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是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根源

——評中央黨校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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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近日有一條消息說：“中新網12月18日電 據《北京日報-理論周刊》報道，中央黨校“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對黨校部分學員進行的主題為“今明兩年的社會問題與走勢”的問卷調查顯示：領導干部對2006年存在最嚴重的社會問題的關注焦點中，“社會治安”今年首次成為最嚴重社會問題的首位，取代了多年來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調查顯示，領導干部對2006年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的判斷情況，最嚴重問題的前三位依次是:“社會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敗”(8.0%)。其他依次是:“社會風氣”(7.1%)、“失業”(6.3%)、“地區發展差距”(5.4%)、“看病難看病貴”(5.4%)、“農民負擔”(2.7%)、“教育不公平問題”(1.8%)。等等。

　中央黨校調查組只說領導干部對最嚴重社會問題的位次變化，由“居民收入差距”變為“社會治安”，而不分析產生這些社會問題的原因。只羅列現象，關注現象位次的變化，顯然是不夠的，而分析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源，才應該是調查分析的主要內容。中央黨校“中國社會形勢與預測”課題組恰恰回避了這一點。與此同時，毛澤東旗幟網站上卻有唐堯的《一個未想明白的安全問題——毛澤東時代咋就恁安全呢？》文章，說他1971年在內蒙生產建設兵團某連當武裝班副班長，還兼“武器彈藥庫的管理員”：“這幾十條破槍和相應的子彈、手榴彈、雷管炸藥等，你得管起來。其實管啥？就是管一把鑰匙。這庫房與其他房子沒什么不同，沒有防盜門、防盜窗、防盜鎖，連鐵欄桿也沒有。這門一腳可以踹開。那時不覺著存在什么安全問題。連隊首長還是囑咐，不要丟了，按時提醒武裝班槍械保養，就這么簡單。我嫌庫房味道不好，也不愿意多進去”、“當年，每月連隊發放工資，連隊出納（女）去團里取現金（全連隊戰士的津貼和上百人的職工工資，再加上連隊開支的現金，一書包滿滿的，還不老少呢），要不是我，就是連隊的上士，陪著去就行，十多里地騎個自行車就成，要不然趕個毛驢車也行，連個燒火棍都不用帶。現在，實槍實彈、全副武裝、專用車壓運。社會的安全感為何到了這樣的境地？”事實正像唐堯所說那樣，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現在低不少，但是，社會治安狀況與現在根本不可比。那時基本上達到了夜不閉戶，夏天晚上，長沙、武漢等地不少市民就露宿街頭，而現在，防盜門、鐵欄桿不斷加固，但殺人、搶竊、強奸等惡性案件不斷發生。毛澤東時期因為我國社會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勞動者人人有崗位，生活有保障，生、老、病、死有依靠，社會治安當然就好。

　而當前“社會治安”惡化、“居民收入差距”、“腐敗”、“失業”等社會問題嚴重，根本原因就在于把公有制經濟演變為私有制經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出現的現象。

　失業現象是私有化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國就有近4億勞動力，數量居世界第一，但是，當時沒有失業的現象，沒有“下崗”的問題，勞動者只要有勞動能力，就都能勞動，這種現象表明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不是出賣勞動力商的無產者，我國經濟是公有制經濟；而改革開放以來，失業已經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說明廣大勞動者已經演變成為出賣勞動力商品的無產者了，說明我國的經濟已經演變為私有制經濟了。對于失業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都非常重視，美國能源部長博德曼最近在北京說，與中國簽署轉讓核電技術協議，“將給美國創造5000個就業崗位”（《參考消息》2006年12月19日第一版）。與之相反，我國的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談國有企業時，只講利潤，說：“中央企業主營業務的銷售額達到了8萬億，實現利潤預計可以超過7200億，凈資產收益率可以達到10.5%，這都是歷史上最好的紀錄。”（《李榮融：央企責任心大大提高 今年利潤可達7200億》新華網2006年12月19日）根本不提國有企業的工人下崗、失業問題。這是不是說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資委主任，還不如美國的能源部長更關心工人的就業問題？

