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循環的另類觀察

--系統動力學的視角

視角：兩類貨幣

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

“以錢生錢”的貨幣

“迷失”：貨幣還是經濟學？

貨幣政策之爭

出路：“創新”VS“擴張”

現代主流經濟體系有個鮮明的特征：高度深化的分工，它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使生產與消費完全脫離，每個人的生產99%以上是為別人，每個人的消費99%以上依賴別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就是今天的現實。

這個特征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交換。高度深化的分工，造就了幾乎無以計數的產品種類，如何使每一種產品的生產滿足其需求？如何有效地分配資源，使整個經濟平穩運轉？人們試驗過各種方法，其中最典型的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所謂“計劃經濟”就是由行政系統來分配資源，所謂“市場經濟”則是由貨幣交易來分配資源。現實的經濟體并非純粹的理論模式，即使在主要的“計劃經濟”中也保留著貨幣。只有被妖魔化了的“紅色高棉”曾廢除過貨幣，而那是一個遠遠談不上分工深化的社會。

事實上，當今的主流經濟體中，貨幣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貨幣循環順暢是經濟體健康運行的必要前提。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證明，主流經濟體的貨幣循環問題嚴重。

多年來，金融界熱衷于討論“流動資金過剩”、“利率陷阱”、“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迷失的貨幣”等，結果卻莫衷一是，也無助于發現并預防金融危機。這暗示我們，問題或許出在“視角”上。貨幣循環是一個動態系統，從系統動力學的視角看，系統的行為取決于子系統間的關系，而子系統的劃分應依據其功能的差異。

哪貨幣有功能的差異嗎？

視角：兩類貨幣

主流經濟學告訴我們，貨幣的經濟職能是交易媒介，由此可以導出“貨幣中性”這個著名的命題：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只影響經濟中的價格水平,不會影響就業、產出等實際經濟變量。

作為交易媒介，其擁有者心中的標的是欲購買的商品。然而事實上還有另一類貨幣擁有者，他們心中的標的是利潤，是“以錢生錢”—靠現有的貨幣聚斂更多的貨幣。

在現實的產業鏈中，除了最終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外，推動每一個環節交易的都是利潤動機，各環節參與者所得的利潤，歸根結底來自最終消費者支付的貨幣。于是我們看到，同為貨幣，其實有不同的目標，在系統中扮演不同的功能。系統持續運行的必要條件是：最終消費者的貨幣支付能力足以滿足逐利資金的利潤需求。

2006年的“欣弗”事件，被視為質量問題、監管問題、道德問題。然而它的根源在這兩類資金的關系。據媒體報道，“欣弗”每瓶到患者手中價格為38元，而出廠價僅2.2元，其中的利潤在0.3--0.5元之間。這意味著，患者為“欣弗”支付的藥費中，成本僅占4.47—5%，廠家利潤僅占0.79—1.32%！其余94.21%的價款都被醫院和藥批等中間環節拿走了。

從“交易媒介”和“等價交換”的視角看，廠家和患者間的價差不可能如此之大。教科書告訴我們，貨幣能提高交易的效率，這個案例則告訴我們，交易過程中第三者的利潤扮演了何其重大的角色。顯然，在經濟體的貨幣循環中，這兩類貨幣的相互關系直接決定了系統的運行特征。

然而我們的經濟統計系統不是從這個視角設計的，因而不存在直接反映這兩類貨幣的統計數據，我們只能從現有的統計數據中，間接觀察這兩類貨幣的演化歷程。

由于經濟體在增長，價格水平在變化，直接觀察統計數據，難于看出問題的癥結。代表經濟體量的GDP是一個可用的尺度，用這同一尺度度量不同的統計數據，有助于觀察演化趨勢的差異。

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

居民的貨幣收入是購買力的基礎。觀察這基礎有幾個統計數據：其一是工資總額，其二是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其三是農村居民家庭現金收入。其中工資總額自1952年起即有完整的逐年數據，而城鄉居民家庭收入分別由城調隊、農調隊入戶抽樣調查得出人均值，再乘以城鄉人口得出，但可得數據不如職工工資總額完整。（見圖一）

