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危機檢討與啟示

 2008年01月21日  《國際融資》

　　為了比較準確判斷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和金融形勢，本文將中國9個重要經濟指數與亞洲其他國家1997年金融危機前的表征進行了對比分析，并對中國目前流動性過剩做了初步研究。發現：1.中國經濟和金融形勢總體是健康的，但通貨膨脹呈上竄之勢，國際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劇，流動性風險隱患不可忽視；2.GDP、產業結構、中央財政盈余等指標與亞洲國家金融風暴前的表征比較，除有相似之處，還隱存更為復雜的問題；3.貿易順差偏高，對經濟穩定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4.市場資金嚴重泛濫，房地產投資和證券投資規模繼續擴大，房價和股價持續高漲過快；5.上市公司交叉持股嚴重，股市目前尚未起到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刺激市民投機心理，加劇收入差距，增添了不穩定因素，值得高度重視。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加強區域金融合作，建立金融風險預警系統，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適當控制IPO上市速度，優化投資結構，大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加強外資流向管理，加強金融知識宣介，引導資金流向，積極防范金融風險
　　■曉健

　　金融危機特征是否重現

　　經濟發展有周期性，社會進步有相似性。亞洲金融風暴過去10年，中國贏得又一個高速發展的10年，各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但是，仍然存在深層次的問題，特別是金融市場出現了一些值得高度關注的情況。我們試圖將當前中國金融形勢與當年亞洲國家相關代表性特征進行對比分析，提出相應對策。

　　消費價格指數(CPI)

　　消費價格指數(CPI)反映了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變動情況，通常用來觀察通貨膨脹的水平。如果消費價格指數升幅過大，則表明通貨膨脹過度，且已經成為經濟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我們選取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菲律賓和泰國這5個國家金融危機前10年的相關數據與中國近10年的數據進行對比發現，危機爆發前的10年間，亞洲5國的CPI指數呈現逐步增長的趨勢，且CPI超過5%的增幅，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前夕，貨幣大幅貶值。以印度尼西亞為例，1987年該國CPI指數為80.70，其后9年CPI的指數依次從87.20、92.80逐漸增長到1996年的165.30，其平均增幅達到8.5%左右，通貨膨脹情況嚴重。1997～2006年10年間，中國的CPI指數基本保持整體不變，且為小幅增長的趨勢，從1997年的101.83增長到108.53。期間，數據有漲有跌，基本維持在CPI=101的水平，平均增減幅度小于3%。不過，2007年以來CPI漲幅明顯增大，11月份比2006年同期高6.9%，全年預計超過4.6%。我們認為，在石油價格和其他原材料價格上升因素的沖擊下，中國通貨膨脹將迎來近10年來最大的壓力，如果把房產價格和教育消費這些核心因素考慮進去，中國通脹形勢實際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在高通脹下，國內人民幣利息必然升高，進而刺激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的投機，增加人民幣流動風險。

　　GDP增長率

　　國內生產總值(GDP)對于總體把握社會經濟活動的情況還是有一定幫助。我們亦選取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菲律賓和泰國這5個國家金融危機前10年數據與中國近10年數據進行對比，結果發現：1.在1987～1996年間，亞洲5國的GDP增長率波動不平穩，時高時低，經濟狀況總在變化，這對長期抵抗危機是不利的。以菲律賓和泰國為例，1989年菲律賓GDP增長率達到6.8%，兩年后跌至-0.6%，波動太大；泰國在金融危機發生的前10年，GDP增長率曾達到13.3%(1988年)，但到1996年，降為5.8%。這種大起大落無疑是金融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隱患。同時，亞洲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在波動中快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投資和生產大量過剩，股市在投機性資本的作用下快速上漲，但并沒有起到合理配置資源的目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金融危機的隱患。2.中國自1997年至2006年的GDP增長率從5.2%增長到10.7%。10年間一直保持高速增長，2007年又是一個高增長年，這對抵制金融危機是有利的。但是，中國的增長是一個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增長。不穩定主要表現在：經濟結構較不穩定，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過高，信貸投放過多，貸款流動性過大，進出口順差大，而國內需求并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不平衡突出表現在：城市之間、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主要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不協調，投資與消費不協調，以及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投資與外貿出口。不可持續主要是中國的高速發展是粗放型的高速發展，資源使用效率不佳，不可能長久下去。我們必須有這種憂患。

