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中國政府宣布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把這做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承諾顯示了積極姿態。

    此前一天，美國政府在同樣問題上承諾減少17％。不過，這一目標僅相當于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4％，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要求相距甚遠。

    金融危機還未風平浪靜，一個格外響亮的新名詞已傳遍世界，名曰“碳排放”。

    12月7日至18日即將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被認為是繼1997年在日本東京召開氣候會議并簽訂《京都議定書》之后，又一次就“低碳經濟”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會議”。這次，在2012年第一承諾期到期后，有關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各國將達成一份減排新協議。

    不過，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等關鍵問題上仍分歧嚴重。許多人預測，一場口舌之戰在丹麥不可避免。

    金融危機的“肇事者”還沒有抓到，而新的議題早就設計好了。奧巴馬已微笑著推出了“能源新政”。美國議會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規定至2020年,美國有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碳減排限額的國家進行貿易限制。

    華裔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說，美國將征收“碳關稅”。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隨后回應，美國是“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完全不符合WTO精神。

    中國的研究者認為，有些人想以環保為借口“圍堵中國經濟”，是給中國工業化“套上絞索”。甚至有人激烈的批評，碳排放、碳關稅以及碳貨幣，這些“時尚名詞”很可能給正在穩步崛起的中國經濟帶來戰爭和災難。

    不過，爭議聲中，國家發改委抓緊制定的《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卻是時不我待。據悉，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快培育新興產業，搶占未來經濟競爭制高點，該《規劃》將在今年年內推出，未來5年該產業投資需求可達4500億元。

    面對新一輪的以“綠色經濟革命”為名的國際經濟規則主導權之爭，中國如何參與？

    新時代的“賣碳翁”

    資深產業經濟學家白益民，一直在追蹤日本財團在華布局情況。他發現，當下全球輿論對碳排放、低碳經濟概念越炒越熱，而日本綜合商社卻早以實際行動在中國各地“攻城略地”。

    早在1997年各國在日本東京達成《京都議定書》首次規定了減排目標，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住友商事等日本大財團和綜合商社，就開始涉足二氧化碳排放權的購買與轉手貿易。在中國黑龍江、遼寧、江蘇、山東、四川等地，以日資二氧化碳減排合作項目一個接著一個。

    在《京都議定書》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2012年前不承擔減排義務，但議定書鼓勵承擔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排放量。比如，一家日本企業向中國某煤礦提供環保項目貸款，用來引進和購買日方先進的環保技術和設備，由此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其減少的額度核算成標準單位，由日方企業向該中國煤礦購買。

    表面上看，中國企業似乎沒有損失，得到了資金和技術，失去不過是些無形的“碳排放額度”，可長遠看，“就未必是那么回事了”。

    白益民分析，一方面，日資企業在中國購買的“碳排放權”每噸只有幾美元，價格壓得很低，而它轉手賣給日本企業或在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上出售，價格可能是十幾美元，現在這個市場方興未艾，今后可能會上漲到幾十美元；另一方面，日方向外輸出了儲備已久的環保、節能技術，占領了市場，由此形成產業標準和技術壟斷，中國企業如果將來發展自主環保技術，就可能受制于人。

    他認為，事實上日本綜合商社利用減排項目“援華”，更大目的是要為財團企業在中國能源和環保市場上獲得更多商機，從而在未來的節能性、環保性社會中占據制高點。

    據記者了解，這種經由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基于環保項目合作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已經在全球形成一個奇特的“碳交易市場”。有數據表明，《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場出現了爆炸式增長。2007年碳交易量從2006年的16億噸躍升到27億噸，成交額的增長從220億歐元上升到400億歐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值甚至就與2007年全年持平。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預測，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500億美元，未來市場規模可達到2000億至2500億美元，超過國際石油交易規模。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認為，就像鐵礦石等資源市場的扭曲一樣，在新興的國際碳交易市場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同樣沒有定價權，議價能力又較弱，信息與能力的不對稱，處于非常被動與不利的地位。

