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主流媒體為何宣傳周天勇的謬論？

奚兆永

《經濟參考報》于10月21日刊登中央黨校周天勇的一篇文章，大談所謂分析問題和思考辦法要從傳統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他針對有的學者認為過分的市場經濟導致了社會分配的不公，因此要用計劃的手段對財富進行再分配，進而實現分配的公平的觀點，反駁說：“從國內各地區的比較看，凡是市場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數低；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省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數就高。”他還針對一些專家主張的效率由市場來促進，實現公平主要依靠政府來調節和再分配的觀點，認為“這種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脫離財力實際去分配財富，而居民越來越依賴于政府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視了社會自我動力促進公平的積極性。”他還要人們從“公平重一些，效率輕一些”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主張“不能犧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個不講求效率的社會，必將沒有公平分配財富的基礎。”

這篇文章的觀點，顯然是他一貫的新自由主義觀點的繼續，是他過去的舊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對這些觀點，我過去都曾有所批判，本來也可以不加理睬。但是，其貽誤讀者、影響決策之患卻也不可小視，特別是，一些所謂的“主流煤體”見之如獲至寶，爭相宣傳，危害很大，更不可掉以輕心。因此當上海的《報刊文摘》在10月28日摘登該文時我就在該文摘的網頁上寫了評論，略謂：“市場經濟導致兩極分化，這本來是郎如白晝的事實，這位中央黨校的教授卻要出來否定。試問：我國的基尼系數在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以后是降低了還是大大提高了？幾千萬私營企業主出現后，他們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這幾年大型國有企業高管薪酬上升到天文數字，國家公務員的收入也成倍提高，而廣大企業職工的工資則處于很低的水平，要不要強調公平?要不要進行調整？讓這種極不合理的現象繼續下去，說市場經濟自然就能解決題，這是為廣大群眾講話嗎？”不過，那畢竟只是一個跟帖，雖然也算言了，但是只能擺出主要觀點，還不能拿出具體的事實和數據進行批駁，以致言猶未盡，多少總有點感到遺憾。

前天，11月23日，周天勇又將他的文章加以改頭換面，用《解決公平問題，要擺脫舊的思維定勢》的標題在《北京日報》的《理論周刊》上重新“發表”。看來，主流精英和主流媒體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后又重新開始了他們對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宣傳。這當然不是一個好兆頭。在這種情況下，對周文進行批駁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周天勇說，“在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其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國內，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省區，如貴州、甘肅等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越高；越是創業活躍和個體民營經濟比重大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數越低。”

應該說，這個問題不僅是個理論的問題，而且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從理論的角度上看，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其目標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并且實行按勞分配，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當然不會很大，而且還會進一步縮小，其基尼系數自然也是比較低的。而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不同所有制的基礎上的，它允許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允許資本家對于雇傭勞動者的剝削，勞資之間的收入差距當然就會擴大，整個社會的基尼系數當然也會提高。列寧早就說過，“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頁）事實也一再證明了列寧對這一科學論斷。

從事實的角度來看，我們雖然不能從國家統計局得到關于基尼系數的準確數據，但是，還是能夠從網上找到有關數據的。比如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是0.16，而到2007-2008年已經上升到0.47。究竟是計劃經濟的基尼系數高，還是市場經濟的基尼系數高，這不是一清二楚嗎？哪里是周天勇說的什么“想當然”？

周天勇說什么“在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其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痹谶@里，他顯然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的區別。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恩格斯早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F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家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還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頁）期望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來解決兩極分化問題是荒唐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在工人階級成為國家主人的情況下，當然就不同了。蘇聯和中國的實踐都證明，在國有經濟內部根本就不存在資本對于雇傭勞動的剝削，更不會發生所謂兩極分化的情況。

當然，如果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也引進了資本關系和它的一些做法，也是會出問題的。比如現在我們的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把國有財產當成了國有企業職工的財產，把本應歸國家所有的利潤大量地截留下來用于提高職工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并且用一部分財產權作為鼓勵高管的激勵手段等等。這些都是完全違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的。列寧說：“無論直接或間接地把個別工廠或個別行業的工人對他們各自的生產部門的所有權合法化，都是對蘇維埃政權的基本原則的極大歪曲，都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徹底背棄……?！保ā读袑幦返?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頁）這個問題所涉及的不僅是一個分配問題，而是一個關系我國的國有企業能否保持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問題，希望能夠引起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并且采取切實的行動來加以解決，而不致留下無窮的后患。

至于周文說的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基尼系數比一些發展中國家還低的現象，這完全是由發達國家所操縱的不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造成的。當今的世界經濟秩序，實際上還是繼承了過去帝國主義國家掠奪和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秩序。帝國主義國家用廉價購買過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原料和其它產品，同時又以極高的價格向過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出售他們自己生產的產品，從而獲得了高額的壟斷利潤。應該說，今天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然是這樣。這樣，他們就有可能從他們所獲得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收買本國的工人階級，使他們也能夠過上稍微像樣的生活。恩格斯早就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在1858年10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里就指出，“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345頁）1885年2月，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國》一文中對這個問題又作了進一步的說明：“當英國工業壟斷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某種程度上是分沾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的。這些利益在工人中間分配得極不均勻；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是廣大群眾有時也能沾到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1頁）列寧在上個世紀也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戰前有人計算過，英、法、德三個最富有的國家，其他收入不算，僅資本輸出一項，每年就可獲利80-100億法郎?！薄昂苊黠@，從這么一大筆錢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億法郎來施舍給工人領袖、工人貴族，來進行各種形式的收買。收買就是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可以千百種不同的方式：提高大城市中心的文化水平，設立教育機關，為合作社領袖、工聯領袖、議會領袖提供千百個肥缺。哪里有現代的文明的資本主義關系，哪里就是如此。這幾十億超額利潤，就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機會主義領袖、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工人貴族最頑固，他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抵抗最頑強。（《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0頁）

