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之災與民之災——從救災看“以人為本”與“為人民服務”

黎陽

2008．2．29．

有些人抱怨中國政府這次冰災反應遲緩，救災不力。這種抱怨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2008年1月10日暴風雪來襲，1月11日早晨6時中央氣象臺發布暴雪橙色警報，1月11日湖南電網觀冰哨所報告導線開始結冰……這就是說，冰災始于1月10日，至遲始于1月11日。而直到1月27日才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要求各部門要迎戰暴風雪力保煤電油運命脈”。至于“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雨雪災情部署工作”則已經是1月29日的事——此時已是1月11日災害發生之后的第19天，長沙已經冰凍17天以上，貴州已經停電停水斷交通8天以上——對于在冰天雪地饑寒交迫中苦苦掙扎老百姓來說，19天確實漫長了點。

然而如此抱怨的人沒弄明白兩件事：

第一，氣候狀況是自然界的客觀現象，算不算“災”卻是人的主觀認定，要不要“救災”則是官方的主觀認定——要“救災”，必須先由官方認定“有災”。官方不認定是“災”，老百姓再嚷嚷“遭災”也沒用。

第二，民間認定的“災”與官方認定的“災”未必是一回事：對民是“災”的，對官未必是“災”；對官是“災”的，對民未必是“災”。也就是說，民之“災”與官之“災”不一定等同。

即便是民間，對“天災”的認定也未必總一致。如果憑“想當然”，氣候狀況算不算“災”只看是否傷著了“人、財、物”就行——傷不著就不算，傷著就算：比如北極鬧暴風雪沒人會嚷嚷是“災”，海南島鬧暴風雪就不得了。

實際呢？同樣的氣候狀況：

第一，只傷著窮人未必算災，窮人富人一齊傷著才算——比如這次冰災，對飽嘗水電交通斷絕的人，尤其是急于返鄉的民工和買不起“市場經濟”給災區帶來的天價生活必需品的貧民來說確實是災。但對于無此類后顧之憂的闊人則不然，反而是其樂融融的好景致——不信請看如下新聞：“南方網2月12日報道：‘驅車踏雪，美女輕裘，他人起舞，我自獨愁’”、“云巖鎮上開封村至今雪封引來游客陣陣歡笑讓災民難受”……（完美再現了電影《洪湖赤衛隊》里的那句歌詞：“寒冬臘月北風起，富人歡笑窮人愁”。）只有氣候鬧得窮人富人都混不下去時，整個社會才會“異口同聲”：“我們遭災了！”

第二，防得了、抗得住、逃得掉的不算災，防不了、抗不住、逃不掉的才算——比如地震、海嘯、龍卷風、火山爆發之類“突如其來”、“淬不及防”的算“災”沒什么爭議。而臺風、颶風、暴雨、山洪等等算不算“災”就得看具體情況了：如果是毀壞了房屋農作物，那說是“災”沒爭議：反正怎么躲也躲不開。但如果毀壞了不顧氣候條件強行運行的車船飛機之類，那就未必算“災”，因為這類損失并非不可避免：為什么不顧氣象條件蠻干？

有人統計，上次向美國新奧爾良颶風水災提供援助的國家和地區有35個，捐款約十億美元（不算實物捐贈）。這次向中國冰災提供援助的國家和地區有6個，捐款約4千8百萬美元。為何差別如此之大？如果說這是因為中國在國際上聲名狼藉、人人喊打，恐怕沒多少中國人會贊同。那剩下的可能解釋就是：在其他國家看來，中國這次算不上真正的“天災”，因為不屬于“防不了、抗不住、逃不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在南方雖然被稱為“XX年不遇”的“特大冰災”，放在北方卻是“瑞雪兆豐年”，放在西伯利亞或阿拉斯加則屬“氣候正常”，連個“災”毛都夠不上。可見這次冰雪并非大到“人力不可抗拒”的程度。而就在大體同一時期，美國加利福尼亞和佛羅里達等歷來溫暖之地也遇到了大風雪，也是冰天雪地，也把當地社會鬧得手忙腳亂，政府狼狽不堪，但是那里的國家社會并沒有癱瘓。可見此類垮地域的氣候異常對國際社會并不稀罕，已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健全的現代化社會對付得了的氣候變化，而非不得了的“天災”。盡管有些中國人拼命叫嚷這次冰災是“特大天災”、“超出了人類防御能力”、“誰也沒辦法”，但這些鼓噪顯然沒有得到國際上的普遍認同——人們顯然認為憑中國的國力完全可以預報、預防、避免損失，如果：