    他說，在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制定新的游戲規則，他們通過占領氣候變化來“拯救人類共同家園”這一道德高地，其實主要為了賣環保技術。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沉溺于如何向發達國家更多更好地“賣碳”賺錢，甚至不惜相互殺價，相互指責，變成了新時期的“賣碳翁”。

    “綠色壁壘”圍困中國？

    幾乎在一夜間，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的“廣闊發展前景”成為各方共識。

    金融危機前的經濟泡沫還沒有清理干凈，新能源產品和環保技術就已經開始占據媒體的主要時段。有專家稱，綠色環保經濟覆蓋面廣，涉及工業、農業、服務業、公共設施、家庭等幾乎所有領域，如果相關技術及產品推廣應用，全球將形成一個數十萬億美元規模的實體經濟新產業，很有可能帶動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并成為新一輪增長周期的“領頭羊”。

    目前，以新能源和環保為主旨的“綠色經濟”，不僅成為歐盟、日本、美國三大經濟體瞄準未來的經濟引擎，而且是其占領新的國際市場競爭制高點、主導全球價值鏈的“新王牌”。本來在金融危機中扮演著“中流砥柱”角色的中國經濟，轉而顯得“落后了”，似乎陷于“綠色壁壘”的圍困之中。

    在國際輿論大力倡導環保意識形態的背后，是否隱藏著更隱秘的利益動機？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以來，英美日等發達國家有過上百年環境污染問題。而中國等新興工業國的環境問題，只是近20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后集中呈現。

    不應規避的數據是，英國和美國的二氧化碳人均歷史排放量約達1100噸，而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別為66噸和23噸。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07／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到2015年，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預計會達到5．2噸，也只相當于屆時美國人均19.3噸的1／4，或相當于整個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3。

    江涌對記者表示，中國正進入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比重仍在持續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斷提高，能源消費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由此決定了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增速快，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高。更由于能源結構的剛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術和資金的制約，中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樂觀”。

    雖然在《京都議定書》“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中國仍暫時享有減排達標的“豁免權”。但捍衛這種權利已越來越不輕松。尤其在奧巴馬上臺后，一度拒簽《京都議定書》的“碳排放超級大國”美國一夜間變了臉，要“擔負起全球共同的環保責任”了。

    套在中國工業化頭上的“絞索”早晚會收緊。2006年8月，在巴西推出了《圣保羅案文》，有論者認為，這是對“后京都國際氣候制度”的一個全面設計方案。該文件呼吁，中國應該在CDM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后，轉換成定量減排目標。也就是說，在中國在未完成工業化、實現消除貧困的人口時，將被迫提前進入“買碳”行列。按照力拓案揭示的中國買什么什么漲，賣什么什么跌”的規律，當中國從“碳排放”額度的“凈賣方”變成“凈買方”，那時的價格一定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江涌說：“當國內一些地方樂呵呵兒的尋找‘賣碳商機’，忙活著與美歐經濟戰略對話時節，西方的氣候變化軟刀正指向中國。今天興高采烈吃下去的，不久的將來，恐怕連本帶利都要吐出來。”

    中國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發達國家消費了“中國制造”，卻把巨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留給了中國。人民大學鄭風田教授認為，美國政府提出“碳關稅”，已經成了又一個遏制中國崛起的大棒，而且占領道德高地。他認為，從長遠看，“碳關稅”很可能引發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雖然不流血，但損失一點不小。

    按照碳排放進行重新計算，大量“中國制造”將不再有競爭優勢，即使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進入歐美日被加上碳關稅，不但財富落入發達國家國庫，中國還要背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的惡名。這不過是用環保和清潔能源的“綠色外衣”，把原來“專買美國貨”的貿易保護主義包裝起來而已。

