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變化的顏色

喬爾·安德斯 著 吳萬偉 譯

在過去十年里，中國突然成了全球經濟中的一個主要角色，越來越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正成為世界上的主導性大國。在這種預測性文獻中，喬萬尼•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的《亞當·斯密在北京》顯得特別突出有兩個理由。第一，阿銳基把分析放在探討一系列霸權國家興衰榮辱的宏大和復雜歷史模式中，第二，盡管許多西方學者用驚恐不安的眼神看待中國的崛起，阿銳基則充滿熱情地歡迎中國。

阿銳基在《漫長的二十世紀》（1994年）中充分展開論述的模式中，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經過了一系列霸權國家的循環。這些體系依次被單一大國主導，雖然都有明顯的特征，但到現在為止，它們都遵循了類似的運行軌道。當《漫長的二十世紀》出版的時候，阿銳基已經相信全球資本積累的中心已經從北大西洋轉向了東亞，當時中國剛剛開始經濟轉型，這種方式讓中國充分融入全球經濟并成為“世界工廠”。如今，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大國的出現和美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的挫折給予阿銳基更大的信心來預測美國霸權時代很可能被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時代所代替。

在阿銳基看來，中國的世界霸權可能有三個積極的后果。第一，重組當今由西方主導的國家等級體系，東亞領先的時代或許帶來國際間更大的平等。第二，中國霸權或許比歐美先例更少軍事色彩，更多和平傾向。第三，中國的崛起開創了建立在市場交換基礎上，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更加平等和更加人道的東亞發展道路。

阿銳基的樂觀主義前景當然吸引了相信西方文明優越論的評論家的反應，也吸引了對于西方主宰下產生的世界秩序不那么樂觀的其他人更深刻、更積極的評論。[1] 他的三個后果論都值得嚴肅地考慮。在本文中，我將主要對最后一個預測做出回應，即中國或許開創一個并非資本主義的市場體系的發展道路。

你的所見所聞當然主要依賴你使用的概念框架。阿銳基開始于布羅代爾（Braudel）的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敘述模式。布羅代爾把經濟分為三個層次。底層的經濟活動由基本生活必需品生產組成，很少有市場交換。中層以由競爭的企業家組織起來的市場為中心的活動構成。上層梯隊則留給資本主義本身，資本家通過壟斷地位獲得利益，并與國家權力聯系密切。這是個指導許多世界體系分析的框架，阿銳基使用它建立分析西方和東亞發展的獨特模式。在西方，資本家控制國家，把強大的經濟和軍事擴張結合起來，使得西方大國征服世界。相反，在東亞，強大的國家控制市場交換，鼓勵但是限制大規模的資本。這種模式在中華帝國霸權時代十分流行，它支配了該地區相對和平的國際關系體系，使這里成為十九世紀前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后來隨著中國的衰落，東亞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被納入由歐洲列強控制的世界經濟體系，日本在自己的經濟中嫁接了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因素，創造了雜交的體制。

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阿銳基充滿希望地認為日本在二戰后被剝奪了軍事維度的經濟增長或許成位一種新模式，其中經濟和軍事力量是可以分開，并最終預告“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社會”的到來。[2] 阿銳基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中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中國，他寫到共產主義革命創造的以福利為中心的國家已經重新發現了市場的經濟動力，培養并調動了城市和鄉鎮企業主群體的主動性。[3] 他說中國將帶領東亞復興其作為全球經濟上最發達地區的地位，或選擇符合西方資本主義范式的道路，或炫耀更加吻合自身歷史的不同道路。

阿銳基結合了實力和貿易的全球網絡、國家間的競爭、幾百年時間的經濟和政治體系演化，在宏大的規模上提出了自己的模式。像進行世界體系范式研究的其他人一樣，他更關心的是重新創造國際不平等而不是國家內不平等的結構。結果，他很少花精力分析生產關系細節。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產關系上，重新考察最近的中國經濟史的話，能看到什么呢？這就是本文的焦點，為此目的，我將使用馬克思的概念框架。接著我會評價阿銳基用布羅代爾集中在資本和國家關系上的資本主義定義而提出的中國可能開創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的建議。

馬克思和毛澤東

馬克思的框架人們普遍都很熟悉，所以我只簡要地回顧一下經濟組織的三種類型，用以分析中國經濟體制的變化。第一種類型是家庭生產，第二種類型是社會主義集體生產，第三類型是資本主義雇傭勞動。