　腐敗現象的加劇，也是私有化的必然。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是公有制，廠長、經理只是公有經濟的代表，他們只有維護、壯大公有制經濟的義務，沒有化公為私的權力。他們的活動既要受到國家的領導，也要受到群眾的監督；而實行私有化路線以來，反正是要把公有財產化為私人所有，官員們不把財產化歸自己或親屬所有，就歸外人所有，官員們以權謀私、腐敗現象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了。這就是1989年“動亂”以來，腐敗現象不僅沒有得到遏制，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人們諷刺為“前腐后繼”。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還是私有化一種表現。所謂“居民收入差距”的說法，首先就掩蓋了不同收入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以前，如果說居民收入差距如何，還可以說得過去，因為當時人們都是靠工資收入。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收入的性質有了根本的不同：有的人仍然靠工資收入，但是，時時面臨著失業的威脅，“勞動力商品”賣不出去，得不到工資；而另一些人，則是靠利潤收入，這種收入和工資不僅只是數量上的差距，而是有本質的區別。僅僅靠“抽肥補瘦”，在再分配上做文章，是絕對解決不了問題的。因此，當前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問題，根源仍然是私有化，是我國已經形成了的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已經形成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是階級分化的表現。

　社會治安的問題的根源，仍然是私有化。當前我國一方面是大量失業人員，有勞動力而不能勞動，沒有生活來源，連基本生活都沒有保障；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暴富，驕奢淫逸，一擲千金，這種鮮明對立的社會狀況，必然導致少數人鋌而走險，造成社會治安的惡化。所以說，生產、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決定社會治安的狀況，直接決定社會治安狀況的是經濟關系，是公有制經濟，還是私有化。走私有化的道路，必然造成社會治安的嚴重惡化。

　至于農民負擔、地區發展差距、看病難看病貴、上不起學等，都是私有化路線的必然結果。依靠外國資本、私人資本發展經濟，他們會幫助我們發展利潤少、甚至于不賺錢的農業經濟和內地經濟嗎？資本只是為利潤而活動的，不是為勞動者的利益而運動的；教育、醫療等部門產業化，一定出現有錢人上“貴族學校”，有專門的醫生看病等；沒有錢的人就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中央黨校“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只排列各種社會問題的次序，不分析這些現象的內在聯系和本質，不是失職，就是有意回避問題。

　
失業、居民收入差距、社會治安惡化、腐敗等，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天經地義的現象，而我國走私有化的道路，也必將成為反復出現的社會現象。只有經過廣大群眾和革命干部的斗爭，重新回到公有化的軌道上來，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根本上消除這些現象。

　
再論私有化是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根源

——兼評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200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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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中共中央黨校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發表了一個報告；12月25日，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也發表了《200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的社會藍皮書，這兩個報告的共同點，是只羅列突出社會問題的現象，人們（領導干部、居民）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及排列次序，就是不揭示這些現象的本質與相互之間的內在聯系。現在，就利用他們的調查材料，再次分析造成失業就業、收入差距、“看病難、看病貴”、“教育收費問題”、“貪污腐敗問題”、“住房價格過高”、社會治安等等社會問題的內在聯系，揭示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后的本質。

一，失業就業問題

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報告顯示，失業就業問題是居民十分關注的突出社會問題之一，在被調查的對象中有33.45%的人關注這個問題，被排在第二位。

確實，失業就業問題不是一般的、孤立的社會問題，而是反映社會經濟制度根本變化的社會現象，是一系列社會問題的中心。它的出現和加劇，正是我國經濟由公有制為基礎，被不斷地私有化這一轉變過程的反映，是勞動者由社會財富的主人，轉變為雇傭勞動的主要表現。

新中國建立以后，特別是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失業現象在我國就逐步消失了，失業已不再是一個社會問題了。沒有失業問題，這不是我國特有的現象，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的現象。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保羅。A。.薩繆爾森也承認，原蘇聯就不存在失業問題。（參看《經濟學》第12版 下冊 第1306頁）可見，這是公有制經濟社會的特征。

