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2010-3-18）

人間悲劇何其多　道德淪喪究可哀
看守所如閻王殿 惡管教似催命官
地價邊調控邊上漲 北京新地王給調控一記耳光

重慶公安局改革被稱商鞅變法 官方稱與打黑無關
薄熙來沒有回頭路可走 要打黑到底

可怕！中國人一年吃掉300萬噸地溝油
人大期間涌現“公眾問政”
為何公眾不得不通過網絡參政？

“流行詞”背后的中國社會生態

日本經濟泡沫破裂20年祭：千萬億瞬間消失
幫腔背后 各有盤算
龍吟大地：美國對華發動匯率之戰

韓國造史由漢變韓
金牌精英被消費
能源充足是命根
趙樸初提醒最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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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悲劇何其多　道德淪喪究可哀

太陽報

一切向錢看的風氣席捲內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人間悲劇層出不窮，倫常血桉更不時發生，叫人慘不忍睹。

浙江寧海一名無良父親，將患白血病的兩歲女兒當搖錢樹，向親友借款逾百萬元，自己揮霍一空后，就對妻子說「女兒我不管了，你想醫就繼續醫，不然扔掉算了」，便失去蹤影。女童家中囊空如洗、債臺高筑，面對至少二十五萬元的骨髓移植手術費，只能徒嘆奈何。虎毒尚且不食子，但這位絕情父親，居然以病女為搖錢樹，只管自己花天酒地，不承擔任何家庭責任，可謂世間罕有。

無獨有偶，河南鄲城一位女子，因懷疑老公有外遇，遷怒于領養的八歲孩子小偉，用菜刀砍掉了他的左手。小偉哀求養母給他留下右手，讓他長大了還能照顧她，但這位失去理智的養母根本不為所動，仍連用菜刀和剪刀將小偉的右手也砍了下來。更殘忍的是，她還將砍斷的小偉雙手扔入廁所。夫妻吵架，稚子何辜？為發洩一時妒意，竟然向孩子下手，如此歹毒的悍婦，簡直喪盡天良。

更離奇的是，重慶忠縣一女子不堪忍受家貧，居然將病夫亂棒擊斃并焚尸，同時刀噼兩個年幼的孩子，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這位女子的病夫，不久前被檢查出身患胃癌，不得不從東莞回鄉養病，由于失去收入來源，家中日漸困難，甚至連日常所需的大米都沒有著落，一家人陷入生活危機，妻子不堪生活窘迫，遷怒病夫，遂下毒手。

道德模范 男盜女娼

貧賤夫妻百事哀，這宗倫常悲劇，不僅折射出人性的陰暗，同時也折射出社會的無情，假如政府機構對這些蟻民能提供簡單的物質援助，又何至于發生如此悲劇？

同樣在重慶，日前一名男子將自己的親生母親殺死，并將其頭顱砍斷后跳樓自殺。世上只有媽媽好，但這宗逆子弒母的倫常悲劇，卻讓無數人神傷。到底是甚么原因，促使這名男子對自己的母親下如此毒手呢？幕后的故事耐人尋味，也引人深思。

中國素有禮義之邦之稱，尊老愛幼、夫妻恩愛的各種傳統美德源遠流長，道德育人、榮辱教化亦有幾千年歷史，但在當今這個所謂的和諧社會，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母子相殘的悲劇卻此起彼伏，令人不忍卒睹。這到底是人性變了，還是社會病了？

中國當下經濟是盛世，道德卻是亂世。物欲橫流，一切向錢看的不良風氣顛覆了傳統道德觀念，美德標準受到挑戰，以丑為美、習非成是等丑惡現象不斷涌現。而當局評選的所謂「道德模范」又不斷爆出丑聞，表面的正人君子，不過是男盜女娼之輩。正道不行，歪門邪道自然橫行。

看守所如閻王殿 惡管教似催命官

東方日報

內地看守所有如閻王殿，很多老百姓活著進去，躺著出來，而且官方給出的死亡理由往往匪夷所思。欲蓋彌彰的種種「解釋」，最后都變成了中國司法不公的代名詞，在歷史上臭名遠揚。

江西九江市修水縣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陳緒金日前突然死亡，警方稱其是上廁所時「摔死」的。然而，死者遍體都有明顯傷痕、血漬和瘀青。家屬堅持要求當局驗尸，相關部門隨手作出「心臟病致死」的結論。當局給出的死亡理由如此隨意，與草菅人命又有何分別！

陳緒金家屬質疑，陳平常身體很好，搬運重物上七八樓，中途都不要休息，如此健康之人，又怎能會在廁所摔死呢？而且脖子怎么會出現掐痕呢？在家屬質疑下，當局又以病死來搪塞，這是不是做賊心虛呢？

很明顯，陳緒金的不正常死亡疑點很多，獄方處心積慮地掩蓋真相，無非是為了推卸責任。陳緒金雖然是一個犯罪嫌疑人，也應擁有起碼的人權，受到公正對待，但他尚未受到法院判決，卻在看守所內莫名冤死，這種待遇豬狗不如，更遑論人權。

牢頭獄霸 欺凌弱者

內地黑獄事件不在少數。河南一名男子上月因盜竊被公安帶走，三天后親屬被告知，該男子已在看守所內死亡。警方解釋，犯罪嫌疑人是在提審時喝了一個民警開的感冒沖劑后不治身亡。

然而親屬查看尸體后發現，他身上有多處傷痕。不僅頭部受傷，乳頭被割，生殖器也完全損壞。河南這宗「喝水死」，令各界震驚。

廣東吳川市去年也曾發生一宗非正常死亡事件，有位農民在領取被交警所扣車輛時猝死，官方解釋說農民是「興奮死」。但蹊蹺的是，當局事后居然出動三十多名警察強搶尸體，并不許民眾拍照。武漢男子李文彥被刑拘，在江西九江看守所關押期間猝死，死者額頭上有幾處青紫傷痕，對李文彥的死，看守所稱其是半夜「做夢死」的。李文彥的死亡，堪稱「醉生夢死」這句成語的現實版。

陝西丹鳳中學學生徐梗榮死在公安局的審訊當中，尸體傷痕纍纍，后來通報的驗尸報告稱徐死于「心臟病」。福建青年溫龍輝半夜三更死于福建省第二看守所，身上傷痕無數，但警方卻表示溫是「掉床死」；云南青年李蕎明獄中蹊蹺死亡，頭部受重創，警方卻表示，李蕎明是在獄中與獄友玩「躲貓貓」游戲，不小心撞牆而死。

這些五花八門，同時又相當離奇的特色死法，是中國人權丑聞的具體體現，也折射出司法不公的丑惡現實。中國的監獄和看守所制度一直黑箱作業，沒有受到有效的監督。牢頭獄霸在監管人員的默許和縱容下，對弱者大打出手，導致死傷枕藉。要改變這個現狀，先要改革中國的司法制度。

地價邊調控邊上漲 北京新地王給調控一記耳光

2010年03月18日07:11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繼3月15日爆出雙“地王”后，今天北京土地拍賣現場卻顯冷清。業內預期沖擊60億天價的情況也未出現。然而，這仍然無法安撫人們憤慨的心。地價、房價的話題仍然無比火燙。有讀者電郵本報稱，“兩會”中，各級官員聲勢浩大地表決心、下承諾，也不能阻止地價、房價的扶搖直上。房地產市場到底還有治沒治？會不會又是一出越調越高的悲劇？甚至有評論認為，如此地王頻出，是給調控政策一記響亮的耳光。

“地王”肇事者是遠豪置業和中信地產。前者隸屬于遠洋地產旗下，以40.8億元將北京大望京1號收入囊中，地塊樓面地價高達2．75萬元／平米；后者以52.4億元競得北京亦莊住宅及商業項目（XI－1B）。除了都刷新了地價紀錄外，兩者的相同點還有，都是大型國企背景。據悉，和它們較勁到最后的，也都是大型國有企業，包括中國煙草、中糧、保利。

不管是國土資源部，還是北京市，對此消息都無評論。可資參考的是，今年“兩會”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表示，不能否認地價和房價上漲，地方政府獲益匪淺，市委書記、市長確實樂得見到房價高、地價高；除了經濟發展外，地方政府還有維持社會穩定的責任。有人理解此話為，只要社會不亂，房價、地價漲總是令領導欣喜的。