——對中央氣象臺去年12月的警報及時作出反應

——冰雪沒到就加強輸電系統的防災保護，一開始結冰就緊急動員除冰；

——冰雪沒到便在各地建立足夠的糧食、蔬菜、燃料、飲水、被服等必須品；

——冰雪沒到便警告人們避免出門；

——冰雪沒到便對供水系統采取保溫措施避免水管凍裂；

——冰雪沒到便對對車輛采取防凍防滑措施；

——一開始下雪就組織人力物力時掃雪、撒鹽、撒沙，不等路面結冰就將冰雪清除干凈；

——一開始下雪即全國動員搶險救災……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如此描述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下的抗戰動員：“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著。抗日以后，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里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而2008年的這次冰災呢？跟當年抗戰如出一轍——災前沒有任何抗災警告，更不用說抗災動員。“人民的大多數，是災害那里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災害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已經輸了災害一著”。

即便如此，如果1月10日開始下雪后立即補救仍然還來得及，因為雪是間斷下的，中間有足夠的間歇時間亡羊補牢。面對冰雪無動于衷整整十八九天，眼睜睜局面惡化到無可挽回。自己蠢笨麻木、顢頇無能鬧砸了，卻把一切推給“特大天災”，中國老百姓雖不得不認這個帳，國際社會卻不買帳，不肯當真按“特大天災”對待——當然，人家心里這么想，嘴上卻不好這么講，只看在睦鄰關系上賣點面子，順水推舟以“救濟”的名義送點糖果點心之類“意思意思”、堵堵嘴，算是“愛哭的孩子有糖吃”，省得一天到晚聽著鬼哭狼嚎怪滲得慌。實際當真按“百年不遇”的大災給救災援助了嗎？

拼命把官方反應遲緩歸咎于“南方從未遇到”、“沒有經驗”、“缺乏思想準備”等等的人其實是在不知不覺地自己使勁煽自己的大嘴巴：不是“精英治國”嗎？不是“只認理論不認實踐、只認文憑不認經驗”嗎？不是拼命強調“高文憑”、“高學歷”、“高素質”、“高智商”嗎？不是“學者型官員成政壇亮麗風景”、“選拔學者型官員成趨勢”、“省級領導研究生學歷占60%”、“治國的本質是對國家面臨的矛盾做出判斷，消除社會沖突，構建和諧社會，這就需要領導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學等專業的知識結構”嗎？既然滿嘴“理性”、充滿“睿智”、善于“邏輯驅動”、“學者型官員”，那自然應該個個能掐會算，智力超凡，“聞風知勝敗，嗅土定軍情”，“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靠“理論學術”和“邏輯推理”橫掃一切，自然應該一看到天氣預報便立即“邏輯推理”出“水會結冰”、“冰會打滑”、“冰災會降臨”，立即得出“動員救災”的結論，哪里需要什么“實踐經驗”？哪里輪得著用“沒有經驗”來為自己開脫？——那么多“學者型官員”（“省級領導研究生學歷占60%”）、那么善于“理論推導”“邏輯推理”，在冰雪中混了十八九天，居然沒有一個人“推導”出“水會結冰”、“冰會打滑”這些救災常識，還用“沒有經驗”當擋箭牌——既然到頭來還得搬出“經驗”來救命，那這些“高文憑”、“高學歷”、“高素質”、“高智商”“理論學術”、“邏輯推理”、“學者型官員”等等有個屁用？

這就成了個兩難悖論：如果“認理論不認實踐、認文憑不認經驗”的“精英治國”的“理論”正確，那用“沒有經驗”、“意想不到”為理由為對這次冰災的毫無準備來辯護就站不住腳。如果硬要用“缺乏經驗”、“意想不到”為理由為這次冰災反應遲緩做辯護，那就證明一切關于“高文憑”、“高學歷”、“高素質”、“高智商”、“學者型官員成政壇亮麗風景”、“選拔學者型官員成趨勢”如何如何高于一切的神話全是謊話——爭官爭位時“只認文憑不認經驗”，推卸責任時“只講經驗不講文憑”——橫豎有理，兩面通吃，這正屬于魯迅描述的一類：“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民間對“天災”的認同尚如此參差，官府與民間對“天災”的認同不一致就更不奇怪了。

