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構筑中國國際戰略的幾點看法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王緝思

中國國際戰略的界定和主體

　　本文中所探討的“國際戰略”，相當于美國人所說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一個國家的國際戰略必須包括這樣一些內容：什么是本國的核心利益，對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脅來自何方，在國際上應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在這里強調“外部威脅”和“在國際上”，是有原因的。從道理上講，中國的國際戰略同美國的“大戰略”一樣，應當是“對外戰略”。但中國的戰略有其特殊性，即外部威脅與內部威脅經常相互轉換，相互呼應。比如“臺獨”問題、香港和澳門回歸后的穩定繁榮問題、民族宗教問題、抵御境外敵對勢力的政治滲透問題，等等。這類問題在主要發達國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致危害國家核心利益或核心價值觀的，在中國則可能因處理不當而產生極為嚴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把應對上述挑戰的戰略全部放到中國國際戰略的大盤子里，它就會成為無所不包的大拼盤，以至不堪重負，無法作為國際戰略來運作。

　　因此我主張，構筑中國的國際戰略應當有所為，有所不為。國際戰略的主體應當是國家安全戰略（包括國防戰略）、外交戰略，以及對外經濟戰略。上述涉及國家統一、政治穩定的國內問題，以及國內經濟發展戰略，應當作為設計國際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國情背景和重要變量來看待，但不是國際戰略的主體。非傳統安全問題，如能源、國際恐怖主義、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問題等等，本身是跨越國界的，并且在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此應當成為國際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于對外宣傳（或是“對外文化戰略”）是否應為中國國際戰略的一部分，我認為尚可探討。

國際戰略的視角轉換

　　建國以來，中國還沒有成文的、可以被稱為國際戰略的權威文件。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對外政策聲明中，連“國家利益”這個概念都不存在。但是，這不等于說中國沒有過完整的國際戰略。從建國初期毛澤東提出的向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戰略，到上個世紀60年代同蘇聯進行意識形態論戰時提出的革命路線，再到70年代的“三個世界”理論，都是闡述相當完整、邏輯相當嚴密的、具有最高權威的國際戰略思想。我認為，1977年11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毛澤東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貢獻》，就其邏輯的完整性而言，在那個歷史時期達到了國際戰略思想的頂峰。當然，改革開放之前的國內政策和整個國家發展方向，決定了當時國際戰略所帶有的時代烙印和局限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戰略思想更加豐富，思想樊籠被打破，相關的戰略研究、學術研究逐漸發達。但是，卻沒有出現過去那種具有理論權威和一以貫之的邏輯的“重頭”文件。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當今理論家的水平不夠，而在于作為國際戰略根基的中國國家利益，已經多元化、復雜化，因此國際戰略不可能再沿用“一邊倒”或“三個世界理論”那樣的線性思維來構筑。如何界定國家對外關系中的“國家核心利益”，即如何排列各項國家利益之間的輕重緩急，可謂眾說紛紜。黨和政府負責處理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國家統一、國內政治安全、外交事務的各個決策部門，都認為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代表著國家的核心利益。如果這些都是核心利益，那么它們是如何合成的？是否可以劃分出首要次要，輕重緩急？

　　2006年8月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堅持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相統一，加強戰略謀劃和整體運籌。”同時，又明確了“外事工作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密結合國內工作大局，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加以推進。”這些論述，可以理解為中國國際戰略的總目標，或者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不過，對于如何確定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來自何方，又以何種方式和手段來消除威脅，最終達到戰略目標，還是留下了思考余地。在現階段，構筑更為明確的中國國際戰略，核心問題在于確定各項國家利益之間的內在關系，統籌協調各個相關政策部門的不同視角。

　　新時期中國國家利益的多元化、復雜化，決定了中國的國際戰略視角面臨著一個重大的轉折。既然“外事工作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么同中國經濟建設有關的利益、事務，同中國經濟關系最密切的國家，理應處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同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就沒有可能再明顯地劃分“敵我友”。在當前對外關系中，“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的提法固然十分周全，但“關鍵”、“首要”與“基礎”是一種什么樣的內在關系，總不如毛澤東當年劃分“敵我友”那般分明，更何況“大國”、“周邊”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還是部分重合的。

　　國家利益的多重性，決定了以國家關系為主軸的國際戰略，將逐漸轉軌到以經貿、能源、生態環境、國際安全等功能性問題為主軸的國際戰略。也就是說，“哪個國家最重要”，取決于“哪項利益最重要”和“哪項任務最緊迫”。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這些問題有不同的解讀。例如，在經貿、金融領域，美國、日本和歐盟對中國的重要性超過其他國家；在政治軍事合作領域和能源問題上，俄羅斯更為重要；在邊境安全方面，一些周邊國家當然是“首要”。

　　中共十七大進一步確定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強調人同自然的和諧，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意味著中國發展戰略的側重點和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需要進一步調整。這種調整，同全球化潮流下國際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社會公正問題的關注加強是相一致的。

關于加強國際戰略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個國家的國際戰略構筑，同專家學者的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和國際政治理論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國際戰略作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只能由政府來集中制訂和實施，一個時期內只能有一項主導性的戰略。戰略研究和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則是百花齊放的，其成果可以成為政府制訂國際戰略的參考。一個國家的國際戰略研究不發達，戰略思維不厚重，其國際戰略的基礎就不扎實，且容易犯戰略錯誤。

