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清“私有化”的本質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3次理論研討會（筆談）

張作云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在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的舞臺上，凱恩斯主義逐漸失去了自己的優勢，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日漸興起并活躍起來，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經濟理論。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美英兩國秘密制訂并向全球推行“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的隱蔽性戰略[1]。這一戰略，首先在他們國內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工會被妖魔化，工人的工資及其他福利待遇屢被降低，工會及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被大大削弱。在國際上，拉美各國尤其是墨西哥、智利、巴西等國由比較富裕的國家變為負債國，經濟蕭條、社會震蕩；存在近一個世界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傾刻解體，形成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陣營忽剌剌坍塌；曾創造經濟奇跡的東南亞四小龍、四小虎，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金融風暴的打擊下，至今經濟低糜、社會不穩、震蕩不已。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自上世紀80年代傳到我國，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滋生和深化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在我國經濟社會機體中埋下了危機的種子。反思走過的路程，總結成功的經驗，吸取失敗的教訓，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是每一個生活在偉大社會主義國度中的人們所必須認真思考和嚴正面對的問題。本文擬就一些西方政要和所謂專家學者向我國屢屢推銷，又由我國崇尚新自由主義的所謂“主流”學者在實踐中竭力推動的“私有化”浪潮及其本質談點看法。

首先，一些人在我國竭力推動的“私有化”浪潮，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指出：“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產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通過這種剝奪，“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以致造成資本和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和壟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種就要響了。”“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2]，資本主義私有制代替封建社會的小私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往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被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沒有剝削、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歷史趨勢。而少數人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所推行的以“企業制改制”為名的“私有化”浪潮，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不相符合的。

其次，一些人在我國竭力推動的“私有化”浪潮違背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指出：“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成這樣：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3]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能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建立這樣一種制度：使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所有制成為產品增長到能夠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滿足的程度。”[4]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指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剝奪，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會使生產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目前已經在令人難以置信地阻礙這種發展，而在現代已經達到的技術水平的基礎上本來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因此我們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蓬勃發展。”[5]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代替以個體生產為特征的小生產者的私有制一樣，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少數人竭力推動的“私有化”浪潮，不僅違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已經并正在給我國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安定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不良的后果。

第三，一些人在我國推動的“私有化”浪潮會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果實得而復失。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同時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迫使人們日益把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同時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后一個獨立行動。”[6]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并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發展的自由。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7]我黨在其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并勝利完成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之后，依據生產力的客觀要求，立即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把它們變為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經濟。并通過合作化道路，使城鄉個體經濟發展為集體所有制經濟，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勞動者成了國家和生產資料的主人，極大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使他們煥發了極大的熱忱，忘我勞動，努力工作，以世界各國少有的速度，在較短的時間內，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克服了國內經濟文化落后的難以想象的困難，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學等許多方面彰顯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巨大優越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以其日益強大的綜合國力，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改革開放的春風，更是使我國人民意氣風發，熱情倍增，在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的格局下，使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上升到世界第三位，綜合國力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崇尚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所謂“主流”學者，逆歷史潮流而動，在我國掀起一股“私有化”浪潮，結果使許多國有企業被賤價出售，甚至半賣半送，國有資產以每年1500億元的速度大量流失，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剝奪剝奪者獲得和經過半個世紀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化為少數人私有，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大廈面臨傾覆的危險。這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廣大人民群眾所不愿看到和十分痛心的。

