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平社會批判所（歡迎轉載，轉載請注明作者）

寫在前面：重復的中國歷史

從來沒有人能準確預知未來的世界。但我們可以從已知的過去的世界窺知未來的發展。但遺憾的是，我們往往只是記住了以往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名稱，卻未能吸取教訓。因此，幾千年以來，中國的歷史，不過是一家一姓之更替興衰，于人類文明無半點之進步。或有進步者，一姓變更為幾姓，原來為一家的天下，現進化為幾家的天下，權當作進步罷。暫按不表。

2009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確與最大的錯誤

2008年，總結過去改革開放30年的成功與失敗，在少數人先富起來之后，正當中央政府開始準備調整政策，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之際，發端于美國而席轉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了。由于30年改革積累起來的貧富分化和國富民窮的社會問題，必需循序漸進溫和地解決，但面對30年跛腳改革（只改革經濟領域而不改革政治領域）的沉疴，解決的重要前提是必需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因此，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政府的很多政策調整都胎死腹中（或有全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出臺的政策（例如對房地產政策的調整），也紛紛掉頭，保經濟增長成為2009年的頭等大事。事實上，所謂保經濟增長，上面說就是保社會穩定，說白了就是保政權，保執政地位。因為，如果一旦經濟突然下行，在貧富差距如此之大，社會各階導利益博弈如此激烈的社會背景下，沒有人可以預料和控制接下來的情況。

2009已經過去。今天，為期三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在宏觀層面上，仍然了無新意，但較之2009年，在微觀操作層面上，則留下了較大的彈性空間，利于中央政府“見風駛舵”，即保經濟增長（即保政權）仍是主調，但要觀照內外部經濟運行環境。

反觀2009年保經濟增長的得失，可以說，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確在于人民幣匯率政策由一籃子貨幣政策改為與美元掛鉤，最大的錯誤則是10萬億天量信貸投資全部投入“鐵公基”和房地產。最大的正確中央肯定會堅持，但最大的錯誤，卻很難一下子更改。所以說，2010年，是更加全面考驗中央政府政治智慧的一年，也可以說是決定2012年中國是否會發生社會危機比較關鍵的一年。

事實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未爆發之前，中央正逐漸調整過去單一美元人民幣匯率政策改為一籃子貨幣政策，以加大中國政府在全球資源的控制權和自主支配權（例如石油、鐵礦資源），是一項重大長遠的國家戰略。但是生不逢時，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打亂了中央的政策部署，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趕緊掉頭，人民幣匯率重新緊盯美元。這個最大的正確，為2009年全年保8立下頭功，也為中央政府緩解2008全球金融危機對社會的沖擊立下頭功。

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本質：經濟結構調整

表面上看，人民幣匯率是一個涉外金融政策問題，而實際上，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內部經濟結構問題。所以，今天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二條即“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實質上是為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因為改革開放30年，中國政府和企業利用“中國的低人權優勢”，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國際上采取“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模式（國內采取“體制外生產，體制內消費”模式，后面談最大的錯誤天量信貸會講），積累了全球第一的超過2萬億美元的天量外匯儲備，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影響到美國的國家信用（雖然理論上說美國人可以無限量印鈔），如果今后30年還想以“低人權優勢”繼續向美國輸出產品，持續的空間已經不大。因此，從外向型經濟轉為外向型與國內消費型并重的經濟發展模式已成為在弦之箭。一方面是美國等國際的壓力，另一方面，在國富民窮的大環境下，國內民眾要求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要求與呼聲日漸強烈。在國際與國內雙重壓力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已在所難免。但經濟結構轉型也不可能說轉就轉，在國富民窮和國民財富占有比相差巨大懸殊的前提下，中國的經濟要保持持續的快速增長，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只能是“循序漸進”，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仍然需要美國的“幫助”。從某種意義上說，2萬億天量的美元外匯，一定程度上也把美國“綁架”在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上。2009年中央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采取緊盯美元政策，雖然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一年達20%，但隨著美元的貶值，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等國際其它貨幣實際上也處于貶值的行列，歐元等國際其它貨幣要求人民幣升值時，中央政府仍能頂住壓力，不為所動，并暗指美元才是人民幣無法升值的“罪魁禍首”，在全球聲討人民幣匯率問題時，而日元等貨幣干脆就放棄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指責。

