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 改造人心的政治——“農家女”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評估

　　吳 飛　2005年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現回北京大學宗教學系任教。著有《麥芒上的圣言：一個鄉村天主教群體的生活和信仰》（香港：道風書社，2001）。研究中國自殺問題的英文專著 Elegy for Luck: Suicide in a County of North China，將在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福殤：華北某縣自殺研究》將于今年在國內出版。

　　一、引言

　　受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謝麗華秘書長的委托，我負責評估農家女的自殺干預項目。農家女的自殺研究與干預項目是1996年開始的。在此之前，謝麗華秘書長在工作中漸漸意識到，自殺是農村婦女中經常發生的問題，于是，開始在《農家女》雜志（前身為《農家女百事通》）上開設"他們為什么走上輕生之路"的專欄，傾聽有自殺未遂經歷或自殺傾向的農村婦女的心聲，派人到全國各地蹲點研究，并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報告》一書。到了2002年，農家女的自殺項目已有六年的基礎，開始成立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開始系統的自殺干預與預防工作。

　　2005年2月26日至3月12日，我與農家女的許容和唐茂珍一起，到河北省的正定、青龍、海興三縣成立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的村莊作評估考察。在這三個縣，我們一共發放500份調查問卷，收回492份，其中女性407份，男性85份；這當中除了已經成立了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的六個村子外，還有一個沒有成立支持小組的村子（青龍縣花果山村）的問卷37份，包括男性22份，女性15份。此外，我們和有過自殺未遂經歷的村民、各個村莊的一般村民、縣鄉村各級干部，都作了比較深入的訪談。對比我在孟陬縣（化名）所作同一主題的田野研究時所看到的情況 ，我認為，農家女的實踐工作非常深入細致，在一些地方已經結合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結構，帶來了可觀的影響和變化；而且這一獨一無二的項目有著深遠的意義。

　　二、當前中國的自殺問題及其背后的理論困境

　　在以費力鵬教授為首的回龍觀醫院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國近年的自殺率之后， 中國的自殺問題，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海內外媒體，國內各個社會政府部門的重視。從謝麗華在《農家女》上開設關于專門的欄目以來，人們也逐漸把自殺當成了一個有解決可能的問題。現在，說自殺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恐怕已經不會引起什么疑義了。但是，究竟如何來理解中國自殺現象背后的意義？要在哪些方面采取相關措施，才能預防和降低中國的自殺率？或者更一般性地講，自殺問題除了引起人們關心自殺本身之外，還在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哪方面提出了更重要的問題？對這些，現在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自殺究竟是不是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問題？中國人的自殺究竟是不是精神疾病引起的？女性自殺率偏高是不是意味著現代以來的性別和家庭革命尚未完成？這些問題仍然有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回答。

　　且不管人們如何理解這些問題，至少有兩點是沒有疑問的。第一，這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自殺當作一個問題來認真看待；第二，中國的自殺現象的獨特性，對傳統社會學和精神醫學中的自殺研究范式都提出了有力的挑戰。而這兩點也就意味著，中國人在理解和面對自殺現象的時候，不能套用任何既有的模式。一方面，中國歷史上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套應對自殺問題的路數；另一方面，脫胎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自殺學同樣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因此，當項目官員許容剛剛接手農家女的這個項目時，她覺得“一點頭緒也沒有，一切都要從頭做起，要在實踐中創造出一套適合農村社區建設的工作摸式，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我們在項目評估中發現，在沒有成立健康支持小組的花果山村，有35.14%的人認為，自殺完全是個人的事，別人的干預沒有用；在成立了健康支持小組的村莊，還有20.44%的人同意這樣的說法。其實，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法并不僅僅在于思想是否開放、是否見過世面，而更在于，干預自殺，本來就沒有成為現代中國政治治理的題中之義。

　　我在我的研究中發現，在一個普通的地方政府，干預自殺的任務不能歸給任何一個既有的政府部門。公安機關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只處理謀殺，不處理自殺；醫院，包括精神病醫院，只負責一般意義的治療，而不管人們為什么自殺，也不管怎樣干預和預防自殺。這兩個機關是最可能和自殺發生關系的機關，但沒有一個對自殺負有責任。我們并不能因此而責備這些機構瀆職；這些機構不管自殺，并不是因為它們不負責任，而恰恰是因為它們忠于職守，做到了“行不出其位”。而且，一個地方的自殺率有多高，看上去也不會影響這個地方的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這些衡量政績的基本標準。這樣看起來，自殺完全無關國家和社會，都是純粹私人的事，政府和社會團體完全應該順其自然。不僅政府沒有干預的動力，而且本人也不愿意被干預。