圖一：工資總額與城鄉居民現金收入

數據顯示，工資總額占GDP的份額從建國初年的10%升至1961年的23%，此后，降到15% 左右，并一直維持到1991年，然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僅為10.6%， 此后微幅回升，到2007年為11.3%。

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占GDP的比重，1985年為20.8%，到2003年上升到34.9%，此后維持在35%附近。農村居民全部現金收入占GDP的比重，1980年為19.8%，到1985年升至32%，然而此后持續而迅速下降，到2007年僅為14.4%。可見過去20多年，農村居民的經濟地位相對于城鎮居民明顯下降。

將城鄉居民收入相加，即得全部居民的現金收入，它占GDP的比重自1991年的55.1%降至1996年的44.5%，正是這一年出現了嚴重的內需不足。此后到2002年逐步回升到51.8%，然后再次下降。（見圖二）

圖二：全部居民的現金收入

站在居民的位置上，當收入低下時，所得貨幣幾乎全部用來購買必需消費品，而當收入升高后，一部分收入被存儲起來，成為逐利資金的來源。現實中由于收入水平的兩極分化，相當多的居民收入只夠謀生，同時少數高工薪者，如大型央企的老總們，年薪上百萬甚至上千萬，其中必有相當大的比例轉化為逐利資金。甚至一些略有結余的居民，也將自己的儲蓄投入股市謀利。可見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小于全部居民的現金收入。

數據顯示，2000年后全部居民的現金收入開始萎縮。由于1996年后，全部居民的現金收入的上升是由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上升所至，而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明顯高于農村居民家庭現金收入，故其中轉化為存款的部分亦遠高于農村，可以推測購買消費品的貨幣開始萎縮的時間應早于2000年。

間接觀察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另一個視角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見圖三）

圖三：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GDP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重，1988年為49.5%，此后高速、持續下降，到2008年僅為36.1%，為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

第三個觀察視角是金融統計數據。貨幣當局根據流動性的強弱，用逐層嵌套的方式定義貨幣種類：其核心是流動性最強的“流通中的貨幣”M₀，M₀加上“活期存款”為M₁，M₁加上“準貨幣”（其他存款）為“廣義貨幣”M₂。根據這個定義公布的統計數據，筆者查到的起始年為1985年，但M₀的可查數據能追溯到1952年。（見圖四）

圖四：流動中的貨幣M₀

M₀主要被用于現金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購買消費品的貨幣。數據顯示，建國初年，M₀僅占GDP的4.1%，那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87.45%，農村基本上是自產自食、自給自足，需要的貨幣很少；即使在城市，居民自我服務的成分也遠高于今天。直到1978年，M₀僅上升為GDP的5.8%，表明社會分工進展緩慢。事實上今天人們已經離不開的許多行業、工種，當時尚未出現，當年居民家庭必備的許多技能現已成為陳年往事。

從1978年到1993年，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化，M₀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達到了峰值16.6%。此后，M₀的大趨勢是下降，到2008年降到11.4%，低于1986年的水平。而這期間社會分工的深化并未停止，因此只能解釋為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萎縮。

通過上述多角度的觀察，可見不遲于90年代初，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即開始了相對萎縮。

“以錢生錢”的貨幣

邏輯上，逐利資金的主要出路是投資，因此，從這個視角可間接觀察逐利資金的演變。（見圖五）

圖五：投資總額與工資總額

數據顯示，在1980年前，投資總額與職工工資總額大體相當，兩者交替領先。此后投資總額加速上升，進入本世紀后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上升，而職工工資則逐步下滑。這暗示我們，工資性收入與資產性收入持續失衡。

投資激增必然導致產能高速擴張，間接觀察產能的演變的一個視角是固定資產存量。根據張軍、章元的測算，1952年全國固定資產存量為800億元，以后由歷年固定資產投資，按“永續存盤”法估算。歷年投資均換算到1952年價。折舊率仿照宋海巖的方法，取法定折舊率3.8%加上當年經濟增長率。（見張軍、章元《對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計(1)》《經濟研究》2003第七期）。由此估算的結果見圖六。