　　貨幣匯率的變動率

　　貨幣匯率的激烈變化通常是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亞洲國家在金融危機前6年匯率變動率都不大，基本與0無顯著性差異。這是因為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采用盯住一國貨幣的浮動匯率制。但當國際收支賬戶發生很大不平衡時，一國中央銀行被迫貶值脫離掛鉤匯率制度后，匯率變化率往往發生激烈變化，這實際上是金融危機的動因。亞洲主要國家在金融危機前夕和金融危機爆發后，匯率變化率達到10%以上，預警作用明顯。

　　我們觀察中國近20年來的匯率變動率的變化情況。1994年以前，中國匯率變動率均為正值，且在1994年達到最大，為0.0449。這表明，1994年以前中國名義匯率經歷了一個持續上漲的過程，即人民幣幣值持續貶值。1995年以后，貨幣匯率變動率始終小于或等于0，且非常接近于0，這表明，人民幣名義匯率始終處于一個小幅下跌的過程。這主要歸因于：1994年匯率并軌后，中國開始實行了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系，從而基本上消除了外匯黑市，官方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和管理，基本上等于在給定外貿和匯率政策下的市場均衡匯率。2005年7月，中國進一步推進匯率制度改革，放棄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機制，啟動了更為靈活的新匯率制度，人民幣呈走強之勢，到2007年11月上旬，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漲11%。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國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實體經濟獲得很大發展，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貨幣經濟價值基礎自然獲得改善；二是外匯順差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國際升值壓力。應對國際匯率爭端，中國在參與全球經濟過程中有必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自身長久利益的匯率政策國際策略。

　　這里需要特別提出的是，人民幣在國際市場承受升值的壓力，在國內市場則因通脹而承受貶值的壓力，一升一貶，使人民幣處于風險倍增的境地，必須特別謹慎。

　　中央政府財政盈余/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通常伴隨著高額的財政赤字或不穩定的財政收入。發生金融危機的東亞5國在該種表征上有正有負，即部分年份財政盈余，部分年份財政赤字。這說明財政收入不穩定，經濟實力不穩固，不利于防范金融風險。更寬遠的歷史經驗表明，財政赤字的高幅度增加往往是貨幣危機的一個前兆。中國財政收入一直在增加，但由于固定資產投資率居高不下，公共事業和社會發展資金需求量大，財政負擔仍然很重。中國相關部門應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進一步加快稅制改革，調整投資結構、改善財政狀況，增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外匯儲備/GDP

　　外匯儲備是實現經濟均衡穩定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一國經濟更易于受到其他國家經濟影響的情況下，更有必要建立有效的外匯儲備制度。東亞5國發生金融危機前，部分國家外匯儲備相對較少，以韓國為例，10年間基本維持在5%左右，這一水平外匯儲備很難抵御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發生之時，韓國經濟系統立馬就出狀況。因此，一定的外匯儲備是必要的。此外，外匯儲備的增加有利于維護國家和企業在國際上的信譽，有助于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投資、降低國內企業融資成本、防范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

　　但是，馬來西亞等國家外匯儲備一直比較高，1993年曾達到43%，也沒有抵御住金融危機。其原因有二：第一，馬國外匯儲備表現為只持有一種以外幣表示的金融債權，不利于對沖風險。第二，在外匯儲備增加的同時相應地擴大了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過大，貨幣供應過多，往往會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加貨幣政策的難度。此外，持有過多外匯儲備，還可能因外幣貶值而遭受損失。由此可看出，外匯儲備應保持在適度水平。

　　近10年來，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外匯儲備達到1.43萬億美元，占GDP之比超過40%。中國外匯儲備主要來自貿易，其中一大部分來自加工貿易，且與外商投資企業為主，技術含量低，能源材料消耗大，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附加值低。同時，外商投資企業未分配及已分配未匯出利潤等潛在對外負債數額較大。這與馬來西亞當時的情況相似。一旦未來國際金融市場發生較大動蕩，市場預期發生逆轉，跨境資本很可能大量流出，增加遭受外部沖擊的可能。此外，外匯儲備增長過大增加了國民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影響物價長期穩定的同時，造成國內資金泛濫，加大了宏觀調控的難度，增加了投資反彈的泡沫壓力。因此，大額順差與大額逆差同樣都存在風險因素，值得高度重視。

　　產業結構

　　金融危機從根本上講是由產業的結構性矛盾積累和演化而來的，所以說，研究各國產業結構的分布對正確判斷金融危機是很重要的。我們比較了1995/2005和1996/2006連續兩年產業結構情況，結果發現：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與金融危機前東亞5國的產業結構很類似，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存在發生金融危機的產業結構風險。

