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領導的報紙不允許自外于黨
——評某報負責人張光旭的新聞價值觀

丁凡丁

本文要評論的，是國內某報負責人張光旭的新聞思想。此人的新聞思想表露了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
這是不是頂大帽子，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的新聞價值觀是否代表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要求？這里首先讓我分析一下他在一次會議上發言的題目：《更新觀念整合資源進一步做大做強報業經濟主業》。題目中的“報業經濟主業”，六個字包括三個詞：報業、經濟、主業。它們是什么關系？誰是誰的修飾語？他自己沒有具體解釋，我就只好作出多種判斷：“報業，是經濟的主業”，“報業經濟，是主業”，“經濟主業，是報業”。無論怎么組合，都組合不出“政治”來，而我黨領導的報紙是純經濟的產業嗎？是可以擺脫政治的經濟產業嗎？如果張光旭回答“不是”，那為什么發言的主旨避而不談政治？如果張光旭回答“是”，那不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嗎？這里讓我們來學習《黨章•總綱》中的這樣一段文字：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段文字說明：不堅持或者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論及黨的報紙時，有過甩開政治、只論經濟的話語么？
當然，我說張光旭的新聞價值觀是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表露，并不僅指他的發言題目，而是要評及他的發言內容。不過，為防止文章過長，只能擇其要點予以剖析。

一、 他的所謂“讀者的主流化改造”就是傍小眾棄大眾
張光旭說：“晚報要在堅持市民報紙、大眾報紙的基礎上，不斷進行內容和讀者的主流化改造，努力增加主流讀者的數量。”而“主流讀者”是哪些人呢？他說：
1、“社會上有決策話語權”的人。
誰有這樣的“權”力？自然是解決問題可以拍板的官吏，若以晚報為標尺的話，就是處級和處級以上的官；再就是企業老板；若以“社會”為尺度的話，就是大老板；
2、有“知識話語權”的人。
誰有這樣的“權”力？自然是專家、學者、報刊的掌管者等等。
3、有“消費話語權”的人？
誰有這樣的“權”力？是人，都要消費，連乞丐討到錢后也有消費話語權。那么張光旭是指“每一個人”都有消費話語權么？顯然不是。他看重的是對消費市場有影響力的人，也就是“肯大把花錢”的人。誰肯花大錢？富翁、富婆、貪官和假公濟私的大官等等。
把上述三類人再按張光旭開列的“主流讀者”的三個指標（即住在大中城市、有固定職業、25-50歲）一衡量，“主流讀者”有多少？我無法統計。但是，以一個城市而論，起碼農民工、吃低保者、大中小學生（不包括研究生）、打工仔、打工妹、小攤小販、離退休人員和50歲以上的在崗人員及家庭婦女都是不包括在“主流讀者”之內的。把這些人都排斥在外，還敢說晚報是“市民報紙、大眾報紙”，除了張光旭，誰還有如此膽量？把“主流讀者”跟“非主流讀者”一比較，我說張光旭的“讀者的主流化改造”是“傍小眾”（大款大官大知本家）、“棄大眾”（平民百姓）難道不對嗎？他不是要“化”嗎？如果他把“非主流讀者”都“化”成“主流讀者”那敢情是好，然而從他的立場來看，他是用主流內容即主流讀者喜歡的內容，來化走不喜歡主流內容的讀者，讓晚報只剩下主流讀者，他就化完了、改造成功了；換句話說就是要把晚報改造成“官僚報”、“富人報”、“財大氣粗者報”、“話語權貴報”或都統稱為“社會精英報”。如此“化”的方向，如此“改造”的方向，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嗎？還好意思說晚報是“堅持‘飛入尋常百姓家‘”嗎？
