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打工者現狀——對一位維權志愿者的訪談

2009年3月，筆者訪談了一位在深圳為打工者維權的志愿者。通過這次訪談，可以使我們了解到金融危機下新工人的處境。
 一、工傷狀況
    香港出了一本書《手手腳腳》，講的就是工傷的事情。深圳現在許多工廠添加了新的機器，有紅外線設備，能提醒工人防護，但是舊的機器并不是沒有了，而是向內地的工廠轉移。深圳本地的工傷數字并沒有減少，只是嚴重程度小了。很多18-25歲的工人剛上崗沒幾天就受傷了，因為工廠大多沒有上崗前的培訓。小廠、內資的廠都很差勁，有了工傷的事情老板就逃跑了。現行條例中對工人的許多工傷條款保險都沒有覆蓋。
    電子行業、制鞋業使用化學品的非常多。工廠不做防護措施，小型廠很差。電子行業大多數是女工，占到70-80%，工作對她們的生殖系統影響很大，職業病患病率很高。這不僅僅影響女工一個人，還包括她的下一代。理工大學的委員會中有一個人開著電池廠，叫“金”什么，他廠里的女工大多是鎘中毒，有一個女工生了孩子，嬰兒身上有很大的黑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F在出現了許多新的化學品，國內的法律覆蓋不了。估計在未來的幾年中，將是塵肺病的高發期，這都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積累，潛伏期過了。得矽肺病的工人有一些已經去世，而剩下的人絕大多數也只能等死。
    2004年以來由于民工荒，男工也好找工作了。女工因為手腳靈活，傳統農村教育的溫順、聽話性格，很易于管理，就像當年韓國的女工一樣，所以資本家都很喜歡女工。而且女工如果要走出來個人維權，難度也遠遠大于男工。
二、勞動報酬和工時問題
    在2004、2005年的時候，除了大工廠加班工資比較正常之外，其他的工廠甚至連基本工資都不給到合法的數量。東莞的許多廠子加班費才給1塊錢，工人們每個月要干300小時以上，而只能拿到900-1000塊的工資。最低工資標準近來上漲了很多，這是因為工人的集體行動多了，并且有一部分工人行動提高了要求——他們不單單是要求得到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并且要求成立基層工會、選舉工人代表。工人階級意識的進步，是客觀環境的變化所致。很多維權服務者一直以來提倡依法維權，因此珠三角地區的普法宣傳對工人意識的提高是有非常大的影響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民工荒，原來工人要付出的代價大，而后來跳槽變得比較容易。民工荒的原因，不僅僅是媒體宣傳的缺技術工人，其實無論普工技工都是很缺的，珠三角近幾年的GDP增長幅度那么大，產業升級本身就需要大量工人；另外，待遇和工作環境實在太惡劣了，現在的工人不單單為了賺錢就會容忍這種非人的環境的。惡劣的工作環境使工人頻繁更換工作，很多工廠反復招工反復流失，造成勞動力市場的一種“需求泡沫”，也從表面上加劇了“民工荒”的現象。工廠在經濟危機前的工人流動率達每月6%左右。這意味著一個2000人規模的廠子每個月有上百人的流動量。
    2006、2007年最低工資調整的很大，原因是物價上漲和民工荒。2008年廣東就不再提高了，從08年8月起，許多工廠工人開始罷工，因為他們拿到工資條的時候發現工資并沒有增加。有兩個電子廠就自發的同時罷工了，而后不久附近的工廠也一起罷工。
