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越壞，精英們越是喜愛

佚名

多年研究文革，對于主流精英們的文革故事講述日益熟悉起來，結果有一個驚人的發現：江青越壞則精英們越是喜愛。主流精英們已經以江青的名義開設了一家政治性的股份公司，積累一種可以姑且稱之為“江記政治資產”的資產，這個政治資產的妙用到了“工人農民”成為弱勢群體之后才日益凸顯出來，因為民間對于精英們壟斷太多的權力和利益有很大的意見，張賢亮針對這個廣泛存在的不滿說：“今天雖然腐敗不公，但是跟文革江青橫行的時候要好上千百倍。”這個簡單的說法精確地闡釋了江記政治資產的妙用——文革和“四害橫行時期”所帶來的結果越糟糕，精英們領導下的“進步”就越是顯得寶貴，再糟糕的處境都變得可以忍受了。精英們迫切需要江青的“壞”來襯托他們的“好”，如果江青的壞法還不夠的話，精英們往往通過“故事新編”的方式來加以提高。

普通人如我等總是后知后覺的，只有等到事情完全明了之后才會產生一點看法和感想，但是積累政治資產的偉業卻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盡早提前。從這個角度回顧過去，就不能不深切地感到我們的精英們的偉大英明和遠見卓識。實際上，自從“深揭狠批四人幫”一開始，精英們就已經開始了在江青的名義下積累“江記政治資產”的事業。

在深揭狠批四人幫時期，普通人大概想象不到這樣的過程中間，包含了精明的政治投入和積累需要。當時，一個主要的路徑是批判四人幫迫害老干部，說他們如何壞如何陰險，如何侵害人權和法制，有多么多的老革命遭到他們的殘酷迫害喪失權力地位乃至生命。這個控訴過程確實引發全國多數民眾的同情心，也確實讓人們感到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十惡不赦。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后，有不止一位高官出面公開宣布文革期間受迫害的人數高達數千萬甚至上億，而報章持續數年的重頭宣傳文章，則千篇一律地把迫害責任歸之于四人幫特別是江青，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中國人無不切齒痛恨江青。

根據宣傳文章，老百姓都知道江青肯定是迫害了數不清的人，但是具體數目是多少，則不得而知。1980年參加過兩案審判的法官王文正，近年來出版了他的口述回憶：“法庭調查中有根據可查的，康生直接點名誣陷了592人。而江青僅從1966年底至1970年7月的部分講話錄音中，查出她直接點名誣陷的就有172人。其中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28人?！保ㄍ跷恼?，沈國凡著《共和國大審判》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31頁）從審判中間透露出來的相對嚴謹并經過查證的數字看，江青對于文革中上億受迫害的人數所擔負的責任實在是不成比例。

俗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對比一下少奇同志的夫人所迫害的人數（未計入“桃園蹲點”的迫害人數），江青和康生合計才點名批評了764人，似乎太少。而王光美僅僅在它擔任顧問的清華工作組的努力工作，成就就大得多：“在他們的毒手下，當時清華的干部被打成黑幫的據不完全統計有二百多人，被斗爭的有七、八百人，被推上樓的一千多人，另外在工作組‘七·一三’給市委的報告中，竟要在群眾中抓出‘右派分子’九百六十二人，電機系一個系的‘右派分子’竟達一百四十五人，真是令人觸目驚心。”（王文蘭：戳穿王光美對干部的四條毒計——前機械系總支副書記王文蘭同志的發言1967.04.10，載清華大學《井岡山》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而作為工作組長的葉林也說出了王光美對于這些迫害的責任：“王光美對鎮壓群眾運動是不遺余力的，她精心策劃鎮壓群眾的方法，她強調批判大會要開得很有聲勢，發言人要層層選拔，會前要練兵預演。每次斗爭大會之前的預演會，都是王光美親自主持的，并且親自動手修改發言稿。在她的導演下，‘上綱’愈上愈高，一時，清華園內‘反革命’、‘反黨分子’帽子滿天飛，搞得人人自危，造成嚴重的白色恐怖氣氛?！保ㄈ~林：王光美是劉少奇派的劊子手——原清華工作組長葉林同志發言 1967.04.10，清華大學《井岡山》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王光美本人對此也是有認識的：“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參加北京新市委清華大學工作組的，八月三日按領導的指示離開清華大學。在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辜負了黨和毛主席對我的信任，也辜負了清華大學的革命師生員工對我的信任和幫助，我非常痛心?！薄霸斐闪税咨植?、鎮壓了群眾運動，把清華大學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十分嚴重的錯誤，我要負重要責任，雖然我不是工作組領導小組成員，但同志們很尊重我的意見，我提出過一些錯誤的意見，積極地辦了一些錯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組領導的錯誤意見，助長了工作組的錯誤。”（《王光美給清華大學革命師生員工的書面檢查》1966.10.10）

