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試驗區相繼布局 中國四大區域經濟格局形成
2008年02月09日 07:24:43 　來源：半月談

    2007年，隨著成渝地區和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等改革試驗區相繼出籠，我國新一輪區域改革試驗開始發力。分析人士認為，與深圳、珠海等改革開放之初設立的老特區相比，新推出的改革試驗區的目標是在現階段有節奏地通過試驗，探索完善市場經濟健康協調發展的前進道路。

    新改革試驗區布局中西部

    2004年到重慶打工的魏昭梅不久前擁有了夢寐以求的“城市戶口”。截至目前，重慶農村轉移出來的農民工已達700多萬人，改革將大大推動這些農民工邊緣身份的轉變進程。    
“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新的里程碑！”———重慶市市長王鴻舉如此評價統籌城鄉改革的意義。他說，“城鄉統籌就是要讓農民與市民一樣有保障，有就業，有增收，這是縮小城鄉差距，發展農村經濟的有益探索。”
    而在不久的將來，拿著一本“通用戶口本”，武漢城市圈9個城市的居民可自由流動。在武漢打工的城市圈農民，也可像武漢市民那樣享受基本醫療等社會保障及福利。
    2007年6月，重慶和成都聯合獲批成立“成渝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12月，位于中部腹地的武漢城市圈和長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成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隨著兩個新試驗區的加盟，2007年，中國的土地上由東部沿海到中、西部內陸初步完成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全面布局。

    綜改試驗區全面布局，四大區域合作發展新格局形成
    提高區域發展協調性將是未來幾年國家的發展大勢。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擴展到中西部是配合全國協調發展的需要。
    隨著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加速推進，我國目前已初步形成東部發展、西部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的四大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新格局。
    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我國沿海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特征日益明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態勢的形成，使區域經濟分工協作、互動發展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東部地區的區域發展呈現多層次、多形式、寬領域合作的態勢。
    東部重點區域經濟的崛起，對相關區域和全國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經濟率先活躍起來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以及隨后興起的以渤海沿岸及黃海部分沿岸地區為主體的環渤海經濟區，在我國華北、東北和華東的三大區節接合部，以其強勁的輻射帶動能量，將經濟發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東向西拓展。
    隨著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服務功能進一步完善，天津濱海新區已成長為我國繼深圳經濟特區、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帶動區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極。
    近年來，受勞動力成本提高、人民幣升值、土地資源、環境等方面的限制，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相當一部分產業，開始了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基本確定了這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框架。
    作為承東啟西的節點區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中部地區，人口和經濟總量分別占全國的28%和20%以上，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又是國家綜合運輸網絡的中心區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專家認為，隨著中部建立“兩型社會”試驗區、西部成渝地區建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中西部發展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改革試驗區彰顯探索新意，我國區域合作呈現新景象
    近年來，我國設立的改革試驗區承擔著不同的探索任務。最早批準的上海浦東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著重探討的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希望把經濟體制改革與其他方面改革結合起來，探索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006年5月設立的天津濱海新區，探討的則是新的城市發展模式，其目的是在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推動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中心環節，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提高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
    設立成渝改革試驗區，則是為了探索改變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希望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最終使農村居民、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屬在各個方面享有與城市居民一樣平等的權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同質化的生活條件。它將進一步增強西部地區城鎮的產業集聚功能和綜合承載能力，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和產業的有效整合，全面推進成都經濟區、成渝經濟區建設，促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再上新的臺階。
    而最新設立的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圍繞“兩型社會”，希望在解決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上有所探索，避免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探索內生型經濟發展道路，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內生型發展模式，促進中部地區崛起。
    循著4個試驗區成立的先后順序，我們不難看出，試驗區的設立正在從圍繞經濟發展向更看重和諧社會建設轉變。這也是最近幾年國家大政方針所在。
    目前，改革試驗區一體化的體制機制障礙仍然存在。如武漢城市圈內存在著城際高速公路收費、跨城公交遲遲沒有進展，通信同城收費、統一區號久談不妥等。這些問題除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外，都是由行政區劃導致的，需要通過綜合配套改革逐步加以解決。
    但我們更欣喜地看到，加強東西南北各區域協調機構之間的合作，已在我國區域合作機制創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區圍繞國家中部崛起的戰略，正在著力解決經濟發展的二元結構矛盾，全力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形成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以此來推動經濟快速發展；振興東北戰略實施4年，東北發展活力明顯增強，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改組改造加快，“老工業巨人”正在重振雄風。
    目前，在全國區域經濟格局中，各大區域之間的合作日趨密切，相互之間的種種“壁壘”正在被打破，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將隨著分工合作的深化和經濟資源的整合而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優化配置。 (熊金超)