馬克思寫到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在農村和城市基爾特內，勞動牢固地與生產資料聯系在一起，兩者都是不能被買賣的。資本主義把兩者分開，而且都推向市場，創造了一個建立在自由交換雇傭勞動和生產資料基礎上的體制。在從前的體制內，生產和消費的責任在同一經濟組織內部，該組織基本上是以家庭為基礎的，生產的最終目的是消費。資本主義企業可以自由聘用和解聘工人，不用為工人的消費負責，相反能把獲得利益作為壓倒一切的目標。這讓資本主義成為充滿活力的體制，在分配勞動力方面非常有效，實現利潤最大化并積累資本。雖然資本主義企業早就存在了，雇傭工人成為生產關系的主要形式是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傳播導致了經濟活動的極端集中和和階級的極端兩極化，從而使家庭勞動體制難以為繼。因為資本主義的活力和效率，馬克思預測這種體制將橫掃這個世界，但是他也預料到社會主義將通過重新結合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來顛倒資本主義做的東西。

1949年前，中國經濟的大部分是圍繞市場交換組織起來的，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只發揮有限的作用。中國長期以來都是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其中土地是可以買賣的，大眾消費的糧食和常用紡織品都是可以廣泛買賣的商品。許多農民家庭參與市場活動，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話，他們不僅銷售農產品，而且銷售家庭生產的產品如自己織的布。在1949年革命前的世紀，資本主義領域（也就是依賴雇傭勞動)在不斷發展但仍然弱小，建立在家庭勞動基礎上的農家生產仍然是經濟的主體。

在1949年到1976年的毛澤東時代，家庭勞動和資本主義領域基本上被消滅，市場交換遭到嚴格禁止，按照社會主義路線來重新組織經濟活動。整個農村人口成為集體生產隊的隊員，幾乎所有的城市人口成為工作單位的職工（包括政府機關、醫院、學校等事業單位、全民和集體企業）。工作單位職工都拿工資，但他們是永久性雇員，所以勞動力是不能自由交換的商品。像家庭一樣，農村生產隊和城市工作單位都不能解聘隊員或者職工，它們不僅負責組織生產而且為成員提供消費品，這種體制從結構上限制了它們把利潤作為壓倒一切的目標的能力。[4] 馬克思曾想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重新結合起來，而中國共產黨恰好做到了這些。

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在從1976年到1992年的后毛澤東時代初期，最初的幾輪市場改革創造了所謂的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城市繼續由公有制經濟主導，雖然1978年后允許小型私有企業存在，但它們在城市中只發揮邊緣性的作用。在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企業里，工作單位體制的基本特征維持下來。這兩種企業都繼續建立在財產公共所有和永久雇傭的基礎上。雖然八十年代后半期的結構改革開始要求工人簽訂多年勞動協議(正式取代終身雇傭)，允許有些小企業破產，但當時很少有人下崗。工作單位繼續為職工的生活負責，不僅包括在職職工而且包括退休職工。

1984年后，市場交換漸漸替代了計劃，政府使用經濟上的刺激措施來推動企業經理提高利潤率（包括讓他們保留協議數量之外的利潤的規定）,但是企業把利潤作為優先目標的能力仍然受到工作單位對職工負責的現實的限制。實際上，在八十年代，隨著企業被允許保留更多的利潤，許多企業使用這些資金中的大部分建造職工住房，創辦旨在為職工子女提供就業崗位而不是最大化利潤的附屬企業。甚至在市場改革十年多后，在九十年代初，公有企業很難說是西方商學院稱贊的靠裁員減薪產生利潤的機器，相反它們仍然是“社會主義企業”，容納了越來越多的職工和退休工人，有生產和服務單位等累贅如職工住宅區、保健中心、職工培訓學校、日托中心、職工子弟學校、商店、食堂、文化娛樂設施等等。[5]

在城市公有企業邊緣地帶，初步的私有經濟在發展，它們主要由街道小攤點、理發店、小商店、餐館、修理鋪等組成。起初，私有企業被限制在個體戶，從法律上說他們不允許雇傭七人以上，但是在1987年取消這個限制后，個體戶仍然是中國城市私有經濟的主體。城市社會分成兩個明顯不同的世界，一種“體制內”一種“體制外”。這兩個世界在工作單位門口會面，小商店和攤點集中起來向主在里面的人銷售商品和服務。[6]

