到底、最終水落石出。而目前我們確鑿知道的是，那個“衛生部的大企業”在2007年就被《中國青年報》曝光，可有任何處罰、追究？這水深到什么地步、背景黑到什么程度？　　

作為一篇評論，本來不該過于表達情感，就事論事即可。但這里我們實在想說一句：以傷害自己后代的手段來求發展，往高處說，與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往長遠說，是斷子絕孫。（作者系知名網絡評論人士）　　

東方早報特約評論員五岳散人　　

(圖文)“三玩市長”穿囚衣給黨員講廉政　　

紅網    2010-03-24 14:10:57　　

    “下面帶服刑人員上臺現身說法。”23日下午，當身著囚服的雷淵利被一前一后兩個獄警帶至臺上，原本鴉雀無聲的會場一陣騷動。　　

    聚光燈再次點亮，邁著有些蹣跚的步伐走向話筒，雷淵利說，“過去我在臺上作報告，也不知作了多少次。今天我穿著囚服，現身說法，真是天壤之別。”　　

    23日下午，長沙市召開全市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警示教育大會，邀請了兩位服刑人員現身說法。他們一位是被稱為“玩權、玩錢、玩女人”的“三玩市長”，郴州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雷淵利，一位是湖南省邵陽市人民檢察院原瀆職犯罪偵查局局長李勇。　　

    兩位貪官的自我剖析入骨三分，給在場者以深刻的震撼。　　

    【雷淵利懺悔摘要】　　

    我今天現身說法的題目：貪欲使我進牢房，身敗名裂悔之晚。一怕進醫院，二怕進牢房。人一旦坐牢失去自由，其精神痛苦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　　

    過去，我是在臺上作報告，今天我卻是穿著囚服，以一個罪犯身份站在這里，以自己沉痛教訓，給大家一個警示。　　

    我的犯罪也是從貪開始，客觀上講，我本質不壞，家境貧寒，看到家境苦父母艱辛，讀書的時候，一直是好學生。在仕途順利，事業有成的時候沒有把握好自己。　　

    1996年冬，一位朋友找我幫忙，調動他一位親人的工作，事后這位朋友送給我一個大紅包，開始我拒絕，但在朋友懇求下，我收了這個一萬元的紅包。此后，我給別人辦完事以后，總企望別人會有表示，甚至有時還會暗示。后來一次收受幾十萬元、一百萬元也臉不紅心不慌。　　

    擔任副市長以后，分管國土資源，有時在辦公室等我批條的人排隊，我究竟做了多少批示自己也搞不清，客觀上為自己受賄犯罪創造了條件。　　

    9年來，我收受了30多次賄賂達600多萬元。為撈錢，有時明知違規的事也鋌而走險。內心深處開始變質，開始尋求女人找刺激。弄得家庭不和睦，為滿足她們的金錢欲望，我大肆受賄。　　

    在監獄，我悔恨交加。無數次反思，一個月就把全部的黑發熬成了白發。反思原因，一是放棄學習，忙于事務忙于應酬，忙于玩樂。第二是放棄了世界觀的改造。認為自己快60歲了，在位的日子屈指可數，不抓緊時間撈一把金錢，抓緊享受一把快樂，就沒有時間了。　　

    第三，國家規定的財產申報，我沒有執行，每年春節后登記收受紅包的賬本，我也是象征性地登記一些雞毛蒜皮之類。四是心存僥幸心理，現在社會上這樣做的，不只我一個人。　　

    只有永遠的愧疚和無盡的自責，被捕后，想到自己身敗名裂，眾叛親離的悲慘下場，多少次心灰意冷，想一了百了。世上沒有后悔的藥，但任何人都能夠做到讓自己永遠不后悔，就是時時刻刻嚴格要求自己。　　

    我寫了幾句順口熘，這是我一生的感悟：人生在世難百年，無論從政或從商，遵紀守法第一位，金錢女色切莫貪，一旦釀成千古恨，身敗名裂悔也晚，平澹自在過日子，勝過地位與金錢。　　

谷歌出走香港 下文尚待分解　　

華爾街日報　　

在谷歌(Google Inc.)做出將大陸用戶導向未經審查香港網站的決定后，來自中國各界反應即有憤怒也有迷茫，與此同時，用戶、谷歌員工及其合作伙伴都已準備好迎接此舉可能帶來的后果。　　