圖六：產能與內需

數據顯示，1970至1976年,我國的固定資產存量相對于GDP,有一次高速增長；此后到1985年大體與GDP增速持平；1985年到1990年又出現了一次高速增長；到1994年發生了一次回調；1994年后是史無前例的十多年高速增長，到2007年我國的固定資產存量已經相當于當年GDP的1.84倍，而1985年僅為86.6%。

產能高速擴張的同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依然維持在GDP的40%左右，還略有下降。于是產能與國內消費能力嚴重失衡，只能靠出口維持生產。

在貨幣當局的統計口徑中，流動性最差的是“準貨幣”（其他存款），銀行必須為其支付利息，因而必須用它來盈利，所以它更接近于追逐利潤、以錢生錢的貨幣。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一切國內利潤的總來源，雖然在產業鏈的各環節都需要利潤來推動，但這些利潤終歸源于最終消費環節提供的利潤。兩者的對比見圖七。

圖七：準貨幣與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對比

數據顯示，1985年準貨幣為1,021.8億元，僅為當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23.7%，國內市場足以為其提供所需利潤，而到了2008年，準貨幣為當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2.85倍。可以看出，如果保持現有的慣性運行，兩者的失衡將持續擴大。

計算圖七中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與準貨幣與的比值得圖八：

圖八：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準貨幣

我們看到，198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準貨幣的4.21倍，足以提供它所需的利潤；到了2008年，這個比值已降到35.1%。如果維持目前的趨勢，它甚至會降到20%以下，很難為準貨幣提供有吸引力的利潤。

事實上，自1994年后，我國的利率已經大幅下降，到2006年后經濟過熱期間，貨幣當局曾試圖提高利率，但很快就不得不放棄，利率迅速降至底線。（見圖九）

圖九：一年期存款利率

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國際經濟危機，究其實質，因國內利潤空間過小，根本無法承受較高的貸款利率。國際經濟危機只是一個觸發因素：海外利潤空間萎縮，大量企業立刻資金鏈緊張，只能靠貸款維持。為避免企業大量倒閉，危及社會安定，一直擔心通脹的央行只好降低利率，靠發鈔票維持企業的現金流。然而，受限于真實的利潤來源，降低利率也難于刺激實體經濟中的投資。這就是讓經濟學家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利率陷阱”。

由此，我們看到了經濟體的貨幣循環造成的三大失衡：資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產能與內需失衡；追逐利潤的貨幣與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這三大失衡導致經濟體中的貨幣不可逆地淤積為逐利資金，這表明貨幣循環從長期看具有不可持續性：失衡的持續擴大早晚有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天。

無視現實中的貨幣承擔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功能，無視追逐利潤的貨幣強勢積累，且已遠超過作為交易中介的貨幣這個明顯的事實，這是主流經濟學陷入迷宮的根源。

“迷失”：貨幣還是經濟學？

1919年美國的經濟學家費雪在《貨幣購買力》一書中提出著名的費雪方程式: MV=PY。其中M為貨幣發行總量，V為貨幣流通速度，P為價格，Y為可交換的真實財富，這成為貨幣數量理論的基礎。

通常將Y視為以不變價格計算的GDP，將PY視為以當前價格計算的GDP,則有：

M/以當前價格計算的GDP=V

不同的學派對V有不同的解釋，通常稱其為貨幣流通速度。如果V為常數，則M與以當前價格計算的GDP應同步增減。但事實上，我國的廣義貨幣的增長不但遠超過以不變價計算的GDP,也明顯超過以當前價格計算的GDP。（見圖十）

圖十：中國的M2與GDP(均以1952年為1)

西方各國也發現過類似現象，他們的經濟學家們稱之為“貨幣的迷失”，意指貨幣增量中無法用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解釋的部分。于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們也煞有介事地討論起“貨幣的迷失”問題來。