在中國農村，大部分人口開始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活動。在1984年農業的去集體化完成后，土地繼續由村子所有，但是使用權被分配給農民家庭，農業生產圍繞家庭勞動而開展，就像從前的建立在家庭手工業、商業、運輸的繁榮的私有經濟一樣。同時，接近城市和海外市場的村莊里迅速出現了更大的工業企業。從法律上說，城鎮和村辦企業應該是集體所有，實際上大部分如此，雖然它們的組織方式存在很大差別。大部分集體企業主要集中在迅速發展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當然也能在其他地區發現，鄉鎮政府建立的工廠由地方官員負責，雇傭當地村民，即使當生產要求超過當地勞動力的數量，而必須雇傭了外來者時，當地人往往占據最好的工作崗位。

在另一個極端，在東南沿海的廣東和福建“經濟特區”傳播開來的模式中，鄉鎮企業的典型是香港和臺灣投資者創辦的企業，它們更愿意雇傭來自內地的便宜民工。雖然在經濟特區之外，這樣的企業必須正式注冊為集體企業（戴上紅帽子）實際生產關系更接近自由市場的理想。因為不管是鄉鎮官員管理的還是私有企業主管理的農村企業都在計劃經濟之外，要想成功都需要動力和技術，所以工人招聘就更不穩定和靈活，機器和生產設施很容易被換手。[7]

如果我們保持距離來看待這個國家，在1978年到1992年的這個階段，存在兩個重大的領域：基本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公有經濟和建立在家庭生產關系基礎上的私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如果走近一些看，在城市，公有經濟占主導地位，位于邊緣的家庭經濟欣欣向榮；在農村，家庭經濟占主導地位，同時有不斷增大的鄉鎮企業，其中容納了社會主義和小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實際上是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它在迅速變化。

私有化和利潤

1992年后，更加激進的市場改革改變了一切。鄧小平在1992年初期到中國東南經濟特區的高調視察外資企業普遍被引用為關鍵時刻，標志著向更加激進的經濟結構調整的轉變。此后，中共強力鼓勵發展私有資本主義領域，到了十年后，中國已經基本完成公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到了1991年和2005年之間，城市勞動力在公有企業工作的比例已經從82%下降到27%。(請參閱下圖1)

在九十年代初期，限制私有企業規模和限制外國投資的政策被取消，各級官員被鼓勵要推動兩者的發展。和日本、韓國、臺灣不同，中國展開雙臂歡迎外資，資本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來自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的小規模華人企業在中國的鄉鎮尋找合作者，而總部設在這些中國離散中心以及在日本、韓國、美國和歐洲的跨國公司在更高層次上尋找合作者。到了2000年，中國制造業的幾乎三分之一都是由附屬于外國公司的工廠生產的。[8]

新合法的國內資本主義經濟也迅速增長，它們要么通過最初從體制外的鄉鎮企業或者個體戶發展而來的成功企業家，要么是下海的體制內官員或者專業技術人員。這些人認為成為私人企業家的時機已經成熟了。相當成功的一類下海企業家是國有企業和政府官員的親屬和關系人，他們能夠使用體制內的關系網獲得合同、資格證、貸款、資源以及市場。[9]

在國有企業領域，中共決定“抓大放小”。幾乎所有鄉鎮企業和大部分城市國有和集體企業被全部或者部分私有化。有些工廠被賣給外來投資者，但大部分是內部的投資者。在有些情況下，股份被賣給了所有職工，但是這種模式很快就因為管理層收購的因素被拋棄了。因為經理通常情況下自己很少有資本，這通常需要創造性的金融安排。在城鄉地區進行的私有化調查顯示大部分國有企業最終成為經理們的私有財產 [10] 許多國有和集體企業被變賣清償債務,其他被大幅度裁員，結果國有企業改制造成超過五千萬工人，國有企業勞動力的40%下崗。[11]

這種把國有財產變成私有財產的大轉變把經理變成了財產所有者，把其他職工變成了被剝奪了權利的無產階級。從前管理者和工人都有可施行的權利主張的工作單位突然變成了管理者的私人財產。用馬克思的語言，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離，因為兩者都變成了商品，生產和消費的責任被切斷。

