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工農為何弱勢到如此程度？
岳青山
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即將開幕。
今讀到新華社一篇題為《農民工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電訊，報導了本屆人大代表組成。其中說到：上海、廣東、重慶三地選出的朱雪芹、胡小燕和黑新雯“是歷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第一次選出的農民工代表”，“他們一定會成為中外媒體聚焦的熱點人物。”又說：“一線工人和基層農民代表大幅度增加。其中，一線工人代表比上屆增加了一倍以上，農民代表比上屆增加了70%以上。”還說：“十屆人大代表是高學歷的先進群體，文化層次與往屆相比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在全部2987名代表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92%，其中一半以上具有研究生學歷。”文中還有“專家點評。”
這報導令我疑慮重重，百感交集。
毛澤東開創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他主持制定的第一部憲法，總綱“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人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年來，修來改去，這“第一條”一字未有改。“精英”們想刪，卻不能刪。
憲法是根本大法。“總綱第一條”規定了國家的性質。全國人大是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履行管理國家的權力。無論是代表的組成，還是代表大會作出的決策，都應當體現總綱的“第一條”。由此對照上述報導就生出了一些質疑。
先從“農民工”的界定說起。人的階級、階層地位究竟什么來的確定？本來這個問題是再清楚不過的。它唯一的依據，只能視其在社會的經濟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同血統毫無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
農民進城打工是“農民工”，這已是約定俗成，天經地義。然而，我卻質疑主：這樣的界定根據何在？合不合理？是否公正？
報導中“專家點評”講，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目前已有1·5億人，“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他們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哪里最苦累、最難因、最危險，哪里就都有大量“農民工”。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我無法理解的是：他們既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工齡長者二、三十年，為什么被戴上“農民工”的帽子？為什么他們生于農，就一定要“農”終身？
更有甚者，這些來自農村的“產業工人”，有些人表現突出，早已先后“提干”。這“3農民工”代表，都已提為干部。諸如，朱雪芹“有高中文化，進城打工13年，如今已是上海華日服裝有限公司的團支部書記、工會副主席，先后獲得全國紡織工業勞動模范、全國知識型職工先進個人的榮譽稱號。”這就表明，這1·5億所謂農民工，不管干“產業工人”時間多長，是否提干，也不管貢獻多大，不能由農變工。真是天可變，道亦可變，唯獨“農民身份，永不能變。”
這只能說明，這“1·5億”人的農民身份是血統命定了的。
然而，過去毛澤東和周總理那個時期，就完全不是這樣。農民一經正式“招工”、“提干”，就改變農民身分，成了工人、干部。
請問人大，如今農民既然“成了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什么仍是“農民工”？為什么同是農村青年，讀過大專，一經“打工”機關、大學、工廠、部隊就可“跳出農門”，沒有什么“農民干”、“農民教”、“農民師”和“農民長”？人大是管法制的，強調“依法治國”，“公平公正”，如此看待這“1·5億產業工人”，如此看待中國農民，法律依據是什么？“公平公正”又在哪里？
再看，本屆人大代表總數是2987名。以全國人口總數計，每43·5萬人擁有1名代表。本屆人大只有區區3個農民工“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所謂農民工就以1·5億計，那是5千萬人才擁有1名代表。這是43·5比5000呀！
請問人大：這是為什么？本屆人大代表中我國私營企業主，即資本家代表又是多少？同總數相比是幾比幾？我斗膽斷定，這兩個比例差距定會大得驚人。這又是為為什么？是因為如今私營企業主已經是“先進的生產力的代表”，而農民工產業大軍只是“勞力者”嗎？
至于專家點評：這3個“從農民工這個特殊群體的代表，步入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履行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的具體而生動的寫照”，吹得也太沒邊了，令人哭笑不得！，殊不知三個“農民工”進人大，好是好，來得也太遲了。此前29年，沒有一個農民工當選人大代表，那又什么“民主政治”的“具體而生動的寫照”？
再看，憲法規定我國是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應當有相應而適當 的體現。本屆人大代表，1·5億農民產業大軍中首次有3位代表；“一線工人代表比上屆增加了一倍以上，農民代表比上屆增加了70%以上”，使人欣喜。但我們又不能不看到，這“大幅度增加”的背后，本屆人大工農代表究竟是多少？經網上查得：在2987名代表中，工農代表占9·8%。而我國的工農群眾占13億人口的90%以上，這能說得上公平合理？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隨著“政治民主”改革的發展，幾屆人大開下來，一方面工農代表愈來愈減少，已經邊緣化了。這同整個工人、農民從主人變成“弱勢”，是相應的、同步的。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代表則愈來愈多，私營企業主即資本家代表也愈來愈增多。一增一減，很值得深思。
請問人大：這同我國國家政權的性質是否相容？這是不是我國工農群眾被岐視、排斥的結果？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十幾億工農勞動群眾落到如此“弱勢”地步？
最后還有一點質疑。新華社的報導說，“十屆人大代表是高學歷的先進群體，文化層次與往屆相比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在全部2987名代表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92%，其中一半以上具有研究生學歷。”這也許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教事業的大發展。但我以為，“人代會”終歸是“人代會”，它同“知代會”、“文代會”是不是還應當有所區別？
以上僅就代表的組成，說明廣大工人和農民在改革開放中，應當有的政治權力被剝奪了，澄成為“弱勢群體。”至于他們意志、期盼，反映的渠道還剩幾多，工農的聲音分量有多大？大家心知肚明。
賈平凹的新作《高興》，是一本深刻反映陜西農民進城打工的力作。他們不屑于這三十年一波高過一波的非毛反毛惡浪，喊出“毛澤東為什么不萬壽無疆”吼聲。這是所謂農民工的心聲！
我欣喜到，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年前勞動合同法的修改中，頂住了私營企業主及其代表—知識精英的強大壓力，代表了廣大工人和打工農民的意愿。期盼采取果斷措施，從多方面改變工人、農民的“弱勢”困境，使憲法總綱第一條落到實處，不至成為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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