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窮富的尖銳對立談起
◆ 柯孜
去年以來,遼寧fs市發生了兩件轟動全市的血案,案由非常類似,結果卻不盡相同,但都不僅令人震驚,而且更讓人深思、感憤。
第一件,是年初發生的省人大代表、著名民營企業家侯建軍,由于酒后駕車刮碰一退休老漢裘吉,兩人發生口角后侯建軍不僅駕車將裘吉撞倒,還掉過車頭在眾目睽睽之下把他碾壓而死。案發后,引起公憤,侯建軍伏法,一審被判死刑。今年終審又以有所謂“重大立功表現”和以15多萬元賠償收買被害家屬改判死緩。(據傳,這個被判死緩的侯建軍此后不僅保外就醫,而且現已出國。)
第二件,是十月五日發生的一駕奔馳車的富家母女,由于女兒開車刮碰了一修理自行車的下崗工人的東西,不僅不予包賠,還蠻不講理,口出不遜,引起爭吵。那女兒竟把其父找來,三個人打一個人,致使工人動怒,用刀將那母女倆刺死,將那女孩的父親刺成重傷,那工人不久歸案伏法。
這兩起血案都是富人開車滋事,依仗財大氣粗,視窮人如草芥,為所欲為,欺人太甚所致。第一件是壓死了退休老漢,自己也算罪有應得,第二件則富逼窮反,遭到滅門之災,窮富同歸于盡。
誠然,這兩起慘案的發生帶有偶然性,但其中卻有其內在必然的因素。而且,這種貧富之間的對立和仇視案件,在全國并不罕見。改革開放二十六年來,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甚至達到了“讓人心悸”的程度。最近權威媒體驚呼,“貧富兩極分化讓人心悸的數字:2%和全球第二”,詳細報道說,我國人均收入僅是美國人均收入的2%,而高消費的水平卻位居全球第二,說明民眾是全世界最窮的,而少數富人卻是全球最富的;還有媒體報道稱,我國城鄉差距令人震驚,農村消費水平竟然落后城市十年,中國貧富家庭的收入差距超過了8倍!
用老百姓的話說,現在這世道,有的人窮的要死,有的人卻富得冒油。富人可以住多處豪宅(甚至在國外都有別墅)、乘高級轎車、子女到發達國家求學,而且也是那里一擲千金的闊少,當然還有三妻四妾,整日美女相伴,出入高級消費場所,花天酒地,紙醉金迷,也能進政協、當人大代表,享盡人間榮華富貴。而窮人則至今仍有成千上萬的人住平房棚廈區,就是政府給以極大優惠,改造棚廈區,每平米600多元,也有的不堪重負,拿不起動遷費,孩子連九年義務教育都困難,更別想進什么重點學校。現在普通百姓的住房難、就醫難、上學難、擇業難,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更有不少企業下崗的工人家庭,男的到浴池給人搓澡,女的則當按摩工、足療工,甚至靠賣淫賺錢,維持生計。最近不斷爆光的礦難事故,不僅揭露了黑心礦主泯滅良心地拿窮苦人的命去掙黑錢,還揭發出不少黨政機關干部用不義之財投資礦業,已經成了貨真價實的官僚資產階級。
財富如此地高度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廣大民眾的日常生計卻發生了相當的困難,這必然滋生富人的驕橫和窮人的哀怨。有些歪嘴專家說什么“仇富心理”,那是為虎作倀,純粹是一派胡言。如今不承認有階級和階級壓迫,不承認資本家、地主和官僚的剝削。但事實上呢?那些靠拉關系、走后門,賄賂政府官員搞批件、上項目,鉆黨和國家政策空子,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巧取豪奪,一夜暴富的百萬、千萬、億萬富翁,他們能施舍家財,來賑濟普天下的窮人嗎?那些開商場、辦實業的所謂大大小小商人、企業家,他們的財富難道不是靠盤剝廣大打工崽的剩余價值而積累下來的嗎?那些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的腐敗個人和群體,貪污受賄聚斂錢財,私吞挪用公款炒股、賭博、非法投資、吃喝玩樂、包養二奶、公費旅游,他們的財富難道不是廣大百姓的民脂民膏嗎?
