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突圍“世界工廠”

    

    模塊化生產技術使產業分工在全球展開，中國企業淪為跨國公司的“打工仔”

    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自廢武功、“和平轉制”，以及中國所實施的開放戰略，導致全球經濟體系按某種規則循環成為現實，國際壟斷資本由此獲得在更大規模、更大范圍內配置其資源的空間。而模塊化生產技術的革新，也為跨國資本在企業間和國際間采用新的分工形式提供了技術基礎。為了削減成本，他們爭相將附加值低的工序如加工、組裝等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在這一潮流當中，以中國為典型代表的一批發展中國家迅速成為委托加工的基地，這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最大歷史背景。
    隨著生產過程分工的深化和細化，模塊化技術逐漸成為了跨國壟斷資本組織生產的主要方式，分工己不局限于企業內部，也不局限在發達國家內部，而是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在全球展開。所謂模塊化就是將產業鏈中的每個工序分別按一定的“塊”進行調整和分割。如個人電腦的生產就可以分為中央處理器（CPU）、內存，硬盤、顯示器、鼠標、鍵盤等不同的“塊”交給不同的企業乃至不同的國家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這些不同的模塊集中在某一特定的地點進行組裝，個人電腦的生產便告完成。生產過程進行這種劃分之后，各個模塊的生產既不受其他模塊的影響，也不會影響其他模塊。因此，實現模塊化生產以后，無論是將這些不同的模塊交給不同的企業生產，還是由自己進行某一模塊的專業化生產，都已變得輕而易舉。這種組織方式也有利于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培養熟練工人，積累生產經驗，降低生產成本。
    對于跨國資本來說，模塊化生產方式對于提高自身產品競爭力、集中精力進行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研發、設計是極其有利的。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這種模塊化分工一般還都局限在本國內或者發達國家體系中，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和原社會主義國家豐富的勞動力進入全球市場分工中，跨國公司開始將產品生產中成本較高因而利潤比較低的環節如加工、組裝等轉移到勞動力成本很低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由于其核心技術的研發仍然在本國內進行以及全球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建立，這種轉移并不會危及其壟斷地位，反而由于成本的降低而增強了自身競爭力。
    對于像中國這樣勞動力資源特別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方面全球產業轉移為自身工業化提供了機遇，另一方面地使自身處于全球分工體系低端的地位固定化了。豐富的勞動力從一方面來說是這些國家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優勢，而從另一方面來說，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卻意味著工人群體的利益將受到損害且得不到保護。在這一全球產業轉移大潮中，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迅速成為全球委托加工的新基地，得風氣之先的廣東、浙江等地的經濟獲得了持續快速的發展，而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的工資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增長。據調查顯示，廣東省在過去十年間，農民工的工資僅增加了70元，如果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的話，他們的實際工資是下降的。
    不僅如此，中國企業的利潤也被壓低了。這一方面是因為跨國公司轉移來的加工、組裝環節不需要高深技術，也不需要這些企業進行產品研發，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可以進行，這必然加劇了這些國家之間爭取轉移基地的競爭，在競爭中不僅政府的稅收以及土地增值收益都被“優惠”掉了，而且本土企業的利潤也被壓低了。另一方面，中國國內迅速增加的貧富差距嚴重制約了國內市場的擴大，迫使中國企業越來越深入地轉向國際市場。
    中國走上外向型發展道路也與中國的外匯政策有極大的關系。上世紀90年代前期，由于各種原因，我國外匯儲備最低時只有幾十億美元，為了滿足對外支付的需要，從1994年開始我國實行了以增加外匯儲備為首要任務的外匯政策，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之前的3.7：1變為8.7：1，貶值幅度超過50％，致使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大增，促進了外貿額的快速增加。
    在這一大潮中，我國沿海地區的輕工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兩頭在外”的委托加工占據了我國外貿出口的半壁河山，某些產業迅速做大，但末端產業激烈的競爭格局并沒有使這些地區涌現出一批能夠影響國際價格體系、參與全球競爭的特大型企業和知名品牌，大多數產品還是由中小型企業生產的，于是在出口領域產生了嚴重的無序競爭，產業利潤迅速被壓低。據統計，目前國際市場上名牌產品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場占有率卻高達40%。我國廣東省的外貿出口產品盡管量大卻無法享受品牌帶來的高收益，出口企業中擁有自有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低于10％是普遍現象。這種情況，使超過90％的利潤被外資拿走。近年來珠三角地區每年出口的鞋子都在20億雙以上，而出口均價僅為27美元；廣東作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產基地，著名的芭比娃娃就在此地生產，在美國市場的零售價是9.9美元，可是我國企業得到的加工費僅為0.35美元／個，在這0.35美元中包括企業主的利潤、地方政府的稅收和工人的工資，而擁有該品牌的美國企業則獲利近8美元外，差距之大不可同日而語。
    對于這種現象，臺灣宏基集團老總施振榮用“微笑曲線”給出了一個形象的展示。在這一曲線圖上，他用X軸表示一個完整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以個人電腦為例，從各個配件以及配套軟件等新技術的研發設計，到勞動密集型的中間制造環節，再到后期的品牌運作、銷售渠道的建立及售后服務等，用Y軸表示這些不同環節附加價值的大小。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品牌、服務等因素對產業影響的加大，在產品前期的研發設計階段，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投入，附加價值逐漸上升，處于后期的品牌運作、銷售、售后服務階段，是產品實現其市場價值的關鍵環節，附加價值也在上升；而處于中間階段的制造、組裝環節，不但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小，而且市場競爭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因此成為整個價值鏈條中最不賺錢的部分。依此畫出的是一條向下凸出的曲線，類似于微笑的曲線，被施振榮先生最先形象地稱為“微笑曲線”。
    可惜的是，中國的企業大都在“微笑曲線”的下顎處，面對“微笑曲線”他們只能苦笑。據統計，浙江省占企業總數90％以上的中小企業，都屬加工組裝型，投入的是普通勞動力，產出的是低端產品，賺取的是微薄利潤。資本投入對于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0％，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卻不到20％，在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增大的情況下，顯然這樣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瑞典以軍事工業為龍頭研發高端技術，帶動民用技術進步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為構建社會和諧奠定了物質基礎