30年跛腳改革的沉疴，在國際上表現為人民幣匯率問題，結癥在于“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國際模式；國內問題則表現為國富民窮，官富民窮，消費疲軟，貧富差距懸殊，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結癥在于“體制外生產，體制內消費”的國內模式。在新形式下，這兩種模式都不可持續，而且國民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改革開放要持續下去，共享必需是前提，改革才能擁有合法性和正義。

10萬億天量信貸拯救了誰：必和必拓等三大鐵礦石角力的背后

2009年初，中央政府推出刺激經濟政策的4萬億中央信貸，并且全部投向“鐵公基”，當時我就傻眼了，寫了個4萬億投資不如每人發3000塊來得快的貼子。沒想到一年下來，全年信貸總量居然達到了9.8個億的天量，與2008年相比，廣義貨幣投放量凈增30%！以至于形成了2010年的通貨膨脹預期。今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第六條“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維護社會穩定”，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通貨膨脹而言（奢望還有全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吧）。事實上，近10萬億的天量信貸，除了一部分投入“鐵公基”外，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樓市和股市，特別是有國企背景的房地產企業“地王”頻現，房地產再一次“綁架”了中國經濟。

10萬億天量信貸到底拯救了誰？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亞央行突然宣布加息25個基點，早于市場預期；11月3日，再次加息25基點；12月1日，第三次加息。在第一次加息之前，澳方就有官員表示，由于中國對澳洲鐵礦石的強勁需求，澳洲首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機困境，將率先加息。只是，公眾沒有想到的是，澳洲加息會這么早，而且加的這么猛，一個月內兩次加息，三個月內第三次再加息。從這里不難看出，中國10萬億的天量信貸，第一個拯救的不是自己，而是澳洲人。雖然中國靠10萬億的天量信貸實現了經濟保8目標，但這10萬億天量信貸的后遺證，將在隨后的幾年中出現，中國還需要為這10萬億天量信貸繼續買單，而澳洲人，卻實實在在地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這也正是必和必拓等三大鐵礦石廠商底氣十足的最根本原因：中國如果不想讓2009年這10萬億天量信貸打水漂，2010年必需繼續實施至少不低于7萬億的新增信貸，中國對鐵礦石的需求必需更加強勁。

金融的歸金融，實體的歸實體：打壓房地產保股市是必然選擇

既然10萬億的天量信貸首先拯救的是別國澳洲，如何繼續發揮這10萬億天量信貸的長期效用來拯救自己？這也是今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提出的第二條即“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除匯率原因之外的另一重大原因。但如何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會議上沒有明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反思2009年全年信貸流向，如果要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平穩快速增長，在2010年新增7至8萬億信貸的前提下，“打壓房地產保股市”將成為中央的必然選擇。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反思2009年，10萬億天量信貸除了“鐵公基”具有長效投資拉動“雞的屁”之外，房地產已經成為壓制拉動“雞的屁”的另一駕馬車即消費拉動的罪魁禍首，國內消費遲遲拉不動，房地產投機已經首當其沖。前面匯率問題已經講過，國際上，“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單一引挈因國際壓力已無法持續或加深，為緩解壓力，重點開啟“體制外生產，體制內消費”這一國內引挈還是大有潛力可挖。2009年，中國汽車行業在全世界一枝獨秀，就是中央政府開啟“體制外生產，體制內消費”這一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巨大效應。中央政府很清楚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未來三年，汽車取代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挈是必然選擇，因為汽車是易耗消費品而不是金融投資品。除了汽車之外，前段時間中央也曾吹過風，旅游將是中央拉動國內消費的另一輔助法寶。中國改革開放30年，改革成本全部由老百姓承擔，成果卻由體制內既得利益獨享，所以汽車消費成為中國拉動2010年“雞的屁”的最大消費引挈完全可能。當然，能買得起汽車的，基本上都是體制內的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壟斷企業等既得利益群體，外加一部分有私營企業主和外企高管。

