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進入高風險時期
武漢大學的經濟學在讀博士 宋宗宏
2008-8-5
當今世界并非是多元化的世界,美國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和平與發展并不是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自9•11以來,美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布什政府繼續沿用冷戰的思維方式,宣稱要建設新羅馬帝國,美國的許多單邊政策正在將全世界拖入一個充滿風險的漩渦。毫無疑問,如果不轉變思維方式(可能性極小),美國必然會繼續遏制中國的崛起。這就導致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目前美國已經從地緣政治角度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扶持印度已經充分暴露了美國的政策動向,如果印度成為南亞的一個大國,則會對中國形成某種牽制,從而確保美國在亞太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印度的崛起必然會與中國爭奪資源,其結果是印度成為緩沖中美矛盾的一個重要地帶,中印之間直接對立的最大受益者將會是美國。
任何危機的發生幾乎都起因于內部,如果不修好內政,中國在未來將難以應對各種危機。改革開放至今已30年,中國知識界、媒體到處都充滿了樂觀的預測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從“世界工廠”到“大國崛起”,還有人根據GDP的增長率,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實力進行線性的樂觀預測,認為中國將在20年之后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強國。這種預測毫無根據,而且無視中國目前的嚴峻現實,青年失業、官商腐敗、貧富兩極分化、金融部門和某些關鍵部門被外資控股、國際競爭力低下、技術能力低下、中產階層分化等,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延緩中國崛起的進程,而且有些問題可能會導致社會的動蕩(失業、腐敗、貧富分化等)。這些問題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中國將會失去發展機會,淪為一個新的“殖民地”或“飛地”,成為發達國家傾銷產品、轉移國內矛盾、分化瓦解的對象。對美國抱有天真幻想的中國人應該注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看看美國在自由、民主的旗號下,發動過多少場“正義”的戰爭?!美國的對外政策具有高度的連貫性,對此中國人應該保持警醒,我們從未如此遠離過戰爭,也從未如此接近過戰爭!有人否定毛澤東的偉大功績,然而我一直持有這樣一種觀點:如果中國沒有研發出原子彈和氫彈,如果沒有那兩場令美國軍方深感恥辱的戰爭,今天伊拉克的命運就是明天中國的命運!任何發展成就都來自于艱苦的努力,中國人不要把一切都寄托在神秘的精神力量上、躺在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的廢墟上意淫,輝煌只屬于過去,今天的中國,可曾有過哪怕是一刻的短暫輝煌?!歷史再悠久,如果不能在當代人的手中煥發生機,成為推動社會前進和文明發展的動力,只怕早晚會坐吃山空。
有時候,一個健康的人和一個病重的人,在病人被疾病擊倒之前,可能會呈現出相同的行為和身體上的特征和現象,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中國的繁榮和所謂的經濟“奇跡”僅僅是從經濟增長率的角度去說的,這種繁榮是病態的,甚至帶有一定程度的虛假性。這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首先:按照卡爾•波蘭尼的說法,市場經濟社會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運動,一種是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運動,另一種是消除或緩解市場經濟的破壞性作用的社會保護性運動,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內引入了市場機制,其結果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以為市場機制可以推廣到任何領域,包括本屬于公共領域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保護性機制的解體和缺失導致中國呈現出一種非常奇特的、原本為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現象:經濟迅速增長,但是貧富差距卻在拉大。人們看不起病、讀不起書、買不起房,壓力越來越大,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工作強度越來越大。問題之所以還沒有發展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原因在于中國目前已經或正在淘汰一部分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沒有話語權的弱勢群體,而這些弱勢群體的很大一部分是農村人口和農民工群體,而農民工群體與農村的天然聯系以及土地所提供的社會保障功能使得這種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其次,要認識到這種虛假的或根基不穩的繁榮,需要和日本作一對比,二戰之后,日本幾乎與中國在同樣的起跑線上起跑,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和日本都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1978年之后,二者的發展開始分道揚鑣,日本逐漸成為發達國家,而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問題出在哪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國逐漸放棄了自主創新和研發的戰略,引入外資,試圖通過合資來引入外國技術和管理方式,而外貿出口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是這種粗放的外向式發展戰略(請注意:我并不反對引進外資和改革開放,問題是我們必須在這種引進和開放中保持自主)越來越難以為繼,不僅耗費國內資源、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且導致內需疲軟,所積累起的龐大美元外匯儲備,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從經濟史來看,任何一個后進國家都不是完全依靠市場力量發展起來的,國家干預的重點放在建立本國的高附加值產業上(在重商主義時代,高附加值產業是以紡織業為主的制造業,而在今天,這種產業主要是鋼鐵、化學、電子、信息、生物工程等)。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放棄了自主創新的戰略,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機會,除了在少數產業(國防、軍事等)中貫徹自主創新和研發的戰略之外,在大多數產業中,都采取了引進外資的方式來獲取技術,其結果是非但沒有積累起技術能力,反而被外資牽制,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或曰生產力,斯密認為國家的實力體現在國家所生產的年產品上,而李斯特則認為國家的實力體現在國家生產產品的能力上,我更傾向于從李斯特的“質”和“潛能”的角度界定國家的實力)已經大大地打了折扣,這種處于產業價值鏈條低端的尷尬地位,怎么能叫做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或成為了“世界工廠”?(請與當初英國成為世界工廠時的數據資料作一比較?。?/p>
中國具備成為世界強國的某些必要條件,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表明也存在中國崛起的充分條件,所有的一切都取決于中國所采取的政策和人民的努力,如果中國繼續局限在狹隘的視野上,被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所左右,則中國將會繼續失去機會。高風險來自于內部和外部,這是對執政黨的能力和中國人民的智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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