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媒體已經開始回顧這30年的改革，不過在很大程度上，這些總結具有片面性，這種片面性甚至非常吻合既得利益集團的道義需求和未來意愿。無容置疑，改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但我們整個社會也為這個變化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并已經誘發出了多種社會矛盾甚至社會危機，所以，要對這30年的改革下結論，并要讓這個結論對未來社會進程起到有益的參考，改革就需要從更全面的角度得到反思，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劉）海波（注：社科院法律所博士后）提議的，他對年前的一次爭論很有感觸，就是汪洋在一次會上談到整個廣東未來發展，對廣東寄予了希望，提出了要求，比如提出深圳要瞄準國際大都市發展自己，這里面最核心、最受關注的可能是提到這么一點，說廣東以前的發展方式存在偏差，太注重經濟上的一些指標，太注重經濟上面的成就，這對整個社會發展而言是不足的，所以希望廣東用科學發展觀來統帥未來的發展。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應該說汪洋的提法對地方政府來說，具有非常大的開創性，這席話在學術界也引起了一定反響，海波到時會具體介紹，這個會主談是（劉）海波、(朱)安東（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歸國博士），還有曹老師（注：社科院工經所曹建海博士），因為我在廣東呆過五年，很多東西也頗有感觸，也談一些我對廣東的思考，包括去年已經完成、但還沒有公開出來的調查，這些東西我去年曾在一些場合系統講過，概括為一點就是：整個珠三角此前的發展模式，根本無法滿足“共同富裕”這個訴求，甚至可以說與“共同富裕”背道而馳。
在當前的主流話語里，要講科學發展觀，首先可能得解放思想，剛才海波也說了，因為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教條，科學發展觀與那個教條有沖突。
科學發展觀可能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層意思，第一層含義是說社會的發展成果，應該讓每一個公民公平的分享，這是一個公平的概念，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地分享到這個成果。
第二，這個發展還是可持續的，不能說今天公平了，明天卻不能持續了，這也不行。
第三，要符合生態文明的要求。
按照這么幾層含義來判斷此前廣東的發展模式，可以看出不少問題來，可以說涵蓋了很多方面。
因為我在廣東呆了五年時間，加上去年又去調研了幾個月，走了不少地方，接近十個縣吧，我最明顯的感覺是廣東的發展，從一個大的方面來判斷，或者說從我們改革的最大目的、最大的本意——我們為什么要改革，那是要共同富裕，因為我們以前太窮了，我們以前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了我們的貧困，小平同志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領大家共同致富——共同富裕來判斷，是沒有達到目的的，不要說5000萬外來打工者，甚至連當地都沒實現共同富裕，廣東省的粵北、粵西、粵東地區，不少地方都非常窮，我去年看了粵北地區的一個縣城，韶關下屬的一個縣城，從城市的外觀來看，是內地90年代中期的水平，你們可知道這個縣城，離廣州只有三小時的路程，卻存在這么巨大的差異，實際上，這30年，廣東除珠三角及周邊地區經濟發展起來了外，不少離它只有幾小時路程的地方依然非常貧窮，跟中國內地90年代中期的水平非常像，就是那么一個水平。
廣東西北部的一些農村地區，現在還跟內地一些貧困地區沒多大差別。為什么會出現這么一個發展差異？與它具體的發展模式有很大關系，這個結果甚至可以讓人由此質疑純粹的市場經濟是否能帶來共同富裕，事實上這樣的質疑也已經開始了，去年以來，一些學者開始撰文指出，單純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帶來共同富裕，而只能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