看起來，精英們實在是精明，他們把審判安排在報章猛烈批判四人幫的數年之后，顯然就有可能淡化人們死摳數目字來看問題的可能，從而能夠更多地積累起“江記政治資產”。顯然，審判所要求的嚴謹，在數目字上面對精英們積累江記政治資產是不利的，但是，精英們還是有辦法的，他們可以通過在“質”上面做文章，說江青他們在迫害人方面“情節如何惡劣”特別招人們痛恨，以繼續積累對他們至關重要的政治資產。換言之，積累江記政治資產除了有一個“量”的方面之外，還存在著一個“質”的方面。

說江青迫害老干部的情節特別惡劣的一個案例是：江青要康生提交一個名單給她，然后他們合伙按照名單進行迫害。據稱：“1968年7月21日，康生根據江青的要求，親筆給江青寫了一封絕密信，并隨信附有誣陷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名單。”（王書第131-132頁）在兩岸審判的法庭上“檢察員王振中發言。他指控江青和康生搞的這個名單，是為了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實現篡黨奪權的陰謀，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大批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鐵證。接著，他便列舉了江青、康生一伙從‘文化大革命’開始被點名誣陷的人員數字。（王書第135頁）

鄧小平的大公子鄧樸方控制下的華夏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留卷本的《歷史在這里沉思》，書中間有大量活靈活現的描寫，其中一段說到江青迫害性質之惡劣的文字是這么說的：“1968年7月21日，康生親筆寫了一封絕密信，信封寫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親啟’。這就是江青和康生密謀后，擬定的迫害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黑名單。194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除有病和死亡的31名外，被誣陷為‘叛徒’、‘特務’、‘里通外國分子’的多達89名，加上‘靠邊站的尚未列入專案’的7名，共計96名，竟占中央委員總數的58.9%。爾后，江青就是按照這個罪惡的黑名單，對中央領導同志進行殘酷的構陷和迫害的?！薄敖嗯沙鏊狞h羽和走卒，如成本禹、遲群、謝靜宜之流，煽動和控制一些狂熱無知的學生，分赴各地，按照她定下的調子，到處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同志的黑材料。然后，她拿著這些‘炮彈’，在各種‘接見’和‘群眾大會’上，隨心所欲地興風作浪?！保ㄖ苊髦骶帲骸稓v史在這里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二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一版，第217頁）

鄧樸方控制出版的這一套書籍，在為文革定調子方面產生過很大影響，一代青年人對于文革的印象主要就是《歷史在這里沉思》、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葉永烈的《四人幫傳》提供的。鄧家出版社在書中收羅那些文章，雖然未必符合歷史的真實情形，但明顯有利于為精英階層積累政治資產，由于存在著“不爭論”的高招，所以這些人說假話之前不需要擔心被人揭穿，客觀上是用不著打草稿的，結果出現許多低級錯誤：鄧書中間提到的戚本禹在六八年一月份就被隔離審查了，失去了行動自由并且關進了秦城監獄，怎么還有機會去“控制和煽動”無知的學生“揪叛徒”呢？而且，康生的“絕密”名單提出后不到一周時間，就是毛澤東接見五大學生領袖從此紅衛兵運動基本上結束了，哪里還有“狂熱無知的學生”“到處搜集黑材料”呢？