　　短期外債占外債總額的比重

　　短期外債占外債總額的比重用于衡量外債是否處于安全范圍之內。按照國際慣例，短期外債占外債余額的比重不超過25%才被視為是安全的，短期外債占外債總余額的比重超過60%應引起嚴重關切。我們通過數據比較：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亞洲5國的短期外債占外債總額的比重都顯著增加了，且泰國和韓國已經明顯超過了警戒線25%，接近60%，預示金融危機的爆發。

　　中國自2001年至今，該指標均超過警戒線，且呈現出遞增趨勢，以2006年最大，達到了56.85%。但由于中國外匯儲備充足，超警戒線的短期外債占總外債的比重，似乎沖擊較為緩慢。但是，該指標亦說明目前的中國短期內需要償還的債務很多，經濟承受的流動性風險很大，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較弱。

　　外債/GDP

　　外債總額/GDP是當年外債總額占當年市場價GDP的比率，以年均匯率折算；匯率為年內平均數。在過去發生的數次金融危機中，巨額的外債負擔是一個共同特征。各國危機爆發之前，都有一個持續的、數額巨大的外債形成過程。我們比較了該項指標發現，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以美元計算的1年期以內的國外銀行債務，泰國占GDP的45%、印度尼西亞占GDP的35%，韓國占GDP的25%。東亞5國外債占GDP的比重均超過了20%，且以印度尼西亞最高，超過了60%。因此外債總額占GDP的比例也是預警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對于中國，1997年～2006年10年間外債總額/GDP的數值基本維持在10%左右，情況良好，處于良好的經濟外債環境中。

　　凈私人資本的流入占GDP百分比

　　凈私人資本的流入占GDP百分比，歷次金融危機都出現過如下特征，即凈私人資本流向的突然逆轉。受新興市場經濟自由化及國內高回報投資機會的吸引，20世紀90年代流向這些國家的資本流入迅速增加，并在許多國家的GDP中占有實質性的比重(如韓國(1991～1995年)為9.3%，馬來西亞(1989～1995年)為45.8%，泰國(1988～1995年)為51.5%。)，且在資本流入的構成中私人資本流入已超過官方資本流入，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這些私人資本就會在較短時間內出現資本流向的大規模逆轉，從而對一國的經濟造成實質性的損害。

　　從總體來看，危機發生之前，亞洲各國的凈私人資本的流入呈現出逐漸增多的趨勢，使得這些國家的外資巨額增長，導致這些國家過分依賴外資。過分依賴海外市場資金，尤其是偏重對短期游資的利用，必然會增加經濟發展的不穩定。特別是當國際游資大量流入一國的證券市場，而不是生產領域時，更容易引起金融震蕩。

　　中國凈私人資本的流入占GDP之比不是很高，過去6年中，最高年份2006年只有3.63%，與亞洲一些國家金融危機前的情況相比要低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應該是安全的。但是，從2007年初來，大量的私人資本進入中國股市，明顯增加了資產泡沫壓力，值得高度重視。

　　流動性過剩會是導火索嗎

　　流動性過剩的幾種表現

　　流動性過剩是一個綜合性較強的經濟現象。從當前中國的情況看，流動性過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外貿易順差偏大。特別是近兩年來，外貿順差增長幅度明顯增大。

　　相關數據顯示，2004年以前中國對外貿易處于順差的狀態，且差額大小基本維持在300億美元左右，上下浮動不大。但2005年和2006年卻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增長幅度明顯變大。以2005年為例，隨著宏觀調控措施效果的逐步顯現，國內投資增長過快的勢頭得到抑制，進口增速明顯放緩，順差數額明顯增大，達到了1020億美元，較2004年增加了700.5億美元。此后，2006年的貿易順差繼續放大，打破了2005年創造的歷史記錄，達到了1774.7億美元，增幅達到了74%，呈現歷史最高。同時也把外匯儲備追加到新高，到2007年三季度末，中國外匯儲備高達1.43萬億。對此我們可以深入分析。

　　首先，由于進出口貿易結算以美元為主，外匯儲備也是以美元為主，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主要是美元順差。其次，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商品生產能力和港口運輸能力大增，成為貿易大國。中國外匯儲備已經攀至全球首位。但堂堂貿易大國并沒有國際定價權，在國際市場，中國人買啥就漲啥，賣啥就跌啥，加上國內同行惡性競爭而被外國進口商把商品價格壓得很低，所結外匯是“廉價”的。因此，順差過大，付出更多，吃虧更多。再次，中國尚未實現貨幣自由兌換制度，國家必須用大量的人民幣換外匯，造成貨幣供應過多，增加國內通脹的壓力，進而對流動性過剩形成推波助瀾之勢。第四，為了使市場化改革順利進行，中國一直管制著資源價格、資金價格，以及勞動力價格，可以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透支各種“紅利”的結果，中國巨額外匯順差也是透支各種“紅利”的結果。應對此勢，適當升值是有必要的。

