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創造條件才能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　　

                            陳 鈺 堆　　

  “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溫總理在本次人大會議上這一承諾值得民眾稱贊！只有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隨時有權批評監督政府，才不至于一黨制執政的政府陷入官僚腐敗體制，走上違背絕大多數人利益而復辟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不歸路！今年兩會，全國民眾都在關注代表，委員的提案和發言。那些能深入調查民意，提出事關保障民生，民權的提案和履行對政府監督職能的代表，委員已用言行贏得民眾的贊揚與信任；而那些不深入調查民意，喜歡提些似是而非甚至遠離民意的提案，發言或是甘當御用表決工具，無能為民參政，議政的代表，委員實讓民眾失望，其民望也一落千丈。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就不能停留口頭承諾，更需要立法具體保障，才不至于再度發生網民在網上批評政府也會受非法拘捕的事件；各級人大代表應向選民公布聯系方法（電子郵箱或手機號碼，每年年會前設立選民接待日）。要創造條件還需推行網絡民主，建議中央及各省市創設社會主義民主評議網，民眾可在此網發文批評政府（有事實就得允許發表），揭發腐敗和提建議，官員財產申報也可通過此網向社會公布。　　

改革開放以來，有說不完的話題可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寫提案與發言，諸如：1）全國企業職工建國以來多年刻苦奮戰，不計較長期低工資，為建立社會主義完整工業體系和國防建設作出巨大犧牲與貢獻，而政府某個大領導居然忘恩負義，不經廣泛民意聽政就獨斷專橫設計工資雙軌制，制造建國以來社會分配最大不公平案，盡管當前政府有心要糾正這一失策，但不從憲法規定（“按勞分配”為主）去調整當前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則此問題將越演越烈，永遠得不到糾正。全國人大代表劉富才（廣東省國資委主任）就說：國企老總在職時年薪是政府同級干部的幾拾倍甚至幾百倍，退休后要拉平退休工資豈不再制造不公平，說的也是，讓企業老總年薪與普通職工工資相差幾百倍甚至幾千倍（如平安保險，多家銀行老總，高管）本來就違反我國憲法規定，兩會代表，委員理當提出限制企業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的相差倍數（比如不得超過三十倍）才對；2）我國至今還是窮人居多的人口大國，加上地域廣，年年都有眾多需政府救助的災民，對于大學和中專畢業生畢業滿一年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也應列入政府救助的失業者；我國還有數以百萬計為國捐軀先烈的遺屬需政府優撫救助（從古至今各國都把優撫烈士遺屬作為最直觀愛國主義教育給予充分重視）；為此我國優撫救助款需求量特別大，國家財政部理當優先確保此項撥款的比例才有助于保障社會穩定，激發民眾愛國熱情。各國對優撫救助款的支出一般都占國家財政支出的10%以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優撫救助款額雖有所增加，但占當年國家財政支出比例幾乎是零增長，多年來一直停留在2%左右（2005年國家財政支出3.4萬億元，當年優撫救助款支付716億元，只占國家財政支出的2.1%，是當年政府三公消費的十分之一），已成為世界各國優撫救助款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國家財政部除了應按實際需求增撥優撫救助款之外，還應確保由民政部發行的福利彩票能專款專用，全額交給民政部用于優撫救助和社會福利事業，但近年來國家財政部的做法實在太不近民情，從2005年起竟規定發行福利彩票的總金額要50%上繳中央財政，上繳款多數用于補充社會保險基金而不是用于社會福利事業，這顯然有悖于福利彩票的發行性質；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是優撫救助款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幾乎是零增長，另方面政府行政費用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卻是大幅增長：據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的統計，從1978年至2006年我國政府行政費用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猛增143倍，平均每年增長19.4%，大幅超出同期我國GDP和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速度（同期GDP年均增長10%，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3%）；據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推算：2007年國家行政費用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至少是30%，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行政費用開支沒受任何約束，已瘋狂增長兩百倍以上！年年兩會代表，委員都有人對此腐敗現象提出批評與制約建議。回顧1952年至1979年這28年期間，我國行政費用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都能控制在3.89%至8.45%的范圍之內（有十三年只占5%以下，只有兩年稍微超過8%）。為此，要根治這一腐敗現象，唯一辦法就是全國人大要立法制止，依法規定政府行政費用支出不準超過國家財政支出的10%，優撫救助款項不得少于國家財政支出的5%，教育費用不得少于4%等等；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全球暴富產生億萬富翁速度最快，數量最多的國家（現有富翁總數僅次于美國），中國富豪榜上前100名的資產凈值已從2008年的894億美元增至2009年的1700億美元，幾乎是翻倍增長，同期美國前一百名富豪的凈資產總值卻下降18%，這充分說明改革開放后迅速暴富的多數中國富豪絕不是依靠他們的特殊才能與勤奮，而是充分利用“中國特色”的國有資產私有化改制，運用官權與私有資本相結合手段，制造國有資產破產假象，特低價大肆收購，掠奪全民共有的國有資產；另方面利用“中國特色”的股市亂像，采用全球最高市盈率核定發行價和肆意拉大一，二級市場差價等手段，通過發行新股和解禁大小非，大小限兌現等非法掠奪廣大投資者手段迅速制造大量超級富翁（每發行一個新股均可暴富產生幾十個超級大富翁）；銀行，保險和大型國企老總，高管自定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巨額年薪，讓中國最低工資與最高工資相差幾百倍至幾千倍，成為全球工資差別倍數最大的國家；在上述三大因素作亂下，已導致中國社會迅速兩極分化，只占總人口0.4%的中國富豪卻掌控70%全國私人財富，至今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0.5，是全球社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發生這種嚴重狀況是全國人大對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種種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問題沒給予及時監督，問責與糾正；我國A股市場的利益集團拒絕學習香港股市的成熟經驗，長期頑固堅持高市盈率核價發行和肆意拉大一，二級市場差價，目的全是為了向利益集團輸送利益，導致A股市場的亂像至今得不到應有的糾正，全國人大理當深入調查，責令中國證監會學好香港資本市場的成熟經驗，及時糾正A股市場的亂像；4）本次人大會有三個報告的表決雖算通過，但受到代表高票反對和棄權，說明代表對司法公正問題和政府財政預算透明問題有很多不滿和疑問。司法公正關系到保護公民人權和社會的和諧，各級人大必須高度關注與監督。早在2002.12.22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在法院工作會議上就強調“人民法院重視人權的司法保障，確保無罪公民不受法律追究。”，為此對于公民的無罪申訴各級法院和檢察院都應高度重視，不能推委“時隔太久，當年有當年特定的歷史環境”而不依法受理或違法推委搪塞；政府行政費用支出無節制地瘋增已引民怨沸騰（特別是三公消費），全國和各級人大務必督促財政部門盡早公布政府行政開支的明細表，公車必須大部分撤消，并對公車私用按盜竊行為論處，這是當代各國政府的管理慣例。　　