王文正在書中披露了曾經被稱為絕密的名單，名單中間進行了分類排列：一是“有錯誤的或歷史上要考查的（八屆中央委員）：朱德、陳云、徐向前、陳毅、李先念、聶榮臻、蕭勁光、粟裕、蕭克、陳少敏、王震、曾山、歐陽欽、王樹聲、王恩茂、葉劍英、鄧華、鄧子恢。(18)”第二類被稱為：“特務、叛徒、里通外國分子及列入專案被審查分子：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彭德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譚震林、薄一波、烏蘭夫、胡喬木、譚政、劉曉、李維漢、王稼祥、劉寧一、楊秀峰、張際春、程子華、伍修權、錢瑛、王從吾、馬明方、張聞天、譚震林(?)陳少敏、李葆華、許光達、林鐵、鄭位(維)三、徐海東、蕭華、胡耀邦、習仲勛、安子文、李井泉、呂正操、張經武、廖承志、葉飛、劉瀾濤、陳紹禹、楊獻珍、張鼎承。(46)” 在候補中央委員90人中間，康生也列出了兩類：“有錯誤或歷史上需考查的：潘自力、楊勇、黃火青、陳漫遠、范文瀾、李堅真、高克林、鐘期光、蘇振華、江華、馮白駒、李志民(12)”“特務、叛徒、里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及列入專案的：楊成武、章漢夫、帥孟奇、劉仁、萬毅、周揚、徐子榮、劉瀾波、奎壁、區夢覺、朱德海、張啟龍、馬文瑞、王世泰、廖漢生、洪學智、章蘊、徐冰、廖魯言、宋時輪、周桓、陳丕顯、趙健民、錢俊瑞、蔣南翔、韓光、李昌、王鶴壽、陳正人、王任重、趙毅敏、孔原、張蘇、楊一辰、趙伯平、張愛萍、姚依林、汪鋒、方毅、王尚榮、劉震、張勁夫、李頡伯、廖志高(44)”（王文正，沈國凡著《共和國大審判》，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32-134頁）

從王文正披露的這個名單看，許多人都是在六八年七月之前，就已經由中央文件定性為“特務、叛徒、里通外國分子”的，例如六七年三月中旬中央文件就已經向全國通報了“六十一人叛徒案”就已經涉及許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了，看起來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存在事后按照名單進行誣陷的問題，因為他們早已經被“誣陷”過了，并不需要再次按照名單進行誣陷。

看起來，精英們在江青名下積累政治資產的行為，有著很精明的設計：首先是由胡某人當上宣傳部長趁著審判必須披露嚴謹數字之前進行大量的渲染，這個渲染并進入國人的頭腦顯然需要幾年的時間，那么就有針對性地把兩案審判押后；同時，數量方面和質量方面的政治資產積累過程同時開始。

由于積累政治資產是“硬”政治任務，其他的標準和規則例如事實上是否存在過等等都必須為這個需要讓路，例如：深揭狠批四人幫時期的大批判文章作者就廣泛地“代四人幫立言”，最著名的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知識越多越反動”，老田曾經訪問過朱永嘉，他四人幫幫派骨干體系中間與張春橋姚文元最接近的人，他自己從未聽說過這兩句話，此外老田也訪問過曾邦元，此人是江蘇省革委會常委70年代中期曾經主管過江蘇省的宣傳工作，粉碎四人幫之后被作為“幫派骨干體系”判處15年有期徒刑的，他也從未得到過上面的相關指示更為執行過這樣的指示。