中國政府現在沒有明確采取行動阻止中國大陸網民訪問谷歌香港網站Google.com.hk。　　

不過，中國政府拿出了過濾海外網站內容的措施來阻止大陸網民瀏覽 Google.com.hk提供的部分政治敏感內容。　　

谷歌這一決定讓部分大陸員工稍感放松。自從該公司兩個月前首次表示可能停止網絡審查以來，他們就一直在惴惴不安中等待。　　

一位員工在談到谷歌北京辦公室的氣氛時說，大家一度對這件事有很多猜測，現在終于有個答桉了，我們也輕松了許多。周二，谷歌北京辦公室安排了很多保安人員，將大隊記者擋在門外。　　

不過，這一決定仍留下了諸多不確定因素，例如Google.com.hk是否能保持可接入狀態、谷歌能否繼續在中國從事廣告銷售及研發等業務，以及此事會給谷歌在華合作伙伴帶來什么樣的影響。與谷歌有合作關系的公司包括門戶網站新浪網(Sina.com)以及國有電信運營商中國移動 (China Mobile Ltd.)等。　　

中國網上論壇天涯社區(Tianya.cn)首席執行長邢明說，還有許多細節需要澄清，谷歌與中方伙伴的合作能否繼續也有待進一步討論。谷歌為天涯社區提供搜索服務，且持有其部分股權。　　

谷歌發言人說公司將繼續履行公司對客戶及合作伙伴的合同義務。　　

新浪公關部門負責人說公司已經開發出了自己的搜索引擎，并可以用其替換首頁上的谷歌搜索欄。中國移動并未回應記者的置評要求。　　

包括谷歌廣告代理商在內的其他合作伙伴則表示截至周二谷歌一直未聯絡它們。一位代理商說它們為谷歌大陸網站 Google.cn銷售的廣告出現在了香港Google.com.hk的簡體字網站上。　　

中國官員仍對谷歌大加批評。在外交部周二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秦剛對谷歌事件可能影響中國形像的說法表示反對，他說，損害形象的不是中國，而是谷歌自身。此前，就在谷歌宣布將服務導向香港后僅僅幾個小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絡局一位官員就表示此舉是“完全錯誤的”。　　

截至周二，谷歌移動和視頻搜索等部分產品仍受到網絡審查。谷歌發言人杰西卡?鮑爾(Jessica Powell)說谷歌移動日后也將被導向香港，只是因為技術原因而有所推遲。　　

谷歌另一位發言人說公司仍在Google.cn上運營著多項業務，但是以后將按照產品分門別類地審視每項服務的情況，然后再決定該怎么辦。　　

舉例來說，提供免費音樂播放及下載服務的谷歌音樂到周二仍正常運行。　　

分析人士說，谷歌不太可能被允許繼續永久性地使用網址Google.cn。他們表示，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現在可以取消谷歌使用Google.cn的許可，因為這個網址所指向的網站含有北京認為不合法的內容。該中心拒絕置評。　　

即使 Google.cn不再運行，中國用戶仍然可以訪問谷歌的香港站點。　　

中國政府能夠屏蔽大陸對谷歌香港站點的訪問，就像它屏蔽Twitter 和谷歌旗下YouTube等網站一樣。但分析人士稱，中國官方可能會避免采取如此嚴厲的步驟，因為他們擔心這樣會激怒谷歌龐大的用戶群體。　　

但有關部門可以間歇性地屏蔽對谷歌香港站點的訪問。至少他們肯定會繼續使用其過濾技術，用以偵測被認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關鍵詞，并臨時性地屏蔽搜索這些關鍵詞的用戶對網站的訪問。　　

谷歌在中國的一些擁護者和前員工對它的行動表達了不滿。一位與留在公司的朋友交談過的前員工表示，存在失望，我相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憤怒。這位前員工說，此舉應該是違背了谷歌早前表達的，在對審查有疑慮的情況下仍然致力于中國業務的決心。其首席執行長斯密特(Eric Schmidt)2006年發表的聲明就反映了這一點，聲明說，谷歌將采用一種長遠觀點來在中國取勝；中國人有5,000年的歷史，谷歌有5,000年的耐心。　　

這位前員工說，現在聽起來是如此諷刺；谷歌放棄了它曾經決定并決心要做的事情。　　

谷歌在周一的聲明中說，其600名在華員工的未來將取決于事情的進展，一些員工可能會被調往其他地方或被解雇。聲明強調，谷歌有關中國的決定是在美國做出的，在中國的任何員工都不能也不應該對此承擔責任，并贊揚中國員工雖然自1月份的聲明以來面臨了諸多不確定和困難，仍繼續為用戶和客戶提供服務。　　