　　如果說中國國際戰略正在轉軌的過程中，那么國際戰略研究也應當有某種方向性的調整。正像中央外辦副主任裘援平博士指出的那樣，在國際戰略的課題研究上，應當“盡可能以國家對外應該怎么做而不僅是怎么說為重點，回答一個快速興起國家的國際戰略應該回答的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當前的國際戰略服務于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經濟建設。這一中心目標確定下來之后，下一步應當是審視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障礙是什么，威脅來自哪里，而又如何克服障礙，戰勝威脅。需要研究行動方案，計算成本和代價。顯然，不能把實現中心目標的主要障礙設定為某個或某些國家，也不能把手段和方案設定為單純地改善國家關系。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是戰略方向和對外宣示，推進建設和諧世界是一種理想，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項可以操作的國際戰略。

　　我們當然能夠從軍事戰略中學習借鑒到很多理論和方法，但如果談到服務于中國國際戰略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當務之急似乎是加強對外經濟戰略、能源戰略、環保政策等功能性問題研究領域，是把傳統的國家關系研究同越來越緊迫的功能性問題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

　　研究中國國際戰略的價值觀基礎，不能停留在國際關系準則的基礎上。強調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可持續發展，將使中國的國際戰略目標與核心價值觀更加具有普世意義和道德高度。和平共處和互利共贏畢竟只是國家之間如何和平地分享利益的問題。將可持續發展戰略融入和諧世界理念，才可以超越國與國之間關系準則的高度，在維護本國核心利益的同時，與“全球治理”的觀念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找到更多相通之處。

從美國大戰略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研究國際戰略的國內專家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眼光投向冷戰以來的美國大戰略，以為他山之石。毫無疑問，冷戰以來幾個階段的美國大戰略都比較鮮明、完整，維護了美國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地位；美國的國際戰略研究水平，無論從其成果的數量、質量看，還是從其研究人員同決策部門的互動看，都居于世界各國之首。因此，從美國的戰略研究中借鑒理論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中美兩國的國情和戰略目標迥然不同，使這種借鑒必然有其限度。本文更想強調的，是如何從美國戰略的缺陷和錯誤中吸取教訓。

　　首先，今天中國的國際戰略不需要像美國的大戰略那樣預設敵國。冷戰時期美國大戰略的中心內容是以蘇聯為主要敵手的遏制戰略，9·11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中心內容是以伊斯蘭激進勢力為主要敵手的反恐戰略。這兩項戰略都是敵友分明，目標和手段明確，具有相當的可操作性。遏制戰略達到了目標（盡管其過程和結果包含許多可以深入探討的內容），但是也付出了越南戰爭和朝鮮戰爭等沉重代價。目前的反恐戰略，特別是先發制人地發動伊拉克戰爭，已經嚴重地消耗了美國實力，損害了它的國際形象。

　　美國有深厚的戰略思維，強大的戰略研究隊伍，近年來卻因何會犯下如此難以挽回的戰略錯誤呢？我認為，最值得反思的應當是美國大戰略目標的失當，而不是一般政策和策略的失誤。在世界其他大國都沒有確定主要敵手的新世紀，美國卻把戰略目標指向一個無法消滅（甚至無法明確界定）的敵人，其動機和原因值得深究。難以否認的一個動機，是一些美國戰略家認為美國需要一個敵人，以維護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國家特性。如果我們的國際戰略借鑒的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結果將是違背時代潮流，造成國家災難。

　　其實，從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里，也就是老布什和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是沒有確定的戰略敵人的。美國發動的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都引起過爭議，但其目標的有限決定了其消極后果的有限。克林頓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被界定為“接觸與擴展戰略”，確定了經濟、安全、人權的全球戰略“三大支柱”。在這12年中，美國享受了“和平紅利”、高速經濟增長、信息革命的成果，鞏固了原有聯盟，霸權地位得到加強。這一歷史事實證明，不確定戰略敵手的戰略也許更符合冷戰后美國的長遠利益。

　　其次，美國大戰略是以美國倡導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基礎的。從某種角度看，這是美國的一種戰略優勢、戰略資源；但認定美國價值觀便是普適價值，用它來判斷國際事務和他國內部事務的是非曲直，也經常把美國戰略引入歧途。我們在國際戰略研究中，需要吸取美國的教訓，防止將本國的經驗和價值評判標準視為普遍適用的標準。比如，中國現在把發展經濟作為第一要務，其他許多國家卻有別的優先次序。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應當是世界之福，國外有些人士（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一些人士）卻有別的看法，他們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別有用心，而是持有其他價值標準。我們認為，維護國家統一、防止分裂是高于一切的核心國家利益，這在中國是天經地義、無可辯駁的。但是，現在世界上主權國家的數量比二戰結束時增加了幾倍，其中不少新國家是從原來主權國家中分離出來的，比如孟加拉國原來是東巴基斯坦，東帝汶是從印尼主權下獨立的，現在的獨聯體國家更不消說。因此，不區分具體情況地說其他國家的統一必定好于分裂，也是值得斟酌的。

　　在美國大戰略的謀劃與執行中，我認為更值得借鑒的不是戰略本身的內容，而是它如何把總體戰略目標轉變為具體的操作過程，協調各方利益和各個政府部門，特別是調動社會力量，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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