　　二是貨幣供應量過多。貨幣供應量過多既表現為近幾年貨幣供應量增速較快，又表現為貨幣供應量相對實體經濟較多，如表1所示。首先，中國各層次貨幣供應量近年來持續快速增長。2000～2006年M0、M1、M2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0.5%、15.3%、16.5%。2007年以來貨幣供應量增長進一步加快，9月末M0、M1、M2同比增長分別為13.0%、22.1%、18.5%。其次，中國廣義貨幣M2增長快于實體經濟增長。除2004年外，各年度廣義貨幣M2增長率均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長率，M2增長率平均比GDP名義增長率高4個百分點。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使得M2與GDP的比值不斷上升，由2000年的1.357上升為2006年的1.65，進而到2007年9月增長為2.367。其結果必然造成貨幣供應量過多，帶來通貨膨脹。

　　三是銀行體系資金過多。2000～2006年，銀行人民幣存款增長比貸款增長平均高4個百分點。銀行存貸款增速的差異導致存貸款差額不斷擴大，雖然2007年股市吸引了一部分資金，但銀行體系資金仍然很充裕。截至2007年9月末，銀行存貸款差額高達12.40萬億元。這表明銀行可運用的資金規模相當大，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間市場。為了收縮銀根，央行采取了多種政策工具，例如加大運用儲備準備金的力度，僅2007年1月至11月提高準備金率次數達到9次之多，累計準備金率達到13.5%，創歷史最高水平，但市場資金仍然充裕，信貸沖動壓力仍然很大。具體數據如表2(見前頁)所示。

　　銀行間充裕的流動性加大了貨幣調控操作的難度，直接影響宏觀調控的靈活性和有效性。這就是為什么銀行間市場資金拆借利率水平較低的原因。

　　四是房地產投資增長過快。2000～2006年，中國房地產投資年均增20%以上，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同時，由于資金量較大，對房屋的需求表現的更為旺盛，造成房屋銷售價格也快速上漲，2000～2006年全國房屋銷售價格累計上漲了38.3%。其中部分城市房價漲幅明顯偏高，2000～2005年，寧波、上海、青島和杭州房屋銷售價格累計漲幅分別達到85.9%、68.7%、68%和54.3%。盡管2006年以來，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限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措施，但房價上漲的勢頭依然不減，2007年9月，全國房屋銷售價格漲幅為8.9%，其中北海、深圳、北京、廣州的漲幅分別高達15.9%、20.5%、13.3%和7.2%。

　　五是股票市場漲幅過快。2006年，中國股票市場指數呈現持續大幅度上揚的態勢，上證綜合指數由1161.1點上升至2675.5點，上漲了130.4%；深證綜合指數由278.8點上升至550.59點，上漲了97.5%。2007年，股票市場價格指數繼續快速上漲。截至2007年9月底，上證綜合指數和深證綜合指數分別為5552.3和1532.67，比年初上漲了107.5%、178.4%。進入2007年底，股市出現激烈震蕩，僅11月跌1038點，這種過山車似的走勢，對普通投資者產生巨大的沖擊。

　　股市的旺盛和波動，除與股權分置改革順利實施、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有關外，流動性過剩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股市高速膨脹的過程中，上市公司非主營利潤占總利潤的比重由2000年的13%上升到30%以上，這一指標遠高于成熟市場。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的比例達到75%以上，使股權結構變得復雜微妙，連鎖問題更加突出，將本來已經偏高的共性風險進一步放大。

　　總之，對外貿易順差偏大和外匯儲備過多，必然增加通貨膨脹壓力；貨幣供應過多和銀行體系資金過多，容易造成資金泛濫；房地產價格和股票指數持續上揚，容易產生資產價格泡沫，引發金融危機。

　　基本結論

　　10年變遷，既有發展，也有不利因素

　　經歷亞洲金融危機后10年的變遷，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出現了一些新特點，表現為：產業結構調整明顯加快，經濟格局出現新的組合，國際貿易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明顯加快，混合金融業務成為主流，全球化趨勢勢不可擋。但在世界經濟格局重新組合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利的因素：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關系依然存在，南北技術差異、體制差異和財富差異沒有質的變化，亞洲經濟依然存在風險。這些情況應該看作中國金融風險外部因素。