    我國目前的這種產業格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維系其高社會福利體系的支柱，是一個標準的“雷鋒”國家。據摩根士丹利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1998～2003年間，僅中國制造的嬰幼兒服裝就為美國的父母們節省了4億美元。在此國際經濟體系下，我們付出的代價是農民工不得不長期忍受極低的工資、超時的勞動和缺乏勞保設施而充滿危險的勞動環境，出口到國外的每一條廉價襯衫都滲有他們的血汗。此外，隨之而去的還有寶貴的自然資源，大量花高價進口的能源及其他礦產品又以極低的價格提供給了其他國家的消費者，最后留給我們的只是被污染的水體、大氣以及深受其害的社會大眾。
    要擺脫我國目前的“雷鋒”地位，除了加強核心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培育自有品牌，促使企業生產鏈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之外別無出路。
    縱觀目前世界上社會各階層比較能夠和諧相處的國家，除了少數自然資源特別發達的海灣國家以及少數幾個地理位置獨特的城市國家如新加坡之外，科學技術發達是其共同特征，對此，瑞典是一個最為典型的國家。
    瑞典地處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部，陸地面積為4499萬平方公里，約15％位于北極圈內，人口 888.4萬，森林、鐵礦、水力資源比較豐富。
    瑞典是一個中立國家，自從1814年參加反拿破侖的戰爭以后就從未卷入過任何戰爭，但盡管如此瑞典卻發展出了一個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大國擁有的相當完備的軍事工業體系，其國防力量均使用本國自行設計制造的武器裝備，多數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如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制造使用“不依賴空氣動力裝置”（AIP）的“哥特蘭級”潛艇的國家，其首艇“哥特蘭”號于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設計，1992年 11月20日開始建造，1995年2月2日下水——這是一個開辟世界潛艇技術新篇章的日子，使常規潛艇在水下潛航時間從3—4天提高到了2～3周，從此常規動力潛艇有了與核動力潛艇一較高下的資本。鑒于其優異的隱身性能，美國海軍曾在2005年初租借“哥特蘭”號與其開展聯合軍事演習。據《中國國防報》報道，在演習中，以兩艘航空母艦為核心組成的反潛編隊竟在整整兩個月內沒能抓到它，無法找到它的藏身之處，甚至還被其在近處拍攝到了照片，如在戰時將很難逃脫被擊沉的命運。盡管每年的租金高達2000萬美元，在租期結束之后，美國海軍還是又續租了一年。日本作為技術大國，為了打造一支“亞核潛艇”艦隊，為其最新的“親潮”級潛艇裝備AIP系統，使用的就是瑞典考庫姆公司生產的“斯特林”發動機。
    此外，瑞典生產的“維斯比”級隱形輕型護衛艦已建造5艘并相繼進入現役，而美國的同類型艦艇還處于試驗階段；瑞典航空航天工業集團生產的JAS－39“鷹獅”戰斗機是歐洲第三代戰斗機中重量最輕、尺寸最小、最早投入使用的，其首架生產型于1993年6月8日交付，我國同類型的戰斗機殲10則剛剛解密；瑞典生產的“愛立眼”預警機于1994年7月進行了首飛試驗，僅2004年一次性出口巴基斯坦價值就高達17億美元。
    在先進的軍事工業帶動下，瑞典的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交通、通訊、醫療保健、環保領域在世界上具有相當的競爭力，木材加工業已逐漸被機械制造、電子精密儀器和汽車等工業部門所代替，也出現了一批享譽全球的公司，如愛立信通訊公司、ABB電氣公司、沃爾沃汽車工業公司、伊萊克斯電器公司等。
    如果說在以前瑞典的發展是建立在其豐富的自然資源上的話，那么，今天其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現代工業體系才是瑞典占據世界經濟體系核心地位的根本保障。
    大量的利潤、資源和財富通過不平等的貿易關系流人發達國家，為這些國家全方位社會保障的建立提供了物質基礎，社會各階層之間基于利益的沖突相對緩和了；同時，發達國家通過將高污染的傳統產業向外轉移，人與自然環境之際的矛盾也緩和了，可以說這些發達國家的秀水青山是以不發達國家的高污染為代價的。
    相應的，我國產業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低端位置正是我國目前諸多不和諧因素的根本原因。從社會角度來看，被極度壓低的利潤使我國產業工人的工資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提高，勞動條件無法改善，勞資矛盾也難以得到緩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趨于激化，雖然目前還沒有以激烈的形式全面表現，但十多年來社會犯罪率的大幅度提高已經昭示了這一點。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粗放型的發展模式不僅加劇了國內資源的緊張局勢，而且自然環境受到嚴重破壞，污染事件頻發，人民的身體健康受到威脅，醫療費用支出增加，成為我國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負擔。我國本就是人均資源貧乏的國家，外向型經濟卻要消耗大量資源。以石油為例，正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從石油出口國變為凈進口國，近年來進口量已占國內總消費量的一半，不僅抬高了國際市場上資源品的價格，而且加劇了與其他國家基于資源爭奪的矛盾，不利于國家安全環境的改善，增加了潛在沖突的危險性。
    自從自主創新作為國家戰略被提出以來，曾經盛極一時、流行于各類講壇——以“比較優勢論”為指導，主張我國只應該發揮廉價勞動力“優勢”，否認我國有發展自主核心技術必要性的觀點逐漸消失了，社會各界在此問題上逐步達成了共識，自主創新的意識空前增強。在解決了認識問題之后，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創建自主創新的平臺，使之落到實處而不是流于口號。