控制性利益

國家選擇保留控制的大型企業被改制成符合“公司”模式的企業，其資產被轉變成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國家保留最大和最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的控制性利益，尤其是銀行、石油、鋼鐵、電力、電信和軍工等行業。在第二級別的較小企業中，包括許多由省級或者地方政府擁有的企業，國家變成了小股東。改制后企業的經理現在形式上向董事會負責,控股公司建立起來以便管理政府資產和在公司董事會中代表國家利益。董事會成員被委任確保經理最大化股東利益的任務，甚至政府控股公司被指示把國有資產的回報率作為首要關心的內容。[12]

為了保留指導國有企業按照黨的意志行動的能力，中共抓住任命關鍵的國有大企業執行官的權力，政府官員繼續使用控股公司來追求比企業季度利益更廣泛的國家目標。但是，這些企業的結果已經根本發生了改變，所以它們被要求也能夠把追求利潤作為首要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這些企業拋棄了從前對職工的義務。終身雇傭的保證被取消，企業不僅縮減勞動力規模，而且辭退了老工人，用成本更低更順從的年輕工人來替換。[13] 比如，國有煤礦現在聘用合同制礦工，使用民工是為了實現每噸煤的最低成本，這種體制幫助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煤礦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礦井 [14] 企業還關閉了不盈利的附屬企業，卸掉了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住房、保健、退休金、兒童照顧、娛樂、教育以及其他服務重擔。雖然這些企業仍然部分屬于國有，但是讓它們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特征已經消失了。

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后更多系統的拆除對于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法律限制，同時加大了市場改革的力度，更徹底地讓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除了少數例外，所有企業都被迫降低勞動成本和推卸并不直接對創造利潤做貢獻的社會累贅。

作為近年來推行的激進改革的結果，八十年代存在的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轉變成資本主義經濟。不再有社會主義經濟，雇傭超過一定數量工人的幾乎所有企業，不管是公有的還是私有的，現在都根據資本主義原則來運行。家庭勞動經濟在衰落，小型資本主義企業也在衰落。資本被迅速集中：小工廠被大工廠吞并，小商店和飯店變成了公司連鎖店，公共市場變成了超市和購物中心。

到現在為止，這個趨勢的最大例外是農業，家庭勞動體制受到禁止個人土地銷售和限制大規模生產的法律的保護。[15] 但是，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在高度發達的商業農業地區，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出現在集體土地承包體制周圍，通過修改承包合同或者租賃土地或者雇傭工人。而且，今年十月，中共中央委員會決定單個家庭出售土地使用權，明顯的目的就是集中土地所有權。雖然我們還不清楚這個決定到底怎么實施，但很可能打開農村家庭失去土地的大門。 [16]

即使現在，大部分農村家庭已經通過外出打工直接捆綁在資本主義生產上。在很多村莊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因為適合工作年齡的幾代人都外出找工作，這為中國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使得中國成為出口為主的制造業世界最可怕的競爭者。 [17] 這種生存性農業和資本的關系讓民工往家鄉匯款，但是它也補貼了使用民工的用人單位，因為這些單位能夠支付低廉的工資，不需要花費包括再生產未來民工或者維持退休工人等全部的成本。[18]

資本主義對中國是新的。雖然資本主義企業在1949年前就存在，但是它們只占經濟的一小部分，今天整個經濟都是以資本家利益為中心的。雖然作為最近的改革結果而出現的經濟體制當然有中國的特色，但是它是建立在二百年前英國出現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按照馬克思的預測，這種生產關系從此就橫掃整個世界。

階級兩極化

沿著資本主義路線改造中國經濟已經產生經濟兩極化的結果，表現在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在1978年推行的第一輪市場改革后那些年到1992年激進改革前，收入不平等開始增加，但是相對來說貧富差距還比較小。私有企業的規模受到限制，在公有企業內干部比工人生活條件好，但不是好很多。他們的工資高，但是仍然相差不是很大。他們居住的房子更大，但是這些房子還在同單位職工居住的生活區之內。腐敗開始蔓延，但是和后來的情況相比還是遜色多了。

