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是一個松散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通過在刊物和網絡上發(fā)表文章，來不斷地吸引公眾注意，給政治討論定調。不少新左派有留學西方的經歷，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他們不是持不同政見者，也沒受到政治流放，他們呼吁的是“體制內”的改革。但他們并不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后者大多是毛統治下的公務員，今天的新左派學者是“批判性的知識分子”。按照西方的說法，他們可以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在政治問題上公開發(fā)表意見的知識分子。

         

        新左派的觀點對中國的年輕人很有影響。新左派反對盛行的、以市場效率和全球化為名的新自由主義實踐，在這種斗爭中，普通農民和下崗工人也成了他們天然的同盟。

         

        新左派的觀點在互聯網上不斷出現，受到不少追捧。一個主要的左翼網站——“烏有之鄉(xiāng)”自從2003年建站后已經有4,700萬的訪問量。在百度上搜索“新左派”，能得到15萬條查詢結果。

         

        胡溫對“和諧社會”的強調，響應了新左派對農民、社會公正和福利問題的關注。更有消息稱，新左派受到了胡溫的贊同和支持。

         

        當今領導層的政策反映了新左派的影響。2005年底，胡錦濤和溫家寶發(fā)布了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和諧社會”的藍本。自從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這是第一次沒有把經濟增長說成是壓倒性的國家任務。相反，他們談及引入福利國家的某些特色，承諾在養(yǎng)老金、失業(yè)補貼、醫(yī)療保險和產假等方面的投入將以每年20%的水平增長。對中國農村，他們保證會禁止隨意收稅、改善醫(yī)療和教育。他們還承諾會減少20%的能源消耗。

         

        相比毛時代的單一意識形態(tài)，中國的知識分子在21世紀初年已經打開了一個公共空間，其中各種各樣的理念從20世紀末就開始了激烈的角斗。這使共產黨作為意識形態(tài)唯一來源的角色受到弱化。

         

        1989年6月前，中國知識分子為黨內的改革派提供了主要的社會幫助，而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國家官僚體制內。在80年代，中國的政治舞臺通常分為兩個陣營：改革派和保守派。

 

左還是右？

 

         

         

        在80年代，大多數知識分子持相同的觀點——支持改革開放，認同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觀，相信這些與五四運動精神一脈相承。在1979-1989的第一輪改革開放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共同支持改革。

         

        在90年代，一系列事件導致知識階層發(fā)生分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生動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險。突然間，資本主義變得并不能萬無一失地確保繁榮富強。進而，在1999年，北約“誤炸”了中國在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在普通市民和游行的學生中激起了憤慨。中國的新左派采取了強硬的民族主義姿態(tài)，而自由派則為潮起的民族主義而憂心不已。

         

中國新左派的主要代表

 

         

        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平等不斷加劇了知識分子內部的緊張。貧富的兩極分化震動了新左派，他們決心維護窮人的利益，要求改變改革的方向，主張強有力國家政權以保護窮人。

         

        “新左派”這一詞被用來標明他們和舊左派的不同，后者是頑固的毛分子。很多新左派學者拒絕被標記成“新左派”。他們更喜歡“自由主義左翼”這個名頭，因為左派在中國臭名昭著，總讓人聯想起文革中的左派。

         

        汪暉、崔之元、甘陽和王紹光是左派學者的領軍人物。如上表所示，他們是中年知識分子，在西方受過教育或者生活過。難怪，他們會熟悉西方最新的、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評，如新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論，并利用這些來評價中國現代化中的問題。然而，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強調國家的角色和民族主義，有的重視社會公正，還有一些強調毛主義的實踐。

         

        在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大體上分成了兩個陣營——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90年代中期，兩方爆發(fā)了一場辯論，這是自49年以來以及經濟改革之初在大陸知識分子中少見的場面。他們針對經濟改革的成果和方向提出了尖銳的問題。

         

        主要的辯題是國家的角色問題。自從92年小平南巡后，國家的角色被弱化了。自由主義者認為，為了促進不斷增長的市場經濟，國家必須放權，但新左派陣營中的王紹光和胡鞍鋼不這么認為。1993年，他們兩人發(fā)表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堅決主張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主導市場改革。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不認為中國政府真像王、胡說的那么軟弱，還是堅持無論如何政府都該在經濟中放手，以解放市場。但政府卻不愿輕視王和胡的意見，他們的報告促發(fā)了94年1月的稅務改革，將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和責任分開，這一措施的社會影響至今仍在不斷延續(xù)。

         

        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學者并不希望取消市場、回退到前蘇聯經濟模式。他們主要期望的是：一個國家管制的市場經濟，伴有社會保障體系來減少不平等和保護環(huán)境。甘陽把新左派稱為“新政自由主義”。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在公有成分被私有化、并出現積極參與政治的新中產階級后，自由才可能到來。

