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啥缺少世界級公司？

一、引言

在2006年11月份召開的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溫總理為中國教育界老是冒不出大師人才而焦慮。溫總理是這樣說的：“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錢老說的杰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是的，建國50多年來，改革開發20多年來，我國實在是舉不出幾個取得世界級成就的學術大師。其實不僅是在學術界缺少世界級的學術大師，在經濟領域，中國又何嘗不是同樣缺少世界級的名牌啊？

汽車，我們炫耀的是大奔、寶馬，它們是中國的公司嗎？衣服、運動鞋我們驕傲的是阿迪達斯、耐特，它們是美國公司的產品；占領中國手機市場大部分份額的依舊是外國的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等品牌；最受我國消費者青睞的打印機是外國公司的愛普生、惠普等產品--------關于外國的世界級名牌，我們可以舉出一大串，可是要是某個人要我們舉出幾個中國企業生產的，在世界上響當當的產品時，可能大部分人會無言以對，搜盡腦汁，恐怕也舉不出幾個象樣的世界級名牌，這不竟讓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心生焦慮。

二、中國經濟患上了嚴重的“外資依賴癥”

著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喬治.爾波近年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國奇跡背后的神話》，原文發表在2004年7-8月的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上。爾波提出的觀點有兩個方面。首先，對美國制造業造成的所謂“中國威脅”被過分夸大了，就美國自身的利益而言，最好的辦法是進一步擴大中國大陸的相互往來，而不是退避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堡壘中。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奇跡”并沒有產生什么世界一流的企業，反而面臨著重大的危機。因為同周邊的地區相比，中國大陸在技術上是一個落伍者——與日本、韓國或者臺灣不同，中國的情況更接近于印度或巴西。這是為什么呢？　吉爾波　先生提出了下列論據：

1、           中國的出口商品大部分是由外資企業生產的，這些企業極其依賴進口設備和技術。 

2、           中國經濟的國有成分和地區市場的彼此封閉，妨礙了國內民營公司引進新技術和提高生產力，也就是說，大陸的公司正在失去他們在國內的競爭優勢。

3、           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更加注重發展本土科技，本土私人企業，因此能夠奪取更高端的市場。

因此爾波認為，由于中國經濟對外資企業存在著的巨大依賴，中國未來的競爭力要比相鄰各國弱得多。與爾波于中國經濟看法想對應的是，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氣勢咄咄逼人的發展形態，它們不斷攻城掠地，搶占市場，合并中國企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據商務部《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顯示，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跨國公司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己占據國內1/3以上的市場份額。據《中國產業地圖》（中國并購研究中心）一書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

啤酒行業：60多家大中型企業只剩下青島和燕京兩個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資；

  玻璃行業：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資；

  電梯行業：最大的5家均為外商控股，占全國產量的80%以上；

  家電行業：18家國家定點企業中11家合資；

  化妝品：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

  醫藥行業：20%為外商控制；

汽車工業：外國品牌占銷售額90%！

在感光材料行業，美國柯達于1998年僅出資3.75億美元就實行在華全行業并購，2003年又收購了樂凱20%國有股，已占有中國感光材料市場至少50%的份額，富士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占有率超過25%。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美國微軟占有中國電腦操作系統市場的95%，瑞典利樂公司占有中國軟包裝產品市場的95%，法國米其林占有中國子午線輪胎市場的70%；在手機行業、電腦行業、IA服務器、網絡設備行業、計算機處理器等行業，跨國公司均在中國市場占有絕對壟斷地位。

在高科技領域：如手機行業，由于本土企業上游技術、關鍵零部件乃至生產線大部分從跨國公司購買，跨國公司早已從中賺夠了。國內手機行業除了自有品牌外沒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術，2005年以來市場占有率嚴重萎縮。在流通領域，占有主導份額的大型超市領域，外資控制的比例已高達80%以上，中國零售企業只能在中低端市場經營。隨著外資的延伸，低端市場也將面臨逐漸萎縮的危險。業內有人指出：流通渠道可以控制工業命脈，如果放任外資企業占領我國的流通渠道，中國的企業終將淪為國外流通企業貼牌產品的加工車間。