說到“救災”，必須明白兩層關系：

第一，氣候異常是一回事，算不算“天災”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老百姓認定的“天災”是一回事，官方認定的“天災”是另外一回事。

威脅人民生存的，是“民之災”。

威脅官吏生存的，是“官之災”。

在老百姓看來是“災”的，在官方看來就不一定是“災”；在官方看來是“災”的，在老百姓看來就不一定是“災”。同樣，在老百姓看來不是“災”的，在官方看來說不定反而是“災”。換句話說，官之“災”與民之“災”不一樣。

如果“民之災”威脅不到當官的生存，那“民之災”就只是“民之災”。對官不成災，當官的就可能袖手旁觀。一旦“民之災”失控擴大，威脅到了官的生存，對官而言問題的性質就變了，從“民之災”變成了“官之災”，那就要“救災”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救“民之災”，意在保官；為救“官之災”，故救“民之災”。

對于“為人民服務”，“民之災”就是“官之災”——官民一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老百姓的災就是公仆的災，救“民之災”即救“官之災”。既然同甘苦共命運，既然性命攸關，自然常備不懈，自然“備戰備荒為人民”，自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自然對任何可能的災害均不敢稍有懈怠，自然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如履薄冰、防患于未然。災害一旦發生，自然立即“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力以赴救災，自然絕不允許在老百姓遭災時麻木不仁無動于衷袖手旁觀，更不允許災害發生了十八九天還若無其事。

“以人為本”就不同了。

“以人為本”是“官話”——只有當官的才有資格說的話，只有當官的才配使用的“官方專用術語”：任何一個小學生都可以說自己“為人民服務”，但如果說自己“以人為本”就不倫不類：小小孩子，自己能算個“人”嗎？有“人”可“以”嗎？換句話說，只能是有部下可支配的“人上人”、“高等人”之類才有資格說“以人為本”。手下沒兵沒將的“平頭百姓”如果說自己要“以人為本”是要被嘲笑的：你以為你是誰呀？有什么“人”可“以”？

“為人民服務”，宗旨是“為民”。“以人為本”，宗旨是“為本”——既是“作為本”，也是“為了本”。誰的“本”？當然是自己的：為了“我”這個“官”的“老本”。（為別人的“本”去拼命豈不虧了？）既然是為了“自己”的“本”，那說到底還是“為己”——“以人為本”=“以人為己”=利用“別人”為“自己”。

“為人民服務”與“以人為本”，一個是“為人”，一個是“為己”；一個把“服務”當手段；一個把“以人”當手段——一切截然相反。

“以人為本”，意在為己，意在當官。“以人”是手段，“為本”（為己）是目的。既然“以人為本”，“人”就是當官的“老本”，有了“人”則有“本”，丟了“人”則虧“本”。要“保本”，必須不“丟人”，一旦“丟人”則必“蝕本”。為了不“蝕本”，決不能“丟人”——這就是“以人為本”揭示的“護官符”。

所以說“以人為本”的原則首先是“為本”，其次得有“人”可“以（倚）”。要保證有“人”可“以（倚）”，一必須“籠絡人”，二決不能“丟人”——也就是說，“以人為本”的底線是“不丟人”。一旦丟了“人”，那這個官就當不成了，就成了“官之災”，那就非“救災”不可。

怎么就會“丟人”？——出了“見不得人”的事。

“為人民服務”不存在“丟人”問題——“官”“民”一體都是“人民”，根本不發生“見不得人”的事，自然無“人”可“丟”。“以人為本”則不同，官是官，民是民。官本為官，卻要做出一副“為民”的樣子來，沒辦法確保不發生“見不得人”的事。這種情況下就只好千方百計別讓“見不得人”的事讓人見著。一旦見著，那就“丟人”了。

什么樣的“見不得人”的情況最能“丟人”？大體得同時滿足四條：

1．瞞不住——如果能瞞天過海，再“見不得人”又如何？難怪“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情況那么令人恐怖。