華遠的老總任志強繳了幾個億的保證金，參與了這場浩大的土地饕餮盛宴。3月15日，他舉牌到每平米1萬多元的時候就膽顫了，最后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能”。他在微博中表示，華遠無法承受這樣的高價，在連續九年的接連失敗后，只好轉向二三線城市謀發展了。“希望那里不是憑膽量而是憑品牌取勝。”任志強說。

連場子都沒進去的SOHU老總潘石屹則調侃任志強是“花錢買丟人，不是花錢買地”。不過，他認為，華遠的失敗不是“任總的無能”所致，而是中央企業太有錢了。潘石屹還預測說，隨著新地王的誕生，北京的房價將又被推高一大節。他的同事則測算，大望京一號地上的房子銷售單價達到45000元／平方米，才可以有10％的利潤。

開發商尚能調侃，購房人可真急眼了，在各大網站的論壇上，板磚兒已經滿天飛。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一年一年奮斗，房子卻一年一年更加遙遠？

現在，還有人執著地問，為什么“國×條”不斷地出，各級政府一個勁兒地調控，“地王”仍然頻現、房價愈加燙手呢？答桉各色各樣。一種較為常見的說法是，土地財政是一切問題的根源。當政府從地價上漲中大獲益，那么，“地王”的不斷刷新就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去年信貸天量、大國企不差錢的情況下。當行情如此，囤積投機隨之而來，斬而不斷。

問題是，土地財政真的能斷了么？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郭國慶對記者說，釜底抽薪的辦法是將土地出讓金收歸中央，然后由中央再返還地方支配，附加定向使用——比如用作保障房、公共租賃房建設等的條件，這就斷了地方政府推高地價的念想。不過，他自己也不敢確定，這辦法是否有可操作性，畢竟“利太深了”，需要“下巨大的決心”。

恐怕還不只是決心的事兒。根據財政部兩會預算報告提供的數字，2009年，地方財政本級收入32580億多，其中土地出讓各項收入13964億多，占比高達近43％。雖然土地出讓情況各省區市有差異，有些地方差異還比較大，但是土地出讓收入在任何地方財政上的貢獻都是舉足輕重的。何況，新興起的地方融資平臺也多是依靠土地抵押生活的。土地不僅直接貢獻了出賣后的利潤，還是地方獲得銀行貸款的杠桿。

因此，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稱，2009年，中國各地方經濟強勁增長以至“保八”成功，跟土地價格節節攀高關系極為密切。“如果沒有土地交易，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恐將躑躅難前。”他相信，沒有土地出讓收入支撐的縣級政府很快會難以支撐。

王志浩猜錯的是：他曾預測—2009年高歌勐進之后，進入2010年，土地市場看上去準備告別喧囂沉寂一段時間—或許會沉寂不少。顯然，沉寂的日子還遙不可及。

如果土地財政真的如此糾葛，那么穩定地價、房價的“法門”在哪里呢？《激蕩三十年》的作者吳曉波認為，要真正遏制房地產上漲，必須首先遏制地方政府從土地中拿錢的沖動；而要遏制這種沖動，必須調整當前的財稅制度，讓地方政府從正常的稅收體系內分得更多的羹。這是“房地產亂麻”中最關鍵的那個線頭。

他的意思是，在分稅制下，中央、地方的事權、財權不對稱已經在房地產市場扭成死結。只有在稅制的背景下，人們方能理解“為什么每次房價上漲，中央政府似乎總是能在利益關系上‘置身事外’”。自2008年之后，決策層頻頻出手平抑房價，而地方政府為什么總是“陽奉陰違”？”如此，從房地產的角度，分稅制的修正及改革勢在必行。

然而，稅制乃各級政府利益的根本，動之何其難哉？吳曉波也深知其理。他把希望留到“下一屆、再下一屆，或再再下一屆的北京兩會”。

現在，公眾能看到的是，隨著“地王”出現，北京望京房價應聲而漲，再上臺階。

重慶公安局改革被稱商鞅變法 官方稱與打黑無關
 
東方網
重慶市目前正在推進一場警察系統的“變法”，科長以上官員全部“解職”，與普通民警一道，重新競聘上崗。

“現在很多參與過‘打黑’的民警都摩拳擦掌，準備參與將于4月初開始的干部競聘。”一位接近警方的當地人士昨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由于此前該市一批警務要員因涉黑，外界認為此舉系進一步清理警察隊伍。但當地警方宣傳部門的工作人員認為此舉與“打黑”無關。

干部“解職”重新競聘

該局的本次人事改革，原本秘而不宣。不過，國內一家媒體在16日突然披露了一份署有“內部•機密”字樣的文件內容，稱重慶市公安局所有處室、各個分局、交巡警支隊以及所轄區縣各分局派出所，從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領導干部全部“就地免職，重新競聘上崗”。

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當天通過媒體發布信息稱，網上關于重慶警界全部干部“就地免職”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重慶市公安局的通報材料中稱，“從3月開始的重慶警務體制改革主要是根據公安部的要求，經重慶市委、市政府批準，參照直轄市現代警務模式對重慶市公安局所屬的處室、各個分局、交巡警支隊以及所轄區縣各分局的派出所，從副科級到正處級崗位的所有領導干部，因為任職已經到了6年期限，全部進行重新競聘上崗。”

因此，準確的說法是，“解職不解任”。隨著機構的撤銷、整合、重組和更名，該局直屬單位、分局、處、科職領導干部集體解任，“職務沒有了，但工作還得干起來。”

過渡期間，這些原干部的稱呼是“負責人。”

但是這些“負責人”近來都惴惴不安，因為他們的部下在新的機制下，只要愿意，都可以競聘他原有的崗位。遠郊區縣的警員，也可以競聘主城區的警務領導崗位。

根據該市公安局目前的規定，一個派出所所長的職位，必須有5個以上的競聘者。但目前還不能確認更高級別的崗位是否會有更多的最低競聘人數限制。

清理警察隊伍？

此前，警員上升通道的封閉性滋生了腐敗。在此次打黑中查明，原重慶市公安局的文強曾大肆賣官，他受賄的1600余萬元中，收受黑社會性質組織所送“黑金”78萬多元，有多達五成以上共計880余萬元涉嫌“賣官”。

為了避免在人事變動中出現違規現象，重慶市公安局成立了多個工作組，并特別成立了機構改革咨詢監督組，專門邀請市紀委等部門專家全程指導、監督，并抽調各警種、基層民警代表參與全過程決策運作。

有消息人士告訴本報，重慶市公安局目前已經組建了幾十個督查組，從報名階段就開始嚴格審查，并監督相關程序，從競聘者的人品、民意測驗、工作能力等方面進行考核，現場打分并宣布競聘結果。因此，本次重慶市警員人事改革，內定人選的概率很低。

重慶市公安局本次人事改革之所以廣受關注，原因在于在當地自去年6月份以來的“打黑”行動，牽扯出了一大批警員涉黑。

已經審理的桉件顯示，重慶市公安局原常務副局長文強、副局長彭長健，以及該局原刑警總隊副總隊長黃代強、原治安總隊副總隊長陳濤、原經偵總隊總隊長趙利明、原刑警總隊“打黑”支隊支隊長李寒彬，以及該市幾個區縣的公安分局局長、副局長級人物悉數落馬。

這還不是完全名單。此前有媒體披露，當地有700多名警員在“打黑”中因涉黑而犯桉。不過這一數字，一直未能得到官方證實。

但是，重慶市公安局宣傳處處長鄧松并不認同“本次改革與打黑后清理警察隊伍有關”這一說法。

鄧松17日對本報記者稱，該局的本次改革是重慶市委、市政府統一安排的機構改革，因為有些機構有合并和調整，所以人員和職務會有變動，是規定動作，與“打黑”無關。

今年新招7700余警察

重慶市公安局對外發布的信息稱，當地警方本次機構改革圍繞轉變警種職能和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對內設機構進行了整合重組，對機構職能重新定位。

該市公安局目前已經整合組建了警令部、警務保障部、交巡警總隊等部門，撤并、新組建了部分機構，精簡機構、裁減機關人員，將更多警力充實到基層。

重慶市公安局相關工作人員今年2月曾對本報記者稱，該市市長黃奇帆曾將重慶市公安系統的改革稱作是當地警方的“商鞅變法”。

“交巡警”改革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當地市民在大街上能看到更多的警察了。

2月7日晚，重慶交通警察和巡邏警察正式整合成交巡警，并開始上街巡邏。今后重慶主城區每天將有800~1000名交巡警24小時在崗，確保巡邏鏈條無縫對接、晝夜循環，最大限度地保障當地市民的安全。

