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西藏的禍亂之源？
冼巖
西藏3.14事件以及隨后的沖突發生后，引發東西方世界的口水大戰及認知混亂。不但當事雙方中國政府和達賴集團各執一端，相互指責，他們各自的支持者也陷入無休爭論之中。中國政府和大多數海內外華人認定，達賴集團是罪魁禍首，蓄意挑起了流血事件。達賴集團則指責，是中國政府的虐待和鎮壓，造成了流血；西方輿論和一些緊跟西方輿論的中國“知識精英“，尤其是那些“一夜美國人”，照例認定“專制政府才是萬惡之源”。
其實，世界上的事絕沒有單方面使然，一個巴掌拍不響。所謂矛盾，必然是由矛和盾兩個方面組成。西藏事件的發生，同樣有著兩個不可或缺的源頭。二源交匯，乃生事端。
源頭之一是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控制。西藏不僅地理環境與眾不同，藏人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習慣也極具特色，與中國其它地區多有不同。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控制，引起部分不認同中央政府的藏人不滿，從而埋下禍端。由此而引起的每一次沖突，都可能成為下一次更大沖突的肥料。
如果僅僅只有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控制，盡管有部分藏人不滿，也不會釀成大問題，更不會久拖不決。自建國以來，中國政府已經擺平了不少這種問題。西藏事件的另一源頭是，達賴對許多藏人擁有難以替代的巨大影響力。
由于達賴有著巨大影響力，他又不滿中央政府，于是成為不滿者的精神旗幟。盡管身在境外，但憑其對藏人的巨大影響力，使達賴在西藏這塊土地上有了與中國政府“瓣手腕”的本錢。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實際控制，加上達賴對藏人的精神控制，使西藏的結成為死結。
正是由于這兩種因素同時存在，才造成目前局面。站在一方看，另一方就是災難之源。所以，達賴雖然口稱只要自治不要獨立，但他的所謂“自治”，至少也要達到中央不再實際控制西藏，僅僅徒有其名這一目標才會止步，與中國政府的意志完全不可能形成交集；他雖然口稱“非暴力”，但也不可能與藏青大會等暴力主張者真正撇清關系。
同理，中國政府也認為達賴的影響力才是禍亂之源，所以堅持不與其對話。一旦對話，無論結果如何，都必然放大達賴的影響力——如果對話破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所有達賴的支持者，包括西方媒體和中國的“知識精英”，都只會認為責任在中國政府一邊，達賴的一切做法都是合理的，由此必然引發藏人更多的憤怒，使事態難以收拾；如果對話成功，達賴的聲譽不但更會高漲，而且可以更方便地對境內藏人施加影響力。總之，只要開始對話，事態的發展就必然離中國政府的利益和愿望越來越遠。
正是這種立場的不可調和性，使西藏問題看來無解。這種嚴峻形勢，有經驗的西方政客不可能不了然于心。之所以還煞有介事地呼吁中國政府與達賴談判，一是忽悠西方的民意，二是自己站著說話腰不疼，還可以讓中國政府忙個腰疼。
要解開死結，惟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使源頭之一消失，讓一個巴掌拍不響。因此，真正關心藏民命運的人，必然會認真考慮：二者之中何者是可以改變的？又如何使其改變？
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控制是可以改變的嗎？無疑，這不但中國政府絕不會答應，除支持達賴的部分藏人和部分“知識精英”外，絕大多數的海內外華人也不可能答應。凡是答應這一條的政府，不但要青史留惡名，而且可能馬上就得下臺。
西藏不獨立，只“真正自治”，也不可能。中國政府不放棄實際的控制權，達賴集團的胃口就永遠不會滿足；而中國政府的每一次讓步，只會使對手的胃口和滿足胃口的力量都越來越大。
顯然，這條路走不通。再看看另一條路：達賴的影響力是可以改變的嗎？達賴對藏人的影響力，根源于藏人的信仰。這種千百年傳承下來，從小就接受灌輸的信仰，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是難以改變的。而達賴在這種信仰體系中，占據著核心的重要位置，相當于“現世神”。
從這個意義上說，達賴的影響力也不可改變。但“達賴”這一抽象符號的影響力雖不可改變，但這一代“達賴”這個具體人的影響力卻非不可改變。時間就可以改變它。這一代達賴已經時日無多，只要等到他過世，下一代達賴不再反中央；或者即使立場不變，其影響力的形成也須一個過程，西藏的情況就會大不一樣。
所以，消除西藏禍亂之源的唯一真正有效辦法，就是盡可能減少這一代達賴的影響力，爭取下代達賴能夠與中央良性互動。那些支持這一代達賴，一再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對話的人，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其行為的客觀效果只能是：令西藏禍亂不斷，血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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