　　從內部看，中國自身的情況在10年中取得了一定成績，也有許多現實問題。成績主要表現在：中國獲得又一個10年持續穩定的增長，成功加入WTO，經濟發展戰略進一步完善，市場建設和經濟體制建設取得新進展。同時，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現實問題是：國企改革的任務仍很艱難，金融體制結構性缺陷仍然嚴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產業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難度加大。

　　金融危機的隱患值得高度關注

　　綜合9個方面的經濟特征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

　　一是中國經濟和金融形勢總體是健康的，但通貨膨脹呈上竄之勢，國家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劇，流動性風險隱患不可忽視；二是GDP、產業結構、中央財政盈余情況等指標與亞洲國家金融風暴前的表征比較，有許多相似之處，并隱存了更為復雜的問題；三是貿易順差偏高，對經濟穩定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四是市場資金嚴重泛濫，境外對中國房地產投資和證券投資規模繼續擴大，房價和股價持續高漲過快；五是上市公司交叉持股嚴重，股市目前尚未起到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反而刺激了市民的投機心理，加劇了收入差距，增添了不穩定因素。目前的股市是一個不完善的、有問題的股市。繼續漲則可能進一步拉大城鄉收入差距和非正常收入差距，刺激市民投機心理。如果大跌則可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振蕩。因此，必須非常謹慎地保證股市進行平緩調整，爭取實現軟著陸。

　　流動性過剩很可能是導火索

　　流動性過剩的持續發展，必然表現為貨幣的泛濫，一旦出現過于流向某一領域，就可能會出現較大的沖擊，把握不好，還可能由局部問題演變為全局問題。當前經濟金融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已經反映了一些苗頭，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1.過多的對外貿易順差正在增加通貨膨脹壓力。2.過多的貨幣供應量容易造成資金泛濫，嚴重影響了宏觀調控的靈活性和有效性。3.過快的房地產投資增長和股票市場漲幅將產生資產價格泡沫，刺激投機行為。

　　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是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措施

　　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都在積極探討各種有效措施，防范金融危機重演，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各國普遍認識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沖擊下，在金融資本和信息快速流動的過程中，區域經濟協調運作是一種高層次的防范措施；只有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才能增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保持經濟的持續繁榮。因此，各國政府都期望能實行健康的宏觀經濟政策，共同制定一些金融業務標準，并且共同遵守這些標準，積極使用價格手段限制那些不適當的、過多的短期資本流入。

　　中國應該倡導開展亞洲國家貨幣互換業務，通過貨幣互換進一步拓寬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地區之間的金融合作渠道，建立長期互信的合作關系和協調運作方式。從比較長遠看，可以積極考慮推動建立“亞元”貨幣體系。

　　中國防范金融風險的措施建議

　　加強審慎的監管體系

　　根據中國目前實施監管的現狀，應當重點從制度上完善監管體系，加強監管部門的協調運作和權力制約，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培育金融監管體系運轉的微觀金融基礎，加強金融系統內部監管與外部監管的有機結合。

　　完善和穩定金融體系

　　一個“好的”金融系統應當具備有效的法律體系，良好的會計標準，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規范的公司治理。中國要正確處理好改革途徑和目標的關系。上市是銀行治理結構調整的一種手段，不是改革的目標；要統籌規劃，分步實施，突出重點，穩步推進。要著力解決好農村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促進投資結構的改變，促進增長方式的改變，促進內需的增加。

　　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

　　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控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極為重要。中國要結合國情，加快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和應急機制。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當前釋緩流動性風險的應急措施，擬可以考慮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適當控制建立新基金和IPO上市的節奏。中國股票市場沒有一個自我平衡的機制，股市目前過熱的現象不及早遏制的話，泡沫會越來越大。政府有必要通過宏觀調控來遏制中國股市過熱，嚴防資產泡沫。二是限制公共資金和銀行貸款進入股市。特別是限制違規資金進入股市。這應該是近期可以選擇并且很有效的政策手段。銀監會目前已基本明確，將對違規資金進入股市展開清查，并著手研究防范資本市場風險向銀行轉移的問題。三是加強監管和信息透明度。當前要特別加強對證券公司、基金公司規范運作情況的監管，加強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管，提高透明度；加大對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增大行為主體的違規成本。四是加強金融知識宣介。要將投資者教育作為一項長期持續的工作，在各個層面加強投資者教育，加強投資者對于金融知識的學習，加強投資者風險自擔意識。

　　從根本上說，防范流動性風險，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中國現代金融體系，在金融市場、金融制度、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方面有新的發展，使社會資源真正能夠合理有序的流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增長方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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