肯定有人會說：你把人家張光旭的話語解讀錯了！那好呀，那你就替他解釋吧！最好是他自己解釋清楚，別空對空。

二、 他所謂的晚報要當“信息時代的意見領袖”
就是拋棄報紙的黨性
張光旭說：要“把晚報建設成為……信息時代的意見領袖”。
張光旭當上了晚報的領袖還不過癮，還想通過自己掌握的晚報充當“時代意見”（公眾）的領袖。難道晚報是他個人獨資辦的報紙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我們都要在政治上跟黨中央保持一致，因此無論什么時代，政治“意見領袖”只能是黨中央；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黨提出來的，因此經濟“意見領袖”也只能是黨中央；“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因此文化“意見領袖”同樣應當是黨中央。你一張晚報只不過是黨的一方輿論陣地，是傳達黨的聲音、反映群眾呼聲的，憑什么要奪權充當“意見領袖”？再說你有充當“意見領袖”的能力和膽識么？不妨看看08年群眾宣傳、呼吁抵制法國貨、抵制家樂福活動中他領導的晚報的表現吧！
2008年4月中旬，由于法國政府和企業支持“藏獨”的言行激怒了中國人民，某市一群青年也在家樂福超市門前展開抵制家樂福活動。那幾天，其他各家生活類報紙每日都是整版整版地反映群眾意見，張光旭主管的報紙為何一言不發，也不作報道？你不是要當“意見領袖”嗎？直到4月20日《人民日報》作了引導性的報道《首都高校師生暢談使命，把愛國熱情化為報國之志》《各地群眾紛紛表示：建設好我們的國家是表達愛國熱情的最好方式》之后，你主管的報紙才于同一天報導了外貿專家的表示：《應理性對待“抵制家樂福”事件》，發表了李斌的文章《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最大的愛國》。“意見領袖”就是這么“當”嗎？
所以，報紙自己想當意見領袖就是拋棄報紙的黨性，就是錯誤的。
當然，也肯定有人說我又誤解了張光旭的語義。即就仍就請他自己解釋吧！何必又是空對空？

三、他說的“和公共權力保持合理的距離”就是與政府對立
張光旭在談到“晚報自己的新聞價值觀”時說：“這些新聞價值觀念主要有：和公共權力保持合理的距離”。怎么保持呢？他接著說：“既要及時報道和準確傳遞政府部門的聲音，但對這些聲音又要保持中立和理性，更不要做政府部門的利益代言人和新聞發言人。”
讀了這一段文字，我成了丈三和尚，也不知晚報記者如何操作，于是便產生了幾個疑問：
1、“合理距離”是個什么樣的“距離”？天天都報道公共權力還是隔一天，隔幾天報道一次？大事報道，小事不報道？大小事的界線又怎么定？只報道事件不涉及人物？還是只報道人物不涉及事件？這又符合新聞規律嗎？抑或是只作純客觀報道，不使用評論語言，這能做得到嗎？
2、政府部門的聲音，你既然報道得很“及時”“很準確”，那么對它“保持中立”是什么意見？是不褒、也不貶，還是不支持也不反對？果真如此，還叫輿論工具嗎？對它“保持理性”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對它的理性不表達出來，那叫沉默；如果表達出來，就會有評論傾向，豈非又不“中立”了？
3、政府部門有什么“利益”需要請人“代言”？若有的話，也只是政府聘任的常年法律顧問而不是報社記者。
以上三題歡迎張光旭作出回答或張的“代言人”代替回答。
依我看，無論會有什么樣的回答，都無法用張光旭的“理論”闡釋他領導下的報紙實踐。以某人調到某市任市委書記以后為例：從3月4日到4月19日的一個半月內，就有12天有該市“公共權力”的新聞，其中僅3月24日就用了三個版的版面。這樣的報道密度，對一張省級報紙來說，是合理的距離嗎？報道了這么多的新聞，你還不算是該市的新聞發言人嗎？像《XX新政，急攻軟肋》、《XX新政直指三大疾癥》這樣的新聞標題；像《XX的大度和姚洋的風骨》這樣評論文章，溢美之詞無以超過，你不算是他們的“利益代言人”嗎？