所謂金融的歸金融，實體的歸實體，所以2010年，為保證即將新增的7至8萬億信貸對全年“雞的屁”拉動的效率，中央保股市打房地產是確保2010年經濟平穩增長的必然選擇。2009年，表面看，中國經濟回暖了，宏觀上看也是如此。但事實上，2009年中國經濟保八成功，很大程度上歸于投資，中國經濟的回暖，回歸到實體經濟層面，并不樂觀。所謂金融的歸金融，實體的歸實體，中國經濟要真正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最終的著力點仍在實體經濟。有人說，作為實體經濟的房地產業不是很火爆嗎？事實上，在中國目前金融政策與體制下，房地產已不再扮演單一的實體經濟角色，房地產儼然成為一種金融投資產品，中國樓市，超過一半的住房購買源于投資與投機。2009年保八成功之后，作為金融產品和實體經濟雙重身份的房地產，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2010年以泡沫漸大的房地產業，中央勢必形成打壓力之勢，因為作為金融產品和實體經濟雙重身份的房地產，已經成為制約實體經濟進一步復蘇的最大障礙，同時還要挾著整個民生問題。2010年中央政府之所以有打壓房地產行業的底氣，在于中央已經找到了可以逐步取代房地產的行業，也就是汽車制造業。所以，家電下鄉補貼政策中央政府勢必延續外，預計將同時擴大汽車以舊換新補貼面，一連串的促進消費（主要是體制內消費）和保民生（主要是體制外醫療與社會保障）的組合拳，在2010年中央政府將會依據國際經濟復蘇形式隨時出擊。

瘋狂的大蒜的本質：尋找天量信貸背后的民間資本出路

上帝要人滅亡，必先使人瘋狂。2009年末，借甲流之東風，大蒜瘋狂了。事實上，在大蒜瘋狂之前，樓市已瘋狂，股市也處于半瘋之狀態。一方面，是大量限入困境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另一方面，是10萬億的天量信貸投向“鐵公基”和國有壟斷企業以及房地產；中間夾著的，是近萬億民間游資找不到出路，于是，在樓市瘋狂，股市半瘋之后，大蒜瘋了。下一個瘋的是誰？如果不實行有效的預防，誰也將無法預料，或者，下一個瘋的是生產食用油的大豆，最后是整個物價。

2010年，中國通貨膨脹將不可避免。適度的通脹并非壞事。適度的通脹甚至對實體經濟的復蘇會帶來積極的影響。有經濟學家表明，2010年，3%—5%的通脹是對經濟發展有利的。今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后，有體制內專業鞋幫經濟學家就解讀，2010年中國通脹將在5%以內的可控范圍內。但是誰也不敢打包票，2010年中國全年通脹就不會超過5%，有經濟學家甚至預測2010年如果中央延續2009年政策，全年通脹預期將超過15%。2009年，中央廣義貨幣量投放較2008年增加30%，再加上2010年必需跟進的7至8萬億的信貸總量，雖然通脹對貨幣投放量相對滯后，但如果一旦新增貨幣總量找不到更好的投資渠道，能量釋放，通脹將無法預期和控制。2009年末，瘋狂的大蒜就是最好的例證。

最近，食用油已開始新一輪漲價。而中國75%左右的食用油企業都由外資控制。也就是說，面對2010年的通脹預期，中央政府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國內資本，還有國際資本。所以，2010年中央政府要全力防通脹（即實現全年通脹控制在5%以內），各項政策仍需亦步亦趨，仍需“見風使舵”。最近有房地產商代表解讀中央經濟政策揚言2010年樓市仍將突飛猛進的斷言，正是基于這一點。所以說，2010年，是全面考驗中央政府智慧最關鍵的一年。2010年中央政府的智慧決定了中國未來幾年的社會政治格局，要么把2009年的政策成果斷送，至使2011年繼續被國內既得利益集團和國際資本要挾，為2012年社會危機埋下定時炸彈，要么繼續擴大2009年經濟復蘇成果，為2011年輕松應對全球經濟不穩定打下良好基礎。

