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資下的中國產業垃圾化

2007年第10期《中國財富》
 

張由存 楊金鳳　

      經過近三十年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實現了舉世公認的高速增長，為什么絕大多數國民仍不得不靠著微簿的工資維持生存？
    低工資不僅遏制了國內市場的擴大，而且它的負面效應正在越來越深刻地向生產環節擴展，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一些地方的產業升級政策一再被低工資效應所抵消。
    低工資的確引起了外資的極大興趣，但受此吸引的多半是一些被母國淘汰的“垃圾產業”。因而過分強調低工資的比較優勢的突出后果是，吸引來一大批“垃圾產業”成規模地向中國集中。
     2005年12月15日，一名網友通過天涯論壇發帖，建議網民公開一下自己的工資條，“以供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朋友參考”。帖子一出，應者踴躍，一年半之后，仍吸引了不少人回帖，而回帖者提供的數據顯示，月收入不足2500元的竟高達80％左右，月收入超過8000元的亦達到8％左右。
    此次非正式調查所暴露的中國工資分布狀況部分地得到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證實。2006年5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發表談話時坦陳，我國目前工資分布明顯存在行業間和職位間差距過大的問題；壟斷行業員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員工工資的2—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高達5—10倍，而且正在呈加速擴大之勢。如果考慮進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高低之間的差距至少要再翻一番。
    但是，更為嚴重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時報》2007年6月28日發表的《十七大前改革難點縱橫談》一文給出的一組數據顯示，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壟斷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而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占了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且另有研究機構所進行的調查表明，即使一些壟斷行業內部，管理層和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仍高達15倍，高的甚至達到了30多倍。由此可以推知，前不久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連續四年實現兩位數增長的一系列數據，除了進一步說明中國分配正在加速向少數人集中之外，絲毫不能改變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拿著低工資維持生存的現實。
    長期維持低工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意味著什么呢？美國經濟史學家瓦爾特•惠特曼•羅斯托曾提出一個經濟成長六階段論。比照羅斯托的標準，我國顯然早已進入了需要較高積累率支撐的經濟起飛階段。之后如果仍然長期維持低工資水平，我國經濟成長不僅進入高額群眾消費階段遙遙無期，而且很可能望著成熟階段的蕭墻長期徘徊不前——現代技術遲遲不能被推廣到各個經濟領域；工業不能朝著多樣化發展；新的主導部門遲遲不能代替起飛階段的舊的主導部門。另考慮到我國經濟增長仍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外資推動的現狀，不少專家已經發出警告，長期維持低工資正在使“垃圾產業”成規模地向中國集中。

                            中國工資水平究竟有多低

    邱剛（化名）畢業已經八年，現在供職美國一家駐深金融公司，月薪約21000元人民幣，接近美國本土的平均工資水平。進入美國公司之前，邱剛更換了6次工作，幾乎一年一個城市，從家鄉徐州沿南京、上海、杭州、廈門、廣州，一直到深圳。雖然單位幾經更換，但他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金融行業。他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徐州一家銀行的營業員，月收入只有361元。他堅持了兩年，最后不顧母親的反對，只身南下，每更換一次工作，薪水都會略有上漲，但一直到2006年3月份，他最多的一次工資是稅后6400元。
    “我短時間內不會考慮離開。”邱剛表現出很樂業的神情，“至少我不必穿著高檔西服吃咸菜過日子了。”
    但是，他的不少同學和比他后跨出大學校門的學弟學妹們正在經歷他以前穿著高檔西服吃咸菜過日子的生活。他前不久打開同學錄，不少同學問他，深圳的工資水平怎么樣，意思是想跟隨他的腳步到深圳發展。他根據自己的觀察和從報刊上搜集來的信息，制作了一個表格，作為統一答案，—一回給了他昔日的同窗。
    邱剛搜集的信息與廣東多家媒體披露的信息基本一致。
    與邱剛的同學們相比，剛剛邁出大學校門的上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學生的處境可能更加困難。根據各種媒體的統計結果，從2004年到2006年，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正在呈節節下降的趨勢。2004年，某門戶網站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當年新畢業的大學生起薪不到2000元的占了調查人數的51.59％，而到了2006年，該數據上升到了58％左右。起薪超過4000元的人數略有增加，但起薪3000～4000元的“中間階層”人數始終未能超過起薪4000元以上的人數的比重，基本維持在9％以下。
    上述數據所反映的工資水平放到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大背景下考察，究竟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水平呢？
    前不久，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00年至2005年間，中國的人均產出增長了63．4％，超過了印度的26．9％和東盟的15．5％。但同期中國與印度工資的增長情況則完全倒了一個個兒，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印度的平均工資分別上漲了11.45％、11.6％和14％，遠遠超過印度當年的GDP增長速度，而中國2000年到2005年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卻從12％下降到了10.91％，延續了從1980年以來節節下降的趨勢。更令人震驚的是，《人民日報（海外版）》不久前披露的數據顯示，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制造業領域的勞動力價格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印度還要低10％。
    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拿歐美發達國工資總額占GDP 50％—60％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工資水平顯然太過牽強，但是有學者估算認為，使工資總額提高到GDP的40％，人均年工資達到4萬元左右，才應該是中國勞動工資的合理份額。正因為如此，均富國際公司美國成員2005年年中出版的《中國視野》研究報告的一句感嘆：“中國的工資之低，實在令人吃驚。受訪中國廠商給予每名工人每月工資的中位數是121美元（超時工作除外），比美國廠商所給予每月2160美元的工資相比，確實有很大的差別。”才會引起如此眾多國人的共鳴。

