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不能讓農業淪為自由市場犧牲品

 2008年11月03日  來源：人民網

　　農業和環境、窮人和窮國被推向了財富分配的另一端

　　我們需要客觀審視目前的全球化，它實際上只是資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勞動力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術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諸多生產要素里面，唯獨資本全球化了，唯獨資本自由化了。其他生產要素，都被排斥在外。這是一個強者對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廣泛認同，并已很難調轉方向的機制。

　　誰擁有資本，誰就成為主導力量，去推動和改變全球化。比如說，貴州的山區，山清水秀，鳥語花香，少數民族文化資源豐富，但是，本地人沒有將資源資本化的能力，或者意識。資源換不成錢，本地人只能守著這些資源，自給自足，也自娛自樂。資本和地方政府強強聯合，進入到這里，投資開發水庫電站、工廠商店，景點旅游等。森林被砍伐，把這些窮人的資源，變成了富人的財富，資源資本化了，窮人的生存根本，子孫后代的未來也就岌岌可危了。資本所有者掌握了資源資本化這樣一個工具，就能夠使財富如滾雪球般地越滾越大，實現了財富的自增強。在財富的分配上，自然也是資本留利占了大頭，自然就出現了資本留利的不斷堆積和勞動留利的相對不足，導致了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和物價上漲，也是當前風靡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基本背景。實際上，這一危機，正由金融這個金字塔塔尖，一層層地向經濟、社會、信任、文化、信仰等底部燃燒。這會不會是近400年來人類發展的真相和必然的宿命呢？不幸的是，農業和環境、窮人和窮國一道，被推到了另外一端。

　　如果說資源資本化是“發展”的本質，熨平資源資本化帶來的社會震蕩，則是“改革”的本質。緩解或者化解得好，這個改革就是一個好的改革，就會堅持下去；緩解或者化解不好，就會帶來社會不穩定因素，最終會有新的改革機制糾錯，使得這套發展機制持續運行下去。發展模式和改革模式，這兩個輪子一塊轉，構成了一個現代化機制。不僅中國在發展和改革，世界各國都在發展和改革。只不過中國的改革，有更多的政府主導的色彩。中國推行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以政府公司化為特色的政府市場經濟，而非華盛頓共識所言的自由市場經濟。今年5月份，我訪談了非洲幾個國家的部長，他們羨慕中國的一點就是，他們在外國資本、外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國際組織給他們開出的經濟藥方面前，只能全盤接受。中國政府面臨同樣的壓力，卻一直保持了政府的主導權。他們之所以陷入糧食危機、貧困陷阱，是他們被自由市場經濟給化掉了，已經失去了國家發展的主導權。對應非洲國家的情景，我們考慮環境的命運，考慮農業的命運，就會比較清楚。相對于資本的強者恒強，環境和農業面臨的，是窮人恒窮和弱者恒弱的邏輯。

　　讓市場配置農業，肯定會出現農業的相對萎縮

　　我們常說農民是弱者，農村是弱勢，農業是弱質。為什么這么說呢？

　　我們知道，農業生產者擁有的生產規模，通常是非常小的。你那一畝三分田，在資本面前，根本沒有發言權，甚至根本就不會給你發言的機會。資本所有者會形成強大的企業組織，資本所有者會游說政府，在資本和政府這兩個強勢集團面前，農民實際上是一盤散沙，別說談判了，連上談判桌的機會都沒有，甚至連談判桌都沒有。相對于城市部門，相對于工業部門，農村同樣沒有發言權。農業是一個弱質的行業，我們知道工業品的生產，不需要過多的考慮天氣狀況。風調雨順與否，對工業影響不大，對服務業影響不大，但對農業卻影響甚大，因為農業是唯一一個人與自然相交換的部門。

　　農業命運悲慘的另外一面，可以從市場的供求關系去看待。我們知道，人的肚子容量有限，農業最主要滿足的，卻又是人的肚子（吃飯）問題，我們的胃每天所消費的糧食是有限的，一日就是三餐，頂多像廣州人所講的三茶兩飯。不管怎樣，你的肚子一天吃的有限。而對于工業品的消費能力，對于服務的消費能力，近乎是無限的。過去有大哥大，一個公司有一臺很不錯了，很威風。后來可以過渡到有尋呼機，有手機，過渡到每個人都擁有一個，過渡到一個人甚至可以擁有幾個，這是工業品的擴張在一個小小產品上的體現，同時，這種消費還具有非排他性。而農產品消費主要受制于生理規律，是有限的；工業品和服務消費主要受制于心理規律，每個人心中涌起的無窮欲望，導致其擴張近乎是無限的。

　　由于資本不喜歡農業這樣的難以擴張的特征，如果讓資本自由選擇，資本大多數投向的不是農業領域，因為只有在無限擴張的部門，才能創造不斷擴張的財富。如果讓市場配置農業，肯定會出現農業的相對萎縮。

　　更重要的是，不僅是資本更加不愿意進入農業，連勞動，也不愿意過多進入農業了。我曾經訪談過一位江西的農民工，他告訴我，他在北京摸爬滾打十幾年的經驗是，人不能賺錢，只有錢才能賺錢。這就是這個勞動難以說話，唯有資本說話的過剩經濟時代的縮影。就整個農業領域而言，伴隨農產品過剩的，是勞動力過剩，或曰閑置。勞動力的閑置，不僅是生產能力的閑置，同樣也是消費能力的閑置。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大眾本已稀缺的消費能力，愈加稀缺。這又進一步加劇流動性過剩，加劇財富積累的兩極化，以及消費滿足程度的兩極化。少部分人過度消費，而大多數人則囊中羞澀。于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人們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增產不增收”、“勤勞不致富”的城鄉差距拉大、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一再上演。

    發達國家對了，我們錯了

　　一直以來，我們總是去指責發達國家，說他們在干預農業生產，提供高額補貼。要知道，可能是他們對了，而我們錯了。因為他們很清楚，政府在彌補市場失靈，政府不能看著農產品供給市場的失靈繼續下去，否則政府就失靈了。農業本身經營的特征，已經決定了發達國家必然要補貼，中國也必然要走向補貼，甚至高補貼。

　　中國自2004年起，實際上已經開始從汲取農業，走向了補貼農業。至少領導人意識到了，糧食是本國每一個國民的生活必需品，政府有義務讓每個國民獲得這種生存必需品。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所以，中國才會愿意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制定了如此嚴格的制度，要保護耕地。可惜，中央政府保護耕地的意愿雖然十分強烈，但保護的能力卻是很弱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農民，以及征地公司之間，難以達成博弈的均衡，致使保護常常流于形式。使得當前的耕地保護拉鋸戰，不斷威脅著國家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和人民糧食主權。為什么中國下一步發展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保護農業，原因就在這里。（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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