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所以不存在失業現象。公有制、社會主義都是本質的概念，但是，它是可以通過一系列看得見、摸得著的現象表現的。在這些現象中，有沒有失業，是最能反映經濟關系本質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首先就表現為沒有失業現象和就業問題。沒有失業現象和就業問題表明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直接結合的，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勞動者只要有勞動能力，就可以勞動，就可以獲得生活資料。如果工人可以隨意被解雇，失業和就業問題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還說工人是生產資料的主人，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種所謂的“公有制”、“社會主義”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勞動者連“飯碗子”都沒有，還說是生產資料的主人、社會的主人，那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不管人們怎么說，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好，實際上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但是，當前我國的理論界十分混亂，有的人根本不顧現象，隨意闡述所謂的“本質”。例如杜潤生就說：“我國上世紀50年代末人民公社推行集體農莊，實際上是無償剝奪農民財產。”如果是剝奪農民財產，那么農民靠什么生活呢？憑什么勞動呢？事實是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之后，我國農村勞動者由1958年的2。66億，增至1978年的3。98億，農村并沒有出現失業現象。如果當時的勞動者不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不能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怎么沒有像現在這樣有成億的“農民工”流落到城市“打工”呢？

還有人說，當時，農村和工廠都人浮于事，是“潛在著的失業現象”。失業是勞動者沒有工作可做，沒有人購買他的勞動力，勞動者不能獲得勞動收入。有工作、能獲得收入，說他是“潛在的失業者”，這種所謂的“理論”能夠成立嗎？當然不能！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失業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尖銳。

失業現象表明了什么呢？表明勞動者不掌握生產資料，不具備進行勞動的物質條件，只能出賣勞動力商品，而且是勞動力商品還沒有賣出去的表現。勞動力商品賣出去了，叫就業，沒有賣出去才是失業。失業就業作為社會問題，是雇傭勞動制度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

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是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的制度：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而勞動者則一無所有，只有出賣勞動力商品。資本的運行，是以無產者的存在為前提，而且以存在一批失業者為條件，因為沒有這樣一個失業者隊伍，資本家就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和招聘工人。美國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它也保持著一個失業者隊伍。按薩繆爾森的說法：“在60年代早期，肯尼迪總統的經濟學者斷言，處于勞動力充分就業的狀況，失業率會是4%以下；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這個數據估計是5%。到了80年代早期------自然率被認為是6%或者更高。”（《經濟學》下冊 第356—357頁）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美國的失業率保持在4—6%叫“充分就業”。

總之，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由不存在失業現象、不存在就業問題，而現在失業、就業問題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這是我國經濟基礎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個標志。事實也是這樣，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一個相當龐大的資產階級（包括內外資），雇傭了數以千萬計的無產者。我們這里不考察資本家與無產者在國民經濟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只揭示隱藏在失業現象背后的本質。

我們調查的目的不只是考察失業就業問題排列在第幾位，排位是靠前了，還是靠后了，而是要反映社會經濟制度發生的變化，反映事物的本質。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是我國社會科學的最高研究機構，但是它們的調查報告，只羅列現象，排列現象的次序，根本不觸及現象背后的本質，也就不可能科學地分析、預測我國社會現象的走勢。

失業就業問題反映了社會經濟關系的根本變化，是所有制的轉變和私有化的結果，也必然會帶來整個社會現象的根本改變。

二，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

調查表明有32。06的人認為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是突出的社會問題，被排列在第三位。但是，調查就是不涉及各種社會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系。其實，失業現象與收入差距大、貧富分化現象是緊密相連的。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以公有制為基礎，所有勞動者都以工資、工分為主要收入來源。國營企業的職工實行“八級工資制”，人民公社的社員實行的是“工分制”，勞動者的收入有一定差距，是以勞動的差別為依據；而實行雇傭勞動制度以后，少數人憑資本占有利潤，大多數勞動者則只能獲得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工資，而失業者連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微薄工資都得不到，與占有工人剩余價值的老板們相比，差距當然就更大了。

失業現象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雇傭勞動制成為主要的經濟制度，表明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和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公有制有著本質區別，這是從生產領域考察。而從分配領域考察，則是由勞動者全部靠工資收入，轉變為一小部分人依靠利潤收入和大部分人靠工資收入，這樣，收入差距必然要發生根本的改變，貧富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早就指出，分配形式不過是生產形式的背面，兩者有著內在聯系。“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馬恩選集》第二卷 第98頁）以資本形式參與生產，必然以利潤形式參與分配。這里的工資只是勞動力商品的價值，不同于公有制下的工資，那是占有自己勞動的一部分。這里我們不分析兩種工資本質區別，只是說明生產形式與分配形式兩者有著內在聯系的事實。