    新華網武漢１２月１６日電（記者皮曙初、沈翀）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改委日前正式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沙、株洲、湘潭（簡稱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繼成渝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后，我國在中部地區布局的改革試驗區。新的試驗區與以往的試驗區有著不同的試驗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十分重視通過重點地區“先試先行”的試驗探路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并把它提升為國家戰略。武漢市社會科學院中部崛起研究中心主任吳永保說，實踐證明，一個區域的發展需要有“增長極”，在促進中部崛起的戰略實施過程中，關鍵也在于以點帶面。

    吳永保認為，將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作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提高中心城市的競爭力、輻射力和帶動力，增強城市群整體承載力，將有助于在中部地區通過中心城市帶動形成若干局部經濟功能區，通過疊加效應促進整個區域經濟功能區的形成。

    武漢市政府副秘書長唐惠虎說，與以往的改革試驗區大都在同一個行政區劃范圍內進行不同，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將在９個平等的行政區劃范圍內進行，長株潭城市群也是由三個獨立的城市所構成。

    近年來，中部地區紛紛打造城市群，在謀求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產業發展與布局一體化、城鄉建設一體化、區域市場一體化、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一體化都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市場融合的“聚群效應”也初步顯現出來。但是，融入一體化的體制機制障礙仍然存在。例如，圈內城際高速公路收費、跨城公交遲遲沒有進展，通信同城收費、統一區號久談不妥等。

    在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目標是要明確城市圈（群）內部各城市的職能定位，建立分工協作機制，實現優勢互補、互動發展；提升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和服務功能，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積聚和輻射能力，在更大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湖北省發改委副主任肖安民表示，“兩型社會”意味著徹底改變發展思路。今后無論是探索新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道路，還是消除城鄉和區域發展中的體制性障礙和結構性矛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都是大前提。

    武漢市經委有關負責人也表示，試驗區內城市土地資源今后將更加強調投資強度，而排污總量指標控制趨嚴將加速產業優化和結構改善，以耗費資源、環境為代價的高耗能、治污企業將遭到限制甚至取締。

    新聞背景：武漢城市圈

    新華網武漢１２月１６日電（記者沈翀、皮曙初）武漢城市圈是指以武漢為圓心，周邊１００公里范圍內的黃石、鄂州、黃岡、孝感、咸寧、仙桃、潛江、天門等８個城市構成的區域經濟聯合體。面積不到全省三分之一的武漢城市圈，集中了湖北省一半的人口、六成以上的ＧＤＰ總量，不僅是湖北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

    自２００４年湖北省委、省政府發布《關于加快推進武漢城市圈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來，經過幾年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武漢城市圈建設“五個一體化”，即基礎設施、產業布局、區域市場、城鄉建設、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一體化的發展思路逐漸清晰，《武漢城市圈總體規劃》已初步形成。

    新聞背景：長株潭城市群

    新華網長沙１２月１６日電（記者譚劍、段羨菊）長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東北部，包括長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積２．８萬平方公里，２００６年人口１３００萬，經濟總量２８１８億元，分別占湖南全省的１３．３％、１９．２％、３７．６％，是湖南省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極。

    長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兩兩相距不足４０公里，結構緊湊。人均水資源擁有量２０６９立方米，森林覆蓋率達５４．７％，具備較強的環境承載能力。

    中部設立新特區有利地區均衡發展

     熱議已有一些時日的第四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問題，在12月7日召開的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終于有了答案。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近日經國務院批準，成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12月8日《新京報》）

    這一決定對促進中部地區的發展，縮小中國不同地區和城鄉之間的發展失衡，無疑有重要意義。此前，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和成都與重慶，已先后被國家列為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些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相繼出現，乃是中國根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又一次制度創新。

    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政策問題研究

    中部崛起面臨著與東部率先發展、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都不相同的發展環境、主要矛盾和戰略任務，絕不是把在東部、西部和東北已實施過或正在實施的區域政策，簡單向中部地區加以延伸和推廣就可以實現促進中部崛起的戰略目標。必須本著“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的功能定位，站在“彌補市場缺陷”角度，對中國的區域政策及政策工具進行與時俱進的創新，才能提高促進中部崛起政策的實施效果。