    《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工人罷工有一定推動作用。2008年《勞動合同法》發布之前，就有一次工人罷工潮，多數是技術工人，都有10來年的工齡。還有比如鞋廠、制衣廠，年紀大的女工比較難找工作，她們希望能在一個工廠持續工作下去。年輕工人跳槽就比較厲害。在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引發了新的工人抗爭。在對工人抗爭的處理上，政府同資本利益緊密結合。例如黃慶南被砍，原因是因為他所在的打工者中心宣傳勞動合同法觸犯了工廠主利益，故買兇傷人。在07年11月黃被砍之前，還有過好幾次工廠主雇人去打工者中心滋事，但政府都聽之任之，不予理睬，于是工廠主們就知道了應該采取何種辦法對付打工者中心。珠三角大多數是本地租地出去的，本地人和政府的利益都同資本密切聯系，這對維權服務者就很不利。南方和北方不一樣，在南方社區里的人是不向著我們的。
    企業就將工資放在最低工資標準上，深圳關外900，關內1000。按照當地的生活水平，工人只拿基本工資是根本不夠活的，必須要大量加班。金融風暴來之前，每天上班11-12小時，周六也是，周日有時有休息。有的廠一個月連一天放假時間都沒有，要工作300多小時。工人覺得自己的生活“不像人”，覺得工廠生活很苦悶矛盾。女孩子外出打工本來就是為了逃避農村的壓抑和苦悶，而工廠的生活讓他們基本上沒有時間、沒有精力想其他的東西，這對我們的工作也造成了比較大的困難。原來不痛經的女工到了工廠也會痛經，但她們連請假都是極為困難的。
    不同資本來源的廠子不一樣。比如臺商的工廠就有早會晚會的制度，每天早上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各占用工人的半個小時來聽組長教訓，這都是沒有工資的。按工人的說法，“這就是做思想工作、讓我們害怕、麻木、聽話?！?BR>三、金融危機對工人抗爭的影響
    金融危機的影響始于2008年9月，每個廠的具體時間、情況不同。有的廠每個部門都裁員了35%左右。資本家裁工人的手段也不一樣，有許多讓工人無法用法律手段解決。比如廠里先把你一個技術工調到較差的崗位，這樣工資就會減少很多，而工人開始并不知道經濟危機來了，以為自己還能找到工作，就主動辭工——這樣工廠還不用給工人補償，工人一個個自己走掉也不會引發一起的反抗。還有的工廠突然搞了體檢，不合格的工人就讓他走掉——這樣一來并不算做裁員。另外，許多臺商在之前還在一直擴大生產規模，沒有預見到經濟危機，他們會招很多試用期內的工人，這樣一來就把試用的工人都裁掉了。還有一些工廠通過不讓工人加班的方法——工人的基本工資本來就低，必須通過許多的加班，不讓加班就只好自動走掉去找別的工作。一些廠子分批裁員，每次從不同的部分各裁掉2、3個，一次總共50、60人，由于不是一個部門的，工人就沒辦法團結起來。要不就以工人的產品不合格為借口——這些工人都是干了好幾年的熟練工了，一下子被裁掉不少。本來按照《勞動合同法》第41條的規定，一次性裁員20人以上工廠需要報備工會，聽取工會意見后才能裁員。但工廠往往以工人“達不到工作要求”為由，產品問題就不用報備工會，這就不屬于“裁員”，工廠可以直接“解除勞動合同”。
    在裁員時，工廠也耍了很多手段。在開始談裁員條件時，工廠已預先準備了一定的補償金，但騙工人說不會給，這樣工人就會去要，當工人集體提出要求時，工廠馬上答應工人的要求，說給補償金。工人權衡利弊，想到還可以拿到補償金，就不會提出進一步的要求，這就瓦解了工人的力量。
    當然影響最大的，是整個司法體制的轉向，2008年10月份左右開始明顯倒向資本。之前司法相對公正，還是依照《勞動合同法》執行的，和頒布以前比起來是要好的。但是9、10月份以后比《勞動合同法》頒布以前還要嚴重地倒向資本，甚至連在法律上的規定都不支持了。官方會組織工廠進行內部學習，給廠主發各種關于勞資糾紛處理的通知，告訴他們工人的哪類要求會得到支持，哪類要求不會支持。例如告訴廠主以后工人關于經濟補償金方面的訴求會較少支持，這樣廠主就可以更少的發放補償金。再比如仲裁或司法部門以前要求工廠提供的證據，現在要求工人而不是工廠提供，工人到哪里去找證據？很多工廠的工人連工資條都拿不到。2008年5月出臺的《仲裁調解法》規定，工人可以不經調解就可以仲裁，但現在勞動站一定要工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調解，調解本身就沒什么用的。工人大多是在辭工后才去調節，生活費沒有了保障，而現在基本上要等半年才給仲裁立案。因為仲裁費取消后[1]，大量的訴訟案件爆發出來，再加上經濟危機的影響，當地司法體系根本不能承受。