這也是2010年中央政府打壓房地產保股市的深刻政治原因。前面講了為什么要打壓樓市，這里講講為什么要保股市。所謂保股市，說白了就是為國內民間資本找出路，緩解通脹壓力。保股市并不是主張政府去股市圈錢，而是實行更加開放的金融政策。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領域能改的地方，基本上都改到了，已經沒有太多的潛力可挖了。今后幾十年，政治體制改革仍將難有大的突破，要保持今后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實際上，在金融領域，中央政府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可以說“非常有潛力”。可以預計，金融領域的改革將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面對即將到來的7至8萬億信貸量，為控制通脹，中央政府不可能再大手筆印制鈔票，要確保銀行系統壞帳可控的前提下，2010年，中央政府極有可能“向民間借貸”，通過銀行系統，向國內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融資”和“增發”，而為實現有效“融資”和“增發”，中央政府勢必要保股市“健康發展”。與此同時，在金融領域，中央政府勢必實行更加開放的金融政策，逐步放松金融領域的某些“管制”，為資本尋找出路，同時亦會加大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的解決。2010年，如果某天二級城市商業銀行突然如“雨后春筍”般地上市，股民們不必太驚奇。

2012，真正的危機：從金融危機到社會危機

為什么2012？而不是2015或2016？或是更遠？在電影《2012》這部美國災難片里，是“中國制造”的諾亞方舟拯救了美國。事實上，如果美國的金融危機不是在2008年爆發而是在2016年之后更晚的時間，對于全球而言則是一場真正的災難。因為，即使全球金融危機晚于2016年爆發，2015或2016年，中國由于經濟的衰退也足以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2016年中國將面臨人口老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經濟衰退原因有時間另文再談）。只是，在“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中國“雞的屁”增長模式下，美國人首先扛不住了，趁中國人還能扛得住，提前釋放了。因為如果美國人等到2016年之后，中國人也將扛不住。所以2008發端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更象是一場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與華爾街金融大亨聯合導演的一場扼殺中國和平崛起的陰謀。

是的。中國人扛住了。本伯南克當選《時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面，“中國工人”（事實上是中國民工）緊隨其后獲得亞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獲提名。《時代》周刊盛贊了“中國工人”為中國和全球經濟復蘇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但他們可能并不真正了解這些“中國工人”為中國和全球經濟復蘇所承擔的代價和屈辱，以及中國為此付出的社會成本。獨立評論人袁劍在《中國：奇跡的黃昏》中，對中國30年改革開放所付出的社會成本有著極為深刻和精彩的論述。這本被民間喻為“中國式資本論”的著作，指出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增長付出的巨大環境成本、資源成本和社會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社會分裂的成本。因為環境破壞了還可以花巨大代價來修補，資源枯竭了還可以積極尋找新的資源，但社會分裂了，卻是需要比補救環境和尋找資源所付出的更大代價和更長時間來彌合。袁劍指出，改革開放30年特別后十幾年，中國社會正從最初的“團結”走向“分裂”。

我把中國30年改革開放分為“1978—1986—1989”、“1989—1992—2003—2008”五個階段二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屬于共贏時期；第二個時期，屬于博弈時期。第一個階段，1978—1986，屬于8年黃金階段，在這個階段，官民共享了整個黃金8年，在1984年達到頂峰，其間雖然存在工農業剪刀差，但社會基尼系數達有史以來最低；1986—1989屬于3年震蕩階段，雖然存在官倒、腐敗等突出問題，但總體上仍屬于官民共贏時代；1989—1992為停滯階段，這種停滯屬于博弈底色下的停滯，特指社會發展的停滯，相反1992年全年“雞的屁”達14.2%；1992—2003為分化階段，社會發展官民博弈從開始到日趨激烈；2003—2008為分裂階段，社會發展官民博弈進入白熱化，堪稱慘烈，但由于這種社會分裂為巨大的經濟成就所掩蓋，所以并未釀成真正的社會危機。2008年事實上也是官方與民間共同對改革開放30年的“反思年”，所謂“拐點論”，“十字路口論”，就是緣于此。當然，民間反思的力度要大大強于官方的反思力度，相比民間反思的主動，官方的反思只是“被迫應戰”。