可以說，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巨額剝削是它有可能略微減少勞資之間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由于發展中國家不能擺脫發達國家所操縱的不合理的經濟秩序的束縛，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就必然把這一沉重的負擔再轉嫁給工人，使工人不得不承受這雙重的剝削，而其結果，就必定是整個社會的進一步兩極分化。而這也正是發展中國家基尼系數普遍較高的原因所在。周天勇居然把這一現象說成是市場經濟越發達，分配就越公平的結果，顯然是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辯護，是沒有任何說服力的。

周天勇還別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國各省之間基尼系數的高低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說什么“凡是市場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數低；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省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數就高。”但是，他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數據。事實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以下是從網上下載的有關中國各省基尼系數排序的情況：

1、 廣東 0.65
　　2、 福建 0.61
　　3、 上海 0.57
　　4、 浙江 0.54
　　5、 江蘇 0.53
　　6、 湖南 0.52
　　7、 海南 0.49
　　8、 廣西 0.49
　　9、 新疆 0.49
　　10、 江西 0.47
　　11、 山西 0.47
　　12、 遼寧 0.46
　　13、 重慶 0.46
　　14、 四川 0.45
　　15、 湖北 0.45
　　16、 內蒙古 0.44
　　17、 河南 0.44
　　18、 云南 0.44
　　19、 北京 0.43
　　20、 黑龍江 0.41
　　21、 安徽 0.4
　　22、 河北 0.38
　　23、 天津 0.36
　　24、 山東 0.35
　　25、 吉林 0.35
　　26、 貴州 0.34
　　27、 陜西0.34
　　28、 甘肅0.33

29、 寧夏0.33
　　30、 青海 0.3
　　31、 西藏0.28

32、 香港、澳門及臺灣地區 無相關數據

在上述排序里，市場經濟發達的廣東、福建、上海、浙江、江蘇、湖南六省市“名列前茅”，它們的基尼系數“遙遙領先”；而市場經濟不發達的貴州、陜西、甘肅、寧夏、青海、西藏六省區的排名則明顯地落在末尾，它們的基尼系數在0.28與0.34之間，又何高之有？事實說明，周天勇所“發現”或“總結”的“規律”是毫無根據、毫無道理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周天勇說，“一些學者認為，是過分的市場經濟導致了社會分配的不公，因此，解決公平需要加大國家計劃籌集資源的力量，要用計劃的手段對財富進行再分配，進而實現分配的公平。關于計劃與市場，小平同志有過很多重要論斷。解決公平問題，國家調節作用，絲毫不能忽視。但是不能因此就片面強調計劃的調節作用，而忽視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從國際比較看，曾經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前蘇聯等國家，財富向權力階層分配和集中，不但沒有較多地創造財富，也沒有公平地分配財富。”

其實，事實恰好證明，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能夠極大地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能夠以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的速度推動經濟向前發展。蘇聯之所以由歐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的落后國家在很短的時間里超過許多國家一躍而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強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那么大的作用和取得那么多重大的勝利，難道和他們在極短的時間里就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無關嗎？說什么“財富向權力階層分配和集中”，究竟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發生的，還是在所謂改革過程中發生的？俄羅斯現在許多人包括青年人都對斯大林領導時期所取得的成就給以積極的評價，都很懷念那個時期，這難道不能說明問題嗎？

在我國，“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提法是以胡錦濤我首的黨中央提出來的，它的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為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周天勇作為中央黨校的教授為什么不積極響應反而大唱反調呢？

應該說，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僅僅靠“看不見的手”，僅僅靠市場經濟本身是無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都不能沒有政府的調節和干預，更何況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呢？現在，世界上除了新自由主義者以外，很難還能找到什么人會反對國家干預和國家調節的必要?？磥?，周天勇是一個鐵桿的新自由主義者，是一個決心為新自由主義殉葬的人。

不過，我們看到，周天勇反對國家調節也是有選擇的。他對于政府補貼勞苦大眾很反感，說這樣的補貼“容易使政府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脫離財力實際去分配財富，而居民越來越依賴于政府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視了社會自我動力促進公平的積極性。”但是，他對于補貼資本家卻表現出了十足的熱情。在他的博客里，我們一再看到，他主張要為資本家減稅，說什么如果不減稅的話成本就太高了。從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人雖在中共中央黨校供職，但是他的思想跟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隔得很遠很遠，而與資本家的心則靠得很近很近。實際上，他已經成了一個資本家的代言人。

一些人不承認今天社會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不承認人的思想打著階級的烙印，然而與階級有關的東西卻總是具體而微，如影隨形，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你要否定它還真否定不了哩。在周天勇身上是如此，而某些主流媒體的表現又何嘗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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