現在汪洋在談到廣東未來發展時，提到了“產業升級”這個概念，這對廣東而言需要做一系列大的政策調整，因為升級這個概念對珠三角來說并不陌生，95年左右，深圳提出要產業升級，97年左右東莞提出要產業升級，但是它們都沒升了，我當時也是這個判斷，我說這個升級絕對不可能實現，為什么？因為政策配制不到位，我打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比喻，我說你能在流水里面用沙子建一座高塔起來嗎？廣東省的用工模式就是這個道理，安東走了，本來我想請他說一個具體的數據，他在美國呆過六年，對相對成熟的市場環境下一個普通工人的最低工資是個什么概念，就是它到底應該具備多大的生存能力（或曰購買力）應該很熟悉，前兩天網上還在宣傳東莞市把最低工作提到了710塊錢，深圳最高，是810，但是這個最低工資根本沒法讓勞動者在當地完成起碼的社會再生產。不是少數外來工無法完成這個再生產，而是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外來工都無法完成，這些勞動者有多少？大概是5000萬，這個規模可能超過了整個英國和法國勞動人口的總和。
僅僅是外來的勞動力，就超過了英法的總和，這個勞動力規模夠龐大的，但廣東省卻很少為這些外來勞動力提供社會性服務，廣東省也沒負擔過他們的成長費用，僅僅是這5000萬勞動力的成長，就是按現在我們國家的水平來說，也需要龐大的財力，這些開支都是由這些勞動力成長的地方，由他們的家庭、社會和當地政府支付了，這些勞動者到了廣東后，他們獲得了什么呢？最大的獲得就是這個最低工資，而這個最低工資實際上是一個錯誤觀點，因為它不能給這個勞動者提供與當地水平相適應的生活保障，無法讓他們在勞動所在地安居樂業，安東在美國待了六年，這個情況他可能更熟悉，我背后這位（注：張舸，法國馬賽大學經濟學碩士）是留法的，在法國呆了5年，也和我交流過國外的最低工資概念，他們是以每小時來計最低工資，這個最低工資有什么樣的社會學含義？就是它能夠讓拿最低工資的人在當地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而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包括什么呢？包括住房，吃飯，醫療，養家，保險，養老，基本儲蓄，通訊，娛樂，總之和當地的生活水平相適應，這一系列支出加起來才構成最低的工資水平，而顯然，整個珠三角的最低工資還達不到這么一個水平，而這導致了什么結果呢？就是這些外來工根本就沒法在當地立足，另一方面，產業工人是一個城市的核心，他們是城市財富創造的主力軍。龐大的產業群體的升級，主要是靠他們。
但是這個群體卻無法在當地定居下來，這就造成廣東的工人就像流水一樣，97年我最初到廣東，07年我再到廣東，我看到的是什么？流水的工人鐵打的廠，工廠的技術熟練工的存有率非常低，這樣特征的產業工人，怎么完成升級呢？不可能完成。
這實際是在用一種小農的眼界來規劃了一個大工業必要的生產條件。這個小農眼界是什么？外來人幾乎什么樣的社會性服務都得不到，甚至交的保險都很難取走，當地沒有為這些財富的創造者提供安居樂業的條件，可能認為這樣自己就虧了，但是，依賴這么一群流水一樣的勞動力，可能完成產業升級嗎？可以說這種用人方式給廣東省的產業發展帶來非常大的影響，比如說廣東現在很多工廠所使用的設備，與臺灣比并沒有區別，甚至比臺灣還要好，但是你知道它的產品在海外價格是多少？很多是臺灣的1/3，甚至1/5，以自行車為例，臺灣的自行車出口到國外早就超過了100美元一輛，中國就20美元左右，而珠三角是國內最大的自行車生產地。
