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碰撞與溝通是區域經濟的特征和發展動力

陳寒鳴   

[ 摘  要 ]  區域經濟的崛起，是很引人注目的現象。而從文化層面來分析，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無論是中國、還是國外，多元文化的碰撞與溝通都是區域經濟的特征和發展動力。這就給我們一個十分重要的啟示：既然在全球化浪潮撲面而來之際必須正視同樣客觀存在著的區域化（或稱地區化）現象，那末，就應該尊重多元化的存在，并以諧和的心態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流、融通。

[關 鍵 詞]   多元文化；碰撞與溝通；區域經濟

從文化層面來分析區域經濟，可以說，多元文化的碰撞、溝通、交融及在此基礎上的整合，乃是其重要特征，是內在地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

傳統中國即是如此。如黃河流域是中國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區域。生于斯、長于斯的上古初民，為生活和生存艱苦斗爭，回應了環境的挑戰，同時也創造了文明。對此，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分析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時說：

    如果我們再研究一下黃河下游的古代中國文明的起源，我們發現人類在這里所要

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要比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嚴重得多。人們把它變成古代中國

文明搖籃地方的這一片原野，除了沼澤、叢林和洪水的災難之外，還有更大得多的氣

候上的災難，它不斷地在夏季的酷熱和冬季的嚴寒之間變換。古代中國文明的祖先們，

從種族上看來，好象同南方和西南方廣大地區上的居民——從黃河到雅魯藏布江之間，

從西藏高原到東海和南海——沒有什么差別。如果說這樣一片廣大的人群當中，有一

部分人創造了文明，而其余人等卻沒有遇到挑戰的緣故。根據我們目前所有的知識，

我們還無法確定那種挑戰的具體性質。^[1]

其實，勇敢地迎接、回應了惡劣的自然環境^[2]的挑戰，創造了文明，從而成為黃河流域最早開發者，并使黃河流域成為中國文明搖籃的，并非一個氏族或部落，而是諸多文明發展并非齊頭并進、且各具自身特色的氏族或部落。諸氏族或部落間的磨擦和沖突，以及在這磨擦、沖突中的相互交融，在所難免，但慢慢形成了為共同生活在這區域中的人們都認可、接受的中心氏族及其中心人物，而這中心氏族及其中心人物便成了上古文明締造的象征。黃帝就是這樣的象征。眾所周知，司馬遷的《史記》是從黃帝開始的，黃帝代神農氏而興。黃帝又稱軒轅氏，這可能表示車的發明與其氏族有關。《史記·五帝本紀》說：“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黃帝先后打敗了“侵陵諸侯”的炎帝，擒殺了“暴虐百姓”的蚩尤，被諸侯共尊為天子。以我們今日的認識看，黃帝成了那時部落聯盟或酋邦的大酋長。同篇又說黃帝一生曾東至海岱，西至空桐，南至江淮，北逐犖鬻。司馬遷作《史記》，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這似乎是說據其考察，確曾有某位稱為“黃帝”的人一生中到過這許多地方。但對此事也有另外一種解釋，《尸子》載“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這樣說來，并不是黃帝本人親至四方。但不論怎樣講，以黃帝為代表的中心氏族所管理的地區幅員已相當大，并且，這個中心氏族逐漸變成了氏族顯族，以后的唐堯、虞舜、夏、商、西周乃至春秋時代的許多諸侯國的統治者都是黃帝的后裔。今天的中國人也把黃帝尊奉為始祖之一。黃帝成為中心氏族代表者，成為締造中國文明的象征人物的過程，曲折地反映出在上古時代，黃河流域開發過程中，多元文化的碰撞、溝通、交融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整合，確實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動力。^[3]