當然,我們也承認,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深知這種兩極分化造成的貧富差距,是我們這個社會和國家的痼疾,是亡黨亡國的最大隱患。所以,自執政以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試圖亡羊補牢、力挽狂瀾。開發大西北、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是要解決整個國家地域性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把“三農”問題擺到最高層的議事桌上,逐漸減免農業稅的舉措,是要緩解長年壓在廣大農民身上的重負;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是要解決所謂老弱病殘、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甚至調撥國家大量資金,改造一些東北城市存在近半個世紀的棚廈區……等等。在政治上,提出執政為民、以人為本,又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又是進行先進性教育,不斷加大懲治腐敗的力度,僅今年上半年,就從不同層面揪出大小貪官三四萬人,按黨紀國法進行懲辦。這一切的一切,廣大民眾是心中有數的。
但是,對有些現象也還是不能不讓人民疑惑。比如公有企業年薪制的問題。就舉我市商業銀行一個副行長為例,竟然年薪高達五十萬,不僅是他銀行普通職員的數十倍,甚至比原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每年十二萬(每月一萬)還要高出三十八萬元之多。那么正行長是多少?省級行長又是多少?這樣的公職人員的高薪制,如果沒有國務院和中央的批準,能實行嗎?中央如果已經深知貧富差距的危害,為什么還會實行這樣的政策?國企負責人為什么要拿這么高的報酬?這是縮小貧富差距還是擴大貧富差距?什么貢獻說、高薪養廉說,都是站不住腳的。那些先富起來的人,那些重權在握的人,一個相當的多數是不會為老百姓負責的。他們有的人已把財產轉移國外,已在國外購置了不僅一套住房,手中都有兩三本外國護照。國家安定有錢可賺有利可圖時,在國內榨取民脂民膏,一旦風吹草動,或災害,或動亂,或戰爭,他們肯定逃之夭夭,才不管你國家民族命運如何。中國,還得億萬貧苦的平民百姓來支撐。這一切,難道不讓人民感到疑惑嗎?
再者,筆者感到,要解決振興國家的問題,甚至從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2020年實現全社會小康,光靠經濟上的大手筆和政治上的反腐敗,恐怕難以從根本上奏效。
我想相應的上層機關,恐怕也了解普通百姓如今對我黨的看法。現在街談巷議,飯后茶余,沒有不罵共產黨的。有兩個出租車司機,一個在談到抗日問題時說,“他媽的中國還不如讓日本法西斯統治呢”。另一個說,“萬惡的共產黨”。還有一個患病的下崗工人,在公園里改唱《東方紅》為《西方紅》:“西方紅,月亮升,中國出了個鄧小平,他為人民謀痛苦,他是人民的大災星。”
一個被廣大人民群眾擁載了幾十年,為中華民族的翻身解放流血犧牲而奮斗的黨,為什么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被罵成這樣?我作為一個有三十四年黨齡的老黨員,感到臉發燒心在痛。毛主席和老一輩革命家創建的共產黨,原來是這樣的威信嗎?“共產黨”這三個字,原來是親切的,偉大的,具有超凡凝聚力的。如今為什么天天挨罵呢?為什么把什么屎盆子都往“共產黨”頭上扣呢?當然,如今整個社會發展了,人民生活總的來說是提高了。但為什么黨在基本群眾心目中的地位卻反而下降了呢?是群眾的覺悟低、認識糊涂嗎?是他們以怨報德嗎?是一些黨政干部以權謀私,沒給他們好印象嗎?以我看,最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社會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所造成的群眾與黨的離心離德和思想情緒上的對立。他們認為現在的黨已經不代表他們的利益了,已經不給他們撐腰做主了。他們經濟上受到的侵害和政治上地位的消解,不能不使他們從心里懷戀毛澤東時代,懷戀計劃經濟時期。
改革開放是發展了經濟繁榮了國家,但不能以逐漸取消、削弱共產黨原有的宗旨和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為代價。我們是中國,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獨立自主、艱苦奮斗起的家,靠億萬人民的支持才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別忘了,我們至今仍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
列寧曾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不平等。那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是消滅了不平等呢,還是擴大了不平等呢?現在社會和國家的痼疾,難道不正是長在不平等這個毒瘤上了嗎?所謂發展就是硬道理,所謂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社會確實發展了,但是發展到什么道路上了呢?一國兩制,統一祖國,是全國全民族的愿望,但要統一到一個什么制度上去呢?我們是堅持了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又包容港、澳甚至臺灣的資本主義了嗎?還是從政治、經濟乃至文化都被那兩個市和一個島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再加上西方資本階級思想給同化了呢?看看改革開放以來在神州大地上泛濫的黃、賭、毒,看看各個不同層面的腐敗和墮落,看看全社會的道德淪喪,看看各界的物欲橫流和私欲膨脹,看看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和荒唐,看看各種刑事犯罪乃至跨國犯罪的日益猖獗,看看黑社會團伙對各行各業的侵擾和壟斷,看看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瀕臨毀滅……
因此,發展經濟,離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黨原有的宗旨是萬萬不行的。民以載舟,民以覆舟。不從根本上遏制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不從根本上解決基本群眾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問題,亡黨亡國是遲早的事。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車之鑒擺在那里,只是暫時不知道誰會充當戈爾巴喬夫和葉里欽的角色罷了。
(200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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