改革開放初中國大規模引進外資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其可能帶來的鯰魚效應，希望外資企業的進入能夠充分刺激中國企業的活力，使得中國企業在外資企業的刺激作用下，可以更好，更快的發展。所謂鯰魚效應來源于這樣一個故事：挪威人愛吃沙丁魚，不少漁民都以捕撈沙丁魚為生。由于沙丁魚只有活魚才鮮嫩可口，所以漁民出海捕撈到的沙丁魚，如果抵港時仍活著，賣價要比死魚高出許多倍。但由于沙丁魚不愛動，捕上來不一會兒就會死去。怎么辦呢？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漁民誤將一條鯰魚掉進了裝沙丁魚的魚艙里。當他回到岸邊打開船艙時，驚奇的發現以前都會死的沙丁魚竟然都活蹦亂跳地活著。漁夫馬上發現，這是先前掉進去的鯰魚的功勞。原來鯰魚進入魚艙后由于環境陌生，自然會四處游動，到處挑起摩擦。而沙丁魚呢，則因發現異己分子而自然緊張，四處逃竄，把整艙魚擾得上下浮動，也使水面不斷波動，從而氧氣充分，如此這般，就保證了沙丁魚被活蹦亂跳地運進了漁港。后來，漁夫受到啟發，每次都會在沙丁魚的魚艙中放幾條鯰魚，這樣每次都能把魚鮮活地運回海岸。漁夫的這種做法后來被經濟學者們總結成了“鯰魚效應”，并將其作為一種競爭機制而引入了經濟環境中。如果一個組織內部缺乏活力，效率低下，那么不妨引入一些鯰魚來，讓它攪渾平靜的水面，讓“沙丁魚”們都動起來。“鯰魚效應”在組織管理上的有效運用，會帶來出乎意料的效果。

可是外資企業給中國企業帶來的“鯰魚效應”并不明顯，國有企業依舊是大規模虧損，中國企業的活力并沒有在外資企業——這條鯰魚的刺激下，經濟活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反而是外資企業帶來的“食人魚效應”越來越明顯，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并購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中國的大部分出口產品越來越依賴于外資企業實際上，到2003年底，已經有將近60%的出口來自外資生產商，2005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高達近80%。新近發布的2005年度“中國外貿200強”排行榜顯示，入榜外資企業占榜單總數七成席位，比2001年增加近二分之一。“外貿200強”中，外資企業占據七成席位，這反映了由于缺乏國際一流品牌和知名企業，我國正逐步成為跨國公司的生產車間，不得不扮演“世界打工仔”的尷尬處境。中國經濟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嚴重依賴于外資外貿，外資的滲透率偏高，在本地企業方面做得比較拙劣，也缺乏知名的國際品牌，所有這些現象都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與那些經濟史上堪稱經典例子的美國、德國、日本的經濟崛起過程有著極大的區別。

而且外資在中國經濟領域內的攻城掠地不僅是針對企業而言，也可以是對于地區來說的。對于很多中國經濟發達的地方來說，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也越來越依賴于外資的投入。患上了“嚴重外資依賴癥”的上海和蘇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上海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它也是外資在國內投入最集中的地區之一，使得它老是以吸引了多少家世界500強企業為炫耀資本。據有關統計,2006年上海吸引外資勢頭未減,2006年一、二月份,上海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17家,同比增長17.46%；合同外資金額達15.5億美元,同比增10.58%。而在2001年,上海批準外商投資項目2458個,同比增長35.5%；合同外資金額達73.73億美元,同比增長15. 4%。外資的大量進入,在促進了上海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形成了這樣一種結構:上海的經濟增長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外資了。據安邦分析師從上海了解,在上海目前的經濟結構中,各種形式的外資所占比例已經非常之大,而國企及民企的作用已經相對降低。因此,上海官方表態,“上海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大量國際資本的進入”,這倒不是謙虛,而是事實。蘇州，這座中國經濟的明星城市，更是被大量的外資企業給硬生生托起來的，媒體稱蘇州已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目前外資經濟占蘇州的比重有多大？官方資料是50-60%，但是誰都可以想象，離開外資經濟，蘇州會是什么樣子。　　