         

        90年代以來，全球化成為中國學術圈中最重要的話題。相關的討論吸引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兩個陣營的學者，并促進了最高領導人對全球化的認識。自由主義陣營的學者認為，雖然全球化會帶來的一些負面效應，但中國還是該擁抱全球化。

         

經濟改革的討論

 

         

        新左派則認為，中國卷入全球化已經導致了資本主義毫無制約地在中國蔓延。他們聲稱，中國的社會問題不是別的，就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過的西方傳染病和市場傳染病。自由主義者堅持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在內部，解決的辦法應該是進一步的改革，特別是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同步進行。相反，新左派相信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在外部，其根源是全球化、國際資本和市場經濟。在全球化問題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義大軍。

         

        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也是近年來的討論熱點。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是腐敗、權錢交易的結果；收入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專制。新左派強調經濟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計代價的經濟增長。他們認為，徹底地背離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再分配理念是無情的、不道德的。

         

        有關所有權改革的爭執(zhí)也引發(fā)了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的辯論。私有化過程中伴隨著國有資產被抽干，這已備受指責，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會計方法以及知名企業(yè)如海爾、TCL和科隆的數據，展示了國有資產的巨大損失。一些新左派很快給領導層寫信，呼吁調查郎咸平所指控的問題；最終中國證監(jiān)會發(fā)現確有違規(guī)行為。

         

        自由主義經濟家（也稱主流經濟學者）認為抽干國有資產可能會導致社會不平等；但是，如果經濟轉型停滯下來，不平等和低效率都會出現，因而，諸如私有化之類的改革應該加快，而不是停滯。另外，自由主義經濟家警告，對個人企業(yè)家侵吞國有資產的反對聲越來越高，這可能會導致所有權改革的減速，惡化投資環(huán)境。他們認為，企業(yè)家為中國經濟發(fā)展作出巨大貢獻，應該受到更多的尊重。

         

        雖然自由主義經濟家為管理層收購股權而辯護，但公眾輿論強烈地倒向了郎咸平。諷刺的是，中國雖然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但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想法和新自由主義者更近——后者主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不是傾向于批評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新左派。

         

        另外一個爭議點是物權法。2004年，中國憲法做了修正，提出“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為了使這個說法有實際的定義，需要一個完整的物權法。2005年，北大的法律教授、新左派學者鞏獻田在網絡上發(fā)表公開信，指責物權法違反憲法，背離社會主義道路。他聲稱，物權法草案規(guī)定國有、集體所有、私有三者是平等的，這是“違憲”的。鞏獻田認為，該草案會“進一步加速私有化進程，促使兩極分化，造成貧富更大的懸殊和社會的嚴重分化和尖銳對立”。

         

        鞏獻田的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爭議，最終成了一個全國范圍的討論。而立法的過程被延遲了。顯然，呼吁“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和“和諧社會”的中國領導意識到了，巨大的貧富懸殊會導致社會和政治風險。他們必須考慮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議。政府明確物權、賣掉低效率的國有企業(yè)，受到新左派的強烈批評。他們認為這些政策會使一小部分富人得益。

         

        物權法的支持者主要是中國重要部門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家，他們說，肯定所有權（特別是私人所有權）保護了數百萬的工薪階層和私人企業(yè)家的物質利益。它會鼓勵更多的人為自己、為國家創(chuàng)造財富。它還會幫助私有經濟防止經濟犯罪，如他們員工的侵吞。

         

        該法案本來是計劃在2005年通過的，但由于這些反對意見，上了立法日程卻又被拿了下來。物權法的最終版本包含了針對這些反對意見而制定的補充條款。雖然在修正后得到通過，但這是中國立法史上的首次——一個法律建議案被洶涌的公共意見拖出軌道。

         

        總的說來，在市場和國有、外國和國內、西方和東方這些二元對立中，自由主義者傾向于為前者辯護，而新左派倒向后者。自由主義者相信，從長遠看自由市場會支持增長，支持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和爭取政治權力，而激進的左派則毫不含糊地聲稱他們站在被剝奪者和受壓迫的社會底層一邊。雖然兩方陣營的學者都占據了頂級研究結構的位置，但自由主義者有更大的影響力，他們的聲音比新左派更受重視。

        黨的宣傳機器既不和主張國家干涉的新左派唱一個調，也不與主張市場力量的自由主義者合拍。政府曾支持了引人矚目的對新自由主義的廣泛攻擊。2007年7月，長期任職《讀書》主編的汪暉和黃平被解職。此前，在其他的官方媒體上出現了對兩人的一系列攻擊。