　　在健康支持小組成立之初，農家女就遇到了很多這樣的問題。本來，有些地方官員滿心想把項目拉到自己的地方，原指望可以引來投資和發展，誰知道卻弄來這么個燙手的山芋。在項目開展起來以后，很多地方官擔心項目會不必要地暴露自己治下的陰暗面。在青龍縣的一個村，村干部和村民聽說項目是以自殺為主題的，就非常不客氣地把許容拒之門外。而在項目開展開來以后，也有些村民不歡迎項目干預自己的私事；有些人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培訓，結果反而因此引來了人們的指指點點，使自己在村里抬不起頭來。

　　我們或許會抱怨，這些政府官員和村民思想太守舊，太不開化了。但仔細想想，問題并不這么簡單。其實恰恰是他們太不守舊了，所以才很實際地關心本地的經濟發展，所以才自覺地捍衛自己的私人空間，所以才有強烈的隱私意識。政治的經濟化和私人的獨立空間，恰恰是現代社會的標志。如果現在的哪個地方官員不管自己的經濟發展，人們不關心自己的隱私，那才奇怪呢。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正是因為人們的思想已經相當現代化了，所以項目才會遇到這么多的困難。因此，如果指望人們會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而自然變得更歡迎這樣的項目，那完全是不現實的夢想。如果中國社會像現在這樣變得越來越現代，農家女的項目只可能越來越不受歡迎；要開展這樣的項目，不能靠社會的恩賜，只能靠自己創造出活動的空間。

　　不過，話又說回來，雖說農家女項目所遇到的都是現代社會的必然處境，但直接面對自殺問題，卻也是很多現代國家一開始就提出的課題。早在十六世紀的都鐸王朝時期，英國就已經每周統計自殺率了；而對自殺問題的最早理論論述，也出現在十七世紀初期的英國。 其實，從中世紀末期開始，自殺問題就成了歐洲各個國家法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和他們相比，中國對自殺現象的關注和思考，已經是太晚了。

　　但我們畢竟和西方國家不同，我們沒有一個像基督教的自殺禁忌那樣嚴厲的文化傳統，把自殺從一開始就規定為無法獲得赦免的大罪。因此，當中國面對突然發現的自殺率的時候，頗有些茫然若失和不知所措。不僅自殺的概念和定義不那么簡單和直接，而且自殺究竟是怎樣一種社會問題，在我們這里也變得含糊不清了。

　　如果不清楚自殺是怎樣一種問題，當然也就不知道從哪里下手來干預自殺；而要是能成功地干預自殺，當然也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自殺問題究竟意義何在。我想，這正是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的第一個重要意義。正是小組的活動使我們明白了，自殺究竟在什么意義上成了中國的社會問題。

　　三、針對人心的社會組織

　　這個小組名字叫“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但是它并不是簡單的醫學或健康機構，此處的"健康"必須更廣義地來理解。農家女機構把項目的內容稱之為“心理健康”，但所謂的"心理健康"也不是精神醫學意義上的健康，而是靈魂或者說心靈的健康。因此，身體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識普及，只是這個小組活動內容中相當有限的一部分。

　　小組本來是為自殺而來的，但之所以不能把小組稱為“自殺干預小組”之類，不僅是因為那樣的名字太刺激，而且，如果把項目的內容一開始就定位為勸阻人們自殺，則是本末倒置，根本不會起到實質的效果。因此，探討怎樣才能干預自殺，就是探討自殺是怎樣的社會問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沒有像西方人那樣通過懲罰自殺者的尸體來減少自殺，也沒有通過醫學手段來治理人們的生命， 而是要通過提高心理健康來預防自殺。小組中開展的活動看似簡單，但目的是為了讓人們能進行健康的學習、娛樂、交流活動，把農民們從麻將桌上拉走，從各自為政變為相互促進，取代在很多地方已經癱瘓了的鄉村政府的組織職能，文藝活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享受，而且還以各種方式勸善，強化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倫理道德。

　　看上去，“農家女”這個組織有著強烈的女性主義色彩。但是，健康支持小組的目的并不是延續一個世紀以來的性別革命和家庭革命。謝麗華主編的《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報告》是農家女自殺干預的第一個成果，也是當代中國第一本有影響力的自殺研究。書中所展示出的自殺的復雜性早已超出了一般女性主義的思考范圍 。其中所歸納的自殺的深層原因（文化謬種、教育滯后、組織缺損、道德廢弛、經濟壓力）都告訴我們，要解決自殺問題，必須在根本上重建鄉土中國。

　　基于對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問題的研究，謝麗華深切感覺到，自殺已到了非干預不可的時候了，她根據中國農村的現狀和從國外學習的先進經驗，認為應當在農村成立一個婦女自己的組織，解決自己的事情，補充現有社會支持網絡體系的缺失，并且認為這個組織就叫“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最好。