三、對外資依賴性太高，中國經濟面臨風險巨大

毋庸諱言，20年來，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逐年上升，已連續10年成為吸引外資數額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外資”對中國經濟打破僵局、起步、繁榮以及近年來維持高速增長的貢獻顯而易見。但隨之而來的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中國經濟對外資的依賴性異乎尋常的高。權威調查顯示，我國外資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已大大高于亞洲其他國家，甚至多出日本30倍；同時，中國的FDI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例，已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之一。保守估計，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整體已高達60%以上，一些發達省份則更高。2005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60%以上是由FDI控制的加工制造產業。

這些由FDI推動的高速的進出口額增長，會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什么影響呢？尤其對于中國的產業升級和國家的科技進步，是否有所增益呢？最近，一份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報告提出了一個令我們沮喪的結論：由于中國的高科技和工業產品的出口是由外國公司而不是中國企業在主導，中國企業嚴重依賴從美國和其他工業發達國家進口的設計、關鍵性元件以及生產設備等，而且中國企業幾乎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廣進口的技術，因此這使得它們不可能迅速成為全球工業中的有力競爭者。

其實，國內學者早已提出，因為在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領域存在一個無法模仿和學習的“黑匣子”，我們最初期待的FDI所引發的“技術溢出”效應，事實上很難發生。這和企業界人士兩年來大聲疾呼的“警惕中國經濟拉美化”的聲音不謀而合。上個世紀70～80年代，拉美國家大力倡導對外開放市場并發展以加工貿易推動進出口為特點的“外向型”經濟，跨國公司和國際壟斷資本由此高度控制拉美國家經濟，還將形成的大量利潤轉移并帶回本國，進而導致拉美國家普遍的“增長而不發展”的怪現象。而當“外資”找到更好的投資地并大規模撤離時，拉美國家的經濟也迅速陷入低迷。

 “鼠標現象”精確地表述了中國目前的“外向型經濟模式”。美國《華爾街日報》講述了一個故事：Wanda牌無線鼠標是羅技公司最暢銷的產品之一，在美國的銷售價大約為40美元，其中，羅技公司拿走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的零部件供應商拿14美元，生產地中國從每只鼠標中僅能拿到3美元。負責營銷的公司在美國加州弗里蒙特，這里450名員工的薪水，比中國蘇州裝配廠4000名中國工人的薪水還要高出很多。

分析人士對此的評價是，投資于中國的跨國公司一端掌握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另一端擁有銷售渠道，只將中間一段低增值的加工環節轉移至中國進行。這樣，中國的加工貿易形成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局面，而結果則是被逼迫到了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技術產業邊緣。隨著加入世貿組織緩沖期的結束，以前的中外合資模式已經過時了，FDI目前更傾向于“獨資”模式。顯然，與合資企業相比，獨資企業更不愿意向中國企業轉讓技術。中國企業應該擁有真正決定企業競爭力的科技研發和技術創新能力，但是在相當“外資化”的中國及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這個目標看上去既遙遠又似乎沒有必要。因為進出口部門、地方政府等等利益集團，仍然擁有維持這種“加工貿易”經濟模式的動力和借口，比如它帶動了就業、拉動了經濟增長等等。對于這種只顧眼前小利、不顧國家長遠經濟發展的短視行為，至今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扭轉。

眾所周知，中國正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但同時，中國還沒有一家有全球性影響的大型制造業企業。這個“制造業基地”的誕生，可能只是因為某些地方政府慷慨地提供了廉價的土地，同時中國有著目前看來是全世界規模最龐大也最廉價的勞動力。但是，一旦發生在拉美國家的“外資大撤離”同樣發生在中國，那又該怎么辦？到時，除了廢墟，殘墻斷壁，大量的失業工人外，我們還能剩下什么？中國經濟靠什么實現可持續發展？