谷歌的行動是一種高風險、戲劇性的對抗行為，事實或將證明，這是美國公司努力在華經營的歷史上一個關鍵時刻。谷歌這一行動采取的策略，是希望一方面謹守公司關于信息自由的原則，一方面并不完全撤離這個國度，這讓它在世界最重要市場之一的業務面臨著不穩定的前景。　　

谷歌高管是在同中國官員會晤后作出這一決定的。知情人士稱，在會晤中，谷歌討論了它的計劃，但北京方面沒有認可。　　

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互聯網問題學者帕爾弗里(John Palfrey)說，如果能夠維持下去，那么這是一個體面的解決辦法，但我相信中國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谷歌于2000年首次推出中文搜索服務，但這項服務是在美國運營，所以它的網站容易受到中國審查機構的間歇性屏蔽，對谷歌的訪問請求有時候甚至還被他們轉到中國的搜索網站。 2006年，谷歌推出Google.cn，不過包括聯合創始人布林(Sergey Brin)在內的一些高管對審查搜索結果存在保留意見。　　

谷歌在華業務仍然不多。券商Jefferies分析師斯考利(Youssef Squali)周一撰寫報告稱，Google.cn在谷歌凈收入中只占1%到2%。　　

龍吟大地：國民缺少憂患意識　　

本文重點　　

    * 外憂內患 不容樂觀　　

    * 應做噩夢 警醒自己　　

今年以來，中國內憂外患，風不調雨不順，舉國上下卻歌舞昇平，主流媒體粉飾太平，整個民族缺乏謙虛謹慎和沉著冷靜，這其實是最大危機。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民族，只會在自我麻醉中走向消亡。最近，有關中國機遇論、中華復興論的論調充斥國內媒體，認為西方在金融海嘯中一蹶不振，中國乘勢崛起指日可待。這猶如精神鴉片，讓不少中國人自高自大，忘乎所以。　　

外憂內患 不容樂觀　　

其實，現在的中國表面繁榮昌盛，卻猶如坐在火山口。從國際局勢而言，美國視中國為首要戰略對手加以遏制，挑動印度、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為敵，更掀起專門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國內，貧富分化、官商勾結、社會不公、司法腐敗、房價高企、失業升高，使老百姓積怨日深，民意與政府漸行漸遠，尤其是今年天災不斷，西南持續五個月的歷史大旱，北方雨雪不斷，使人心更加浮動。可以說，神州局勢不容樂觀。　　

在這種內憂外患之下，中國應上下一體，提高憂患意識，警鐘長鳴，凝聚力量，共克難關，而不是洋洋自得，自以為是。在這方面，美國是中國的好榜樣。　　

自美國上世紀四十年代稱雄世界開始，美國人的憂患意識便極其強烈。有專家統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現在，「美國衰落論」六十年間從未消失過。其中有八次高潮，包括韓戰后、蘇聯人造衞星升空后、越戰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滯脹后、蘇聯擴張和日本大國崛起后、冷戰結束后、「九一一事件」后，以及目前的金融海嘯后。　　

每一次提出美國衰落論的不是別人，而是美國人自己。一九八七年，保羅．肯尼迪名著《大國的興衰》面世，美國衰落論更成為媒體焦點，但這沒有唱衰美國，而是一次又一次給美國帶來動力和凝聚力。美國大彈衰落論，實際上是防止衰落，這便是他們的憂患意識。　　

應做噩夢 警醒自己　　

中國人過去一百年中也不乏憂患意識。清朝末年，很多志士仁人大聲疾呼，不甘做賣國奴，發起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使中國從專制走向共和。即便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亦曾有場「會不會被開除出地球」的大爭論，激勵很多中國人奮發有為，投身改革開放洪流。　　

但經過三十多年發展，不少中國人沉浸在小富即安的心態，自以為身處戰略機遇期，忘了國仇家恨，看不到滾滾狼煙，意識不到腳下火山裂口，更預見不到中國可能重走蘇聯崩潰道路的前景，在一片歌舞昇平中洋洋自得。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只有這樣才能防患于未然，這點上，西方有關中國崩潰論的論調應獲中國人重視，一個民族不能只做美夢，還應做點噩夢，警醒自己。　　

馮海聞　　

山寨流水：上萬校長出訪 　　

好消息！公費出國不再是大小官員的專利，中小學校長亦將有份遠足西域，教育部副部長郝平近日披露，未來將派遣上萬名中小學校長出國學習。　　

中小學校長們出國培訓，或許可令中國公費出國大軍的形象變得斯文些，但花費的還都是公帑。校長出國要花多少錢？按檢到的某地干部出國考察清單計，每人八萬元，校長不會少于這個數，萬名校長就是八億元。與每年六萬億元的財政收入比，這點錢算不了啥，但按年入萬元的低收入標準計，那是八萬窮人的一年收入，這能是筆小數目嗎？　　