如果對勞動力配置正常的條件，滿足他們正常的需求，培育出一批固定的技術熟練工，廣東省的GDP可能就不是現在的三萬多億了，以它現在的出口價格，只要平均達到臺灣的1/2，同樣的數量、同樣的品種，它們（指GDP）都應該翻番，甚至翻兩番，但是它們翻不了番，為什么？因為技術升級完成不了，熟練工存活不下來，吳靜湜（注：國內某雜志部門負責人）以前是搞人力資源工作的，可能對這個問題更有感觸，用這樣的政策，只能出現這樣的現狀。所以說，珠三角的一些政策，我認為還不是新自由主義，它比新自由主義更具有剝奪性，到適當的時候我可以更具體地談一談，而這使珠三角錯過了非常好的產業發展機會，那個時候（95年前），整個中國市場，乃至整個亞洲，整個世界，都非常需要廣東的產品，它的產品很有競爭力，但現在基本上是在衰敗，包括現在一些港資的退出，我認為這不過是剛剛開始，去年我在一篇報道中已對這個下了定義，如果繼續按照此前那種模式發展，進行資源和要素配置的話，最后等待它的最大的可能是衰敗。
出口產品平均價格基本上是臺灣的1/3，這讓我們搞經濟研究和報道的人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接受這個現實。
如果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來觀察廣東，我們肯定回避不了一個問題，就是廣東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廣東沒有資源，第二，本地也沒有人才基礎，沒有工業基礎，它靠什么？靠政策，實際就靠了這一樣，政策允許它發展我們廣大內地不能干的產業，比如華為就是這樣誕生的。在我們整個社會轉型過程，珠三角在92年前一直獨占先機，比如90年代前期之前，電話機是不能隨便生產的，就只有幾家企業有生產許可，而當時的市場是純粹的賣方市場，只要有就不愁賣不出去，還有程控交換機，它們更是靠政策才能取得生產銷售資格。
第二個是靠外貿，這其實也是政策配置的結果，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只能從廣東進口，當時深圳有個很出名的億萬富翁，是個湖南人，帶著10多個老鄉闖深圳，就是靠倒賣，當倒爺發起來的，沒有任何的技術含量，就是尋找機會，尋找渠道，他的這種發跡方式在珠三角很有代表性。
第三個是外資，而利用外資的形式，基本像曹建海博士說的，帶有明顯的掠奪性，這種掠奪包括三個方面的資源：政策資源，人力資源，環境資源。這種模式在小范圍來說，能夠帶來一定量的市場，更容易讓產品的豐富，能迅速匯集一定規模的產能，但問題在于，珠三角直到現在，利用外資的方式依然如此，比如“三來一補”現在仍然占到東莞80%左右的產值，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這是多大的悲劇？都21世紀了，很多國家在這期間已經完成后工業化了，可我們最富的城市，2006年東莞是最富的城市，80%左右的工廠依然是最原始的工廠，還不能稱為企業，只能叫加工廠，而且這個局面延續了幾十年。
廣東對政策的依賴，乃至于這種發展模式，導致了幾個嚴重的后果。
第一，當地的干部素質，大家可以去調查一下，當地的干部素質即使跟內地一些地方比起來，也是偏低的，他們的村和鎮的干部素質應該和內地的縣比較，因為這些鎮或村的工業和財政規模超過內地的大部分縣，這個成績在很長時間掩蓋了當地基層干部素質低下的弊端，但事實上，這些地方的發展有它的特殊性，甚至這個特殊性是它的最大原因：很多產業在不允許內地進入的時候，他已經把那個產業用很低的門檻引進來了，他引進這些產業主要不是靠當地的基礎、能力或者素質，而是政策因素，歷史的特殊性。有香港學者總結說，珠三角的發展靠的是釋放整個社會的累積，不只是它自己的發展累積，而是全國的累積都集中在了珠三角來釋放，中國被動封閉了很多年，是一個物質極端匱乏的時代，改革初連賣名牌自行車都得靠票，彩電也是如此，得拿供應券去買，這種物質匱乏為廣東迅速利用政策之便積累財富提供了廣闊的、后來者難以想象、也無法復制的時機和空間。
從中國的整個局勢來看，中國960萬平方公里，有930萬平方公里是物資匱乏的，只有廣東這30萬左右平方公里有資格引進外資，他們通過充當貿易中介以及生產低端的生活用品，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積累，這些產品的技術含量非常低，它的成長和發育也是國家為它特別開的口子，如果我們對改革開放之初做一個鳥瞰，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改革之初，本來我們已經有了完備的工業體系，但是這些企業在改革初期是按兵不動的，而是選擇在幾乎沒有現代工業基礎的珠三角重建打造新的輕工體系，所以廣東現在很多大企業都是從敲敲打打開始，而這顯然既不符合經濟學的成本原則，也不符合經濟學里的效率原則，所以我說珠三角的崛起得益于國家為它提供的便利，但現在不少廣東人并不認為這是國家為他們提供的先機，也不認為他們應該承擔共同富裕的責任，而是覺得這一切天經地義。