是私有化開辟了真正有錢者階級出現的道路。這個階級包括大型私有或者國有企業家，他們擁有所經營的集團公司的股票。那些掌握私有或者公司化國有企業的人積累的財富也為政府內或者非盈利機構的干部創造了新機會。大規模的腐敗變得更加誘人和容易實施，因為很多家庭有成員在體制內和體制外，巨額的財富已經不再吸引人們的目光。[19] 與此同時，公有領域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經理現在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資、獎金和外快,通過指出私有領域迅速提高的標準為自己的要求辯護。很快，他們開始放棄位于工作單位的相對寒酸的公寓，搬到中國的大城市為成功的企業家修建的郊區設有大門的豪華高樓居住區。

今天，中國的富豪從任何標準看都是非常有錢的。眾多“富豪排行榜”在中國一個緊接著一個出現,最悠久和名氣最大的排行榜是英國會計師胡潤（Rupert Hoogewerf）編纂的。在2007年秋，胡潤排行榜包括了中國800個富豪，他們總的資產價值4570億美元。在這些富豪中，他辨認出106個十億美元以上的富翁，這個數字比除了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都多。[20] 在城市社會光譜的另一端，從中學畢業后就進入國營工廠工作的千百萬工人現在都下崗了，他們很難有希望再找到正式的工作。幸運者得到了退休金，其他人得到微薄的生活補貼、或者一次性離職補償金,但是很多人離開的時候什么也沒有。健康保險也隨著失掉工作而沒有了。他們和千百萬民工成為城市底層群體。盡管工廠下崗工人因為突然丟掉工作而落到現在這個處境，而民工到新開放的城市勞動市場來尋找機會。

在197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用來對比國際收入不平等的測量標準，0代表絕對的平等，1代表絕對的不平等)被計算出來是0.22。這是世界上最低的比率。考慮到中國的龐大規模和地理上的多樣性，觀察家們印象特別深刻。中國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為，雖然城鄉收入差別、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差別很大，但在每個具體地方內，差別都是最小的。到了不足三十年過后的2006年，這個數字達到了0.496,超過美國，接近像巴西和南非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的比例。[21] 地區不平等和城鄉不平等都大幅度增加，但是最激烈的變化仍然是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兩極化。

在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村莊里，最富有的十分位和城市相比仍然很低，在城市里，收入差距一直產生引人注目的增長。在1985年，城市家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平均人均收入是最貧窮的五分之一家庭的三倍多，到了2006年，最富有的家庭的收入是底層家庭的十倍多。（請參閱圖2）而且，這些圖表沒有能抓住收入兩極化的程度，因為這群體是這么廣泛，包括了20%的城市家庭把中產階級的部分財富納入進來了。

圖2中的數據顯示所有城市居民，包括位于底層的那些人，現在都享受相當高的收入。但是這些數字只紀錄現金收入，因此掩蓋了從前由國家或者工作單位而不是市場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損失，包括補貼房屋、生活品、食品、家用必需品，醫療保健和教育。使用現金收入來度過從社會主義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轉型的好生活的不足變得非常清楚，如果你比較一下八十年代中期最富裕的城市家庭的收入和當今最貧窮的城市家庭就知道了。前一個群體，主要有管理干部和專業干部組成，生活在設施齊全的公寓里，享受相當的經濟舒適和安全，雖然他們的平均年現金收入少于1400元，而后一個群體，主要由失業者或者非正式就業者組成，盡管他們的平均年現金收入超過3800元，生活在簡陋的公寓里，生活拮據，根本不敢去看病。

1992年以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突然擴張是造成中國收入不平等迅速飆升的原因。在此之前，因為經濟活動的大部分是圍繞家庭勞動和工作單位體制展開的，它們為自己成員的消費負責，不平等的發展受到結構限制。最近的改革消除了這些限制。

階級兩極化激起大眾普遍的憤怒，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工人和農民已經在全國掀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22]自從2003年胡溫接管政權以來，表現出區別于江澤民和朱熔基政權的地方，通過表達對于中國收入不斷增長的兩極化的關心。而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實際措施試圖解決中國最貧困的市民面臨的困難，減輕市場改革產生的最危害的影響。[23] 雖然這些措施和胡溫聯系在一起，但是許多人把日期提前到了2003年的領導人交接，這可能反映了中國領袖共同的關心，由于經濟轉型造成的嚴峻社會動蕩和不滿。但是，中共現在掌管一個由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主導經濟體制，它是兩極化背后的推動力量。而且，中共承諾要進一步發展這個體制，使用公司管理的國際模式作為規范,增強中國已經很可觀的力量作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生產大國，這主要靠對于廉價勞動力更高效率的剝削來完成。結果，雖然政府努力要減緩兩極化，但階級兩極化繼續猖獗。