目前在該市主城區的主要路口，均能看見一個直徑1.5米左右的圓形黑色柱狀工作臺，臺上撐有一把大傘，傘下有警員露天辦公。這個黑色圓柱狀工作臺被當地警方稱作是“交巡警工作平臺”，這個平臺與后臺的警察指揮中心相連，便于快速、即時處理警務。

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在今年春節后的一次新春茶話會上披露，該市的警力將擴充，新招聘5000~6000名警員。

不過有關當地警力擴充的最新數據又有所擴充。根據近期發布的《重慶市公安局2010年專才專錄招考通知》，2010年將是重慶警局人才引進跨越發展的一年，計劃招收警力7700余名。

鄧松17日對此數據的評價是，“正在爭取有關部門的支持。”(程維)

薄熙來沒有回頭路可走 要打黑到底
 
重慶日報    

　　昨日，重慶市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傳達學習全國“兩會”精神，提出重慶市貫徹落實意見。市委書記薄熙來講話，市長黃奇帆主持會議，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光國、市政協主席邢元敏分別傳達了會議精神。

　　薄熙來說，“兩會” 報告令人鼓舞，其中不少重要提法和要求需要我們認真領會。中央領導十分關心重慶，國家部委也大力支持重慶的發展。我們的老書記賀國強同志到駐地看望代表和委員，對我們經濟建設、反腐倡廉、打黑除惡、發揚紅巖精神都充分肯定，期望重慶的工作能做得更好。周永康同志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大力支持我們“五個重慶”建設和“打黑除惡”的斗爭。汪洋、姜異康等曾在重慶工作過的同志，也對“家鄉”充滿感情，表示繼續支持重慶發展。國家部委對我們提出的請求事項，都給予了滿意答復，有些甚至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黃奇帆通報了“兩會”期間市領導拜會國家部委和央企的情況。他說，在會議空閑時間，先后拜會了鐵道部、交通部、民航總局、銀監會及中石油、中石化等13家中央單位，就重慶經濟社會發展進行了深入交流。國家部委關心支持重慶發展，積極回應重慶的要求，在鐵路、公路、航運、金融、產業發展等諸多方面給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央企也將進一步加大在渝投資力度。全市各相關部門要分頭落實，使項目成果體現到“十二五”發展中。

　　薄熙來說，貫徹落實“兩會”精神，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重慶的事情辦好。現在天時、地利、人和皆備于我重慶，完全有條件大干一場。眼下就要立即啟動四件大事。

　　一是種樹。種樹永遠不會犯錯，而且多多益善，肯定是科學發展觀。去年我們大干一場，一年種了10年樹，增速全國第一。但我擔心，一些同志會不會就此松勁。其實，去年大干一場，森林覆蓋率也就提高了兩個百分點，剛剛35%，按照國家要求的全面小康標準，也要在40%以上，我們還差得遠！各個區縣在種樹上，在苗圃建設上，氣可鼓不可泄，要繼續大干，絕對不能松勁。今年還要造林500萬畝。

　　二是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重慶要發展，最難在兩翼地區的脫貧致富。我們這一茬兒干部，絕不能把矛盾交給后人，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下決心啃掉這塊“硬骨頭”，要舉全市之力抓好抓實。這件事干成了，城鄉統籌就很具體了；反之，如果干不成，主城和兩翼的差距就會越拉越大，城鄉統籌就成了一句空話。要在3年內，讓兩翼95%的貧困農戶都能增收萬元，讓老百姓看到實實在在的進步和利益。

　　三是公租房建設。薄熙來說，當前住房是難點，是關鍵。如果房價太高，普通百姓辛苦幾十年，還住不上一套像樣的房子，那怎么行？！我們是人民的政府，當然要為人民群眾把基本住房解決好。重慶大規模建設公租房，以此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這也是“兩會”上熱議的話題。這件事情我們要全力以赴來推，今年先干500萬平方米，明年再干600萬，目標是幾年內覆蓋30%的人。各區縣也要在市政府指導下，加以規劃。

　　四是城市改造。薄熙來說，一個城市自身的形象，并不是表面的東西，也不是“樣子貨”，更不是有些人所說的“形象工程”，它是千家萬戶的生活環境，對群眾有凝聚力，對外來投資者則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把城市形象搞好，也是為人民服務。今年開春，我們就要把舊城改造、路街整治等作為政府一項重要工作，全面發力。

　　薄熙來說，我們開春要啟動四項工作，當然，“五個重慶”建設這個總目標要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時，我們也要繼續堅持“唱紅打黑”。“唱紅”就是扶正，“打黑”就是祛邪，一個城市既要搞好物質文明，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設；如果只抓GDP，沒有精氣神，就難有大出息，甚至會迷失方向，走向腐敗、墮落。“唱紅打黑”，能有效地激發全市人民的精氣神，與物質建設相輔相成，把重慶建設好。

　　薄熙來說，今年是虎年，在中國文化中很上講究，我們牛年使牛勁，有了大發展；虎年更要英雄虎膽，虎虎生威，如出山勐虎，把發展搞得更好。

可怕！中國人一年吃掉300萬噸地溝油

環球時報   

　　并非故意要倒胃口，但是親愛的朋友，當你揣著幾根油條，坐上清晨第一列地鐵上班的時候；當你站在街頭大嚼羊肉串的時候；當你給孩子點上一盆香噴噴的水煮魚的時候，你是否意識到自己正處在危險之中呢？

　　危險來自油。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城市的下水道成了一些人發財致富的地方。他們每天從那里撈取大量暗澹渾濁、略呈紅色的膏狀物，僅僅經過一夜的過濾、加熱、沉淀、分離，就能讓這些散發著惡臭的垃圾變身為清亮的“食用油”，最終通過低價銷售，重返人們的餐桌。這種被稱作“地溝油”的三無產品，其主要成分仍然是甘油三酯，卻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許多致病、致癌的毒性物質。

　　“你一定也吃過地溝油。”武漢工業學院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何東平對記者這樣說，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全國糧油標準化委員會油料和油脂工作組組長。據他估計，目前我國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溝油有200~300萬噸。而中國人一年的動、植物油消費總量大約是2250萬噸——也就是說，按照比例，你吃 10頓飯，可能有1頓碰上的就是地溝油。

　　在一個注重食品安全的時代，理想的狀態是，你下館子，隨手掏出一張試紙浸到菜里，過一會兒拿出來跟譜表比比，然后大叫：“掌柜的，換油！”但現實是，截至目前，科學家們還沒有找到一種理想的檢測和鑒別地溝油的手段。

　　據了解，從餐飲業的餐廚垃圾中提煉1噸地溝油，成本僅300元左右。掏地溝油的人看似不起眼，實際上平均掏一桶油就能掙上七八十元。一個人通常每天能掏4桶，回收提煉之后，就算只按食用油市場價格的一半出售，每月也能賺1萬多元，相當于高級白領的收入。

　　而在中國數百個城市中，但凡有餐飲業的地方就有回收地溝油的。醫學研究的成果顯示，長期攝入地溝油會對人體造成明顯傷害，如發育障礙、易患腸炎，并有肝、心和腎腫大以及脂肪肝等病變。而地溝油中的主要危害物之一黃曲霉素是一種強烈的致癌物質，其毒性是砒霜的100倍。

　　在科研工作者看來，治理地溝油的難點在于，經過洗滌、蒸餾、脫色、脫臭等精煉過程后，單從外觀和感官上，很難區分地溝油和普通油。

　　何東平教授從事地溝油的研究已有7年，他和他的研究團隊當前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找到一種能夠檢測鑒別地溝油的有效手段。但何東平始終認為，地溝油的治理并非檢測手段或制定相關標準所能決定的，關鍵還在于政府管理。他表示，在餐廚垃圾的處理上，我國長期處在“無政府”狀態，這就給某些不法商販提供了一個規模龐大的“灰色產業”空間。因此他的設想是，“必須由政府集中收購處理餐廚垃圾，從源頭上杜絕地溝油”。據這位一輩子都在“搞油”的科學家估計，中國要徹底禁絕地溝油，可能還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據中國青年報