                           為什么我們的工資如此之低

    如果低工資只是一種市場現象，那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或許可以通過市場的力量自然得到解決。但事實上，我們的工資水平之所以長期被維持在一種有悖任何一種正義原則——互利的正義和作為公平的正義——的狀態，是有一系列隱性的制度做支撐的。因而試圖通過強制一些企業讓出部分利潤來緩解低工資造成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壓力，只能是隔靴搔癢。
    簡而言之，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大體由工人工資、資本收益和國家財政收入三部分構成，而我國長期推行的是一種低消費、高積累、高稅收的政策。換言之，我國工資被長期維持在低水平狀態，正是國家政策設計的必然結果。
    建國之初，為了滿足大規模建設的需要，國家通過壓低消費，從農民和工人那里吸取急需的資金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選擇。當時國家實行過幾次工資調整，當然不是普遍漲工資，而是將一些高工資拉下來。另外，為了盡可能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國家對住房、醫療和教育等三大民生問題采取了包下來的政策，而且長協間保持食品和日用品的低價格。我國的“低工資制”逐漸成形。
    從改革開放開始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引進外資和鼓勵創辦企業事實上被各級政府以一種運動的方式展開，低工資被當作我國的比較優勢而得以繼續維持，而且被無限制地放大。雖然沒有哪一級政府明文限制工資水平，但各級政府引進外資和批難創辦企業時，采取了偏向資本方的態度，幾乎沒有對工人工資標準做出硬性規定，客觀上縱容了各類企業通過壓低工人工資榨取超額剩余價值的行為。另外，住房、醫療、教育主要由政府包下來的政策仍基本保持不變，針對因物價放開而導致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問題，各級政府基本采取了政府補貼的方式加以解決，亦消解了要求打破低工資的動力。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三改”（住房改革、醫療改革和教育改革）的逐步鋪開、物價的上漲和產業升級壓力的增加，民眾和政府要求提高工資水平的愿望越來越強烈，但是下述三種力量阻礙了這一愿望的順利實現。
    第一，國際競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正在以低勞動力價格作為主要比較優勢吸引外資。墨西哥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墨西哥便同中國為爭奪美國服裝市場摩擦不斷。與中國相比，墨西哥不僅可以仿照中國延長工時、壓低工資，充分發揮勞動力價格低的優勢，而且與美國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后，可以幾乎不受任何邊界和配額的限制，順利打進美國市場。正因為如此，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許多企業將亞洲的工廠紛紛轉移到墨西哥。為了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我國不少地方政府仍只看到了“洼地效應”。選擇了繼續壓低工資，而不是提高政府服務水平和推動產業升級的辦法。
    第二，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傾向。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財政占GDP的比重呈逐年持續上升之勢。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財政收入約占GDP的12％，但到2006年，已猛增到20%（尚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的隱性收入），比上一年猛增了24%，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總數超過GDP多出中國一倍有余的日本。被政府切走一大塊之后，加之企業所得上升，GDP這塊大蛋糕可用做工資的部分自然就少了。
    第三，先于政策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阻礙了民意的順暢表達和政策的執行。中國工人集體爭議工資的權利遲遲未能得到實現，因而急需媒體、社會組織和知識分子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但是他們不少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傾向為資本方代言，比如我們就很少聽到揭露和批評資本方利潤和企業高管收入過高的聲音。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最低工資標準政策往往亦因為既得利集團的阻撓而流于形式。