由于發展模式具有極端自利特征，導致其所創造的財富高度本地化了，這種獲取財富高度本地化的結果，不但與共同富裕的要求相去甚遠，也與市場經濟的良性需求相去甚遠，更麻煩的是，相當部分當地人不是靠自己的勞動，不是靠付出了智慧，而是靠占有資源獲取財富，靠將房子租給外來企業和外來打工者獲利，跟18世紀后期英國的地租經濟非常類似，而這不但損害社會公正，也會損害經濟發展。
不少當地人不算集體分紅，每年房租的收益都比一般的博士還要高，達到10多萬，高的可以有50多萬就，這種情況在珠三角非常普遍，給我感觸很深，我跟浙江的老板和廣東的老板接觸過程，感觸同樣很深。跟浙江老板談兩個小時話，他肯定會接不止10個電話，我并不是推崇浙江的發展模式，浙江的模式也存在它的問題，我單就這個細節來比較一下，你能明顯感覺到他是靠自己的辛苦在賺這個錢，他接這個電話，說“哎喲，我們什么時候談那個工作”，或者是“你把貨放哪個地方”，或者是他決定什么時候去哪訂貨，等等，基本都與他的工作有關，但是，如果你跟廣東老板在一起，他接的電話一般很少，接電話的內容一般和享樂有關，這兩個地方我都有不少朋友，這個細節上的差異很明顯。
這種行為模式的差異，可能與他們的財富獲取方式可能有非常大的關系，他們獲取財富的方式，我剛才說了政策，除此外還有稅收，現在廣東的稅收在全國名列前茅了，但是在98年之前，也就是長春同志主政廣東之前，廣東的稅收可不是這樣，我這兒有一個數據是97年，北京市個人所得稅向國家上交超一億的時候，深圳市上交國家這部分是多少錢？大概是8萬3千塊錢，非常的少，不到十萬塊錢。
由于社會的轉型機會巨大，發展環境寬松，還導致了中國特有的資本暴利心態，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災難，一個投資上千萬的項目，投資人會理直氣壯的要求30%，甚至50%的回報，這在成熟的經濟環境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中國這樣的心態卻比較普遍，我跟不少投資人一起聊的時候，他們很簡單的說投資五千萬，每年需要30%，低了這個他不投，為什么他會這么理直氣壯呢？在于以前的增長模式確實給了他這樣的機會，廣東的很多機會就是這樣的，不要說30%，有時候300%都可能。
由于這些財富創造模式沒有在社會得到良好的財富示范效應，就導致珠三角出現了一個令很多人困惑的現象，很多人都理解不了：為什么珠三角警力非常多，街上到處都可以看到保安巡警，但是案發率卻一直居高不下。是富裕惹的禍嗎？北京、上海、浙江現在的富裕程度并不亞于珠三角，為什么這些地方沒有這么高的發案率？
我是這么理解的，不少當地人獲取財富的方式，讓財富的示范效應起到的是一個“惡“的結果。既然財富是社會鼓勵大家追求的東西，它一定該有一些得到我們道德上認同的價值，它應該和智慧，勤勞等一些可以引導社會積極向上的東西聯在一起，但是珠三角一些當地人獲取財富的方式，卻與此無關，這種與投入不對稱的巨大收益，很容易讓一些人想去追問一個直接性的問題：憑什么呢？那些變成罪犯的打工仔的感受，與公安人員描述的狀況是一致的，公安怎么描述的？或者治安官員怎么描述的？那些成為罪犯的打工仔，基本都有這樣的演變，出來第一年好好打工，第二年就東想西想，第三年就不好好干了，去搶劫、辦假證、賣淫等等，我跟一些打工者也聊，我得到的信息是，他們認為這里的工資確實比在家里干活強，但是當地人的財富獲取方式和數額，讓他們失去了平衡，他說你看一看，他說他比我的學歷低，也不付出什么辛苦，我每天付出多少啊？我多辛苦哦，干一個月，卻不如他們一天賺的錢多，他會做出一些判斷，并影響他的行為，不是說他想當罪犯，如果我們都覺得沒有天生的罪犯，那么我們確實得深思這個社會現象。
可以說，當地人的財富產出方式對很多外來人口的影響太大了，廣東省5000萬的外來工，如果有1%的人有這個想法，你們算一下是多少，是50萬，如果有千分之一的人想有機會就去行動一把，那么有多少潛在的罪犯？5萬，差不多是個集團軍了，這樣的情形，肯定犯罪的很多，和現實情況也相對吻合。