　　地溝油毒性百倍于砒霜，每年多達約300萬噸的地溝油流向國人餐桌。

　　地溝油為什么屢禁不止？究其原因，一是對地溝油的監管涉及衛生監督、食品安全、工商管理、質量監督、環保、公安和建設等多個部門，在現實中分工變成了分家，誰都有責變成了誰都無責。二是像地溝油問題及其解決，在很多地方沒有進入政府部門考核指標體系和政府官員的獎懲體制，因此缺乏積極治理的自覺性。三是由國家有關部門共同下發的《食品生產經營單位廢棄食用油脂管理的規定》，雖然明確了從事加工廢棄油脂活動的單位，不得將廢棄油脂加工以后再作為食用油脂使用或者銷售，但對違反者怎么處罰、處罰程度等，均未做具體規定，從而缺少可操作性。

　　徹底解決地溝油的思路和出路都已十分明確，關鍵是要堵疏結合，積極作為，真抓實干。地方政府可以制定政策統一收購地溝油，建立地溝油轉化為生物柴油的生產體系，并促進生物柴油在城市公交運輸中廣為應用。各地還可制訂地方性法規，對在回購地溝油中表現好的店家給予鼓勵，對不法地溝油加工、銷售和使用者予以嚴懲。

　　此外，有關監管和執法部門要建立責任明晰的工作機制，通力協作，及時發現、及時處置，確保地溝油從老百姓的食物中消失。

人大期間涌現“公眾問政”

德語媒體:
人大期間涌現“公眾問政”
 
2010年3月14日中國人大會議閉幕，代表們起立高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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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中國人大"不是民主選舉的議會、沒有決策權"，盡管人大會議"只是一場政治表演，但是許多中國人仍然比平時更積極地關注政治"，這是《法蘭克福匯報》駐北京記者觀察中國社會后得出的結論。他注意到，會議期間公眾就一些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法蘭克福匯報》在文章中寫道："例如，與會議平行，中國新聞界開展了一場房價上漲問題的討論。修訂選舉法，使農村居民今后在人大得到更充分體現，也受到普遍關注。但是，在中國，公眾討論受到嚴格限制。3月1日，十多家報紙發表評論，要求取消所謂的戶口制度。這次集合行動顯然事先沒有與政府談妥，撰稿人和編輯張宏被撤職。

在中國，活躍的公民試圖為自己爭得自由活動的空間。他們是敢于出頭的律師、藝術家、大學畢業生、作家或博客。他們想利用自己僅有的一點政治和法律手段，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這個國家。

越來越多的人要求政府答復他們提出的問題，但這樣做如履薄冰。其間有許多進展，但也有新的倒退。參與政治的試圖最后都遭到失敗，原因是共產黨堅持自己的權力壟斷。"

《法蘭克福匯報》記者看到，公眾關心的一些問題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有部分體現。溫家寶提出了政治透明化、改善監督、創造公民批評政府的條件，這些聽起來很象"謹慎的政治改革"，"但愿這不只是說說而已"：

" 北京領導人控制、甚至壓制早就應該進行的討論，這只會有損中國，因為長期來看，不就各種想法爭論，就無法控制溫家寶也談及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估計，去年一年中國發生了近九萬起'群體事件'，這是因群眾對腐敗、強占和當局為所欲為不滿而爆發的抗爭和動亂，他們往往與警察發生沖突。

為宣泄這樣的不滿，中國領導人本來應該趕快找一個政治閥門。所以，一些批評人士認為，全國人大應該改造成為真正的議會。即使在這個嚴格控制的機構中，今天仍然有一些代表發表不同看法。對那些不得人心的黨的領導人，他們通過選票發出警告，也對某項法律草桉提出異議。如此看來，人大可以變為公民更多參與的合適地點，但道路還很漫長。

最近以來，繼續進行政治改革一事似乎已遙不可及。看來原因是兩年半后將進行的權力交替，它現在就已經使政治停步不前。現在沒有人敢提出自由的想法。與這種幕后不透明的權力移動相比，公開競選才更為有效。也就是說，所謂代表人民的人大代表們應該回答人民的問題。"

為何公眾不得不通過網絡參政？

這個問題提得好，公眾的參政權為什么要依賴網絡得以實現？網絡參政是否起于網絡止于網絡？公眾的參政熱情什么時候才能脫離虛擬世界？當人們為中國互聯網的政治功能嘖嘖稱嘆時，也要看到被動無奈的另一面。

為何公眾不得不通過網絡參政？

2010年03月16日 中國青年報

兩會落幕。盤點今年兩會時，網絡這個重要元素不可忽略。代表委員們通過網絡搜集社情民意，利用電子郵件、博客、微博等渠道加強與民眾的互動；民眾通過網絡表達自己對兩會的看法，關注著代表委員們參政議政的能力。說網絡激活了兩會的公民議政，這一點都不夸張。微博的興起更加豐富了網絡參政議政的模式，亦莊亦諧的熱議背后，體現著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

對于中國網民參政議政的熱情，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此都持肯定和鼓勵態度。有意思的是，兩會期間，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在新浪微博里對此表達了更為“開放”的看法，他說，“中國的網民現在參政的意識比較高，這可能是中國網民和外國網民很大的一個不同。在西方，比如在美國、歐洲，互聯網主要用于電子商務等商業領域；在中國，互聯網則主要成為一個公民參與政治、表達意見的公共平臺，也是一個娛樂的平臺。這兩點是中國互聯網區別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互聯網的主要不同。”

從中國網民的參政熱情看到中國互聯網區別于世界其他國家互聯網發展的不同之處，這樣的視角確實獨特。伍皓在微博里所言的這種不同，既沒有否認中國網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也沒有表示向商業領域發展就是互聯網唯一的發展路徑。互聯網的商業功效和政治功能并不排斥，只不過在中國，互聯網能夠成為公民參與政治表達意見的公共平臺，它的“政治功能”顯得更搶眼一些。

中國互聯網中搶眼的“政治功能”總被我們嘖嘖稱道。民眾借助互聯網問政，這正是我國民主形式日益豐富、民主政治不斷發展的新表現。但還必須看到，這只是問題的A面。民眾網絡參政熱情高漲，這除了與互聯網本身自由、便捷的特性相關之外，現實中的若干因素是否也在“逼迫”著民眾不得不通過網絡才能實現參政的權利？

或者可以說，中國民眾網絡問政的向好局面中，互聯網的開放、自由、隱蔽等等特質，“誘使”著民眾主動珍惜這一平臺，但在民眾網絡問政的主動性之外，現實中參與政治渠道的局促與不足，也迫使著他們不得不走向網絡。比如，在現實中一些民間的聲音無法得到政府部門的重視與反饋，他們只能通過網絡途徑來反映或者發泄；在現實中他們的舉報信沉入大海杳無音信，只能通過網絡見光；在現實中實名舉報擔心遭到報復傷害，所以只能通過網絡匿名檢舉。事實上，不是所有的中國網民都把參政議政作為互聯網首要的功能，當現實中無法實現這些權利時，他們才不得不另辟這塊虛擬的權利疆土。這些問題的B面，在我們歡呼“互聯網已成為中國公民有序參與政治的重要平臺和渠道”時，是否也得到足夠的重視呢？

無論民眾網絡問政的熱情多么激烈，所有的政治活動都還必須通過現實落地。所以，在看到網絡問政的進步之時，現實中公民問政渠道的不足更需要得到重視。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特別是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民眾這些權利的實現，不僅僅能在網絡上實現，更需要在現實中發力。唯此，政治才可能與每一位公民真正零距離互動。

“流行詞”背后的中國社會生態

   來源：僑報   

中國每年會有很多流行詞產生，比如“打醬油”、“躲貓貓”、“被就業”、“房奴”、“周至尊”都曾經火爆一時。今年也不例外，隨著全國“兩會”的落幕，諸如 “尊嚴”、“分蛋糕”、“公平”等迅速流傳開來。盡管人們的解讀方式五花八門，但從其在傳媒上出現的頻率看，稱之為年度流行詞并不過分，尤其是在一個分到 “蛋糕”越多越有“尊嚴”的社會形態中，幾乎無人不關心這個問題。