還有一個積累江記政治資產資產的方式，就是把四人幫捧到決定一切的高度，似乎文革期間的黨政軍人財物的權力都是四人幫掌握的，一切事情沒有不是林彪四人幫集團插手的結果。我們今天很清楚，事實并非如此，文革期間四人幫這幾個人都主要是分工主管意識形態領域，沒有插手黨政軍人財物的事情。但是為了積累江記政治資產，精英們什么事實都不顧了，最后在事實上是把控訴的矛頭最后指向掌握國務院和經濟權力的周總理。例如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就是這么干的，賀龍被監護，明明是周總理和李富春親自辦理的，毛毛偏要顛倒黑白地說是林彪一伙抓的：“賀龍被揪斗后，先是由周恩來把他們夫婦藏在中南海西花廳自己的住地等處，后來被林彪一伙抓走關押，孩子們都被‘掃地出門’趕出了家?！保段业母赣H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20-421頁，另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67年1月19日】和李富春找賀龍談話，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后散布他歷史上有問題，說你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說：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不安全，連朱老總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次日凌晨，派楊德中秘密護送賀龍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看來，毛毛預備把周總理和李富春打成“林彪死黨”了。

還有那個著名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謊言，也是服從于積累政治資產的需要的，文革期間，財政經濟領域的事務都是周總理和國務院在管理的，不是四人幫插手的部門。而且，根據粉碎四人幫之后核查的統計數字，文革期間的經濟數字無論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的速度相比，都不遜色。但是，把經濟說得特別糟糕之后，經濟上所有的進步及其貢獻都將可以歸結為精英們追捧的設計師名下了。“貶低”是為了“捧高”，離開確鑿的統計數據說話，顯然是出于政治掛帥的需要。

不過，江記政治資產的積累固然反應了精英們的高明，但是也不見得總是管用。前年鄧樸方有一次講話，在控訴文革的口吻里來凸顯設計師帶來的進步，卻在新浪網上遭遇到了3萬多條網友跟帖的嚴厲質問和批評，事后有網友寫了一篇幽默文字說“鄧樸方的講話激起了‘毛澤東熱’”?？雌饋?，一個從西方流傳過來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你可以蒙蔽所有人于一時，可以蒙蔽部分人于一世，但是你不可能蒙蔽所有人一生一世。其實，精英們所積累的江記政治資產，其效用在1989年就開始打折扣了，學潮期間有一個廣為流傳的順口溜是這樣說的：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華國鋒的兒子看不見，鄧小平的兒子搞募捐，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鄧樸方希望繼續激活他們苦心積累起來的江記政治資產，但是卻因此引發大量的網友批評，據說這一網絡事件引發中央高層的討論和疑問：鄧樸方對文革的批評并不算過分，為什么引發如此眾多的批評呢？這其實也很好理解，鄧樸方對于自己親自參與推動并積累的江記政治資產的認識有一半是正確的——人們對于文革的厭惡和痛恨并未有根本改變，但是，若因此推定人們對于鄧家的貢獻持有感激態度則大謬不然，畢竟，設計師的改革中間工農大眾乃至小資白領都成了弱勢群體（小資白領都成了“房奴”“負翁”），而且正是大多數人成為弱勢群體的過程中間，鄧家卻涌現出數位大款和省部級高官，那個流傳久遠的順口溜深刻地揭示了一個根本問題：權力到底是應該為多數人福利進步服務還是為自家人升官發財服務？毫無疑問，鄧樸方的控訴文革講話不算錯（至少對多數網友的文革認識而言是這樣），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鄧樸方本人及其兄弟姐妹的財富和權力恰恰被網友們看作是權力服務自己的典型代表。正是在“權力服務自家”的代表人物和“受害者控訴文革來激活江記政治資產”的對照中間，鄧樸方受到最嚴厲的審視和批評，這些批評意見不能認為是為文革翻案或者對江青懷有好感，而是表達了人們對于壟斷政治權力服務自家的強烈不滿，特別是表達了小資白領在少數人暴富中間成為“房奴”“負翁”的切齒痛恨?？雌饋?，江記政治資產的效用已經過了最大化階段，而且，網友熱批鄧樸方的事實也提示了江記政治資產的失效條件——權力為自家所用的程度達到一定的高度就開始逆轉，這其實就是鄧樸方的另一半錯誤所在——作為權力私有化的典型受益者——在眾多網友看來是沒有資格批評文革的。

二〇〇八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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