    工人是在今年年后回來才意識到經濟危機。過去的經驗是過年前工人會大規模的辭工，但新年之后就會有大量的工廠招工。今年年后回來情況不同了，工廠招工大大減少了，即便招工的工廠招工規模也要小很多。現在工人體會到找工作困難了，在被侵權后就更難走出來。但工人的抗爭還是有的，工廠減低工資、福利，工人就會集體罷工，工人對個人被炒的憂慮也減小了。
    經濟危機后當地政府更加支持資本，從對工人直接的壓制上還可以體現出來。最近我聽說佛山那邊有一家照明廠，有幾十個工人因為工資問題罷工，工人當時只是在廠內的空地上，都沒有出廠區，政府就派防暴警察來鎮丫了。工人很激烈地和他們打起來，最后被抓了30多個，有一個工人到現在都沒被放出來，因為他原來是退伍軍人，打傷了好幾個警察。這是過去沒有的情況。過去一般情況下，只要工人不出廠門，當地政府是不會派防暴警察的。我們現在的擔心是，對于非工廠倒閉、裁員原因引起的勞資糾紛，工人會受到當地政府的更嚴厲的打壓。
    工人的個體抗爭可能減少。但我們發現，工人開始轉變，因為他們擔心失去工作。他們大多數是從生存環境很差的農村出來，他們回不去也不想回去?，F在再和他們談勞工保障等問題他們就會很關心。原來年輕的工人很多沒有什么權利意識，但現在非常關注失業保障、醫療保障等問題。被逼到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們的抗爭會激烈化——最近有一個工人被辭之后就自焚了。在解決由于工廠倒閉、裁員引起的勞資糾紛時，地方政府只想讓工人被辭以后可以快點回家，不關心他們可以去哪里工作，對失業問題沒什么幫助。
 四、工人的未來
    沿海大多是出口導向型，大部分工廠會在每年2、3、4、5月確定當年的訂單。而我們看到歐美的經濟并沒有復蘇的跡象，所以我們判斷在不久的未來就會有新一輪的工廠倒閉潮。西方的訂單方式也改變了，原來是大單、長期的，現在改下小訂單，每次量少、交工時間短。這樣工廠就會傾向于請臨時工，可能工人這一個月沒有任何加班甚至沒有工作，下一個月就瘋狂加班。這樣用工更加彈性化，工人更加不會有勞保、工資的保證了。給小廠的分包也會更頻繁，小廠大多不是正規化的。我們工作上的困難也會更大。
    現在在珠三角，有大量的律師團在幫助工廠解決工人問題，他們甚至給資本家定好了“夜逃方案”，比如把工廠的法人代表由老板換成他的臺灣親戚，這樣他逃掉以后還可以在大陸其他地方繼續開廠，而原工廠法人代表——他的親戚在臺灣、在別的地方，工人就很難追到補償了。還有些工廠付給律師5、6萬塊錢，這些律師就去同工人周旋，在仲裁等環節上拖上一年，拖住工人直到把他們拖垮。
    但這也是一個契機。原來我們面對的大多是普工，他們一般沒有業余生活、沒有娛樂活動，大多數比較年輕，年齡在18-25歲之間，教育程度較低，也很少關注社會問題，對整個群體有關的問題都不關心，加上近年來工資收入也還算可以，開展工作較為困難。但是現在整個客觀環境變化了，他們的覺悟提高了，許多事情他們開始容易理解。為工人提供服務、娛樂等帶有人道主義色彩的工作，開展起來較為容易了。
    [1]《仲裁調解法》頒布后取消。此前需要交納10％的仲裁金，費用很高，去仲裁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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