當代中國亦復如此。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地處中國東部海岸線中點的溫州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此一占地11500平方公里面積的區域，以其卓越的成就而被人們稱為“溫州模式”。導致其獲得巨大成功的因素很多，如美國學者艾倫·劉（Alan P·A·Liu,漢名劉平鄰）即以為“三M”與“一I”的結合是溫州成功的秘訣（所謂“三M”即群眾創造性、流動性、市場，“一I”即指一個空隙）并將之歸結為一句話：改革傳統體制以適應現代形勢^[4]。而據我們的研究，透過“溫州模式”，同樣可以看到多元文化的碰撞與溝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交融與整合是區域經濟的特征與發展動力。在溫州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有二種文化力在起著重要作用；一是作為中堅力量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樣一種政治文化。著名的東方集團公司，其前身是1974年由溫州市日用陶瓷廠辦起來的玻璃鋼建材廠，到1983年，僅有職工100多人，固定資產21萬元，年產值44萬元，負債40多萬元。而如今的“東方”擁有職工4000多人，1997年創造產值18億元、實現利稅8000多萬元，產銷基本平衡，固定資產達6億元，資產負債率僅為40%，成為浙江省和全國建材行業的優秀企業、全國首批轉換機制好的典型國有企業，被國務院列為512家重點企業之一。江澤民、李鵬、喬石等中央領導同志都曾親臨視察，并給予其很高評價。“東方”成功的最關鍵因素就是充分發揮黨的領導這一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優勢。該公司有一個以黨委書記、總經理為首的19人組成的領導班子，它集中了一批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有專業知識和管理才能、能夠廉潔自律、為職工群眾擁護的人才，內有高級工程師、高級經濟師、優秀黨務工作者、優秀管理干部，半數以上的人獲得全國或省、市的先進模范稱號。他們人人以公司為家，以在國有企業工作為榮，不分上下班和節假日，終日為搞好工作操勞。這個班子的成員都是黨委委員，實行以黨委為政治核心的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度，充分發揮班子的整體效能。黨委的集體領導主要體現在集體決策上，按照黨委制訂的《企業重大問題議事規則》，凡有關企業發展的規劃、重大經營決策和技改項目、中層以上干部人事任免、主要規章制度等都要在每月一次的黨委會上討論決定。以此為基礎，實行一個目標、一條心、一致行動，行政集中統一指揮的管理方式。黨委書記、總經理滕增壽是這個領導班子的核心。他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信國有企業能夠搞好，也應該搞好。他的辦廠目標是“一大三好”即大干社會主義，讓職工吃好、穿好、住好； 治廠思想是“治廠先治人，治人先治心，治心先治己。”他的行為可以用15個字、兩句話來概括，好“干有勁、言有理，利要讓、難要搶，帶頭干”和“金錢面前不變心，美色面前不動情。”這為其他領導成員以至全體職工樹立了榜樣。東方集團公司的成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優勢，是溫州地區經濟飛躍發展的關鍵因素。二是歷史形成的務實精神、商品意識這樣一種具有區域特色的文化傳統。早在宋代，溫州人即以務實求效著稱，陳亮、葉適就是體現了這種文化精神的著名思想家。溫州人又有很強的商品意識。他們在宋以來開發、利用本地區天賦自然資源，將地理位置轉化為相對優勢的過程中，尤其擅長商品性作物和手工制品的生產，換言之，歷史上的溫州人就是在為市場而生產，這使其易于形成強烈的商品意識。可以說，務實精神和商品意識早已作為文化傳統深深積淀在溫州人心田深處。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這傳統立即發揮重大作用，極大地激發起溫州人對于市場經濟的熱衷之情。一時間，在溫州本地以小商品生產為主的家庭工業迅速興起，來自溫州的營銷人員更遍布全國各地，由此當不難想見具有區域特色的文化傳統對于溫州地區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需要指出，在溫州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上述兩種文化力固然有矛盾、沖突的一面，但更有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整合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文化，并對社會經濟起推進作用的一面。一定意義上似可將之視為“溫州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外國的情形也是這樣。拉美區域的發展即具有明顯的族裔文化特征。所謂族裔，主要指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批移居巴西和秘魯的日本貧苦農民，以及移居拉丁美洲地區的黎巴嫩裔居民和敘利亞裔居民。這些有著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族裔，共通的特點是具有吃苦耐勞、創造精神。他們在與本地民眾交往過程中，吸納著當地文化，更將其固有文化精神充分發揮出來。經過幾十年奮斗，當年的日本貧苦農民已基本進入拉美地區中產階級以上階層，在巴西、秘魯的貧民窟中找不到一戶日本人。而黎巴嫩裔居民和敘利亞裔居民則大批進入拉美地區領導層，在拉美諸國20位總統中有3位來自這一族裔：阿根廷的梅內姆、厄瓜多爾的馬瓦德以及洪都拉斯的弗洛雷斯。這一族裔在拉西美洲的人口中比重并不高，但出了三位總統，確是相當驚人的。