對今年兩會遺憾的是：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讓外資和私人資本大肆低價收購國企，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問題沒人出面揭露與質詢，反倒有人要興師問罪“國進民退”，政府發言人還再三表白“并沒有搞什么‘國進民退’”，真是咄咄怪事！廣大民眾要理直氣壯地呼喊：在事關國家經濟命脈和大眾民生的領域只能由社會主義公有制絕對壟斷，決不能允許私人操控社會多數人的經濟權益（如供電，水，氣，石油與煤礦開采業，稀有金屬開采業，軍工制造業，城鎮居民保障住房開發）。真正遵循馬克思主義確立的生產關系，是當代促進生產力大發展最有效途徑，蘇聯第一個五年（1926—1930）建設期間工業平均每年增長22%，而同期資本主義卻爆發經濟大危機，工業生產大幅下降—美國下降44%，英國下降20%，德國下降45%；而我國在建國初三年（1950—1952）工農業總產值（達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年均增長21.1%，是同期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后是部分企業滋生官僚主義，未能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管理體制，導致經濟增速下降，但從1950年至1980年這三十年期間，我國工農業總產值仍然增長30多倍（總產值從574.8億元增加到6619億元），年均增長8.5%，這充分說明社會主義國家只要真正遵循馬克思主義管理制度，就一定能建立最和諧的生產關系而促進生產力大發展！馬克思所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在生產資料收歸全民共有后，必須讓全社會勞動者聯合起來共同管理生產與分配（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對社會主義制度論述說：“…對一切公職人員實行全面的的選舉制和撤換制。……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把馬克思對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機關具體闡述為“對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全面選舉制并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低到普通工人工資的水平，所有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結合起來，同時也就會成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梁。這些措施關系到社會的國家改造…..”）。我國建國后所建立的國有和集體企業，有的越辦越好，有的卻興盛一段后就日漸衰退直至倒閉！這絕非公有制的弊病，而是一黨制執政下的政治體制，某些領導滋生官僚腐敗作風，把國有經濟蛻化變質為官有經濟，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主張—讓勞動者聯合起來當家作主，參與企業管理與分配，使國有和集體企業缺乏應有的監督機制而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毛主席在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實為官僚浮夸風，虛報風的人為災害！）的慘痛教訓后才深感官僚腐敗體制是摧毀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源，為此決定在全國國企和人民公社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1年對企業管理制定了《工業七十條》和《鞍鋼憲法》（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對農村制定《農業六十條》，體現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敢于知錯認錯，自我否定三面紅旗，走群眾路線，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制定出順民意，得民心的工業和農業一系列政策。毛主席的偉大在于他能全心全意為絕大多數人利益著想，從不利用特權為子女謀權牟利（有些人表面看算是兩手清風，其實他早已利用特權為家人謀上年收入幾千萬的富豪位置。）。無私才能無畏，毛主席善于領導全民族勇斗任何侵犯我國國家利益的外敵，而決不會為了保自身權位，放棄國家主權利益去搞什么“韜光養晦”。毛主席強調“讓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權利，最根本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遺憾的是當年毛主席想以整風運動來確立社會主義民主管理體制根本辦不到，因無法沖破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鎖鏈，惟有立法才能保障勞動者參與管理與分配。