再舉一例：2月27日，在該市城中村改造現場，有XX的“聲音洪亮”的話語：“我宣布，XX市最大的民心工程、幸福工程——XX市城中村改造正式啟動”。這是該報報道了的（3月24日），而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則認為“中國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邊是希望盡可能多的享受農民工帶來的服務，一邊卻想盡辦法將農民工等貧民驅趕出城市。”為什么這么認為？因為“中國的城市貧民，沒法分到福利房，也不允許自己搭建貧民區。”“在一些城市，政府部門更是對城市貧民搭建住房嚴加禁止。”是故秦教授指出：在城市化過程中，政府強化推行城中村改造，就是“典型的剝奪城市貧民的居住權利。”這也是該報報道了的（4月15日），那么，作為輿論工具的報紙，該報是支持秦教授批評XX呢，還是支持XX抵觸秦暉呢？抑或是“保持中立”呢？在如此對立的問題上“保持中立”，就是所謂的“理性”嗎？
應當說，在報紙與公共權力的關系問題上，“理性”是早已存在的，即政府和報紙都接受黨的領導，政府（新聞出版局）按照黨性原則管理報紙，報紙依據黨的方針政策監督政府，它們之間只存在分工的不同，不存在實質性的距離。如果硬要“拉”開兩者的“距離”，那就只會形成報紙與公共權力的對立——或真的對立，或假的對立，總之是沒有理性的對立。

四、所謂“不當任何階層和任何集團的利益代言人”就是自外于黨
張光旭說：他主管的報紙要“為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種利益集團平等地提供話語表達平臺，但不當任何階層和任何集團的利益代言人。”
這個觀點是極其錯誤的，也是絕對做不到的，只能毒害編輯、記者的思想，消蝕他們的報紙黨性觀念，編寫一些無色無味的報道文章。
《黨章•總綱》里說得很明確，“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就是說，黨是代表他們利益的。而張主管的報紙是黨領導的報紙，你“不當任何階層和任何集團的利益代言人”，難道你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難道你主持的報紙的“特殊利益”就是把黨的這個宣傳工具變成“著名商標”去賺錢？這不是自外于黨嗎？
在張光旭控制之下的晚報既然要自外于中國共產黨，那么，它說它要“為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種利益集團平等地提供話語表達平臺”，就不足為怪。然而它做不到，絕對做不到，因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你的報紙不可能為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平等地提供話語表達平臺”，你總會自覺不自覺地代表其中一個階級，為它提供話語表達平臺，而拒絕為對立的階級提供同樣（同等的、平均的）的平臺。請看事實：
1、2006年7月7日張光旭主持的報紙A6版發表了平野闊寫的《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一文，文中寫道：“……在1978年及其之前的30年間，‘敵人’‘人民’之類的政治詞匯充斥整個中國大陸，那是一個以仇恨作為價值理念的年代，一個民族表現出了整體的瘋狂，偏執、狹隘、極端，使我們付出了無法言說的慘痛后果。”
這樣的“話語”是不是攻擊、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語言？站在哪個階級的立場上，才會如此仇恨毛澤東時代？該報發表這一類文章是常有的事，而歌頌毛澤東時代的文章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文章發表過嗎？發表了幾篇？
