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發布的《關于依法處理非正常上訪行為的通知》，明確列出包括在市委市政府辦公場所外聚集、滯留等14種非正常信訪行為及其處罰辦法。消息一出，輿論嘩然，我注意到一星期來的媒體反應，贊同支持的聲音基本沒有。　　

不再重復輿論的質疑和批評，這里換個角度，通過歷史回憶談點個人認識。　　

上訪作為公民到上級機關反映問題的行為，在共和國成立不久就已有之，并不是今天的新鮮事物，不過，那時在稱謂上叫“請愿”，叫法不同罷了。我查閱了歷史資料，1956年到1957年，群眾大規模的請愿甚至鬧事活動，就在年輕共和國多個省份的城鄉頻繁發生過。 　　

首先，在河北、廣東、河南、江蘇等地發生了農民鬧事事件。如1956年11月河北省反映，合作化以后干群關系緊張，秦皇島市郊范家店村因區鄉干部不民主，釀成數十名群眾到市農業局請愿事件。12月廣東省反映，近幾個月各地不斷發生合作化社員鬧退社事情。據不完全統計，退社戶數已達7萬多戶，正在鬧退社的還有127000余戶，個別地方還發生了圍攻毆打區鄉干部的事件。1957年5月，江蘇省發生鬧退社、鬧分社、鬧糧食、鬧救濟事件，其中泰縣社員鬧退社事件在幾個鄉范圍成片發生，有兩千多人到縣里請愿。上述情況，在遼寧、安徽、江西、四川等省農村也有發生。　　

其次，工人罷工、請愿事件屢有發生并呈上升態勢。全國總工會反映，1956年不完全統計，工人罷工事件29起，請愿事件57起，每一起一般為十多人至數千人。天津市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的八個月中，共發生工人鬧事110起，直接間接參加的有三千多人。此外，在一部分學校，也發生了學生罷課事件。據團中央1957年3月統計，1956年10月以來，在高等院校、中等專業學校發生學生罷課請愿事件30起，波及人數一萬人左右。此外，在山東、遼寧、福建等地，還發生了復員軍人請愿鬧事事件，在有些省份，因房屋土地遷徙而起的拆遷糾紛也時有發生。　　

總之，1956年以后，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始進行，這時候，國內敵我矛盾下降，人民內部矛盾上升，大量社會事件頻發，社會因此處于急劇變動中。在這種歷史時期，如果對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得好、處理得及時，可以增強人民團結，促進社會穩定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反之，則會激化人民內部矛盾，這不僅不利于發揮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且還會危及社會的穩定。　　

毛澤東的聰明之處，是在當時比較清醒的認識到不用極端行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會上，用一種平和心態，表明了自己對人民內部矛盾的看法。下面這段引文就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引文稍長，但很能說明問題。毛澤東說：“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　　

  毛澤東的上述講話，近兩年被不少網名以“毛澤東論拆遷”為題引用，其實，毛澤東講的不只是拆遷問題，他是從“大民主”入題，說了幾方面的事情。在講這段話之前，他還說了這樣一段話：“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風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毛澤東的這兩段講話如今被萬人追捧，一位網友在自己博客中就寫道：“毛澤東這段語錄1000字，你能讀完嗎？我家幾位老人誰讀都讀不完，一讀就難受、流淚。”　　

在如何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毛澤東明確發聲的還不只是這一次。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上，毛澤東還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長篇講話。講話24000多字，從十個方面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毛澤東指出：“發生少數人鬧事，有些是由于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頭，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他向與會同志提出：“怎樣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　　

毛澤東的這篇講話1957年6月19日曾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后來收入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講話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出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方針的繼續和發展。后來，隨著反右斗爭擴大化，講話稿在整理過程中加進了強調階級斗爭這些論述，但其基本精神今天依然值得肯定。　　

從我黨上世紀五十年代做好群眾請愿鬧事事件可以看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既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策略，萬萬簡單不得。1956年共和國成立不到十年，正是百廢待興、集中精力搞建設的時期，那時候，階級斗爭的“弦”還繃得較緊，對請愿上訪罷工罷課這類有損社會穩定的不和諧“雜音”，按說完全具備強制鎮壓的社會條件，而不一定必須用婆婆媽媽的“軟”方法去解決，但是，毛澤東對看似強硬的措施斷然提出了批評。實踐證明，用民主的非對抗性的方法不僅有利于解決問題，還可以最大限度地尊重民意，最大限度地聽取基層呼聲，最大限度地保護百姓利益，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穩定，最大限度地改進黨和政府自身的工作。有同志可能反駁，毛澤東執政時期，在國家層面言不由衷的情況不是沒有發生，比如積極斗爭擴大化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沒能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這話不錯，但不知人們是否注意到另一個情況，即不管階級斗爭擴大化還是文化大革命，在當時矛頭所指都是體制中人，更確切地說是指向大小官員，反官僚、反腐敗，發動群眾鬧革命。誰見過那時的政治運動、政策規定專整老百姓？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牽扯面廣、內容復雜的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利益分配問題，在社會轉型、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人民內部的利益問題肯定會更加突出，因此群眾上訪盡在情理之中，而上訪訴求如果能在基層得到回應，誰愿意花經費、跑遠路、遭白眼，低三下四地到更上一級去反映？所以，各級黨委政府應以關懷之情理解體貼基層上訪者的苦衷，不是通過強硬措施，而是通過改進工作和完善制度去合理化解社會矛盾。如果不是這樣，不但問題難以解決，還有可能激化事態，導致更大的社會矛盾出現。　　

深圳市在我國的改革開放中曾領風氣之先。日前，當地發布《關于依法處理非正常上訪行為的通知》究竟出于何種考慮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對“非正常上訪”采取強制措施的規定不再先進。因為，建國初期國家出現那么多社會矛盾，我們黨都能以一種平和之心去善待，如今社會在向前發展，再對群眾上訪力挺“矯枉過正”，豈不是要退回到歷史不曾出現的某種可怕情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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