一些學者將其歸結為“中國的貨幣需求函數存在明顯的不穩定”，這只是對現象的另一種表述，沒作出任何解釋。

一些學者試圖用復雜的數學工具尋找中國貨幣需求函數與各種因素的因果關系，涉及到的因素包括總財富、國內利率和通貨膨脹、股票市場、經濟預期、制度和經濟變革對貨幣需求的影響等等，但均未能提高對貨幣需求的預測能力，這不免使人質疑，“貨幣需求函數”是否是一個有效的觀察視角？

費雪方程背后隱含的假設是：貨幣的唯一功能是交易媒介。然而，前面列舉的大量數據表明，這不符合事實。在現實的經濟體中，看起來完全無差異的貨幣，在不同的人手中，承擔著截然不同的功能。一些人用它做交易媒介，而另一些人“以錢生錢”用它來聚斂更多的貨幣。前面展示的大量數據表明，事實上逐利資金已經遠多于作為交易媒介的資金。

前邊介紹了在央行的統計口徑中，流動性最強的是流通中貨幣M₀，它最接近于交易媒介；而對“準貨幣”（其他存款），金融系統必須為其支付利息，因而最接近于逐利資金。圖十一為兩者的對比：

圖十一：流通中的現金與準貨幣對比

數據表明，1985年以后，大體滿足費雪方程的只是流通中的現金M₀，而作為“金融資產”的準貨幣，與費雪方程毫無關系，相反，它顯示出了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

M₂將兩類不同的貨幣一鍋煮，又被學者們僅視為交易媒介，才導致了“貨幣的迷失”這個偽問題，這個偽問題又將學者們引向了尋找“貨幣需求函數的穩定性”這個死胡同。

從貨幣的兩種功能的視角容易看到，逐利資金的標的不是真實的財富，而是貨幣本身，利潤極大化是一種正反饋機制，它持續地從購買商品的資金中獲取利潤，并將其加入到逐利資金中，使逐利資金加速增長。

同時，利潤極大化機制將國民的勞動所得牢牢地壓在底線，以保障資本擁有者的“國際競爭力”，而物價受制于國民購買力，自然與M₂的超速增長無關。事實上逐利資金的增長超過購買商品的資金，在價格上反映為“資產”價格的上漲遠超出消費品價格的上漲。面對“非理性”暴漲的資本市場，經濟學家們歸咎于“流動性過剩”，而事實上，過剩的是逐利資金，它大體上對應于貨幣中流動性最弱的準貨幣。

逐利資金的高速膨脹使基于交易媒介假設的費雪公式失效。由于費雪的貨幣數量理論是央行控制貨幣發行的理論基礎，費雪公式的失效使各國央行陷入困境，不得不另覓出路。由此導致了關于貨幣政策的長期爭論。

貨幣政策之爭

基于費雪的貨幣數量理論，20世紀70年代“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倡導“貨幣數量規則”，將貨幣發行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名義錨”，意圖通過調控貨幣發行量，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和社會的穩定。然而“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使央行無法確定合理的貨幣發行量指標，這迫使許多國家的央行放棄了貨幣量目標。

上世紀90年代，新西蘭最早試驗“通貨膨脹目標制”，以預訂的通貨膨脹率目標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根據通貨膨脹率與預定目標的差距來決定貨幣發行量的收縮與擴張。此后加拿大、英國、瑞典、芬蘭、智利、韓國、波蘭巴西、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都紛紛效仿。

而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以聯邦基金利率為操作目標，其理論基礎是“泰勒規則”（Taylor 1993年），Taylor認為，真實利率是唯一能和實際產出以及價格水平保持長期穩定關系的變量。因此央行應根據通脹率和總產出實際值與目標值間的差距來調節聯邦基金利率的走勢。不同于“通貨膨脹目標制”，它關注的是利率。

“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隱含假設是：經濟體存在一個合理的通脹率，應據此調控貨幣發行。“泰勒規則”的隱含假設是：真實利率決定了實際產出與價格水平。