    與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區域政策的出臺相比較，促進中部崛起政策在制定方面的意見分歧最大。產生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促進中部崛起要考慮與其他區域發展的關聯，從而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難度，但更在于許多研究局限于部門視角和地方視角的特點比較突出，大家并不是在一個共同的政策功能的前提下進行相關討論的。鑒于此，本文力圖在厘清中部問題的實質和新的歷史條件下區域政策的基本功能與主要邊界的基礎上，對制定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政策的設計原則及主要的政策選擇問題做一些探討。

    以教育和科研轉移推動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是中央為實現我國各地區間的平衡和持續發展的又一重要決策。為此，我們必須吸取在實施“西部開發”戰略過程中的一些經驗和教訓，在對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理解上有所突破。

    總體說來，我們對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理解基本上仍停留在“知識經濟”時代前的理解上。許多人一提到基礎設施馬上想到的就是橋梁、高速公路、地鐵等等，而很少有人想到基礎設施其實最重要的是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這一方面是因為輕軌和地鐵更容易被看到，因而更容易被肯定為政績，而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卻難以在短期內見效；另一方面乃是因為我們對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理解存在嚴重的問題。事實上，國家的學習能力是所有國家能力的基礎，因此，國家最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不是在硬件上，而是在增加國民學習能力上的投資。經濟學的眾多研究證明在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入中，幾乎只有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是肯定能夠帶來長期正回報的投入。

    發改委：深入貫徹區域發展戰略 進一步促進中部崛起(圖)
 

 
 
中部設立新特區有利地區均衡發展 
2007年12月10日 09:04:12 　來源：新京報 
 
    熱議已有一些時日的第四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問題，在12月7日召開的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終于有了答案。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近日經國務院批準，成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12月8日《新京報》）
 
    這一決定對促進中部地區的發展，縮小中國不同地區和城鄉之間的發展失衡，無疑有重要意義。此前，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和成都與重慶，已先后被國家列為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些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相繼出現，乃是中國根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又一次制度創新。
 
    從世界其他國家和中國自己的歷史經歷看，經濟和社會發展，與在資源壓力下的技術和制度創新，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社會條件特別是資源和技術背景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時創新制度，是一個國家克服困難、實現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本來就是一次大規模的制度創新過程。但今天的問題已不同于以往，過去成功的經驗也不再完全能適用于現在。二三十年前制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那些問題，絕大部分在今天已不復存在。在經過近三十年的迅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中國目前在經濟和社會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已轉變為如何在低成本經濟增長時代即將終結的情況下，解決巨大的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嚴重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等難題，促進產業、技術和經濟類型的升級和社會公正的實現。
 
    消解這些新問題，還是只能向改革要出路，要繼續通過推進制度創新，使各種體制改革向縱深演化。設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就是中國根據新的經濟和社會形勢，所做的新的重大戰略部署，期望以合適的政策引導和發展戰略規劃，首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進展，達成以點帶面、全面更新的效果。
 
    與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不同的是，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不再致力于對某些地區實行政策優惠，而是重在引導國家內部不同地區根據不同的資源稟賦條件，開拓自我創新能力，改革的成本因此也是由地方承擔，而其經驗啟示則為全國所共享。
 
    就武漢和長株潭建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來說，它的意義首先在于協調不同地區的發展均衡。2004年，國務院就提出了“中部崛起”戰略，如今將武漢和長株潭設立為第四個改革試驗區，則有利于湖北和湖南兩個中部省份充分發揮地方能動性，在“兩型社會”上做出積極探索，加快這兩塊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從而縮小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
 
    同時，武漢和長株潭改革試驗區還將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探索新的動力模式。在過去20多年間，東部地區的政策優惠在先，已形成全面的先發優勢，中西部地區想通過以往東部經濟特區的發展方式迎頭趕上，不太可能。在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基本飽和、一部分產業已需要向其他地區轉移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又需要總結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和教訓，盡量避免東部地區在過去經濟發展中所帶來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使中西部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模式上有所創新。它的試驗成敗，因此又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路徑的變革。（社論 原題：中部設立“新特區”利于地區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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