         

        雖然和執(zhí)政黨的關系并不穩(wěn)定，但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出版自己的期刊?！蹲x書》、《天涯》、《二十一世紀》、《公共論叢》、《炎黃春秋》、《南方周末》是他們觀點交鋒的主要戰(zhàn)場。學術性刊物的出現使學者們能彼此分享觀點、辯論關鍵問題，并影響決策。

         

        信息自由一直被視為中國自由化的關鍵，如今互聯網傳播的信息量是以往難以想象的。互聯網被廣泛使用，政府再難以壟斷信息來源。此外，非官方刊物、研究團體以及私人智庫組織的研討會都有助于傳播各自的信息。

         

        北京當局已經很能容忍一些敏感問題的學術討論，這種態(tài)度目前看來還會持續(xù)。這可以用幾個因素來解釋。首先，由于中國改革的復雜性和獨特性，中國正在經歷著沒有足夠理論基礎和指導的巨大變化。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選擇來促進現代化的目標，共產黨可能會持續(xù)支持對經濟改革的公共討論，前提是不危及他們在現有體制的統治地位。

         

        其次，為了達到國家現代化的目標，他們必須向西方學習，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國內孵化異見。

         

        第三，當權者內部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互相制約，都想限制對方發(fā)展理論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們政治立場。Peter Moody說的對，中國的政治方向是由當權者角力決定的，思想是他們彼此競爭的工具。         

        過去十年里，思想界的討論經歷了巨大的轉變。首先，在90年代中期，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的爭論剛開始之際，這些討論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知識分子精英圈中，他們的文章被批為艱深、晦澀?，F在，他們的爭論不僅吸引了知識分子和國家官員，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普通工薪人士和網民。

         

        其次，辯論的中心已經從對理論的關注，轉向和普通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例如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

         

        第三，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有關改革方向和策略的辯論已經變得激化。他們的爭論不再僅是“茶杯里的風暴”。實際上，“爭奪話語權”已經成了中國媒體的常用語。

         

        并且，如今有各種各樣的途經來傳播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的思想。辯論不僅出現在傳統的平面媒體上，更重要的是在網絡世界里。敏感的話題頻頻出現在互聯網上，因為在網絡上思想傳播得更快、更方便。意識形態(tài)多樣化的確會成為對共產黨的挑戰(zhàn)。然而，目前為止，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思想討論對改革產生的作用還是積極的。

         

        第一，這些討論使公眾注意到了重要政策變化產生的后果。例如，中國左翼知識分子不斷利用 “烏有之鄉(xiāng)”網站這個平臺，來質疑政府全民皆商的議程。他們著重指出了這種路線的負面社會影響，激起了一波又一波關于發(fā)展方向的討論。在《讀書》發(fā)表“三農問題”（農業(yè)、農民、農村）的文章前，政府都不承認存在三農問題。但兩年后，這個問題擺上了全國人大的日程。在過去幾年，領導層強調了政策要從以增長為中心轉變到更平衡的以發(fā)展為中心。

         

        第二，這些討論給決策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增大了政策選擇的范圍。他們的一些建議，得到高層的支持，成了官方的政策。從70年代末期開始，決策過程比以往公開，開始受到來自政府機構之外的影響。在這種環(huán)境下，有關政策有效性的公開辯論影響了公眾意見，在某些情況下還帶來了政策的變化。王紹光和胡鞍鋼在93年有關國家能力的報告，被視為對經濟改革的重要貢獻，對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證明是有幫助的。

         

        崔之元對“股份合作制”的觀點也產生了政治影響。1994年，崔之元寫了篇文章，主張繼續(xù)保持“股份合作制”——一種勞資合作關系。一個高層領導人讀了這篇文章后，決定允許“股份合作制”在農村繼續(xù)存在。共產黨的集權化決策方式有很多缺點，但也有優(yōu)點——它使得激進（但言之有理）的理念較為容易落實，只要能說服最高領導層。

         

        第三、雖然北京既不支持新左派，也不支持自由主義，但他們的討論還是產生了很多新思想、見解和路線，可供領導層擇優(yōu)錄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就是這種新模式的一個樣板。從自由主義者那里，中國領導人繼續(xù)了“不斷試驗”的思想——一種漸進改革而不是休克療法，還接受了市場會驅動經濟增長的意見。而新左派則讓領導層注意到了不平等的問題和環(huán)境問題，促使他們去尋求能把合作和競爭結合在一起的新體制。用汪暉的話說：“在過去，政策是由政府內部制定，而現在越來越多的（政策創(chuàng)新）是由社會而來?！?/DIV>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xiāng) 責任編輯：he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