2、2006年7月21日A6版，該報又發表《“香港沖擊波”沖擊了什么》一文，也是平野闊先生寫的。他在文中說：“應試教育乏善可陳，乃千夫所指的‘過街鼠’，但就是不改，不愿改，不能改。”這是事實嗎？應試教育的弊病是人們的共識，但它就沒有成績嗎？沒有造就一個人才嗎？多年來大家不是都在討論素質教育問題嗎？是什么人不愿改？有什么人說“不改”、“不能改”？你的報紙發表如此否定一個時代的教育事業文章，居心何在？可曾派記者報道過教育界學者的看法？
3、2006年12月25日，在“冷眼旁觀”欄目內，該報又發表平野闊的文章《還“博士”以“窄士”的本來面目》，肆意攻擊，謾罵國內10位博士。
10位博士針對國內狂熱地過圣誕節現象，倡議“慎對圣誕節”，呼吁“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這有什么錯誤？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可平野闊卻說人家是“對西方文明‘發難’”、“是要抵制西方文明”，罵博士們是“不愿意進化的‘牛鬼蛇神’”貶低他們當博士是“浪得虛名”。我真不知道這位平野闊先生是外國洋人，還是入了外國藉的中國人？
然而，三天后我也寫了篇文章，是專門批駁平野闊觀點的，可是約1500字的文章，卻被編輯砍得只剩180個字，刪去批駁平野洞的全部文字。這就是“平等的提供話語表達平臺”嗎？騙得了誰呢？
如果張光旭說他不知道這件事，那好，我的文章原稿仍保存著，你就“平等”地全文照登行不行？如果你不照全文刊登，你所說的“平等地提供話語表達平臺”又如何解釋？
4、2008年4月2日，該報的一位編輯姚文輝，利用自己掌管版面的權力，發表他自己撰寫的文章《走下神壇的南街村何去何從》。這篇文章肆意揶揄、攻擊、漫罵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南街村，是公然跟黨的十七大精神唱反調的。
幾天以后，我寫了篇批判該編輯文章的文章，題目是《罵南街村者人當罵之》，要求該報總編輯發表我的文章。但他們卻沒答應。如果張光旭仍然堅持“為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種利益集團平等地提供話語表達平臺”的主張，那就是應刊登我寫的《罵南街村者人當罵之》一文。我在此聲明：我的文章原文仍保留著，等待著張光旭的“平等”來采納。
5、他的所謂“內容的主流化改造”就是改變報紙的黨性原則
張光旭說：“晚報要在堅持市民報紙、大眾報紙的基礎上，不斷進行內容和讀者的主流化改造”。關于“讀者的主流化改造”，前文我已作了分析，這里只說他的“內容”的主流化改造”。
那么，如何改造呢？張光旭同樣是空洞的，我也同樣只能當丈二和尚，因而也只能作空洞地推理。
按照他的觀點，大眾化的讀者不是主流讀者，大眾化的內容自然出不適合“主流讀者”的口味，也就必須把它改造為適合主流讀者口味的內容。可是主流讀者按照張光旭下給的“指標”，從年齡、職業、學歷和擁有三個“話語權”的程度上看，并不都在同一個層次上，又怎么滿足他們共同的口味要求呢？當然就須要尋求他們不同品味之間共同口味。那么，有沒有這種共同的口味呢？還當真是有的，那就是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時代基本上（當然不是、不可能是全部）都是持否態度的；平野洞、姚文暉就是他們“主流讀者”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的文章口味也是“主流讀者”的典型口味，而且都是從晚報的大眾口味中“改造”出來的“新口味”。若不服氣，我就再舉一典型事例：
該報于2008年3月25日用B21版整版篇幅，刊登了對小說《傷痕》作者盧新華的訪問記。這是為什么？很明顯，因為小說《傷痕》突破了“當時”（毛澤東時代的代名詞）文藝創作上的“許多禁區”。成為“傷痕文學”的“鼻祖”；因為這位鼻祖認為：“‘傷痕文學’的意義在于對那個時代的真情的控訴和深刻反省，同時試圖幫助人們從長期的精神禁錮中解放出來”。這種全盤否定一個時代文藝事業的味道，不正是某些主流讀者可以大快朵頤的味道嗎？編輯們煞費苦心地又“改”又“造”，烹調出這種味道來，不就是要適應主流讀者嗎？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編輯們是怎樣把盧新華訪問記“改造”出來的吧！看看他們的新聞職業道德吧！