獨特的東亞道路？

阿銳基的東亞模式在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現實證據的支持。不管是我們用布羅代爾的或者馬克思的概念框架，非常明顯的是中國經濟的大部分是圍繞市場交換組織起來的，但不是資本主義模式，而是有遙遠和最近的過去的影子。清朝促進形成了主要建立在家庭勞動體制上的以市場為中心的經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受到強大國家的抑制，資產階級也不可能干預朝廷。把八十年代出現的體制，即強大的國家、活躍的家庭勞動經濟和主要由小企業組成的私有經濟和小規模資本主義經濟看作歷史上的模式的復興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把中國經濟以及它的階級結構改變后再要維持這個模式就變得更加困難。當然，阿銳基的資本主義定義依靠資本和國家權力的融合。他寫到‘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特征不是由資本主義機構和配置的存在來決定，而是由國家權力和資本的關系來決定的”‘你可以隨意在市場經濟中添加很多資本家，但是除非國家從屬于階級利益，否則市場經濟仍然是非資本主義的。’《亞當·斯密在北京》仍然謹慎地診斷中國是否在變成管理資本主義國家事務的委員會的過程,但是因為阿銳基引用的政府努力刺激競爭的證據還沒有出現，這個證據造成了“看起來更像受到為了國家利益無情競爭推動的有道德的資本家世界’[24] 他留給我們的是這樣的形象，自主的中國為了國家的發展，迫使資本家相互競爭以及與更小的鄉鎮企業競爭。

這個形象暗示了資本和國家之間更大的鴻溝。在毛時代，中共及其國家機器完全控制經濟，此后的私有化和公司化過程是在黨的嚴格監督下發生的。結果，大部分資本主義領域由重新改組的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組成，掌權者大部分是黨國體制內的人。掌握權力的黨的干部，從高層胡溫開始到鄉鎮黨委書記都有孩子成為富有的企業主管。[25] 即使那些剛開始從體制外的小企業主成長為大資本家的人要想成功也必須與體制內的人員建立密切關系才行。省級、市級和縣級組織提供了權力關系網，里面包括了地方官員和資本家。

在中國聯系資本和國家的錯綜復雜的網絡中，影響是雙向流動的，任何試圖測量資本控制程度的嘗試將激發辯論，但同樣真實的是包括在阿銳基的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中的國家。不管這樣的辯論的結果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的:當前中國體制的一個獨有特征是資本圍繞國家機器組織的程度。這當然是位于權力頂峰的情況,在占據經濟的戰略性和壟斷領域的龐大的國有企業。既然這些企業已經被改變成必須專注于盈虧的上市公司,它們就非常像布羅代爾的等級體系中的資本家層級。但是在中國，國家權力和資本的密切關系向下延伸到省級、市級、縣級、鄉鎮級和村級政府，所有的級別都參與管理國有或者集體企業，保持與他們的私有輪回的密切關系。

中國現在的權力集中或許可以適當地稱為資本主義國家得到證實，因為政府強烈支持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資本家對于家庭勞動經濟的包圍和大企業無情吞并小企業基本上是市場推動的，但同樣也是國家的政策。中國的政治領袖不想讓生產市場落后,他們想要現代超級市場，國家官員被期待辨認和支持經濟競爭中的“優勝者”。這種期待從精心培養國家冠軍的中央政治局延伸到成功的地方企業的根深蒂固的推動者的縣鄉干部。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辨別不管是概念上還是實證上，國家發展戰略和政府官員和大企業家的財富利益。這些人通過種種家族和其他紐帶聯系在一起。