此外，廣東的發展模式還付出了巨大的環境成本，珠三角是中國水資源最豐富的地區，可是現在幾乎沒有干凈的河流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悲劇，這非常直觀地說明我們發展的代價太大，很多鎮產業發展的規模已經是數十億，上百億了，居然沒有污水處理廠，沒有垃圾處理廠。 2000年，我在二沙島開會，開完會以后出來，看護河堤修得挺漂亮，就想，轉轉珠江吧，在河邊轉的過程中，我想看一下河水，剛把頭伸出欄桿，一股刺鼻的味道讓我差點暈倒，一點也沒夸張，確實差點暈倒了，這要污染到什么程度才能達到這個效果！這么浩蕩的珠江，中國最大的水系，居然變城這樣了，這不能不是一個問題。
由于時間關系， 我再談一個問題，只說結論，就是珠三角的探索還給我們帶來另外一個結果，把政府的功能給弱化了，社會主義國家最核心的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它不在經濟領域起主導作用，只有讓位給資本來主導了，既然讓資本來主導，自然得給市場釋放各種資源，這肯定會產生腐敗，同時導致了其他社會問題。
還有一個，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廣東的國企，廣東省是中國目前為止最活躍的產業區，但是，中國90年代最大的國企破產案在廣東，廣東國投，虧損200多個億，廣州乙烯，好像也虧了180多個億，國家幾十年在廣東建立這么多的國企，活下來的不多，可能珠三角國企存活率還比不上內地一些中等城市，深圳更絕，前后投資了上千億搞國企，一家都沒有成功，國企的發展狀況與當地政府管理能力有種直接的關系，珠三角這種管理水平與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嚴重不匹配。
很多人說珠三角城已經是高度城市化，我認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珠三角密密麻麻的建筑與城市化不搭界，它不是一個城市概念，準確地說它是中國最龐大的加工區，因為大部分人根本在那兒住不下來，他們的生活狀態就是工作、睡覺、簡單的購物和娛樂，然后回家，這不是城市應有的形態，是靠這個國家特殊的社會結構才得以產生和維持的，而且現在已經矛盾重重了，為什么我認為廣東省危機比曹建海博士說的還要嚴重呢？就在于珠三角此前的發展模式和現在的資源配置方式，這其中又首推房地產這樣的基礎性資源，已經上漲到當地產業承受不了的程度了，去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房地產價格上漲是在消耗城市（或區域）的競爭力。后來，大概是去年六月份的時候，我看到北京一家報紙報道出一個信息，說廣東幾乎所有民營企業的老板都參與到了搶地的行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這個新聞，是一個比較大的報道，我一看說“糟了，廣東可能馬上會迎來大批工廠倒閉”，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這將導致當地的硬性成本直線上升，結果現在真出現了這樣的趨勢，時間非常短。因為每年年底都有一個房租重新調整，這個時候房東會以新的物價水平調整租金，這也許會令很多工廠承擔不了這個成本變化，或者不愿意承擔這個成本變化，反正也掙夠了，關門吧。
總的來說，廣東省要落實科學發展觀，確實是任重道遠，而且確實也需要解放思想，因為正如海波所說，在此前我們已經有了一系列教條，另一方面，如果它不推行科學發展觀，它即將或者已經面臨的危機就不單單是一個經濟危機，而可能會是一個社會危機。
據2008年2曰26日下午一“響應汪洋，黃華華歡迎網友為廣東提意見”研討會全部發言整理而成，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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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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