    中國的能源現狀是“富煤、少氣、缺油”，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選擇低碳能源的空間有限。據統計，目前中國電力結構中，水電僅占20％左右，火電占77％以上，“高碳”能源占絕對的統治地位。鄭風田說，伴隨著“低碳經濟”的成為全球話語中心，中國經濟則面臨“不能承受之重”。

    新能源戰略要“迎頭趕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面對著美、歐、日在環保新能源產業的層層布局，中國經濟內在發展的動力也要求中國必須面對困難“迎頭趕上”。

    即便不考慮外部壓力，中國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和產業升級的內在需求，也要求中國經濟要向更高層面邁進。其實，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后，從中央到地方正確立“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的發展思路。

    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達1．41萬億元，占當年GDP的4.7％。其中，節能產業2700億元，資源循環利用產業6600億元，環保產業4800億元，就業人數達2500多萬人，其中再生資源產業的就業人數達1800萬人。

    目前，我國實施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節能減排行動，規定到2010年，萬元GDP能耗比2005年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要減少10％。全國單位GDP能耗三年累計下降10.1％，節能約2．9億噸標準煤；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COD）三年累計分別下降8．95％和6.61％。

    而這一次，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前的40％~45％的減排承諾，則是又一次“向自身挑戰”。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并不諱言，他說，這將是一個“需付出艱苦卓絕努力”的目標。

    有研究表明，通過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行業舉措，中國已經在過去的15年里持續地提高了經濟領域的“碳效率”，將每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每年減少了4．9％，而在美國和德國，這一數字僅為1．7％和2.7％。

    去年8月，中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直接以循環經濟冠名的《循環經濟促進法》，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對轉變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綠色產業”基礎。目前我國水力、核電、風能、太陽能、生物能產業均實現了高速增長，如風力發電裝機容量連續3年實現翻倍增長，總裝機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太陽能發電總量居世界第一位，太陽能光伏產業也實現了高速增長。

    今年6月，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宣布，新能源發展規劃將按照程序上報國務院，擇機出臺。8月9日，在廣州首屆亞洲能源論壇上，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孫勤表示，作為亞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中國始終依靠自身保證能源供應，并高度重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預計將在年內制定完成新興能源的發展規劃。

    業內人士稱，新能源作為一個長期的國家發展戰略，“發展規劃”比“振興規劃”更為貼切，新能源已被敲定為下一步培育的“新的增長點”，扶持力度將有增無減。

    據有關人士透露，未來5年中國環保產業投資需求可達4500億元。而到2020年,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總投資將超過3萬億元。此前，中國4萬億元經濟投資計劃中有2100億元用于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和生態環境建設。

    中國新能源產業規劃可謂呼之欲出。此前，北京產權交易所總裁熊焰就在其博客中連續發文稱，“低碳經濟”將是繼聯合國憲章和WTO之后的全世界一個新的規章，它可能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將是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責任體現和表達。對中國而言，中國的首要目標就是把能耗降下來，把能效提升上去。

    “未來世界將產生新的企業評價標準，這就是‘碳’”，他說，新標準將改變人們的行為，所有參與者的動作都會隨之改變。某些企業今天看來生機勃勃，或許明天會突然死亡；而有些產業，現在看著很弱小，但明天可能會成為龐大產業。

    “碳排放”升降魔法

    在熊焰看來，奧巴馬政府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前副總統戈爾在內，一直是國際上節能減排領域的領軍人物。今天，奧巴馬的團隊已經把賬算清楚了，就是希望用“能源新政”這服藥，來拯救金融危機病痛中的美國。

    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宋鴻兵卻從貨幣博弈角度看待碳排放問題。在他看來，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作為可交易的金融產品，使得這種“排放權”與一切債券、股票一樣自由掛牌和轉讓，并可以在銀行抵押貸款，最終成為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構成部分，“這本身就是世界統治精英的一個戰略設計”。