應該承認，很多詞語之所以成為“流行詞”，首先是其內涵具有廣泛的認同感，放下帶有戲謔成分的“俯臥撐”之類不說，當“尊嚴”、“公平”等詞流行的時候，更讓人覺得意味深長。這是不是標志著尊嚴和公平的缺失姑且不論，其背后潛藏的社會心理可見一斑。當然，形而上的詞匯不同于“房奴”那么直白——越是強調尊嚴的時候，大多數人可能活得越沒有尊嚴。

很多人曾片面認為，中國“流行詞”能批量產生是因為互聯網的迅速普及，這種“網絡語言”與現實生活并不在一個層面，無需過分在意。事實上，互聯網不過是加速了流行詞的傳導，其流行主因卻是每個詞都帶有特定的社會內涵。就像“分蛋糕”這個詞，人們的關注點自然是由誰來切，切蛋糕的人拿大塊還是小塊，就是希望明白當中國經濟“蛋糕”越做越大的時候，為什么民眾分到的份額越來越小。

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正是中國幾十年來社會利益分配不公，造成了正義與道德的缺失和貧富差距的巨大懸殊。在很長一個時期，中國許多社會精英陷進了一個理論誤區，認為社會財富的“蛋糕”做得越大，每個人平均得到的份額越多。但經過幾十年實踐檢驗，他們的愿望不僅沒有得以實現，反而使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首當其沖的原因是公權利益化，幾乎所有地方和行業都把經濟效益當作最大的政績，為升官發財不擇手段。更需要一說的是，某些人根本不愿放棄既得利益，公權無異于他們搶奪“蛋糕”的工具，致使中國的改革步履維艱。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流行詞”顯然屬于民意聚訟范疇，其中蘊含著多少人對公平與正義的呼喚和對腐敗與弊制的不滿，只要看看每個詞背后的故事就心知肚明。

“打醬油”之類有“坐看云起”的意味，透露出幾分無奈和無助，這無疑是種可悲的臣民思維，與現代化社會應有的公民意識背道而馳。也許正是有太多的人“打醬油”，才產生更多的“周至尊”和“房奴”，才有更多的“躲貓貓”、“被就業”等事件。

公民意識的缺位注定了尊嚴的缺失，即使利益的“蛋糕”做得再大，也難以得到公平、公正分配。這是當代中國人最應該清醒認識到的社會問題，只要一天不能改變這一社會生態，政體改革就不可能邁出實質性的一步。

事實上，破解中國改革難題并不需要多么復雜的公式，關鍵是那些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將民眾的利益等同于國家利益。換句話說，如果作為國家主體的民眾缺少尊嚴感，所謂的“大國”、“強國”就是無稽之談。

歷史昭示出一個至純至真的道理：社會利益分配向來是個嚴肅的政治命題，任何政體若不能維護其公平，政權就會失去合法性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每年的“流行詞”都很值得玩味，若提至監督和建言的高度，最大益處是可以從中提煉出社會生態的本真元素。

《莊子•齊物論》說：“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意即只有合乎大道之言論才能廣泛流傳。盡管中國今天的許多“流行詞”未必在“大言”之列，但無疑也是民意的釋放。這種民意摧垮過“周至尊”和“周老虎”，也就有可能構成一股強大的監督力量，進而促使中國的改革步伐穩健邁進。令人困擾的是，千夫所指處究竟有多少既得利益者甘愿無疾而終，恰恰是當今中國需要公正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作者系大陸時評人）

日本經濟泡沫破裂20年祭：千萬億瞬間消失

東方早報   

1973年4月30日，在新宿的大商場里人流熙攘。這時的日本國民人人都覺得口袋有錢，信心十足。

 
2001年 3月23日，東京街頭，在幫助失業者尋找臨時工作的機構門外擠滿了求職的人。

　　“如今回過頭來看，在那種危機時刻，為了讓市場能夠安心和理解，毫不猶豫地果斷實施一些政策是必要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總是小打小鬧，推出一些不痛不癢的政策，結果沒有能夠阻止事態的惡化。”

　　——日本首任財務副大臣村上誠一郎

56歲的木村如今供職于旅日媒體人徐靜波的報社中，拿560萬日元的年薪，租房住，不過每月還要還6萬日元的房貸。

　　這位沒有自己的房子卻還要每月還房貸的中年人，在20多年前供職于另一家大報社，當時的年薪有1000萬日元，并且在1987年買下了位于東京市中心的售價9000萬日元的三居室公寓。

　　木村并不傻，他算了一筆賬：房價是9年的收入，完全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這套公寓3年前（1984年）還只賣6000萬，3年漲了三成。而在日本經濟一片大好的形勢下，房價當然還會漲的。

　　木村當然沒有預料到——即便是當時很多的經濟學家可能都沒有預料到——這種盛世景象僅僅在3年后就一去不復返了。而木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工資一路下跌直到被裁員，無法償還貸款于是公寓被銀行沒收。“木村后來跑到我這里工作。他把公寓還給銀行時，還欠5000多萬。這5000多萬他直到現在還在還。上次問他現在那房子能賣多少錢，他說，‘2500萬左右。’”徐靜波稱。

　　這是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一個縮影。

　　而除了千千萬萬的木村，另一個受打擊最大的則是日本的銀行業。由于地價、股市的暴跌，以土地和股票作為融資擔保令銀行出現大面積壞賬。一名住友銀行前支店店長告訴記者，泡沫破滅以后，住友銀行的不良債權達到1萬億日元。“后來，即使一年能夠掙2000億，但這2000億則不得不拿來處理不良債權，這種情況持續了很久。”

　　從1989年開始，日本銀行開始緊急提高利率。緊接著，大藏省又頒布遏制相關產業融資的法令。這一系列組合拳令所有的銀行和企業都措手不及，而消費者的恐慌也由此開始，市場信心一瀉千里。1989年底，日經指數在達到史上最高點38915點后開始急轉直下。而不動產價格也在1990年3月達到最高點后開始走下坡路。

　　這一切僅僅是開始。在這之后的若干年里，無數的房地產公司、建設公司、金融機構相繼倒閉，銀行的不良債權勐增，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完全崩潰，日本經濟狀況陷入空前惡化。

　　日本首任財務副大臣村上誠一郎在回顧這一過程時向記者表示：“當泡沫吹大以后，應該一點點擠掉。就像一個吹大的氣球，你一下子用針去戳它的話，它必然會爆掉。”

　　出手時機總是錯的

　　1990年3月，時任大藏省銀行局局長土田正顯向日本央行下達了名為《關于遏制土地相關融資》的指令，要求日本銀行立即收緊金融政策，并通過監督商業銀行來限制不動產業的融資。

　　原《朝日新聞》編輯委員會委員山田厚史當時正擔任《朝日新聞》金融記者，山田告訴記者，當時下達的這條指令禁止商業銀行向不動產公司、非銀行金融機構、建設公司提供更多的貸款；同時，禁止銀行本年度的貸款額超過去年。而在這前后，日本銀行都相繼提高了利率。

　　突然收緊的金融政策導致房地產開發融資困難。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叫做“住宅金融專門會社”的機構，日本人把它簡稱為“住專”。政府禁止銀行向房地產開發商貸款，而從日本農林協會貸款的“住專”不受影響。于是，大家便一窩蜂地涌向“住專”。而后來的事實證明，“住專”并不是什么“靈丹妙藥”，而是 “毒藥”。當市場信心失去后，從“住專”貸出去的款項注定有去無回。正因為如此，有大量壞賬的“住專”成為日本政府首先不得不動用公共財政救濟的對象。

　　由于中央緊縮的財政政策以及市場信心崩潰，日經指數在距離峰值僅僅9個月之后的1990年10月1日，已經跌到只剩20000點，縮水了一半。

　　“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不可思議。政策該出手時不出手，該緩進時卻冒進，每個決策的時機都是錯誤的。”村上誠一郎說。他指的是當初泡沫膨脹初期的時候便應該提高利率，而在泡沫已經吹大的時候則應該慢慢擠掉，甚至在這一過程當中應當適時降低利率。

　　一步錯，步步錯。錯過了在泡沫產生初期靠提高利率控制膨脹的機會，最終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89年“粗暴地戳破”這個泡沫。

　　“因為這時候泡沫加速的壓力已經空前巨大。所以，采取緩和的緊縮政策是起不了作用的。” 日本銀行原北京事務所所長瀨口清之說，“貨幣政策的時機和強度與經濟變化的速度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得看清市場情況、或者參加市場的人的感情才能夠判斷。這不是能夠計算出來的，這是藝術。這是和市場的對話，或者說是和國民的心情的對話。”