2003年至2004年，我在北大在線《燕園評論》發表題為《和平革命：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與非正義性考》以及《潛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尋找認同感》兩篇文章，指出未來改革需在“對權貴的最小損害和對民眾的最大剝奪之間尋找平衡”，如果不尋找經濟以外的手段，社會分裂必將加劇，最后將是所有人付出代價。文章被多種學報和內刊轉載，被譽為新世紀的“醒世恒言”。社會學研究者從來就不是預言家，然而社會卻總是沿著我擔心的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們往往只是記住了以往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名稱，卻未能吸取教訓。從金融危機到社會危機，為什么偏偏是2012年？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面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央政府并未從根本上解決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難題，從2009年的中央政策看，我們只是“延緩”了金融危機而不是“解決”了金融危機。按照中央政府的算盤，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我們正是用“延緩”政策代替了“解決”政策而獲取了巨大成功。在這里，我想插一句的是：權貴們太貪得無厭了！所謂博弈，也就是有妥協。精英們這次搞錯了算術，此金融危機非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可以比擬，這次精英們要面對的挑戰，不僅有民眾，還有美國。更確切地說，是登上2009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

1978—2008中國改革開放30年，“雞的屁”年增長率平均超過10%，從1978年的3600億增加到2008年的30萬億，1986年以后，普通民眾的生活卻并沒有隨著“雞的屁”的飛速增長而同步快速增長。相反，在2003—2008年，普通民眾成為改革環境破壞與資源破壞的直接承擔者，成為相對受損的最大群體，以致民間對改革的合法性開始產生質疑。在這五年中，全國各地的群體性事件頻發，且逐年快速大規模增長，權貴與精英越來越挑戰普通民眾的承受底線，國內社會矛盾已完全具有敵我矛盾性質，社會階層分化加劇，社會分裂在一些領域已成水火之勢。（不想舉例了。）在這種社會分化與社會分裂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國社會問題已經與經濟問題捆綁，一旦經濟嚴重下行，社會危機暴發將不可避免。

也就是說，對中國政府而言，2012年的社會危機，將由經濟危機引爆。2010，2011這兩年，如果中央政府仍然投鼠忌器，權貴不再妥協，2010年仍然沿用2009年的政治思維，在社會保障、養老、住房、醫療、教育等民生工程上，再不還債，任由權貴、精英相互勾結，一旦經濟下行，哪怕只有兩三年，對中央政府而言將是一個很大的考驗。袁劍在《中國：奇跡的黃昏》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后30年，應該是中國政府的“還債年”，即還民生。我之所以說中央政府已錯過打壓權貴的最好時機，在于2009年，如果中央政府有長遠的智慧與魄力，寧愿讓2009年全年經濟“保5”，打壓房地產保股市促汽車保民生，2010年中央政府的政策會主動得多，面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央政府仍可用三到五年時間實現“軟著陸”。但現在，中央政府還需要美國的“幫忙”，才可以安然渡過危機。可以說，由于2009年的決策失誤（前面所談的最大的錯誤），中央政府已失應對金融危機之“先手”，中央政府“主動”讓美國捆綁了自己。美國大片《2012》中國人制造諾亞方舟拯救美國人的事，只是個電影的商業橋段，用以滿足中國人一種虛妄的自大狂和單相思。