                          低工資已成為產業升級的瓶頸

    誠如大多數經濟學家所言，低工資制成就了我國早期的改革開放目標，廣東珠三角之所以能迅速崛起為出口量占全國出口總量1／3強的制造業基地，很大程度上是托了低工資制的福。“珠三角一塞車，全球就斷貨”的豪言壯語背后，是幾百萬拿著超低薪水的外來勞工的超負荷勞動。
    但是，二十多年過去后，隨著更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入瓜分制造業蛋糕的戰團、國內長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圈的迅速崛起及廣東省內調整產業布局壓力的增加，珠三角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支撐“制造基地”地位的戰略正日益接近“天花板”。為拓展發展空間，廣東省政府上世紀90年代中期便喊出了產業升級的口號，而且陸續出臺了一些政策。如加大對汽車、石化等產業基地和重要產業項目的投資力度，努力延伸和完善產業鏈條，發展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以期抓住國際重化工業產業轉移的機遇，找到新的、持續強勁的增長引擎。
    但是，2007年初有關部門公布的一系列數據表明，廣東省各級政府的產業升級政策收效非常有限。一、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中重工業所占比例只有59.9％，明顯不及上海（72.5％）、江蘇（67.2％）和山東（65.9％），表明廣東低水平加工業比重過高而高加工度工業成長不足、一般產品生產能力過剩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供給不足的二元結構現象仍很突出。二、截至2005年，各類企業中，擁有自主核心技術的不足10％，絕大部分仍然依靠引進技術；從工業增加值率來看，全省平均只有26.2％，不僅遠不及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國家，而且不及全國28.7％的平均水平，尤其是高加工度工業增加值率，平均僅為24.2％，作為IT產業主要內容的通信及計算機制造業更是只有21.3％，而非高加工度工業則高到28.6％，表明廣東工業整體上仍處在全球分工體系的產業鏈末端。三、多數工業產業缺乏龍頭企業，表明廣東工業產業缺乏競爭力。
    上述數據所預示的珠三角產業升級前景亦不被海外投資機構看好。一家由一群來大陸投資且取得成功的臺商所組成的公益智庫——大陸投資創業網曾發表評論說：“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的困境，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內地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使得企業不會擔心人力成本上升，靠人工就能賺錢。現行體制的弊端使得大量在珠三角地區打工的外地勞動者得不到當地政府的足夠照顧，勞動力成本受到壓抑，客觀上延長了那些靠低成本活命的企業的壽命。長期以來，珠三角一直是香港淘汰產業的放逐地……（但）香港所擅長的是服務、貿易領域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在產業、科技升級方面難以給予實質性的幫助。看起來，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升級之路將是漫長的。”
    與珠三角十余年產業升級步履蹣跚并行的是珠三角農民工工資十二年來只漲了68元和八成以上的職工拿著不足2500元的月薪過活的殘酷事實。
    深圳比亞迪一名前員工小劉（化名）的經歷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珠三角產業升級之困與員工工資之低之間的內在關系。
    小劉2005年6月碩士畢業，8月份進入深圳比亞迪，七個月后選擇了離開。從他的敘述可以看出，他之所以選擇離開，既與不滿比亞迪的企業文化有關，亦與看不到工資上升的希望相關。
    根據他的敘述，比亞迪光鮮的外表下面，不過是一艘由一堆被外國淘汰的垃圾產業支撐起來的和由一群靠關系而非才能取得權利的人控制的破船。進入比亞迪之后，他與廠方簽訂的協議書規定，前三個月稅前月工資3800元人民幣（本科每月為 2700元），食宿公司另外提供補助。試用期滿后，碩士升為每月稅后4000元人民幣；兩周工作11天，一般沒有加班工資。勞動合同一簽就是三年，三年內如果辭職，必須賠償公司2.5萬元違約金（本科2萬元），無論工作年限長短。一開始，他對自己的待遇基本滿意。但后來他發現，按照公司規定的工資等級制度，漲工資是一件概率極小的事情，從A級到H級（每個級又被分為5個亞級），每年升級（比如從E1升到 E2）的人少之又少，而要從一個等級升到更高的一個等級（比如從E升到D）則至少要等上四年時間。所以，他認為，“在比亞迪漲工資是神話。”后來，他又進一步發現，公司管理之無序、技術之落后、人際關系之復雜，讓他幾乎看不到發展的希望，最后他決定離開。據他說，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基本都已離開了比亞迪。
    小劉和比亞迪的故事至少說明，工資增長緩慢很難實現人力資源升級，更難實現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再生產，而沒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產業升級只能是鏡花水月，可望不可及。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正如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所證明的那樣，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正在提高，而物質資本投資的收益正在下降。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更加重視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便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
    另外，工資關系反映的是一種社會關系，因而自然適用社會正義原則，而按照英國思想家休謨提出的“互利的正義”（英國思想家布賴恩•巴里的說法）原則，只有實現相關各方均等的效用增益，才能實現共同的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產業升級，如果尚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資本方卻用損害作為重要相關方的員工的利益的方法來實現自己的利益，不僅有悖社會正義，而且永遠不可能達到作為公平與效率的“理想王國”的帕累托最優。換言之，如果資本方一味壓低員工的工資，要想實現企業增益和產業升級的目的，顯然是不現實的。