資改派只敢妖魔化毛主席，但為了掩蓋他們終極復辟目標，還不敢明目張膽攻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那好，就先從鄧小平論說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文章說起：“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鄧小平文集》第二卷第167頁）“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我們多次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集〉第三卷第62頁）。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必須全國黨，政，軍，民都來學好馬克思，毛主席，鄧小平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論說，認清中國只有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振興我大中華！必須堅決清除黨，政，軍內部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敵對分子，這樣黨政官員和人民才有共同語言，坦誠相見，無話不談，否則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　　

二十世紀初，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就指出：“西方強國的繁榮是建立在弱國的痛苦上，經濟的獲得是建立在地球資源的掠奪和徹底破壞上。….西方的文明已成為對地球的最大掠奪，對人類永續發展的最大禍害！”，當年羅素就提醒中國不要步上西方國家的發展后塵，不要走上“竭澤而漁”的‘進步’死胡同。羅素對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深有了解，他說：“中國的孔子和莊子的思想已深入中國人的人心，使中國人的人生比西方的殘暴人生更文雅，更寬容，更多反省。中國傳統文化一個致命弱點就是缺乏科學。”為此羅素建議說“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就會產生把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身優點相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當年羅素來中國演說時就誠摯呼吁中國“如果中國的改革者在國力足以自衛時，放棄征服異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學和藝術，開創一種比現在更好的經濟制度，那么，中國對世界可謂是盡了最恰當的義務，并且在我們這樣一個令人失望的時代里，給人類一個全新的希望。正因為這一希望是能夠實現的，所以中國人應該受到所有熱愛人類的人們的極高崇敬。”。當代中國共產黨只要真正遵循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有關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論說，堅決屏棄復辟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邪路，中國共產黨就一定能不負羅素所代表的世界民眾的厚望，就一定能重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崇高威望 ！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希望中共不再提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為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就是兩大基本點：1）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共有；2）勞動者聯合起來共同管理社會生產與分配；這兩個基本點才是當代人類的普世價值，只有堅持這兩個基本點，才能使人類擺脫剝削與掠奪的殘暴性，才能擺脫資本主義固有的經濟危機，才能避免各種極端的犯罪，墮落與絕望，“讓社會絕大多數人都能得到有尊嚴的生存條件，都能過上越來越美好的生活！”—這是人類共同的本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說辭可能變成資改派復辟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遮羞布，必將嚴重阻礙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深化改革！ 我國改革開放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決不能變成復辟資本主義！必須牢記羅素對我國改革的忠言：學好西方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有用的西方文明（如學好西方的科學知識與現代企業管理知識；學習日本讓工人工資能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增加的做法，學習日本與德國賦予工人的多種權利，使工人能與資方平等協商企業的利潤分配，學習瑞典對個人所得稅實行超額累進稅制度和實施企業利潤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按3比1分配），而排斥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的思想與行為，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才能吸收全人類最有用的文明，推進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創出全人類最好的經濟制度！

近年來〈陳志武說中國經濟〉（陳志武—美國耶魯大學著名華人金融學教授）一書正風魔全國，書中極力建議我國創設〈國民權益基金〉—把總價值79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土地50萬億元加國企29萬億元）納入〈國民權益基金〉，以基金股票均分給全國13多億國民，這79萬億元的國有資產每年會增值8萬億元，每個國民每年可分紅利6000元。陳志武教授強調說他想推行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私有化，而是將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為財產所有者的身份落實，這倒是讓全體國民有權參與國有資產管理與分配的好辦法，全國人大應予認真研究，提供可行對策。筆者贊成把全部國有資產納入〈國民權益基金〉統一管理，基金股東卡按實名制人手一份均分給全國國民，由基金會任命國企老總和制定年薪與分紅辦法。每個“國民權益基金會”股東都有權監督國企生產與分配，但筆者反對陳志武教授關于持有人可自由買賣〈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說法，有權分紅但禁止買賣股份，才能防止有人惡意收購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全國人大和國務院要本著深化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出發，海納百川，廣開言路，吸取海內外一切有利于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建議，才能創設人類發展最好的經濟制度，為全人類做出中國應有的貢獻！　　

作  者：陳鈺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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