四、“外資依賴癥”使得中國的內需不振

在200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報告中，政府提出了要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可是要靠什么才能來擴大內需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分析消費支出來源什么？消費支出還不是來源于收入，沒有收入，何來消費，收入不提高的話，老百姓的消費支出怎么可能會提高呢？那么老百姓的收入來源于什么？毫無疑問收入來于產出，收入來于生產要素的供給和產品的生產。故要想提高收入，增加消費，就必須擴大產出，也就是說，中國要想擴大內需，最根本的途徑就要先擴大內產，只有先擴大內產，內需的擴大才會是有源頭的活水，才會有堅實、長久的基礎。否則，內產不振，談論擴大內需，只能是紙上談兵，畫餅充饑吧了。而過度的“外資依賴癥”恰恰是中國經濟內產不振，進而造成內需不振的重要原因。蘇州的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現實例子。

蘇州名聲響卻不實惠，引進外資多，GDP增長快，但人均收入與GDP大不相稱，增幅遠遠低于GDP增幅，老百姓從引進外資和經濟增長中得益不多，甚至變得相對貧困，例如蘇州人均GDP超過上海，但人均收入只有上海一半；在長三角15個大中城市中，蘇州GDP總量超過浙江任何一個城市，但論人均收入，浙江幾個城市全部高于蘇州；在許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經濟指標方面，如商品零售總額、儲蓄余額、私車擁有量、人均住房面積等，蘇州甚至比不上地處西部內陸、經濟發展較遲緩的成都。經濟高速增長，但大多數人的生活并不輕松，并不富裕。

通常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關系大致是后者為前者的75％，而蘇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451元，只占人均GDP的25％。這個差距太懸殊了。由此也說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遠低于經濟增長，這也是多數蘇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難以感受到經濟增長對提高生活質量有什么突出影響的重要原因。同時，對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消費性支出進行比較也可發現，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消費性支出了。2004年蘇州市區人均消費支出為9783.0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再加上近年蘇州房價、水電氣等價格快速上升，導致生活成本激增。從這個角度看，盡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但對于改善或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并沒有產生什么顯著作用，生活成本的快速增加，部分地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居民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用于消費性支出，還要應付教育、醫療、養老及其他方面的應急需求，因此在目前情況下，要想擴大居民的消費支出是非常困難的。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蘇州以外資企業來拉動GDP增長的經濟增長方式所存在的嚴重問題，它使得經濟快速增長難以轉化為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為此，有位學者公開質疑“蘇州模式”，認為這是典型的“只長骨頭不長肉”。

產業結構的弊端從理論上講，經濟總量較多地區的居民就該有較高的收入，但蘇州GDP總量與人均收入之間卻存在著如此之大的反差，著實令人吃驚。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蘇州外資帶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蘇州成了全國引進外資的典型，媒體稱蘇州已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但實際上只是世界工廠的加工車間，出口的都是技術含量不高的低端產品，連做衣服都是貼的人家的牌子，賺的是極其低廉的加工費，扮演的是掙錢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即使拿蘇州、昆山密集的電腦生產企業來說，名義上是高科技產業，實際上與研發、設計無緣，裝配女工長時間坐著一動不動，從事的是簡單重復的裝配工作，只能說是高科技產業鏈條末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環節部分。

時至今日，蘇州已經演化出一個高度依賴于外資（特別是我國臺灣地區投資）的外向型經濟結構。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來看，外向型的經濟模式在進一步發展的道路上會碰到一些障礙。最大的問題是高度依賴于外來投資所帶來的前景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外資可能是因為你這里成本低而前來投資，一旦將來成本高企了，它也完全可能再去尋找成本更低的投資場所。在這種經濟結構下，外國資本的投資是一種掠奪性的投資。

這種經濟模式給百姓帶來的福利增長不及經濟本身增長的幅度。過多依賴外資的經濟結構，會使本土工業的作用日益降低。近年來蘇州經濟增長的70％以上來自于外商直接投資的貢獻，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全市出口總額的80％以上，地方政府對外資的財稅需求依賴性日益加深，蘇州的民族經濟比重持續下降：蘇州規模工業總產值中，國有、集體、私營等本土企業所占比重遠低于外資企業，而且本土企業的發展速度也不如外資企業。到2004年國有工業僅占全市工業產值的1.38％，而外資企業占48.9％，大量的產業工人不得不二次就業，其中大部分在外資企業打工，據不完全統計，到2004年末有54萬人在外資企業就業，成了“打工仔”。