    他認為，作為世界貨幣的游戲規則制定者，歐美日發動國家勢必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貨幣元素，他們擁有高科技方面的強大優勢，其社會經濟結構早已從工業化社會轉型為信息和服務型社會，大批傳統工業已經或正在加速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二氧化碳排放處于下降通道，而中國等國家處于無可避免的“碳排放上升通道”，就是這一降一升之間，通過金融市場的魔法轉換，誰輸誰贏，即刻有了分曉。

    熊焰表示，如果有人現在認為美國身陷金融危機中，中國相對輕松，而沒意識到美國已經啟動新的“碳經濟革命”的話，恐怕我們從起點上就已落后了。

    他強調，溫室氣體的減排事關中國的發展權，在此問題上要“看歷史排放，看人均排放，看轉移排放，但同時也要看國際大的趨勢，國際責任和國際政策標準。“節能減排要靠技術進步，要靠自主創新，也要看經濟機制，要靠市場的力量。”

    白益民則對一些政府有關部門和本土企業缺乏戰略眼光深感不安。在日本，企業和政府在環保戰略上，是“宏觀與微觀統一”、“遠期規劃與市場競爭統一”，他們的財團體系高效而靈活，就像集團軍與先鋒隊一樣配合緊密，進行交叉立體作戰，而中國人似乎只會“陪著人家玩兒”。

    江涌對記者說，中國人下圍棋從來都是通觀全局，而不能困于局部，“只看樹木，不見森林”。他強調，金融危機下的世界經濟博弈要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中國“低碳經濟”的瓶頸

    在發展綠色經濟的高漲熱情帶動下，國內也存在一哄而上和重復建設的“無序”現象。各地快速興建的“新能源基地”，有些存在過度投資問題。

    據記者了解，我國風電開放1200多萬千瓦的裝機容量，其中僅有800多萬千瓦實現了正常發電，1／3處于閑置狀態。由于并網困難，有一些已建成的風電廠處于虧損或微利狀態，長期看很容易出現投資收益低下、風電資源被浪費的局面。

    同樣，在新型煤化工、生物能、太陽能等新能源和清潔能源開發領域，某些企業和地方政府也很容易在投資和引資沖動下急于“上項目”，而忽視可持續發展。

    據業內人士透露，在國內企業扎堆兒的多晶硅行業，產能8萬噸，占全球的一半，但多數缺乏核心技術，成本居高不下，未來發展很成問題。

    據《瞭望》周刊調查，自中央公布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后，各地投資熱情高漲，但一些“兩高一資”項目又醞釀重新上馬；一些被環評否決的項目又改頭換面通過“綠色通道”審批；甚至還有不少項目仍在試圖先把“生米煮成熟飯”。

    白益民對記者稱，中國工業化經歷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教訓，很多時候市場換出去了，技術沒換來，最后不得已走上自主創新之路。這一輪，環保、新能源經濟大潮臨近，又有人忽悠著中國“以碳排放換技術”，結果會如何？

    有業內人士反映，由于缺乏核心技術的前期積累，綠色產業在我國剛起步，就遭遇“高額利潤誘惑－瘋狂投資－產能過剩－最終泡沫破滅”的循環。相對于歐、美、日等國家，早已經過十幾年、幾十年的產業布局和技術積淀，一些中國人的“熱情”多少顯得有些幼稚。

    中國風能協會副理事長馬學祿曾向媒體透露，我國可再生能源教育、研發機構嚴重缺乏，風電生產設備基本模仿歐洲，但“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從現實情況看，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差異性很大，主要表現中國溫差大、風況較劇烈、風沙大等方面。沒有在詳細研究基礎上進行技術開發，就不會有自主權，這有可能使中國風電行業受到致命打擊。

    許多專家都建議，發展“綠色產業”，必須由國家集中力量，統一制定技術攻關計劃，支持培育重大自主創新的技術和應用。

    “中國本來就居于弱勢，更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位風能產業資深人士對記者說，“如果只是跟在別人屁股后面跑，戰斗還沒打響，可能就敗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