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2007-10-25 13:53:33
　　農村人均收入在上世紀80年代每年增長超過10%。西方經濟學家可能將中國貧困減少的功勞歸于直接外來投資和全球化。但是，真正的功勞是農村改革。

　　英國《金融時報》10月22日發表文章，題目是“中國奇跡的根源”。文章說，中國的成功或者失敗不是取決于北京或者上海修建了多少摩天大樓，而是取決于它廣闊農村的經濟成就。文章摘要如下。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在安徽，真正的中國奇跡開始了。在1978年12月，小崗村的18戶居民作出了一個秘密的決定，將他們的農業產出私有化。這項試驗，后來成為被熟知的家庭聯產責任制，在一年之后被安徽90%的村莊采用，幾年之后，全國都采用了這種制度。

　　結果是，農村人均收入在上世紀80年代每年增長超過10%。西方經濟學家可能將中國貧困減少的功勞歸于直接外來投資和全球化。但是，真正的功勞是農村改革。中國貧困減少的大部分都來自上世紀80年代的前五年。同樣是在那個時期，收入分配改善了。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尊重農民的意愿和行動。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群眾智慧成功故事的經典范例。市場經濟的核心便是經濟上的民主。

　　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背離了這些遵循市場的政策。在那一時期，為了支持城市的工業發展，中國農村極度缺乏金融資源。城市政策歧視性的影響非常巨大。農村收入增長從上世紀80年代的年均兩位數增長大幅降低到90年代的每年大約4%。但最近幾年來，農村收入年均增加到6%。

　　中國的成功或者失敗不是取決于北京或者上海修建了多少摩天大樓，而是取決于它廣闊農村的經濟成就。如果農村收入得不到改善，如果農民被迫為他們的醫療和教育支出把錢都存起來，國內消費將不會增長。如果農村土地權利得不到保障，如果中國的金融系統無法為經濟中最有活力的力量——創新的農村企業家服務，中國將不會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

　　如果說中國高科技的未來依靠它的農村，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如果你相信市場原則就不會這樣認為了。中國農村低技術商業的成功將迫使城市的公司創新產品和技術來保持它們的競爭優勢。90年代農村的停滯使數千萬的農民到城市尋找工作。城市的公司從未缺少勞動力，城市里涌入了大量迫切尋找工作的人。所有理智的企業擁有者和經理都在這種情況下作出了類似的決定——他們青睞勞動密集型企業，但是研發卻大大落后。

　　還有其它長期的代價，包括這些農村打工者的孩子未能受到良好教育。由于90年代大量的政策失誤，中國可能產生另一代未受教育的人口。

　　中國在未來的成功取決于中國多快、多完全地回到80年代的模式。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47625.html　
 作者： 蔡厲   原創   2006-11-02 10:36 
【“全要素低成本”才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根源】

    很多人在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時，總會相當程度地將其歸功于中國因低工資而造成的低勞動成本。也有人將此作為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主要“競爭優勢”，甚至“核心競爭力”。實際上，除了勞動之外，土地、資本這另外兩個基礎生產要素的價格，在以往和當前的行政管理體制中更是驚人的低廉。如果將知識產權也看成一個生產要素，那么它們在中國的價格大家也是有目共睹?？梢赃@么說，中國的生產要素是整體價格低廉，我們不妨稱之為“全要素低成本”。從經濟因素視角看，“全要素低成本”才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根源。
    下面主要討論勞動之外的要素價格低廉。
    日前，在探究中國財富分配不公的原因時，財政部財政科所副所長劉尚希指出，“從現有社會產權結構來看，公共產權實際上居于主導地位，這是由我國憲法所決定的。憲法規定：城鎮土地、森林、河流、礦藏等構成國民財富基本內容的資源，都是國家財產，屬于公共產權。但問題是，由于一向受西方產權理論的影響，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國企改制上，改制的方式也主要是股份化和拍賣，并產生了大量的‘流失’現象。至于國有企業之外的其他公共產權，則長期處于無序狀態，各地方、各部門都有權對土地、礦藏等公共產權進行處置，致使大量公共產權收入在無序中被瓜分。國有資產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流失，還是一個相對較為顯性的問題，而土地、礦藏等公共資源的流失則要隱蔽得多，通常被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所掩蓋。”
    而社科院金融實驗室執行主任劉煜輝在解釋在外匯資源配制機制將在中國失效時也提到，“包括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資源要素，市場化程度很低，此外還有土地、稅收、市場準入等各種花樣翻新的優惠行政政策，而這些因素又往往是當下銀行最值得信賴的抵押物和政治擔保。故此，政府實際上也就掌握了對地區金融資源的配置權。在現行政績考核體制的驅動下，大量資源必然是向資本密集型、高能耗、高產值的重化工業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業傾斜。勞動力價格是偏低的，資本的價格（也就是利率）也是被管制的，土地原來是不要錢的，后來批租土地也有各種各樣的行政優惠，所以土地價格也是偏低的。”
    從兩位劉先生所指出的事實，可以看出，中國的包括土地在內的自然資源要素以及包括信貸、政府信用等在內的金融要素，由于沒有納入市場體系，也就沒有貨幣化的價值。不包括金融資源，光是自然資源，有人曾估計大約價值100萬億元。而這些大量的資源卻實際上為各級政府所掌管。為了“招商引資”，這些相互“自由競爭”府單位往往可以以任意價格交由投資方使用，甚至無償使用。當然，其中也滋生大量不正當交易，但無論如何，這些資源在參與生產過程中的價格都是被嚴重低估。
    反映到生產結果上，就是中國商品價格出奇的低廉。而這些資源的價格低廉比低工資對此的貢獻要大的多。
    也就是說，“全要素低成本”創造了驅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一方面，它可以產生空間很大的“經濟租”而吸引投資，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幫助企業采取低價戰略，使自己的產品擁有很大的市場。而當國內大部分人因收入過低連價格低廉的商品也消費不起時，這些廉價商品當然地流向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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