第四，一些人在我國推動的“私有化”浪潮，有使我國經濟制度失去“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危險。在每一個社會歷史階段的生產關系總和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它決定著生產關系、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社會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僅是社會生產關系、社會經濟制度、社會政治制度的基礎，同時也是該社會生產關系、經濟制度乃至整個社會的本質特征。一個社會是否是社會主義社會，首先要看這個社會的所有制結構中是不是公有制占主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公有制經濟是不是占統治地位。馬克思在談到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時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后，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8]在這里，馬克思談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本質特征，即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恩格斯在《致奧·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9]在這里，恩格斯把生產資料公有制當作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即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把“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任務[10]。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11]他也把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然而，由于“私有化”浪潮的驅動，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急劇變化。公有制企業在工業企業單位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93.9%下降到2006年的28.2%；公有制經濟的總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81%下降到2006年的29.7%；公有資產占社會總資產的比重，下降到2006年的41%；公有制企業勞動者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由1993年的89.6%下降到2006年的27.2%。[12]2000-2005年間，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年平均增長49.1%，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則平均減少11.4%，50年代中期以來建立的集體企業，目前幾乎蕩然無存。[13]公有制企業尤其國有企業急劇減少，私營企業迅速增加，所有制結構的這種變化趨勢，至今遏而不止。對公有制主體地位喪失、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異化、社會制度蛻變的擔憂，已經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產生并蔓延開來。

第五，一些人在我國推動的“私有化”浪潮，導致了絕跡半個多世紀的雇傭勞動關系復歸。改革開放以來，我黨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給我國經濟注入了生機和活力，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然而，崇尚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少數“主流”學者，卻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改革開放前私有經濟近乎絕跡、違背生產力發展規律”為由，掀起“私有化”浪潮，使私營經濟每年以49.1%的速度迅速增長，很短時間內，即占據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處于舉足輕重地位。我國城鎮勞動力有半數以上在私營經濟就業，每年有上億的“農民工”流向私營經濟，成為新中國勞動就業史上一大亮點。私營經濟是一種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存在雇傭勞動和剝削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經濟。私營經濟的飛速發展，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使在我國絕跡的半個多世紀的雇傭勞動關系及其制度死而復生，我國每年有上億個勞動力處于私人資本的統治和剝削之下。這種情況的出現，雖然對緩解我國勞動就業的壓力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但雇傭勞動關系和雇傭勞動制度對公有制經濟的腐蝕擴散和示范效應也是不可小視的。

第六，“私有化”浪潮的涌動，私營經濟的超常發展，也會引起我國企業內部管理關系的變化。長期以來，理論界認為，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二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作用及交換關系，三是產品的分配方式，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決定著生產關系的其他兩個方面，然而，依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尤其是企業經濟運行的實踐，我認為，生產關系還應包含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即管理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僅決定著上述兩個方面的性質，而且還決定著企業經濟運行中管理關系和管理制度的性質。并且生產關系的其他三個方面包括管理關系對生產資料所有制也有著反作用。其他三個方面，如果有一個方面例如管理關系和管理制度方面變化了，就說明，生產資料所有制正在或者已經發生了變化。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協作關系時，對資本主義企業管理關系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資本家的管理不僅是一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一種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因而也是由剝削者和他所剝削的原料之間不可避免的對抗決定的。”“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那么，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14]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對抗性質和專制性質，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中的對抗性質。我國改革開放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以來，在極少數“主流經濟學家”掀起的“私有化”浪潮的推動下，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以每年11.4%的速度減少，而私營經濟即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則以每年49.1%的速度遞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了企業管理的性質。大量的以企業主所有制為基礎的私營經濟的出現，必然使我國建國以來在公有制經濟中形成的民主管理、互相監督、干群一致的社會主義管理關系和管理制度發生變化，代之以內容上對抗、形式上專制的資本主義管理模式。君不見私營企業中幾乎普遍存在的勞資關系緊張、對抗程度日益增長的現象嗎？君不見我國公有制企業中長期形成的民主管理、互相監督、干群一致的管理傳統正在逐漸淡化，職工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正在不斷削弱，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原則正在被少數經營管理者拋到腦后的現象嗎？這種情況，如不及時制止和糾正，公有制企業乃至國有企業中的管理關系和管理制度的蛻變將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企業管理關系、管理制度的變化，也將反作用于公有制企業乃至國有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使其發生異化。事情發展的結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第六，一些人在我國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如果得不到糾正，還會導致我國收入分配關系的變化。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即生產工具的分配和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產品的分配顯然是這種分配的結果。生產條件的分配，就其根本內容來說，就是生產資料的分配，就其本質來說，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產品的分配，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產品的分配方式。生產資料所有制變化了，或者說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變化了，收入分配方式及其包含的產品的分配關系也要發生變化。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勝利地進行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此相適應，以公有制為前提并由此所決定的按勞分配制度也應運而生。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的某些環節和方面，我們又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與此相適應，也就誕生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通過上述改革，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極少數人歪曲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違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宗旨，竭力推動“私有化”浪潮，結果在造成“所有制結構三分天下，非公有制經濟有其二”局面[15]的同時，也使我國分配制度、分配關系和收入分配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據統計，截至2006年，我國有60%以上經濟成份不是實行按勞分配制度。同時，在我國勞動人口中，最起碼有占總就業人數78.3%的19845萬人的收入不是按勞分配收入。[16]上述情況表明，由于“私有化”浪潮的泛濫，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我國的收入分配關系和制度結構正在發生變化，按勞分配關系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按勞分配制度的主體地位正在受到嚴重威脅，按勞分配制度大廈傾覆的危險性，正呈現在人們面前。