2．舉世矚目——“鄰家二大媽罵街”之類的消息盡管“瞞不住”，但有多少人會關注？

3．犯眾怒——明星的“艷照”之類雖“舉世矚目”，但對官員的烏紗帽構成威脅嗎？

4．能聚眾——人們躲在家里罵娘是一回事，一齊上大街罵娘就是另一回事了。

這就能夠完美解釋中國2008年這次冰災救災的發展變化過程，解釋為什么會“前倨而后恭”了。

——單純的天寒地凍停電停水之類只是“民之災”，不是“官之災”：“司空見慣”，“歷來有之”，不發消息就能“瞞住”，不加渲染就不會“舉世矚目”，不至于“丟人”，不至于變成“官之災”—— 窮老百姓挨餓受凍困在屋里的事不渲染誰知道？多少人會關注？關注又如何？2005年2月湖南遭遇冰災，輸電線壓斷、倒塔41座，可算較大的“民之災”了。但當時并沒多少人知道，沒多少人關注，若無其事就過去了，對官們的生存沒形成任何威脅。既然發生過，既然沒“丟人”，可見這類“民之災”不救也不會變成 “官之災”。既然如此，何必大驚小怪？上次沒事，這次“照葫蘆畫瓢”自然不奇怪。

——單純的大雪阻斷交通之類情況也不稀罕。這類消息過去有時報道有時不報道。報道也是簡單三言兩語：某日某地大雪導致運輸中斷，經搶修已經恢復正常云云。同樣不聲不響就過去了，同樣沒有演變成“官之災”，同樣可以置之不理，順其自然。

尤其這次，比起老百姓的停電停水饑寒交迫之類，官員們正有更重要的事急辦：開“兩會”、分“烏紗帽”、派“升官圖”、結“關系網”……事關“官運”，“重中之重”。相比之下這些“民之災”實在“微不足道”。

1月25日京廣線因冰雪中斷，對當官的而言這仍然只是“民之災”而非“官之災”，因為尚未發現這一切對官們的生存有什么威脅，所以還興高采烈視察“春運”鐵路票房，繼續歌舞升平，贊美“和諧”“特色”。

直到1月28日鐵路公路全線停擺、回鄉民工大批滯留時官老爺們才突然回過味來：不得了了，不管不行了——整個南方大面積長時期大冰雪、鐵路公路電網全面癱瘓這樣的消息既“瞞不住”又“舉世矚目”；正值“春運”高峰，這么多人回不了家，這么大面積斷水斷電斷糧絕對“犯眾怒”；更要命的是：中國嚴禁“非法政治集會”，而上千萬回鄉民工回不了家，饑寒交迫、入不敷出、怨氣沖天，幾十萬幾十萬地聚集在一起“大聚眾”，等于是“全中國無產者，聯合起來！”——一旦失控那可比什么“非法政治集會”都更要命。總之最能“丟人”的四大要素現在突然一樣不缺全湊齊了，這就不再是“民之災”，而是“官之災”了——難怪老爺們從此態度大變，從無動于衷一跟頭翻為火急火燎屁滾尿流全力以赴大救災，其他什么都顧不上了：“民之災”可以不救，“官之災”絕對不能不救。

救災第一要務是控制災情，制止擴大，制止蔓延。既然如此，冰災救災首先應該控制回鄉民工數量，勸告民工放棄回家，就地過春節，以減少滯留人數、減少人員病傷機會、減輕運輸部門負擔，騰出運力搶運煤炭糧食和救災物資。但“有關方面”卻一再公開聲稱：“一定送你們回家過春節”、“廣州滯留旅客五日內可返鄉”，使數十萬已離開廣州火車站的返鄉民工又再度從四面八方向車站聚集，鬧得擠爆人、人踩人等險情層出不窮。這從救“民之災”的角度看沒法理解，但從救“官之災”的角度看卻一目了然；救“官之災”，最迫切的是解決“丟人”問題，要想盡一切辦法挽回“面子”，找回“場子”。人不能回家過春節必然滿肚子火。如果能回家過春節，怨氣立刻小大一半。當務之急是把老百姓的火平下去，把聚集起來的人疏散掉，不能讓他們停留在大城市里為“非法政治集會”創造條件。——這些從救“民之災”的角度看不可理喻，但從救“官之災”的角度看卻精明之極。更精明的是迅速調裝甲兵進駐廣州站——別的兵不調偏調裝甲兵（坦克）（魯迅的話：“這就是倘不恭順，便要來沖的家伙”）。可見盡管對“民之災”的防范不當回事，但對“官之災”的防范卻極其周密到位。