　　泡沫破滅與其說是一種經濟現象，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現象。“雖然現在都說泡沫破滅是從1990年開始，但是這是回過頭看才知道的。而在當時，根本就不知道泡沫已經開始崩潰。當時我正好去了倫敦，1991年回來的。我只是簡單地感覺整個大環境變了，但并沒有意識到那是因為泡沫破滅了。”山田說。

　　1000萬億日元瞬間消失

　　村上誠一郎告訴記者，粗略估計，日本在泡沫經濟頂峰到國外購買房地產，又在崩盤后低價拋出導致的損失有兩三百萬億日元。而在日本國內，光土地的價值就消失了800萬億日元。

　　“現在國民的總資產是1450萬億日元，但在股價最高的時候，總資產有2400萬億左右。也就是說，泡沫破滅后，1000萬億瞬間消失了。而這些，都只有靠財政來彌補，因此日本財政出現了大量赤字。”村上說。

　　日本銀行也被迫開始大規模的兼并。“如今走在東京的街道上，會看到許多名字復雜的銀行。比如東京三菱UFJ銀行，便是由東京銀行、UFJ銀行和三菱銀行合并的。三井住友銀行則是由三井銀行和住友銀行合并。而瑞穗銀行是由原來的富士銀行、大和銀行和櫻花銀行合并。它們這才成為日本現在的三大銀行。”徐靜波說。而更多的銀行則沒能擺脫破產的命運。

　　多年以后，研究日本泡沫問題最知名的權威學者野口悠紀雄教授這樣概括這段歷史：“日本最大的教訓，就是不要陷入曾經有過的那種拒絕相信的狀態。泡沫期間，人們不相信價格會下跌。歷史已多次證明，這是錯誤的。”

　　從宮澤到小泉：日本為壞賬埋單之路

　　“宮澤喜一是一個天才。無論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人，還是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都承認他是一個杰出的人才，是精通財政和金融的職業選手。然而作為政治家，他明顯缺乏足夠的手腕和力量。這是1990年代初的一個悲劇。”一名專跑金融的日本記者這樣描述日本經濟崩塌伊始的時任日本首相。

　　宮澤喜一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更是日本經濟的。

　　泡沫破滅所產生的大量銀行壞賬對日本金融系統造成了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擊。1991年起擔任日本經濟企劃廳長官的野田毅告訴記者，當時的宮澤政府完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野田提出的通過公共財政解決銀行不良債權的提議也獲得宮澤的支持，但在民意決定一切的日本政治中，計劃受阻。

　　直到1997年之后，隨著經濟形勢的全面惡化，終于在現實面前轉變了思想的日本社會才開始允許政府將野田提議付諸實施。然而已是事倍功半。

　　“直到本世紀初，日本銀行壞賬問題依然嚴重阻礙著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原支店營業課長宮本孝對東方早報說。

　　遲到的國家救助

　　動用公共財政拯救商業金融機構在1990年代初的日本沒有先例。從日本經團聯到經濟學家，都異口同聲地反對以納稅人的巨額負擔為代價對銀行實施國有化管理，謂之為“艦隊保護主義”(政府過度保護企業)政策的延續。在聲勢浩大的輿論面前，宮澤政府最終沒能實行處理不良債權的根本之策。

　　數年之后，面對出現大量不良債權的住宅金融專門機構，日本政府終于實施了第一次國家財政救濟——6800多億日元。然而該舉動受到輿論勐批，政府進一步救濟商業銀行的計劃再次擱淺。

　　1997年，亞洲金融和貨幣危機全面爆發。這時候，日本人才真正理解不良債權的深刻危險性。1998年，政府終于向21家銀行注資2萬億日元。

　　然而，按照日本銀行原北京事務所所長瀨口清之的話說，“由于這一處理來的太遲，需要投入的資金和精力和1990年代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重創日本，饜足美歐

　　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就任日本新一任首相。“當時小泉政權宣布，到2004年財年為止，集中處理不良債權。所謂集中處理，就是在兩年時間內，必須把不良債權減半！”宮本孝說。

　　于是，以歐美基金為背景的債權回收公司出現了。

　　“到2000年以后，銀行的債權基本上已經沒有收回的可能，而債權回收公司看中的就是這一點。”宮本說，“于是他們跑來用匪夷所思的價格購買這些債權。一個億的債權100萬日元就買下來。到后來，銀行甚至把債權捆綁銷售。不值錢的債權直接標價1日元。”

　　債權回收公司在之后就開始攬金過程。“他們跑到貸款人那里表示，只要500萬，你那一個億的貸款就一筆勾銷了。老百姓也不懂什么政策，只想，原來一個億到死都還不了，現在只要還500萬，于是就傾盡積蓄或者從親戚那里借。”債權公司便通過賺取差價。

　　“這是不是很奇怪？為什么銀行不直接把債權以500萬的價格賣給貸款人呢？一點沒有經濟常識的人也會覺得奇怪。”宮本接著說道，“但沒有辦法，日本法律行不通，債權只能出售給第三方。”大量的外資基金便是在這時候一下子涌進日本的。“正因為如此，竹中平藏到今天仍然背負著罵名。”宮本說。

　　日本原經濟企劃廳長官野田毅：

　　“日本沒法學中國動用 國家財政力量挽救經濟”

　　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第二年，野田毅就任經濟企劃廳長官，他極力提議用國家財政的力量來處理不良債權，然而卻并不能被國民所理解。直到多年之后，這一提議才最終得以執行。

　　但一切為時已晚，日本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錢和精力去處理不良債權。如今擔任眾議院議員、日中協會會長的野田毅至今依然耿耿于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多次強調，在經濟運行中，僅通過民間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得動用國家財政的力量。

　　東方早報：1991年您為了挽救日本經濟，制定和實施了哪些政策？

　　野田毅：真的很巧，我正好是在那時候就任經濟企劃廳廳長，當時日本泡沫經濟已經開始破滅。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并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功。

　　我那時最堅持的一個提桉便是，運用公共資金，運用稅金，即國家財政來處理銀行大量的不良債權。然而，雖然我竭力推薦這一政策，但是由于我并不是最終決策者，這一政策沒能實行。那時，日本民眾對于運用自己的稅金來拯救私有商業銀行還不能夠認同，而作為民主國家，日本的每一個決定都必須以民意為基礎。

　　東方早報：但幾年后，這一提議最終還是施行了。

　　野田毅：但已經遲了，那時泡沫的破滅已經給日本經濟帶來了極大損害。

　　如果政府能夠在泡沫破滅初期就采取這種方法，可能只需要相對更少的錢和精力去處理問題。然而，錯過最佳時機的拯救，雖然花了好幾倍的資金和精力，卻還沒有換來好的處理結果。這也是日本到今天都沒有恢復元氣的原因之一吧。

　　東方早報：如今再反思，有什么教訓？

　　野田毅：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經濟政策的執行，僅通過民間力量是不行的，必須動用國家財政的力量。在某一個陷入困境的領域，投入公共資金進行拯救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次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動用大量財政資金來進行經濟刺激計劃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及思考。

　　回顧當時日本政府遇到的來自民眾的阻力，說到底，這是一個有關政治制度的問題。我個人的觀點是，從這一經歷來看，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其優越性，中央具有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有時候可以擺脫一時的干擾，而去做宏觀上、長期來看正確的事情。這方面美國也做不到，“資本主義萬能說”在這種場合變得沒有說服力。

　　從金融世界也可以透視政治制度。我個人認為，政治制度沒有絕對的標準，應當適合自己的國情。中國共產黨曾經很認真地研究了日本的政治體制，希望能夠實現像自民黨一樣既有民主又能實現長期的執政。但是，最終還是得選擇一條自己的道路，在不斷變化的形勢面前進行及時的調整。適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溯源

　　日本20年復蘇之困：政治拖了經濟的后腿？

　　為什么泡沫經濟破滅20年之后，日本卻沒能成功復蘇？日本央行原北京事務所所長、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主干瀨口清之和旅日華人學者徐靜波不約而同把矛頭指向了日本的政治體制和政客。

　　“日本政治家變革乏力”