廣州大學的鄧宏發現，通脹率與利率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高達 0.9（見鄧宏《利率與通貨膨脹率關系的實證分析》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8卷第 3期2009年 3月）。可見無論“通貨膨脹目標制”還是“泰勒規則”，其本質是試圖控制全社會的資本平均利潤率。利潤率太低資本擁有者將失去投資的動力，而利潤率太高，將導致高通脹，社會將難以承受。央行的目標就是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承受的水平，引導經濟體平穩運行。

然而，這道路能將經濟體引向何方？

無論“通貨膨脹目標制”還是“泰勒規則”都放棄了基于“交易媒介”假設的貨幣數量控制，這不應歸咎于央行的不負責任，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控制貨幣數量是不可能的任務。現在，中國央行理論上實行的是“貨幣數量規則”，但圖十顯示的數據表明，中國貨幣數量的膨脹速度不僅遠高于以不變價格計算的真實財富，甚至遠高于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注水”后財富。

放棄對貨幣數量的控制，只關注經濟體當前的表現，勢必導致貨幣數量的指數增長。于是我們看到了經濟體中的第四個失衡：貨幣數量與真實財富的失衡。

這一失衡持續的結果，使貨幣循環逐步遠離實體經濟，遠離實體經濟的貨幣循環必將發展出自己的運行邏輯，這就是既被視為“創新”又被視為“禍首”的“虛擬經濟”。

貨幣循環本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而產生的，而在現實運行中我們看到了它與其初衷的“異化”。它導致實體經濟的各環節均處于窘迫而緊張的狀態，實體經濟創造的財富主要被聚斂到逐利資金擁有者手中。事實上，貨幣循環已經成為實體經濟的主宰。面對日益相對萎縮的利潤源，逐利資金表現出“貪婪”與“恐懼”反復無常的交替，導致難測的波動。于是我們看到，“反仆為主”的貨幣循環使實體經濟疲于應付。

面對這樣的貨幣循環，央行有何計可施？經濟體前景安在？

出路：“創新”VS“擴張”

其實，經濟學家們早就意識到從長期看資本投入必然會導致報酬遞減，靠資本投入推動經濟增長遲早會碰到天花板。在現行的經濟機制下，該如何維持經濟體的持續增長？

熊彼得與索洛冀望于“創新”與“技術進步”，冀望于它能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創新”與“技術進步”能否提高經濟學意義上的“要素利用效率”，至今沒有共識。索洛本人就于1987年提出過“計算機生產率悖論”：我們可以到處看到計算機的應用，但為何沒有生產率的增長?

二戰后到70年代和90年代后半期是美國20世紀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在整個世紀的頭60年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50％。從60年代以來，美國領導了全球的信息技術革命，技術進步對經濟的影響應該非常明顯。但自7O年代開始，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明顯下降。尤其是在1970—1980年，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下降到不足10％，在1985—1995年也相當低。（見許晶華《新古典增長理論50年：起源、發展和問題》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6期 No.6，2008）

我們已經看到問題的癥結在貨幣循環，而熊彼得與索洛的研究根本沒有涉及這個領域，他們研究的是“生產函數”。如果說貨幣循環涉及的是“生產關系”，那生產函數涉及的只是“生產力”。靠對生產力領域的研究去解決生產關系領域的問題，往輕了說是邏輯混亂。然而就是這樣的思路成了“新古典主義”的基石，成了當今世界經濟學的主流，也統治著我國的經濟學界，不背熟其中的教義，經濟學科的學生就無法畢業。

面對萎縮的國內利潤源，在不根本改變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下，邏輯上有三條備選出路：或者靠增發貨幣為逐利資金提供利潤，或者制造一個虛幻的籠子將這些逐利資金裝起來，或者向海外謀求新的利潤空間。

事實上，這三條路都有人走過。

圖五顯示的巨額投資，其實主要來自銀行貸款。這些貸款中許多成了呆壞賬，一度造成各大商業銀行的“技術性破產”，靠政府注資、將呆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才走出困境。作為借款者的各公司，其實是逐利資金擁有者。從整個經濟體的層面看，呆壞賬的主要根源是利潤源萎縮。政府救銀行的過程歸根結底是印鈔票撒給逐利資金擁有者，以形成他們的利潤。