    高端技術創新所需投入越來越大，遠遠超出民營企業自身實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量上看已經占到了GDP的60％以上，也出現了少數掌握了核心技術的大企業，但總體來看，與我國自主創新的國家戰略相比則微不足道，占據絕大多數的中小型民營企業根本不具備自主創新的基本條件。
    我國大多數民營企業要么處于低端產業，要么做的是加工貿易，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利潤被壓得很薄，使其技術研發受到限制，特別是重大核心技術的進展更是無法進行。綜合20世紀以來各國經驗來看，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上升必須依靠若干重大核心技術的突破以及在研發過程中對其他技術的帶動作用，而這些重大技術的突破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越來越高，遠遠超出后發國家單個企業所能負擔的限度。如美國“二戰”期間研制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投資20億美元，消耗了全國近三分之一的電力；我國于1970年8月開始的運十研制計劃投入經費5.377億多元，考慮到匯率和物價上漲因素當不下于今天的百億元。甚至有時還會超出單個國家的能力范圍，如為在航空制造業取得突破，由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聯會在1968年組建了歐洲空中客車公司，據披露僅上世紀80年代四國政府對空客的無償財政資助就高達260億美元，此外還有大量的無息貸款。
    以我國企業有限的實力，根本無法承擔能帶動我國科技整體進步的重大項目。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跨國公司不僅用知識產權支配著利潤的分配，同時也靠強大的研發投入能力掌握著再次創新的主導權。近年來，微軟、IBM、英特爾、三星電子等領導型企業每年研發投入絕對額都超過50億美元，任何一家都超過我國電子信息百強企業的投入總和。如此不對稱的研發投入，決定了我們依靠單個企業根本無法整體突破跨國公司的技術圍困。