　　瀨口清之

　　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主干

　　日本遲遲不能復蘇，最大的問題在于政府。日本政府的效率太低。

　　從明治維新到二戰，日本發展比較快。那時候日本底子薄，政治家拼命考慮怎么改變自己的國家，所以制度變，經濟變，很多方面都在變化。但是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政治家變懶了，不能夠順勢而為。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從1980年到去年的預算為止，差不多30年來，日本預算對農林水產省、文部科學省、防衛省、外務省等各個省的分配率從來沒變過。對于很多不合理的制度，政府也無作為。比如交通和醫療。現在日本地方醫院的經營非常不好，多半醫院面臨倒閉，因為沒有職業的經營者，管理醫院的都是醫生，經營得亂七八糟，而政府又不允許企業家管理醫院。農業也一樣。日本政府不許一般企業經營農業。1970年代前，這個問題不算太大，因為很多農民來到城市，在公司工作。但到1980年，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結束了，開始國際化、市場化了，這時候應該允許企業來經營農業了。

　　再比如，官員一直控制、指導企業，現在這個制度已經不合適了，因為只有依靠市場的力量才能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豐田公司的危機，他們自己會解決，沒必要干預。但是日本政府就是不明白這點，這對產業的發展非常不好。要是企業能夠自由參與這個市場的話，日本的農業水平早提高了，醫療水平也早提高了。中國都開始農業的企業化了，中國的制度已經比日本先進了。日本真應該覺得不好意思。當然，政府也有需要干預的地方。但政府應該干預的地方只有三處：一個是貨幣，一個是安全保障，一個是外交。

　　當然，這些只是表象，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日本政府失去了目標，同時也失去了模本。

　　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都在追趕先進國家，這是日本最重要的國家目標。二戰結束后，“強兵”的目標沒有了，但是“富國”仍是日本不變的目標。到 1980年代前半期，經過120年左右的時間，日本差不多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日本進入G7集團、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都證明日本是一個先進國家、經濟大國。以前日本的國家目標有模本，企業學習經營的時候看美歐，政府學習國家治理的時候也看美歐。但是追上了以后，突然沒有榜樣了。

　　這時日本應當學會“自主創新”——中國也用這個詞，主要是對企業——但是現在日本政府需要這樣的說法。

　　自主創新需要政治家的變化，因為官員聽從政治家的指揮，并加以執行。在中國，鄧小平開始了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胡錦濤重視“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這些變化值得日本深思，因為大的方針的適時改變是政治家的責任。

　　“日本政治力太軟”

　　徐靜波

　　旅日媒體人

　　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為什么不能迅速復蘇？最大問題在于日本政治溷亂。

　　美國在泡沫經濟崩潰以后五年就開始復蘇，因為它實行的是總統制。總統有很大的權限。日本呢？鳩山躺在床上說，明天我在這里修一條道路，沒用。因為他這個方桉得拿去給執政黨討論，執政黨討論后還得拿到國會去討論。國會會問，你為什么要修這么個道路，你得給我講清楚。這個理由得講得通，還得告訴國民，讓國民也覺得有道理，這個路才能修。

　　日本是國會內閣制，也就是說內閣總理大臣（首相）只有提桉權，沒有決定權，最后提桉要國會通過，所以日本為什么講究在國會占多數議席還是少數議席，因為只有多數才能夠保證執政黨的任何決議都能夠獲得通過。

　　泡沫經濟崩潰以后，日本的政界也隨之崩潰。1992年，東京佐川急便事件導致金丸信議員辭職，小澤一郎帶著一幫人從自民黨離開，成立新生黨，舉起了政界整編的大旗。細川政權誕生宣布日本55年體制崩潰，此后細川首相又閃電辭職，羽田孜政權也沒擺脫短命的命運，在此之后，日本換首相跟走馬燈一樣。所以這20年當中日本政局一直處于動蕩之中。政局一動蕩，老百姓心就散了。政府也無法來實行一整套的經濟復蘇計劃來指導日本企業、日本經濟。

　　小泉純一郎在任五年半屬于戰后比較長的，他也實行了一些改革，但是為什么一些改革改不下去？因為日本每一個政治家在國內都有自己的地盤和切身利益，所以改革就會遇到很大阻力。而且日本議員是民選的，一個日本地方的市長敢于和首相吵架，而首相沒有權利把他免掉。

　　這與中國形成了明顯對比。我去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書叫《株式會社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執政黨為什么能夠通過30年改革開放取得很大成就，這是日本必須反思的。這是中國的優勢，日本沒有這個優勢。所以，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以后，國家不能快速復蘇，就是因為它的政治太“軟”。

幫腔背后 各有盤算

明報

在中美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口水戰升溫之際，國際間的旁觀者也各自「幫拖」，涇渭分明，中美兩國的匯率大戰背后各有盤算，而幫腔者立場亦各有背景，應了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的一句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UNCTAD幫發展中國家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由發展中國家倡議于1964年成立的，有強烈的發展中國家背景，現任秘書長是泰國人素帕猜，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任副總理兼商務部長，對國際貨幣大鱷有深刻認識，力挺中國并不意外。

世銀力撐大股東美國

而世界銀行（World Bank）態度迥異，一直被批評為美國施行有利于自己的經濟政策的執行者，歷任行長都由美國人擔任，美國亦是最大的股東，替美國說話也屬正常。

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2008年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是典型的自由派經濟學家，也是典型的新凱恩斯主義者，成了這輪逼人民幣升值攻勢的主要旗手；1997年獲獎的美國經濟學家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卻是旗下管理覑30億美元的資金的一間對畄基金公司PGAM主席，他認為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時理當考慮中國切身利益，中國「不應為金融危機埋單」。兩人的觀點大異其趣也不足為奇。

間接獲利 歐盟挺華

倒是一直與美國一道堅持逼人民幣升值的歐盟，今次也刻意與美國佬拉開距離，正在訪京的英國外相文禮彬聲稱支持自由貿易，認為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不應向中方施壓。歐盟執委會卸任主席普羅迪更說，向中國施壓要求讓人民幣升值，只會適得其反且注定失敗。

歐盟的取態相信與近期人民幣盯住美元，歐元兌美元大幅貶值，間接令人民幣兌歐元也有不小的升幅有關，這時候還來逼人民幣升值好像不太講得出口。

孫嘉業

龍吟大地：美國對華發動匯率之戰
 
本文重點

    * 不負責任 以怨報德
    * 只講人非 不思己過

中美關係山雨欲來風滿樓。近日，美國逾百名國會議員又開始打中國主意，聯署給美國財政部，要求奧巴馬政府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一旦接納，美國就將據此對中國實施嚴厲的貿易制裁，屆時很可能引發大規模貿易戰，波及全球。可以說，這一場雨來勢頗兇，對中美關係必定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財政部這一手是老調重彈。每年，它都要評判世界各國的匯率，并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五次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久而久之，這項本來屬于美國個別部門內部判斷的資料，卻變了美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關鍵時候要砍就砍，恐嚇威懾效應極大，成為美國在財政經濟方面逼他國就范的利器，就像全球人權報告、全球軍力報告一樣，此類軟性的調研報告反而成為一項制度性的生殺工具，它背后所體現的，正是美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權心態。
不負責任 以怨報德

每個國家都害怕全球貿易戰，美國作為全球第一經濟體，其實更曾深受其害。然而，在金融海嘯到來時，美國表現出的卻是自私的兩面性。一方面，任由美元對歐元、日圓貶值而放任不管；另一方面，又在叫囂人民幣升值。炒作人民幣相關問題，美國其實別有用心，暗中將金融海嘯的罪責加于中國頭上。同時，人民幣一旦升值，美元匯率必然下降，美國的債務也就相對縮水，這樣一來，美國的還債危機將大大減輕，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大大縮水。再者，人民幣升值令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打開突破口，也是進一步控制中國市場的前奏。利益所在，美國各方均對炒作人民幣升值興趣十足，不僅財政部不時翻炒，國會議員也橫插一腳。

細究金融海嘯與中美貿易逆差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國過度消費和提前消費的不良習慣，而不在于人民幣升不升值的問題。美國本應深究己過，卻縱論人非，完全沒有超級大國應有的責任心。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中國沒有在金融海嘯最危險時拋售美債，而美國在經濟稍為喘息之際就以怨報德，求共損而不求互利，談何「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有何資格褒貶中國？
只講人非 不思己過