如果“為人民服務”，必定“預報、預防、預警”齊備，冰災沒到就“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冰雪一到立刻組織群眾打“人民戰爭”，決不至于“冬眠”一般睡上十八九天才被災民的哀號揪著耳朵震醒，最后結果必定是另一個樣子。“以民為本”，就只能是現在這樣的結果。

如果“為人民服務”，對“毫無防范”、“延誤抗災十九天不作為”、對由此造成的損失、老百姓遭的罪等等必定不能容忍，必定嚴厲追究責任，必定下“罪己詔”、摘“烏紗帽”、辦“竊國大盜”……必定來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

“以人為本”則只會“歡慶偉大勝利”，不會“嚴厲追究責任”——只要沒垮臺、沒下臺，那就是“抗災救災”的“偉大勝利”——抗了“官之災”，救了“官之災”，保住了“烏紗帽”，保住了“印把子”，保住了“第一把交椅”，那還不是“偉大勝利”？那還不值得“熱烈慶祝”？不管國民經濟損失多大，不管老百姓遭了多大罪，那都沒關系，都絲毫不影響“抗災救災”的“偉大勝利”。既然永遠是“偉大勝利”，那自然永遠不會有什么“嚴厲追究責任”——這就是“官之災”與“民之災”的區別，是“為人民服務”與“以人為本”的區別。

記得一出京戲里豬八戒的一段插科打諢：“猴哥拔了一把猴毛變出一群猴兵把牛魔王圍住了。俺老豬難道就不能拔一把豬毛變出一群豬兵前去助他一豬之力嗎？”于是拔下一把豬毛念念有詞，大叫一聲“變！”果然變出了一群豬——然而這群豬上了臺卻到處亂拱猛吃，吃飽倒頭呼呼大睡，一個都不肯起來，弄得臺上橫七豎八全是蠢豬加懶豬。豬八戒急得上前亂揪，揪起這個，那個躺下了；拽起那個，這個又睡倒了。豬八戒團團轉了半天，累得氣喘吁吁，仍然“按倒葫蘆浮起瓢”，一個都指使不動。氣得這個豬祖宗槌胸跺足，只好對這群“不肖子孫”不再抱任何希望，收回豬毛當“孤家寡人”去了。

中國2008年這次救災的情況與豬八戒的那段插曲倒有幾分相象：最高層急得團團轉，底下卻滿不在乎：溫家寶未到長沙，冰凍三尺無人管；溫家寶一到，馬上掃得干干凈凈；溫家寶一離開，立刻一切照舊——“有關官員”活象豬八戒手下那群只知道拼命吃拼命睡、不揪不起來、揪起這個躺下那個的懶豬、蠢豬兼死豬，連“撥一撥、動一動、不撥不動”的算盤珠子都不如——算盤珠子至少撥了不會自己再退回去。這其實也不難理解：“以人為本”——哪個官有哪個官的“本”。你有你的“本”，我有我的“本”。對于你的“本”的事我自然不在乎。

“為人民服務”時，“官之災”與“民之災”是一回事，民有災官必救，而且“救災如救火”，見災即救。

“以人為本”時，“官之災”與“民之災”不是一回事。民有災官未必救，至少未必雷厲風行見災即救。只有“民之災”變成“官之災”時官才必救——說到底是“救官災不救民災”。民只在有幸“搭便車”時才能獲救。

更可怕的情況是“官之災”與“民之災”根本對立：救“民之災”必導致“官之災”；要避免“官之災”，就必須對“民之災”不但不救，不但要嚴禁救災，而且還要落井下石——這叫“殺民保官”。

實例：“三年自然災害”，老百姓沒糧了。這是“民之災”。但是救不得，一救，馬上就會導致“官之災”——有災這一事實本身便足以揭穿“畝產萬斤糧”、“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提前還債”等等牛皮的老底。這樣一來， “有關領導”的“政績”怎么辦？烏紗帽怎么辦？這不就成了“官之災”？為免“官之災”，就不能承認“民之災”，所以必須“見死不救”、“嚴密封鎖”、“反瞞產私分”、“一平二調”，為此不惜“餓死三千萬”（“中國這么大，哪朝哪代沒有餓死人！”——李井泉）……（官帽子比“幾千萬條”人命都重要）