兩種不平等

阿銳基正確地強調了中國農村土地承包特殊體制的重要性，限制個人出售土地，阻止了農民生存條件的整體掠奪征收。這些法律保護了農業家庭勞動體制不受資本主義的侵害,但是它們和經濟上的其他領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運作是不相容的，它們還允許了大資本家進入利潤最大的農業領域。雖然許多企業家當然感到這些法律的障礙,雇傭民工的單位將歡迎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將產生的更多流動民工的出現，八十年代成立的土地承包責任制為資本的更大利益服務。它不僅避免與大量失地人口有關的社會不穩定，而且讓農業必需品生產補貼雇傭民工的單位，大量農村勞動力儲備隨著資本主義生產不斷變化的要求而隨時變化。實際上，盡管中共最近決定推動土地使用權銷售的決定現在能允許資本主義在農村繁榮，但是它也可能幫助動搖更大的體制。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事實是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這當然部分歸功于國家推行的獨特發展道路。阿銳基特別突出作為國家的社會主義遺產一部分的特征當然是對的：享受相對好的教育和健康的人口，仍然保留土地的農民。但是這些不能改變這個事實，發展最快和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最成功的經濟領域是根據資本主義原則運作的。實際上，這個領域的企業在競爭中取得成功是因為它們的資本主義特征。中國企業家和他們的外國合作伙伴得到強大和有效的國家支持，已經創造了—至少現在---世界上最高效率的剝削剩余勞動的體制。在全球市場上讓這個體制具有競爭力的特征與在中國產生出最大的階級兩極化的特征是一樣的。

阿銳基的三個預測非常完美地結合在他的東亞模式中，但是它們并不一定是相互依賴的。實際上，中國或許帶領東亞重新奪得世界上最有經濟活力和最富裕地區的地位，但是照目前情況看,這個發展將翻新而不是超越現存的資本主義秩序。而且，中國不大可能在世界范圍內重新創造中國、朝鮮和日本等在內的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關系的體制，其中朝鮮和日本曾經由中國管理多個世紀。

我們仍然不清楚中國是否能使用其工業力量在全球經濟等級體系中登上更高一級臺階。盡管阿銳基認為中國政府為了積累國家財富讓國內外的資本家競爭，其他人則認為中國的沃爾瑪資本家和其他國家的資本家競相壓榨工人用最少的代價取得最多的收益。[26] 但是如果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實際上能夠從邊緣走向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心，這將大大地改變全球等級體系。我贊同阿銳基的期待，這樣的改變將有助于削弱在北大西洋主宰的時代所表現出來的國家間和地區間的全球不平等。這將是有歷史意義的和非常積極的變化，因為這個原因，我很高興看到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分量的增加。但是不管當前對于全球經濟秩序的重組是否真的造成消除削弱國家間不平等的結果，確定無疑的是在國內造成更大的不平等，這在中國表現得最明顯。而且，中國當前在世界市場中的高超本領和國內階級兩極化的增長是聯系在一起的。兩者都是中國最近經濟轉型的結果，這個轉型創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體制，比大部分其他體制都更有效率和更殘酷無情。

注釋：

[1] Notably Mark Elvin: see ‘作為占卜師的歷史學家’,《新左派評論》52, July–Aug 2008, pp. 83–109.

[2] Giovanni Arrighi,《漫長的二十世紀：金錢、權力和我們時代的根源》,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 356.

[3] 雖然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中國得到相對少的關注，但是在1999年Arrighi已經在預測“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制”的重新出現了。請參閱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現代世界體制的混亂和管理》, Minneapolis 1999, pp. 286–9.

[4] 關于毛時代農業生產隊和城市工作單位如何組織的內容，請參閱 William Parish and Martin Whyte, 《當代中國的村莊和家庭》, Chicago 1978,《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 Chicago 1984.

[5] Michael Korzec,《勞工和中國改革的失敗》, London 1992; Hanlin Li and Qi Wang,《中國工作單位社會研究》 Frankfurt 1996; Barry Naughton, ‘單位：獨特機構的經濟基礎’,在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Perry編輯的《單位：歷史和比較視角下的中國人工作場所的變動》, New York 1997, pp. 169–94;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 ‘中國城市工作單位的內部政治：職工對于國有工廠決策的影響的案例研究’,《中國雜志》, no. 52 (2004), pp. 1–24.

[6] Susan Young, ‘富有但不安全：1980年代對于中國私有企業的態度’, 《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 no. 25 (1991), pp. 115–37.

[7] Barry Naughton, 《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 Cambridge 2007, pp. 240–48, 271–93; Jean Oi,《中國農村的起飛：工業化的動力》, Berkeley 1996; Jonathan Unger,《中國農村的轉變》, Armonk 2002; Andrew Walder, ‘地方政府和工業企業：中國轉型經濟的組織分析’,《美國社會學雜志》 vol. 101, no. 2 (September 1995), pp. 263–301.

