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罷運的多米諾骨牌現象的警示意義

邵道生　 光明網-光明觀察

　　重慶“的哥”、云南大理“的哥”、海南三亞“的哥”、湖北荊州“的哥”、甘肅“的哥”等出租車行業相繼罷運、停運，大有多米諾骨牌效應之慮……

　　這，當然不是好征兆，然而卻是當今社會階層結構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社會
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指出，一個“洋蔥頭形態”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雛形”，已經呈現在中國人的面前。而這個“洋蔥頭形態”恰恰是一個值得人們憂慮的、帶有某種不穩定因素的“形態”。

　　出租車司機階層處于這個“洋蔥頭形態”的什么位置呢？越來越向“底部”沉積。而在改革開放早期可不是這樣，出租車行業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其收入甚至可達“準白領”水準，而如今呢？份錢、點兒、壟斷、黑車等等卻困擾著整個出租汽車界，80%甚至90%被公司盤剝去了，司機們幾近無利可圖，掙扎在在生存的溫飽線上，當一個階層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而地方政府又不聞不問時，它必然會以“特有的方式”宣泄出來，近期出現的出租車罷工的多米諾骨牌現象，就是對出租車行業“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的“兩極分化”傾向的必然反應。

　　一個正常社會結構階層的形態應該是呈“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態”。然而，在我們社會中原來在中國的社會地位是“主人”、是“中堅力量”的三個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卻向很不正常的“洋蔥頭形態”的厎部沉淀。為什么？這是由于“官商勾結”結成的“腐敗聯盟”在嚴重損害“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的利益。而處于“兩極分化”的最頂端的“暴富層”、“食利層”盡管是“極少數”，卻因為受到地方權力的保護而肆無忌憚進行財富的“血腥味的原始積累”。

　　廣大的出租車司機層極與少數的出租汽車的老板們處于冰火兩重天境況說明了什么？

　　它說明了出租業界的貧富差距加劇的“兩極分化”現象，不過是當今社會階層結構“洋蔥頭形態”的另一個“縮影”。它決不是一種“地方性現象”，而是一種帶有共性的“全國性現象”。因此，要解決這種帶有共性的“全國性現象”，不能“頭痛治頭，腳痛治腳”，要作通盤性解決。什么叫“兩極分化”？它不是抽象的、空的，它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出租汽車界的演變活龍活現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它說明了出租業界只要嚴酷的“公司剝削”和地方執政者繼續對此現象的“不作為”和“無動于衷”，那么，出租車行業罷運、停運的多米諾骨牌現象還會繼續蔓延和發展，地方上的出租車司機們還會卷入到罷運、停運等群體事件中去。

　　它說明了過去在一些地方的所謂“制度設計”或“制度建設”，不是“以民為本”，不是向著廣大的民眾，而是向著“有錢人”或是“有錢人”和“有權人”的“利益聯盟”傾斜的，因而當廣大民眾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而將矛頭指向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設計”時，地方上的執政者會輕易動用“維穩”的大旗，用權勢將民眾合理的、要求公正的需求壓下，使矛盾越積越深。所以，我們必須以一種“新思維”去審視出租車行業罷運、停運的多米諾骨牌現象，必須放棄過去的一發生“群體事件”就去“抓黒手”、“抓幕后操縱的壞人”，甚至動用公安、武警進行“武力解決”，應該指出的是，此次“重慶解決方式”之所以大得民心，就是擺脫了陳舊的慣性思維方式之結果。

　　當然，最后要必須指出的是，要解決出租車行業的“兩極分化”現象，是一件異常艱難的現象，為什么？因為經營了多年的出租車行業的地方性“官商勾結”結成的“食利聯盟”和很有“背景”、有權有勢的“暴富階層”哪能輕易放棄這塊“舥肉”？若是沒有更高層的干預，它們能輕易“擺平”、“搞掂”一切向著“既得利益階層”的改革，至多是來些不解決根本問題的“小打小鬧”，所以我建議，最高層應該利用當今輿論的有利態勢，以出租車行業的“兩極分化”現象為靶子（作為試點），加大其改革的力度，從根上解決出租車行業罷運、停運的多米諾骨牌現象?！@就是我想說的出租車罷工的多米諾骨牌現象的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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