第七，一些人推動的“私有化”浪潮，背離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內容和宗旨。鄧小平明確提出：“誰也不能阻擋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下去。為什么？道理很簡單，不搞改革開放就不能繼續發展。”但是，“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7]“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18]“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19]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也明確指出，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否定，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和方面，改革上層建筑中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某些環節和方面，使社會主義制度充滿生機活力，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更快發展。鄧小平的上述指示和中共中央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不僅為我國改革開放指明了正確的方向，而且還規定了改革開放的內容和宗旨。然而，在改革開放中，少數“主流”專家卻背道而行，掀起“私有化”浪潮，企圖取消社會主義公有制，代之以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不僅干擾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背離了改革開放的內容和宗旨，而且還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面臨蛻變的危險。

第八，一些人推動“私人化”浪潮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是格格不入的。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經典作家都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了深刻的探討，并有許多論述，但對此作出最具有經典意義的概括的，還算是鄧小平。他在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0]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既包括社會主義的目標，又包括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還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因此“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1]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從生產力方面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生產關系方面說，就是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而要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就要堅持“公有制占主體”。然而，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少數人掀起的“私有化”浪潮與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顯然格格不入的。鄧小平要通過“公有制占主體”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他們卻要通過“私有化”道路，恢復剝削，使收入高低懸殊，說什么“我國收入差距拉得還不夠大，”“人民群眾還有更多的承受能力”。鄧小平要通過“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22]他們卻歪曲鄧小平談話的本意，割裂“先富”和“共同富裕”的關系，把“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作唯一目標。近年來，在“私有化”浪潮的推動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發改委等單位的研究報告：2004年，我國最高收入10%的家庭擁有的財產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擁有的財產僅占1.4%。另據對十幾個城市上千戶收入情況的抽樣調查：個人年收入，20%的高收入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54.5%，20%最低收入人群僅占全部收入的0.79%；人均家庭收入，前者占59.3%，后者占2.6%；家庭住房價值，前者占60.7%，后者占1.8%。世界銀行測算：我國20%最高收入的人口擁有的財產占全部財產的50%，20%的最低收入人口擁有的財產占全部財產的4.7%，2004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69。在我國，已經出現了一個主要靠私有財產和雇傭勞動增加收入和積累財富的高收入階層。雖然國家采取了許多注重收入分配公平、縮小收入差距的舉措，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仍遏而不止。[23]上述情況，不僅直接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矛盾，而且由于其不可避免的反作用，還直接威脅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生存和發展。

最后，一些人推動的“私有化”浪潮也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以至對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發生著巨大的影響，由于本文篇幅限制，在此就不一一分析了。

總之，少數人掀起并竭力推動的“私有化”浪潮，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后果是嚴重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其本質也是非常明顯的，所謂“私有化”，就是以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為指導，適應西方“全球化”的要求，“化”掉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化”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化”掉公有制經濟中民主管理、互相監督、干群一致的社會主義管理關系和按勞分配關系，一句話，就是“化”掉我國人民經過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代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對“私有化”的這一本質，我們切不可疏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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