燃燒的遠征：共享、公平與正義——改革的合法性前提

2009年，全中國只有一個地方的一項改革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普遍關注和贊揚，這就是“神木醫改”。“神木醫改”之所以受到普遍的關注和贊揚，就在于這個“改”，是建立在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礎之上。我前面說過，改革開放30年，在改革之初，我們以為一切改革都將是一種“增量”游戲，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帕累托改進”，而事實上，1986年以后，特別是2003年以后，改革越來越成為各方力量之間的“博弈”，或“較量”，或“剝奪”。至2005年，改革的“共識”已基本消失，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已開始受到廣泛的質疑。06年，我在《大痛無聲：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表情》一文中指出，隨著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的喪失和改革共識的徹底破裂，以往連貫的中國社會也開始出現斷裂，并主張以“秦暉底線”（權力與責任對等）來重建共識。3年過去了，不會寫詩的我寫了一句詩：“我看見人民的身上插滿了吸管/我保持沉默的姿勢”，中國社會正按照我的擔憂一步一步走來，社會秩序正從“斷裂”走向“分裂”，到處都是“天花板”，“貧二代”，“富二代”，“權二代”，“官二代”等“二代分裂”社會正在變化現實，社會階層“板結”，階層結構“鋼化”，底層向上層流動的社會通道變窄，向上變遷的成本加大，貧富官權恢復“世襲制”。社會矛盾尖銳化。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改革如果要進一步深入，避免更多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共享”是取得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在中央政府要求“雞的屁”持續增長的政治動力下，09年以后，中國社會的很多經濟和政治層面上的“改革”，政府將越來越成為“主導者”，以“共享”的思維智慧，適當增加“公平”與“正義”的“佐料”，對民眾進行普遍的“安撫”，將是中央政府今后一段時期內不得不面臨的“選擇”。例如最近“全民醫保”、“全國社保統一”、“中小城市入戶”等政策的出臺，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但是到具體操作層面上，中央政府卻并未估計到執行的難度。所謂執行的難度，并非是媒體和某些官員所說的技術難題（在中國，技術從來不是瓶井），而是來自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滯。所以，盡管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可能還有更多在民眾看來“利好”的改革措施出臺，但由于實際上操作上的難度，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中央政府發布的“利好”政策，可能都只是“看起來很美”。

這正是社會危機產生的前兆。如果中央政府不痛下決心，還是象以往一樣任由地方“虛與委蛇”，到2012年，如果美國及歐洲的經濟復蘇并不是那么強勁，在后哥本哈根全球低碳政治環境下，中國再指望“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國際生產模式已走不通，僅憑“體制外生產，體制內消費”的國內生產模式，“雞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為什么“雞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2010年，全國大學畢業生總人數約為630萬，2011年將為758萬， 2012年將超過800萬，將達到歷史最高峰，然后逐步回落，至2016年止，中國社會將開始步入老齡化，一幫御用經濟學家所鼓吹的“中國人口紅利”將不復存在。在美國，看經濟復蘇，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看就業率，而不是看“雞的屁”。2012年，面對如此多的大學畢業生，加上前幾年的失業或暫就業低收入大學生群，如果一旦經濟停滯不前或下行，中央政府有沒有準備？

一部《蝸居》的熱播，觸動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神經，以掃黃的名義，《蝸居》在某些電視臺被停播了。但比《蝸居》更現實的，《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可能更應該讓中央政府敏感。社會學從來不講特例，你可以說，那些“蟻居”的大學生應該自己努力，并可以舉出陳天橋、丁磊等例子。但在目前剛性和板結的社會結構下，到處都是“天花板”，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都處于“血拼老爸”的時代，靠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相較于20年、30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１１月２６日，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貧困女研究生楊元元在宿舍衛生間用自縊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臨死前，楊元元發出了“知識無法改變命運”的感嘆。所謂公平，最根本的就應該是機會公平。可《蟻族》中所記錄的這些80后“小強”們，他們“帶著堅強，藏著溫暖，傳遞希望”，缺少的只是一點點“機會”。“畢業之后，生活撲面而來，夢想流離失所。”

尾聲：你準備好了嗎？

一個成熟穩定的社會并不介意沖突和危機的到來。關鍵是你如何去應對這些沖突和危機。是堵還是疏，早有古訓。前段時間，自由主義學者朱學勤先生到中山香山講壇開講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我有幸現場去聆聽。末了，我問了朱先生一句：“如何評價蔣經國先生這個人？”朱學勤先生簡單回答了一句：“蔣經國先生的偉大程度將超過孫中山，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有超過100年的價值。”回答甚合我意。這個曾經的最殘酷的獨裁者，僅憑他晚年行將就木的那一刻的轉身，就足以讓他在五千多年的不斷重復的中國歷史上華麗閃耀100年。人民終究是歷史的纖夫。歷史的方向盤卻總不由人民掌握。面對即將到來的危機，你準備好了嗎？

（欲說還休，本來計劃大書特書，結果草草收場，各位網友抱歉）

和諧五年·冬·廣東中山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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