[8] James Heartfield,‘中國的買辦資本主義又回來了’,《激進政治經濟評論》, vol. 37, no. 2 (Spring 2005), pp. 196–214; Naughton,《中國經濟》, pp. 401–23;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中國和跨過資本積累動力學:全球企業重組的起因和后果’,《歷史唯物主義》  vol. 14, no. 3 (2006), pp. 3–43.

[9] David Goodman, ‘中國改革的新企業家：山西太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變化’, 在Heidi Dahles and Otto van den Muijzenberg編《亞洲的資本和知識：變化的權力關系》,London 2003, pp. 187–97.

[10] X. L. Ding, ‘掠奪中國國有企業的非法資產’《中國雜志》, no. 43 (2000), pp. 1–28; X. L. Ding, ‘中國金融體制內的系統地違反規則和自發的財產轉變’,《中國季刊》, vol. 163 (September 2000), pp. 655–76; Hongbin Li and Scott Rozelle, ‘中國農村私有化：內部私有化、革新協議和鄉鎮企業表現’《中國季刊》, vol. 176 (December 2003), pp. 981–1005;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Yang Yao,‘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的影響和意義’,《中國雜志》, no. 55 (2006), pp. 35–63.

[11] Dorothy Solinger,‘中國城市工作和世界貿易組織’,《中國雜志》 no. 49 (2003), p. 69; Naughton,《中國經濟》, pp. 179–91.

[12] Naughton, 《中國經濟》, pp. 297–326; Shahid Yusuf, Kaoru Nabeshima and Dwight Perkins,《在新主人領導下：中國國有企業私有化》 , Stanford 2006.

[13] Ching Kwan Lee, 《反對法律：中國城鄉的勞工抗議》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2007, pp. 34–153; Dorothy Solinger,‘流動人口對于單位的影響：勞工流動控制和福利提供模式的轉變’見Lü and Perry主編的《單位》, pp. 195–224.

[14] 王韶光，‘管理礦難：中國管理模式的改變’,《當代中國雜志》 vol. 15, no. 46 (2006), pp. 1–30.

[15] Loren Brandt, Jikun Huang, Guo Li and Scott Rozelle, ‘中國農村的土地權利：事實、虛幻和議題’《中國雜志》, no. 47 (2002), pp. 67–97.

[16] Qian Forrest Zhang and John Donaldson,‘中國特色的農業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業現代化、農業經營和集體土地權利’《中國雜志》,no. 60 (2008), pp. 25–47.關于土地流轉政策的最新變化請參閱Jim Yardley, ’中國推行重大的農民土地使用改革’《紐約時報》, 20 October 2008.

[17] Dorothy Solinger,‘城市中的流動人口’,在Deborah Davis等人編的《當代中國的城市空間》Cambridge 1995, pp. 113–39.

[18] 參閱 Lee,《反對法律》, pp. 204–41.

[19] 劉曉波，《干部和腐敗：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糾纏》 Stanford 2000.

[20] 《胡潤財富榜》，見網址：www.hurun.net.

[21] David Goodman and Xiaowei Zang,‘中國的新富：社會變化的維度’在Goodman編輯的《中國的新富：未來的當權者，現在的生活》 London 2008.請參閱Naughton,《中國經濟》, pp. 217–21;王紹光,‘開放和不平等：中國案例’，在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編輯的《中國的深層改革：轉型中的國內政治》 Lanham 2006, pp. 251–82.

[22] 關于中國農村和城市最近的抗議活動的描述，請參閱 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中國農村的權利抗爭》, Cambridge 2006, and Lee,《反對法律》

[23] 這些措施包括為農民減免稅，為城市退休或者下崗工人提供福利補貼。新的工會法包括保護工人不下崗的規定，但是長期的 long-standing labour codes, 包括給予工人代表監督（否決）企業改組的權力的法律很少得到實施，新法律也不大可能被允許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上干擾資本越來越集中的權利。

[24] Arrighi,《亞當斯密在北京》, pp. 331–2, 359.

[25] 參閱Joel Andreas,《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文化革命和中國新階級的根源》  Stanford, forthcoming, chapter 11.

[26]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中國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斗爭》, New York 2005.

譯自：“CHANGING COLOURS IN CHINA” JOEL ANDREAS

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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