北美地區、尤其是美國的開發建設和發展，了是以多元文化的碰撞、效融與整合為特征和動力的。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歐洲移民大批到達北美地區。其后，來自于世界各地、各個不同民族的人陸續到達這一地區。他們都有各自的文化傳統。經過長期的碰撞、交融，這引起各具特色的文化傳統逐漸整合成為以務實求效、銳意進取、民主自由、開放逐新等為主要內容的美國文化精神。這無疑對北美地區、尤其是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由上所述，古今中外大量歷史事實啟示著我們，在構劃并著手從事區域經濟開發建設時，必須對該區域的文化資源進行認真調查、開掘，必須認真處理好區域內并存的多元文化之間的關系，必須通過積極有效地引導，將多元文化整合成為能夠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起推動作用的文化力。反之，如果做不好這些，多元文化總是處于交鋒、碰撞狀態中，則易形成內耗，影響以至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

注釋：

[1]湯因比：《歷史研究》，中譯本第92—93頁，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2]關于黃河流域即華北地區自然環境之惡劣，現代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曾從氣候變遷角度予以論析，并得出結論說：“按諸氣候上的通例，凡雨量愈稀少者，其每年之變率愈大……一地方雨量之變率，視其平均雨量之大小而定。所謂雨量差者即將各年雨量與當地之平均雨量相比而得之較差也。……中國雨量之平均率……長江中部為10%，至華北則約有35%。因一地方農作物之選擇須以當地之標準雨量為依歸、而雨量之增減達25%則作物已受傷害，若達40%則將無收獲可言。……據中國歷史上所載，自公元初以至十九世紀，其間在華北境內發生之旱災980次，水災650次，此皆歷史上著名之天災也。……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區并無一地，其雨量之變化性之大有如華北者。此外人之所以稱中國為災荒國也。”（《竺可楨文集》第181頁）

[3]詮釋一下黃帝一詞中“帝”之義，亦可充分看出這一點。“帝”字初義并非如《詩》、《書》或商、周甲、金文中所表示的“上帝”這樣一種宗教觀念，而是如許慎《說文解字》云：“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帝”是一個象形字，《說文解字詁林》引吳大澂《字說》：“象花蒂之形……蒂落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葉之所由發，生物之始，與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禘嚳，禘其祖之所從出，故禘字從帝也。”近年，劉翔從仰韶文化遺址等史前陶文中找出一些認為是“帝”之初文的符號，提出“帝”字最主要的部分象征植物的子房，認為這“無疑是當時華夏民族對植物崇拜的原始的文化心理的反映。……華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歷史背景下孳生發育的，華夏民族的稱謂本身，就保存著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華、花二字在殷代卜辭里是同一個形體，便是佳證。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語義的蘊涵的意念，即是對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開花結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這種帶根本性的神異力量，很自然會引起人類的重視和崇拜，進而成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到了殷商時代，隱沒了花蒂本文的帝字，已經成為表述人們意念里的自然界至尊神的尊稱。”（《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第11頁）其說大體不錯，但尚需進一步探討。生殖一事本自神秘，春種一粒，秋收萬籽，籽又生籽，以至無窮。上古之人生存艱難，懷孕率低，養育不易；處于蒙昧、野蠻之時代，人樣本有生殖崇拜的觀念，并因植物種植的經驗而知植物花蒂有包孕“種子”之德，故而對“蒂”亦發生崇拜，以為其中有生養的魔力，外之，人們以為氏族部落的某些杰出人物隔壁有生養萬物的主人翁力，并以此為大德。而這也正是黃帝時代成功地建立其社會組織的奧秘。當時社會，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落聯盟或酋邦，不斷融合壯大，必有一種理念形成強大的凝聚力。這理念就是認為大家同出一源，猶如眾籽同了一植物子房。溯源愈遠，則聯合愈大。對此做出創造性解釋的時代應該是炎帝、黃帝時代，這是一個締結部落聯盟的時代。炎帝、黃帝是當時的兩個中心氏族，后來融而為一，在這樣一種歸“根”結“蒂”的在聯盟中，主盟者便被尊為“蒂”，即“帝”。因此，“帝”字實含有同本同根的民族同一性之理念。這理念無疑是黃河流域經濟開發、社會發展的根本精神動力。

[4]參閱艾倫·劉《“溫州模式”的利弊》，今見張敏杰主編《西方專家為中國經濟診斷》，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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