2006年9月中旬，小說《傷痕》作者盧新華到山東省的“萬松浦書院”作客，該院成員陳永、田思華便趁機訪問了盧新華，訪談內容于9月14日發表在該院網站的網頁上，署名是“采訪者”：萬松浦書院網站陳永、田思華”；而張光旭主管的報紙刊登時，把題目改為：《傷痕：30 年前與現在的盧新華》。這樣一改，就把一年半以前的“舊文”，變成為現在的“新聞”，好像訪談“是新近發生的”；又把署名改為：“本報記者姚霏、特約記者陳永、田思華”，讓該報讀者誤以為是他們三個“記者”共同采訪的；還把原文中的簡稱“網站/盧，改為“記/盧”，讓該報讀者誤以為“本報記者”也在“訪談現場”。
更有甚者，該網站在文前寫有如下一段點睛式的文字：“1978年前的8月11日，盧新華因發表小說《傷痕》，使之成為新時期“傷痕文學”的創始者。甚至有人把《傷痕》和蘇聯作家愛論堡《解凍》相提并論，盛贊它‘表達民心、傳達民意、伸張民權’。當時有種說法：‘全國讀者的眼淚足以流成一條河。’/您當時是如何創作這部作品的？二十八年過去了，現在您的心境一定發生了很多變化？（引中的斜線是筆者加的）。但是，該報把它下載刊登時，卻只留下斜線以上的、符合編輯口味的文字；而斜線以后的文字，在編輯看來是無色無味的口水話，故而就全部刪掉，并加上編輯自擬的一段文字：“30年之后，文學已經‘邊緣’，當我們與從美國回來的盧先生邂逅、并與交流對那個時代的文學與社會和各種觀感后，不勝依稀，也不勝感動，因有以下訪談。”
我們是不說“依稀”如何跟“感動”聯用，僅就把人家的文字留頭去尾、加上自寫的文字合成“新的組合”的手法而論，是職業道德允許的嗎？不是強加給原作者的嗎？如此迎合“主流讀者”的口味，難道是他們在新聞界開展“三項學習”運動中學習的結果嗎？！至于訪談錄中對話內容的改動，我就沒時間多摘寫了，只好讓有興趣的報人們，把該報轉載的跟人家網上發布的對照起來讀，就會知根知底了。
這里，我需要加“注”的是：當我掛通了萬松浦書院的電話、找到原作者之一的陳永之后，我問他某報轉載你們的文章，你們知道嗎？加給你們的“特約記者”頭銜，你們同意嗎？刪改你們的文字，你們認可嗎？他的回答統統都是否定的。于是我再問他一個問題：轉載的報紙的這些做法，是否合法？他的回答是：當然屬于侵權行為，但是這類情況很多，我們應付不過來。
好了，我明白了：因為法難責眾，我們的編輯就可以胡作非為，而把我黨黨報的黨性原則拋諸腦后！（附：山東萬松浦書院的電話是：0535——8601660，可找到原文兩作者）。
6、結束語
張光旭在該報解放思想大討論干部集中掌心討論會上的發言，共有三個方面的內容，本文評論的僅是其第一個內容。至于他講的第二第三部分內容，講的是報業經營、報業發展；我沒有專心研究過，也沒有搞經營的才干與經驗，因而沒有發言權，不敢妄評。但是有一點應當是明確的，即：報業經營是 依托報紙編采的，兩者的關系不可顛倒。也就是說，只有新聞導向是正確的，采編方針是符合黨性的，報業經營才是正確牢靠的；賺了錢，才叫生財有道；虧了本則應由財政補貼。若是為了賺錢而纂改馬克思、毛澤東的新聞思想，那是絕對錯誤的。
2008年勞動節寫完

附注：本文是2008年勞動節寫完的。6月20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日報考察工作時，對黨的新聞工作作為一系列的指示。6月21日我學習了人民日報報道的總書記的指示后，更堅定的認為張光旭的新聞觀念是錯誤的。由于此人把他的錯誤觀點已刊登在2007年4月9日的報紙上，故本文不得不上網予以消毒。

丁凡丁
2008、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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