不區分收入的性質，是利潤還是工資等，抹殺收入的本質區別，只考察量的區別；孤立地考察分配現象，不把生產與分配聯系起來考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慣用的手法。而我們的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也采用這種方法，就令人難以置信了。

三，看病問題、上學問題、住房問題等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公費醫療制度（農村是合作醫療，有“赤腳醫生”）、義務教育，住房由單位提供（農村已有少數先進的單位開始集體建房，大多數仍是社員私人蓋房），這也表現了勞動者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人。正因為勞動者是社會財富的主人，社會、單位就要保證勞動者的健康，使之能夠不斷地勞動；要使勞動者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和勞動能力，就需要進行教育，不僅是勞動者要受教育，而且要讓他們的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就要保障他們生活的基本需要，包括住房的需要等等，從經濟學的角度說，就是再生產出主人公地位的勞動者。

改革開放以后，作為主人公的勞動者，再次淪為雇傭勞動者，他們與老板的關系，僅僅是勞動力買賣的關系。原來由勞動人民積累的國有資產、集體資產，被化為私人財產，醫療、教育實行“產業化”，與勞動者的關系也轉變為“買賣”關系，所以勞動者面對的一定是“看病貴、看病難”、“上不起學”等社會問題。至于住房，那更成為私營經濟的一個重要產業，成了房地產開發商的一顆“搖錢樹”。近些年來，我國500名富豪的排行榜中，前幾名中多數是房地產開發商；反之，由于房價不斷上漲，老百姓則只好“望房興嘆”！總之，這些社會問題的產生和日益尖銳化，都是改革開放以來推行私有化路線的結果，都和勞動者由社會財富的主人重新淪為雇傭勞動相關聯。

四，貪污腐敗

調查表明，根據城鄉居民認為貪污腐敗問題，占突出社會問題的第四位。

腐敗現象的加劇，也是私有化的必然結果。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是公有制的經濟，廠長、經理只是公有經濟的代表，他們只有維護、壯大公有制經濟的義務，沒有化公為私的權力。他們的活動既要受到黨和政府的領導，也要受到群眾的監督，因此，當時很少有貪污腐敗現象；而推行私有化路線以來，公有財產反正是要轉化為私人所有，官員們不把財產化歸自己或親屬私有，就歸外人私有，因此，官員們以權謀私、腐敗現象不可避免，加之建國以來，廣大勞動人民積累了大量財富，足夠官員們貪污腐敗一陣子。這就是1989年“動亂”以來，腐敗現象不僅沒有得到遏制，而且愈演愈烈，被人們諷刺為‘前腐后繼’的根本原因。

五，社會治安

調查表明，根據城鄉居民的看法，社會治安也是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被排列在第八位。

社會治安的問題的根源，仍然是私有化，而且這一問題與失業現象的聯系更緊密。當前我國社會一方面存在著大量的失業人員，有勞動能力而不能勞動，沒有收入來源，連基本生活都沒有保障；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暴富，驕奢淫逸，一擲千金，這種鮮明對立的社會狀況必然導致少數人鋌而走險，造成社會治安的惡化。所以說，生產、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決定社會治安的狀況，直接決定社會治安狀況的是經濟關系，是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還是實行私有化。實行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造成社會治安的嚴重惡化。

其他的社會問題，如干群關系、社會風氣等等，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正如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經濟基礎是一切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關系。因此，只要實行以公有制經濟為社會基礎，這些問題都能得到緩解（當然又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前的事實就證明了這一點；反之，實行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社會問題就一定會反復不斷地出現，而且會愈演愈烈，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必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就是在這種反復出現的事實中得到證明。

中央黨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調查事實，如我國的失業人數究竟有多少？占全部勞動力總數的百分比？當前我國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貧富分化到了什么樣的程度？等等。這些事實本應該是他們調查的對象，而且也只有他們具備這種條件，但是，卻有意地回避對事實的調查，偏偏只收集人們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把對社會問題的看法羅列出來，排列次序，而不調查事實，不揭示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本質，不揭示這些社會現象的內在聯系，這種調查當然是不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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