注意圖五中工資總額的下降幅度遠小于投資總額的上升幅度，這暗示我們，逐利資金的高速積累主要不是依靠壓低工資，而是依靠銀行的超額貨幣發行--銀行對逐利資金的直接補充。

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明明是因為消費者的支付能力不足引爆了危機，而所有國家的救市措施都是向逐利資金的擁有者撒錢。其根源就在于龐大的逐利資金根本將不可能從實體經濟中獲得足以推動其投資的利潤。一萬元錢灑給消費者，其中只有一定的比例（比如20%），會轉化為逐利資金擁有者的利潤，而撒給逐利資金擁有者，則全部轉化為其利潤。正是這種效率的差異決定了各國政府的決策。

從局部看，這種補充改善了逐利資金擁有者的資產負債表，掩蓋了本已存在的呆壞賬，可以刺激新的投資，帶來一時的繁榮。但從長期看，它進一步加劇了整個經濟體中逐利資金與利潤源的失衡，無異于飲鴆止渴。

持續地注入超出真實財富的貨幣，經濟體中的貨幣向逐利資金高度集中，勢必使逐利資金的擁有者成為焦躁的“老虎”，哪里能聞到利潤的氣息，資金必然蜂擁而至；哪里顯出風險的信號，資金必然望風而逃。這就是“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的根源。

金融系統“創新”造就的股市和衍生品市場，其實就是用來裝這“老虎”的“籠子”，將整個經濟系統制造的、遠超過真實財富的逐利資金裝起來，防止它跑出來造成經濟危機。

逐利資金擁有者的要求有兩個層次：最好能賺得利潤，起碼不要賠本。然而在貨幣存量與真實財富迅速失衡的大背景下，從宏觀上看，這根本做不到。這導致了微觀層面激烈的競爭：看誰聚斂貨幣的速度能超過貨幣貶值的速度，“老虎”們在這里追逐的主要不是實體經濟創造的利潤（對龐大的胃口而言，這根本不值一舔），而是相互撕咬，用經濟學的文雅術語叫“對已有財富的再分配”。

伺候逐利資金這焦躁的“老虎”絕非易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為其找到真實的財富----這是不可能的；而是使它相信：有可能掙得利潤，而且是高額利潤，至少從宏觀上能保障資金的安全，一旦發生損失，要能使它相信是自己操作失誤或運氣欠佳，決不能使其懷疑，這“籠子”其實是皇帝的新衣。

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籠子”維護者的智商比“老虎”高出一個數量級。而在現實的經濟體中，利益驅動使逐利資金能吸引一流人才，維護“籠子”的工作只能吸引二流人才。于是我們看到，次貸危機之前，能嗅出風險的是高盛，而非美聯儲。

同樣，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最受尊敬的不是雄踞于奧林匹克山顛的經濟學大師，而是高善文。他靠多次準確預見股市的走勢而在資本市場贏得了聲譽，而他依憑的理論基礎根本不是主流經濟學。在2006 年4月7 日的主題報告《貨幣過剩與資產重估》中，他從逐利資金與實際資產的失衡開始自己的分析。而且對資產的定義，從盈利能力轉向“稀缺性”，換而言之，他認識到資本市場的拼搏，其目標并非真實的利潤，而是與貨幣貶值速度賽跑。“籠子”與“老虎”間這樣的智力水平對比，使“老虎”根本就不相信“籠子”的真實性，“老虎”們“玩的就是心跳”。

在現有的運行機制下，要避免“籠子”被擊碎，唯有從經濟體外部獲得利潤，這才能有效地應對內部的失衡，這是西方經濟史清楚表明的。所有的先發工業化國家都曾面對嚴重的內部經濟失衡，并導致社會動蕩，都竭力向外擴張以獲取外來利潤，無論是早年的殖民主義還是后來的“全球化”，都服務于這個目標。其差異僅在于手段的直接還是間接；粗野還是文雅。即使文雅如今天的美國，其最終倚恃的也是全球最龐大的戰爭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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