當然，辦教育不能急功近利，該花的錢還得花。或許花了這筆錢，內地中小學生能徹底減輕負擔，快樂地學習，N年后勞動力素質大幅提升，高端產品享譽世界，碩士生不再賣肉，本科生不再掏糞，大學教授不再賣玉米，各國排隊爭購中國專利，中國人民從此開始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區區八億元連本帶利地賺回來。　　

暢想終究代替不了現實。近年公費出國每年三千億元，地球哪個角落沒有中國官員的考察足印？歲歲相同，學了甚麼回來？除了游山玩水、吃喝賭嫖，老百姓真記不清神州何物是官員出國考察的產品。既然每年花三千億元都沒學來甚麼東西，全國校長流水外訪，又會有甚麼成效呢？　　

怕只怕，N年過去了，中國教育依然如昔，學生依然高分低能，大學生飯碗依然難找，技術依然落后，汽車依然跟行人搶道，地鐵巴士里年輕人依然不讓座，但公費出國考察的校長們豈止八萬十萬。　　

申小舟　　

雪地鴻爪：農民只能做道具　　

內地的失業率到底是多少，沒有人能知道，因為當局迄今沒有正式的全國失業率數據，目前所公布的叫做「城鎮失業率」，又稱局部失業率。今年北京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聲稱要將今年失業率控制在百分之四點六以內。這「控制」兩字可圈可點，這麼說吧，所謂失業率并不是統計出來的，既然最高層已畫出紅線，各地方政府都懂得如何匯報有關數字了。　　

出乎意料的是，總理溫家寶近日會見一批外國客人時，主動提出中國的失業人口是兩億。兩億失業人口是甚麼概念？以中國十三億人口計，勞動人口約為六億，那麼失業率就高達百分之三十三，這比官方要控制的目標高出很多倍。兩個失業數據天差地別，究竟應該相信哪一個？難道是溫家寶說錯了嗎？當然不是，這次溫家寶說了真話，而且，也只有在面對外國貴賓時，才肯推心置腹和盤托出。　　

其實，內地有多少失業人口大家早就心知肚明。城鎮人口的真實失業率約為百分之十，即約五千萬人，而農村至少有一億五千萬人口處于失業狀態，加起來就是二億。只是，農民從來是二等公民，一直未被視為勞動人口，所以公布失業率時將他們排除在外。這一回，因為美國政府以國內失業嚴重為由，來勢洶洶要壓迫人民幣升值，北京這才將農民計入失業人口。農民常常是內地統計學上的道具，需要的時候，將之納入其中，不需要的時候，將之一腳踢開。　　

託美國佬的福，中國農民也被計入失業人口了，好不容易同城市人平起平坐了一回。　　

香桐仁　　

濟世狂言：毛教子讀武俠小說　　

談起毛澤東智慧，我向家長們和青少年推薦毛一九四一年開列的一張書單：「精忠岳傳、官場現形、子不語正續、三國志、高中外國史、高中本國史、中國經濟地理、大眾哲學、中國歷史教程、蘭花夢奇傳、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聊齋志異、水滸、薛剛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義、洪秀全、俠義江湖」。當年毛託林彪將這批書帶給在莫斯科求學的其子毛岸英、毛岸青閱讀。　　

書單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幾本武俠小說。香港為何能繁榮興旺？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居功至偉。讀武俠小說，可以活躍思想，腦筋不會僵化。我少年時代酷愛武俠小說，有回華文報上大量刊登談論武俠小說的文章，多是道德說教，我不以為然，寫了篇《中學生談武俠小說》，認為我們可以從武俠小說中學習中國歷史、詩詞，神游錦綉河山。這篇文章發表后，各方啞口無言，爭論中止。　　

中共建政后，皇帝不急太監急，周揚一伙竟然禁絕武俠小說。我回國后當然讀不到，但留在南洋的同學寫信來仍會談小龍女如何了，冰川天女又如何了，真是回味無窮。從上述書單中也可證明毛澤東本人非常喜愛武俠小說，不然也不會教子閱讀。　　

三十年來，香港武俠小說涌入內地，我認識的學術高人何滿子將之貶得一錢不值，他說「自己從未讀過」，當然是不屑一顧；而李希凡則對我說很喜歡讀武俠小說，只是他從不為之鼓吹。同胞們思想活躍了，中國的鈔票也就多了。　　

劉濟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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