蘇州的情況很好的說明了，中國內需不振的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外資依賴癥”形成。外資多，只不過是GDP的帳目好看點，而實際上我們賺的是非常微薄的加工費，扮演的是掙錢最少的世界打工者的角色，依靠這點微薄的加工費，老百姓怎么來增加消費支出，依靠這點低廉的收入，中國的內需又怎么能來擴大呢？而且外資的大量涌入在占領我們市場的同時，先進的核心技術并沒有留給中國，相反對國內企業的發展形成一種“擠出效應”，造成了內產不振。

五、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需要重大變化

因此，中國要想擴大內需，最重要的就是要想辦法促進內產的發展，促進中國本土內資企業的發展，要盡快擺脫“外資依賴癥”的不良影響，只有中國的本土企業發展，壯大了，我們老百姓的錢包才能鼓起來，老百姓的錢包鼓起來以后，才會真正，長久地增加消費，從而擴大內需。可要想促進內產，最關鍵是要轉變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把中國經濟的發展主動力從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轉移到本土民族私人企業上面來，不僅要把民營經濟當做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有益補充，而是要把民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主要角色和根本基礎來看待，只有最廣泛地促進中國私人企業的發展，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潛力才會有根本的保證，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經濟崛起，哪個不是主要依靠本國的私人企業的發展才取得的。

根據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政府及國有壟斷企業的經濟活動是相當低效率的，它的投資活動固然會增加當期的需求，可是對于增加持續性的產出和就業，卻是沒有多大用處，它根本不可能支持起一個的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從另一方面看，經過這么20多年的引進外資和發展外貿活動，外資外貿在我國的經濟產出中已經占具了相當大的比重，外資外貿的邊際收益也越來越低，想要再上一個大臺階已經很困難了。當政府及國有壟斷企業及外資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被逐漸耗盡后，本應該作為一個國家經濟主體的私營企業卻又因為政府的歧視和限制而無法持續發展壯大，無力為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馬車，那么要是中國的政策沒有發生明顯的改變的話，此后中國經濟將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拐點，經濟增長率會大大放慢，中國奇跡可能就此結束了。

而且縱觀世界經濟歷史，有哪個國家是主要依靠國有企業或外資來實現國家富強、經濟崛起的嗎？美國、德國、日本，哪個國家不是主要依靠內資民營企業才實現經濟崛起的？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福特公司，德國的西門子公司，大眾公司，日本的豐田公司，索尼公司，這些世界著名的大企業哪個不是本國的內資民營企業？依靠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帶動技術進步、帶動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簡直是天方夜譚。一個國家的技術進步不可能依靠外資企業，也不可能依靠國有企業，我國對汽車國有企業保護了幾十年，可結果是汽車國有企業卻幾乎幾十年沒有任何進展，不得不又開始搞中外合資企業。阿根廷對國有的計算機企業進行了10多年的保護政策，可結果是國有計算機企業死氣沉沉，毫無創新，最后又不得不開放市場，可見，一個國家的技術進步是不可能依賴與國有企業的，而我們又很難完全相信外資企業，因為它們本身具有很強的游離性，往往追求只是成本的最小化。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不僅要問：數年后，當勞動力、土地等資源的成本上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外資企業撤離出去后，可憐的中國，你靠什么？靠國有企業嗎？大面積虧損，死氣沉沉，毫無創新能力的國有企業都自身難保了，還怎么可能依靠它呢？靠民族私人企業嗎？已經被政府嚴重限制和盤剝的奄奄一息的民族私人企業自身難保，還有力量創新，還有能力支撐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嗎？所以中國政府，請擦亮你的雙眼，理清自己的思路，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應該由依靠外資外貿和國有壟斷企業轉變到大力發展內資民營企業上面來，培育扶植發展壯大我國的民營企業之路，才是實現經濟騰飛，國家崛起的正途！美國、德國、日本的經濟崛起之路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中國人并不比美國人，德國人，日本人笨，可為什么人家可以依靠本國私人企業的大發展來實現國民經濟的大躍進，實現國家的富強，經濟的崛起，難道中國就不可以嗎？我們需要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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