    韓國以政府為主導組建大企業集團，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為我國打造自主創新平臺提供了寶貴經驗

    要解開這個死結，離開國有大型企業的主導作用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同志也曾指出，我國要發揮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也就是要求大型國有企業成為我國重大科技進步的平臺，而從現實來看，這一任務完成得并不好。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教授介紹，我國國有企業每花費1元錢引進技術，跟進的消化、吸收投入只有0.07元，而韓國、日本在其崛起階段，這一投入在5元以上，這是兩國能夠在很多領域后來居上的根本原因。
    這一高投入是在由政府組建的大企業集團的平臺上實現的。公共政策經濟學家羅伯特•利姆在他的《政府的政策和私人企業：韓國的工業化經驗》一書中，充分肯定了組建這類大企業集團的好處，“企業的縱向與橫向聯合可以使一個企業規避風險，市場的不確定性和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縱向聯合能夠消除企業對原材料供應者和產品購買方的依賴性，確保了市場的穩定性……橫向聯合則增大了信息流，進而減少了投資和生產決策者所面臨的不確定性。”
    在政府主導下組建的三星、現代、大宇等幾十家大企業集團，于上世紀70年代初中期，在“重化學工業化”浪潮中，得力于政府的優惠貸款、稅收減免等政策傾斜，轉向鋼鐵、石化、造船、汽車、電子等產業領域，迅速推動了韓國的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為主導轉變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導，實現了生產結構和經營結構的升級換代。
    對照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踐，并沒有達到增強國家競爭實力的目的。經過多年以MBO為主要形式的改制，大部分中小企業已經轉移到了私人手中。改制后分散到私人手中的股權只是便利了實力雄厚的國際大資本對我國企業的大規模并購，使很多行業的排頭兵企業落入跨國公司手中，不僅占領了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而且消除了潛在競爭對手。跨國公司的這種并購行為嚴重弱化了我國產業競爭實力，自主創新也無從談起，即便個別企業進行了技術研發，其創新成果也毫無例外地屬于外資所有；一批關系到產業安全和國家經濟安全的并購，直接使我國戰略利益受損；固化了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不利位置，使我們在很多領域失去了與對手一爭高下的可能。
    為打造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的技術平臺，我國也應該學習韓國已經很成功的經驗，以大型國有企業為核心，組建一批大企業集團，在重大科技項目的帶動下實現我國產業水平的升級。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扭轉目前尚存壟斷型國企的改革方向，將其壟斷利潤恢復全民所有的屬性，用于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而不是成為發放到少數高管手中的百萬乃至千萬年薪，如此才能為和諧社會建設打下良好的經濟基礎。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11期《中國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