“主流精英”們不厭其煩、無孔不入、幾十年如一日地宣傳說這都是毛澤東干的。錯。根本不是毛澤東的責任。

俯拾即是的有關事實材料且不論，這里只作一個簡單的邏輯分析：

一個健康人活得好好的會無緣無故給自己換心換肺換腰子嗎？

一個一帆風順的人會突然無緣無故廢除一直行之有效的作法另搞截然相反的一套嗎？

新中國建國后到1956年一直是毛澤東親自掌管全局，那幾年中國發展順利，成績巨大。也就是說，毛澤東已經取得了有目共睹、舉世公認的政績，根本不需要另玩花樣，不需要靠突如其來、異想天開的“政績”來證明自己。

誰需要用與毛澤東大不相同、別出心裁的“政績”證明自己？——“新官上任三把火”，誰是“新官”誰需要。

1956年蘇共二十大否定了斯大林，大反“個人迷信”。當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也跟著“反個人迷信”、強調“集體領導”。結果：中共修改黨章，取消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第一次設立“黨的副主席”，設立“中央書記處”。從此開始分“一線二線”，毛澤東“退居二線”，主管一線日常工作的實權大權落到了新上來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的副主席這兩個“新官”手中。

——以前從未執掌過國家全局，與建國以來的一切政績均不相干、靠沾蘇共二十大的光、借反“個人迷信”、強調“集體領導”之“東風”才得以登大位、最急需拿出“治國政績”證明自己的，是他們這些“新官”。

——“外國出了個馬克思，中國為什么不能出個牛克思呢？”——最需要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提前實現《大同書》”等等“理論政績” 證明自己的“理論水平”比馬克思、比毛澤東還牛的，是“牛（劉）克思”這樣的“新官”。

新中國歷史以1956年中共八大為分水嶺。八大以前一切按部就班，穩步發展。八大以后一切大變，反常事接二連三——毛澤東執掌全局時發展穩定，突然換人、毛澤東退出、別人接手，立刻怪事連連——這么明顯的因果關系難道還看不出來？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才需要“政績”。“新官”才熱衷制造“政績”。中共八大的“新官”上任之后，中國立刻“政績工程”不斷——“大躍進”是“政績工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萬斤糧”是“政績工程”。“窮過渡”是“政績工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是“政績工程”。“提前還債”是“政績工程”……就憑中共八大“新官”與這些“政績工程”的時間對應關系，聯想八大之前毛澤東已經取得的政績，1956年后的種種“政績工程”是誰需要的、是誰制造的難道還不清楚嗎？

大饑荒期間，四川的李井泉是收糧好手，四川省上繳糧在全國排列前矛，為總書記“提前還債”的“政績”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創造了四川餓死人的最高記錄。7000人大會時四川代表要求追究李井泉，于是有了這句名言：“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只要能抓住“提前還債”這個“政績耗子”，哪怕是“餓死上千萬”這樣的“貓”也是“好貓”——多么血淋淋的“貓”啊，“上千萬條人命”喂出來的，為的不過是抓“提前還債”這只“政績耗子”——今天當人們以輕松愉快的口吻心情高談闊論“黑貓白貓”的典故時，有誰知道這“兩只貓”背后這一段令人毛骨竦然的血腥故事？有誰想到這“兩只貓”竟是這么兇狠可怕、曾一口吞噬了“上千萬條人命”？有誰知道這是一個典型的“為救‘官之災’，制造‘民之災’”、“殺民保官”的殘酷事例的副產品？

中國歷來多災多難。只有在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官之災”與“民之災”才不沖突對立，小民百姓才能指望有災必救。在“以人為本”的時代，老百姓只有當“民之災”與“官之災”碰巧重合了才能僥幸搭上“救官災”的“順風船”。如果攤上只抓“政績耗子”的“黑貓白貓”，那就只能認命了——面對為了救“官之災”不惜“餓死三千萬”的吃人不吐骨頭的“貓”，老百姓還能指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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