                         外國“垃圾產業”紛紛瞄準中國

    中國的低工資的確引起了外國資本的極大興趣，但它們多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技術含量低的產業。
    聯合國貿發會《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的國際產業轉移明顯表現出日益向高新科技化和服務化方向發展的特點，亦即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正在成為國際產業結構調整轉移的重心；同時發達國家的金融、保險、房地產、商務服務業等為生產服務的知識密集型新興服務業和發展中國家的商業、酒店業、交通業和通訊業等傳統服務業，正在成為各自服務業發展的主流；每年以20％速度遞增的服務業外包則主要流向了印度、墨西哥和東歐國家。
    與當今國際產業轉移的主流相反，中國承接的國際產業轉移仍然是以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制造業為主，結果不僅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制造業發展的“兩頭弱、中間強”——兩端的研發、工藝和銷售弱，中間的制成品生產和組裝強——的特征，而且使得高能耗和高污染成為了中國產業的常態。有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每生產1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所耗費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日本的7倍。世界銀行則估計，中國每年因高能耗和高污染造成的工業產值和人民健康方面的損失高達1200億美元，即便是發達國家亦難以承受如此之重。
    中國被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產業視為理想的轉移目標地與中國的低工資比較優勢被過度夸大不無關系。
    ASAT是美國一家半導體封裝設計、封裝與測試服務全球供應商，因為持續虧損，2006年決定將它的制造業務全部轉移到東莞。正如時任ASAT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Robert J.Gauge所言，公司做出此項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大陸的低工資：“東莞的勞動力成本大約是香港地區的五分之一。此外，我們將工程、財務和維修支持等一些非直接勞動人員轉移到中國大陸之后，預計會節省大量的一般和管理費用。”后來的事實證明，移師中國大陸之后，ASAT很快就實現了扭虧為盈的目的。與ASAT一樣，蒙受巨額虧損的日本NEC之所以決定對它的全球個人電腦生產布局進行調整，關閉和出售它設在蘇格蘭和馬來西亞的工廠，將它的個人電腦制造業務大部分轉移到蘇州、吳江和上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期望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淘金。
    從國際產業轉移的歷史中，我們早已看出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時，優先考慮的是目的地的人力資源、政府服務水平和市場環境，只有那些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才會優先考慮勞動力價格問題。根據上述簡單事實，我們不難準斷，過度夸大低工資比較優勢，而不注重人力資源的培育、政府服務水平的提高和市場環境的改善，從而實現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變，我們只會坐失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積累起來的優勢和新一波國際產業轉移的契機，死死抓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產業轉移潮流的尾巴，與比我國發展水平更低的國家競相吸引來已被發達國家視為垃圾的產業，從而陷入“低工資一低素質一低競爭力—更低工資”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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