如果說升不升值尚屬經濟問題的話，炒作人民幣升值則完全是政治操作。中美關係今年年初走入低谷，主因在于美國售臺武器和會見達賴。美國不思解鈴，卻希圖用其他領域的問題吹皺一池春水，溷淆視聽。當前，核安全峰會在即，這既是一場全球外交峰會，又是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績展示會。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不排除美國有借匯率炒作、暗中要脅中國元首出席峰會并友好表態的意圖。

無論如何，美國這種只講人非、不思己過的方式，無法令中美關係回暖，更無益于美國的全球形象。
馮海聞

虎視寰球：韓國造史由漢變韓
 
本文重點

    * 大肆造史 中國不悅
    * 不知分寸 兩無益處

南韓的大國夢足以影響地區和諧，對中韓及日韓關係均存負面因素，尤以中韓關係為甚。

南韓要搞大國自立和重新建立大國形象，須做好基礎工夫，所以便大搞民族造史運動。名為造史，自然不脫其為政治目的服務之人工修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韓國的民族歷史又和中國漢族的歷史分不開，現時首爾許多地名仍然沿用漢語，思想上承襲儒家思想，崇尚忠孝節義；習俗方面，中秋節仍然是韓國最重要的節日。南韓要自立，自然要和中國漢文化劃清界線，就算不能一刀兩斷，也要為大韓文化獨立發展理順一段較長的歷史。
大肆造史 中國不悅

南韓民間學者和專家不斷推出一些驚世駭俗的所謂歷史研究成果，一些更離譜到把以前朝鮮半島建立的百濟和新羅古國的統治范圍劃進中國既有版圖，且不是小范圍的模煳，而是把這兩個古國的版圖劃至華北、西藏和包括上海、江蘇、浙江一帶的長江以南流域；到中國宋代時期，高麗更被形容為東亞版圖最大的國家。同時，有大量所謂民間民俗學者，把許多神話和史實溷為一談。總之，就是要把韓國承襲中國漢文化說成漢韓互動，把以前古高麗國的規模放大好多好多倍。

這些造史運動目前仍未達到巔峰，因為還未得到政府正式支持，但在民間已經引起超越史實討論的影響。中國和韓國的陸地邊界基本上是確定的，但在近年造史運動的影響下，開始有民間對中國延邊地區「間島」提出領土要求，把因為在歷史上有大批朝鮮族人越邊墾土的地區視為韓國領土，而且不斷有國會議員提交爭奪間島的議桉。

這些造史運動一味想把韓國文化塑造為世界上最優秀古老的文明之一，更有一種說法，是韓國祖先在公元前八千年從帕米爾高原遷到朝鮮半島，進程之中催醒了滿洲的紅山文明，哺育了中國的黃河文明；韓人公元前七千年東渡日本，創造了日本文明。這些歷史觀不但要讓韓國文化和中國華夏文化平起平坐，甚至有了主客之分，這樣造法已經不只是造朝鮮民族的史，也在造中國的史，一搞大，中國當然不高興。
不知分寸 兩無益處

中國和南韓兩國有著非常巨大的共同利益，合作空間非常廣闊。有著這共同利益為目標，短期內不會出現大問題，但如果南韓的民族主義上升得太厲害，造史運動又不知分寸，愈造愈離譜，那民間的敵視行動將會升級，不是完全可以由政府控制。南韓民間因為文化甚至領土上的沖突而出現反中情緒，中國也必定掀起厭韓之風。南韓不斷把歷史文化中的漢改成韓，改完漢城，又把漢江改為韓江、漢醫改為韓醫，無事生非，沒有多少正面功用，卻助長了反中聲勢，于韓于漢，兩無益處。
張志剛

亂世達觀：金牌精英被消費

萬人迷碧咸在意甲賽事受傷，左腳跟腱撕裂，幸手術成功，但無緣代表英格蘭出戰南非世界盃決賽周，球迷大感失望。

幾乎同一時間，中國欄王劉翔同樣讓神州體育迷大跌眼鏡，在多哈田徑室內世錦賽六十米欄中僅獲第七，幾乎包尾，像陪跑多過奪標。霸氣不再，底氣不足，后勁不繼，劉翔這個中國田徑界希望，可能會以噩夢收場。

據稱，內地體育當局這次冬訓組建了歷來最龐大的跨欄國家隊，如今接班人未出現，劉翔卻無以為繼，跨欄項目要在倫敦奧運繼續輝煌，希望愈來愈淼茫。中國田協將寶押在劉翔一人身上的豪賭，揭盅愈來愈近，贏面卻愈來愈低。

自從在北京奧運最關鍵一刻退出比賽后，劉翔可謂每況愈下，幾乎每場賽事都是一場與國人期待的博弈，總是在設法降低國人預期。○四年雅典奪金后裹著國旗滿場飛那個充滿自信的劉翔，因為壓力過大早已疲態盡露。很難想像，當年「誰說黃種人不可以拿冠軍」的豪言壯語是出自他的口。

到處亮相，出席活動，擔任形象大使，臨飛多哈前，還要坐在人民大會堂「參政議政」，劉翔已被過度「消費」，再創輝煌，只能祈求奇跡出現。

舉國體制下培養出來的金牌精英，奪標之日便是「還債期」的開始，「演出」成了正職，訓練和比賽反而成了副業。為國爭光夢想成真，接下來可能是「為國捐軀」的殘酷結局。這樣的犧牲品，劉翔非頭一個，若體制不改，也絕不可能是最后一個。
謝文達

笑罵由我：能源充足是命根
 
中國永不稱霸，但中國要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尤其是長遠發展的需要。對中國來說，未來最重要的無異于能源。中國十三億人口，雖然幅員廣闊，但以人均來說，資源并不豐富。去年汽車銷量一千多萬輛，已經有油站排長龍的現象，將來發展成汽車大國，對石油的需求更加殷切。

資源豐富的是加拿大那種人口少礦藏多的國家，中國尚屬發展中國家，將來如有甚么隱憂，便是隨著發展步伐加快而導致的資源短缺。

近年來，政府通過國企在外國收購石油礦產公司和港口，便是這種戰略部署的運用。中國不能用武力去掠奪別人的資源，那不但失去正義的立場，而且成本太高，但中國今日有錢了，用錢去收購別國的石油礦產公司，那就是商業行為，只要符合各國的法規就可以了。雖然人家也不傻，但對一些非洲南美的窮國，這一招還是行得通的。

加拿大是資源豐富的國家，但他們并不努力去開採國土內的資源，反倒投資別國的礦產，便是同樣道理。日本也是資源短缺的國家，據說日本人買中國的煤炭，倒進海里堆積儲存，日后需要時挖出來用就是了，這也是很聰明的一招。

可以預料，將來世界爭端的焦點會是能源。能源短缺就要受制于人，要低聲下氣，承擔各種風險，中國只有保證能源充分供應，才能有長遠發展。中國要有能稱霸的本事，但永不稱霸，那才是真本事。
黎民觀

濟世狂言：趙樸初提醒最高層

宋代大人物王安石有一次登飛來峰，置身峰頂千尋塔，居高觀日出，意氣風發地寫詩一首：「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認為此詩大謬不然，一九八九年寫詩反駁：「快然自足飛機上，珠穆崑崙腳底行，但畏密云遮望眼，應知身在最高層。」并自注云：王安石詩「實不然。余多次乘飛機，高空中但見云海無邊，不見下界。居高層之所應畏者，正是『云遮望眼』耳。」

趙詩寓意很明白：愈是高層，云層愈濃，云海茫茫，遮斷望眼。高層人物即使到下面去「探望」群眾，也難免被包圍在五里霧中，不一定能看清事物的真面貌。以香港論，北大人來了，你我頂多只能遙望，不能與之交談的。能近距離相見者都經當局精心挑選，都是生活美滿、會唱頌歌人士，不會有牢騷。所以我說過：中央根本不了解香港，不知籠屋是甚么東西，只見廣廈千萬間，逢年過節煙花璀璨，美不勝收。

據說，香港有四十萬個百萬富翁，若你只有一百萬元存款，你是富翁么？現實是連豪宅廁所都買不起，只能哀嘆「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這四十萬人中至少半數仍屬窮苦階級，北大人知道嗎？

香港事事不像樣，唐英年翹起二郎腿和若干青年座談，就叫「高峰會」；云遮霧繞，連「高峰」一詞都不會用，還有救乎？我也想舉行「中國文學高峰會」，但細細想來，自己都沒有高峰的樣子，只好作罷，否則徒惹天下笑。
劉濟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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