　　在接觸了一些自殺未遂者和自殺者家屬之后，項目官員許容也切身感受到，如果片面站在自殺者一方，過于強調為婦女爭取權力，不僅不會給婦女們帶來幸福，而且還會激化原有的家庭矛盾，把事情弄得更糟。面對主要由家庭矛盾造成的中國式自殺，真正能解決家庭矛盾和糾紛的，并不是簡單地幫助弱者進行革命和反抗，而是想辦法維護家庭的和諧。在我看來，這一點正是中國自殺問題的要害。而健康支持小組這樣的定位完全改變了現代中國社會運動的革命和暴力色彩。“健康支持小組”不是要推翻某種社會制度，不是要建立某種社會秩序，也不是要扶持某個階級或某個群體，當然也不是直接幫助人們致富，而是以社會組織的方式干預人們的心靈，要幫助人們過好日子。用一個社會組織來提升心理健康和幫助人們過好日子，這就是農家女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解決自殺問題的獨特途徑，也是這個項目對現代中國的最大意義。

　　建國以來，中國不是有過很多的社會組織和運動，并且采取過各種方法來改變人們的思想和意識嗎？這些組織和運動不都是旨在提高人民的幸福，從而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嗎？為什么說農家女的項目同這些組織和運動不同呢？

　　說自殺干預項目與這些運動不同，并不僅僅是因為這個項目就比從前的運動和革命更加成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而是說，這個項目在中國社會中的定位是前所未有的。現代中國確實有過不少改變人們靈魂的組織，甚至可以說，這些組織構成了現代中國歷史相當核心的一部分。但是，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機關，還是自下而上的民間組織，大多是事本主義的，要么是為了完成某種革命而改變人的思想，要么是幫助人們獲得外在的利益。沒有一次運動或一個組織是直接針對人的心靈本身的，好像在傳統禮教被廢除后，人的精神和心靈就完全成了私人的事，社會政治只有在利用人們的思想時，才會來改變人們的觀念，而不為人心本身負責。于是，主流政治面對無數的政治與社會努力所催動的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一方面志得意滿，一方面又茫然若失。現代中國政治，似乎已經沒有力量面對那干澀而饑渴的心靈，不能理直氣壯地照管那厭足卻麻木的眼睛。“衣食足而知禮節”這句古訓，在現代中國完全成了空話。但是，社會規律并沒有因為人們的忘記而停止作用。這些無根的心靈要么迅速被各種各樣的宗教占領，要么漫無目的地跳脫放浪，時不時撞進自殺的深淵。

　　任何仔細考察了中國農村的自殺現象的人都會發現，自殺根本不是運動或革命能解決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像防非典那樣全民防自殺，也不能領導可能自殺的人去消滅迫使他們自殺的那些親人。自殺不是一般所理解的疾病，而涉及到人的尊嚴和權利；自殺往往牽連到很多沖突，但這些沖突卻又往往和情感糾纏在一起。面對常常導致自殺的爭吵，干預者不可能幫助其中一方去吵，也不可能禁止他們吵，甚至常常無法責怪爭吵中的任何一方。事實是清官難斷家務事，但要解決自殺問題，這個家務事卻又必須得碰。農家女項目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讓社會努力在家庭中起作用；而要在家庭中起作用，其實在根本上是關照人心。農家女的“清官”，不僅切切實實要斷家務事，而且還要整齊人心。面對如此細致的問題，任何革命和運動都顯得過于粗暴和不恰當了。

　　說到底，農家女的自殺項目所要做的，是平民的教育。但對農民的教育并不是課堂和書本上的專業培訓，而是靈魂與道德的凈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提升。這種教育比學校中的教育要復雜得多、難得多，在更根本的意義上是一種政治。從這個方面來講，謝麗華主持十年的農家女自殺干預項目從精神上與梁漱溟和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一脈相承。

　　農村婦女健康支持小組的活動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第一，農家女為每個小組提供少量資金（每年一千元）作為啟動經費，并贈給每個小組電視機、DVD機、光盤，為開展活動的必需品。第二，小組大多成立文藝隊，或是與村里原有的娛樂形式相結合，用歌舞文藝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促進村民的身心健康。第三，農家女贈給各村各種書籍，讓各個小組成立小型圖書館，小組成員定期讀書學知識。第四，小組組織農村婦女談心，幫助解決生活中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五，協助村委會修橋補路，開展一些有意鄉里的公益活動。第六，組織各個小組之間相互參觀，并且到農村工作搞得好的外地參觀學習。第七，不定期地請各方面的相關專家來村莊，為小組講課。

　　除了各個小組的活動外，農家女還在北京舉辦了四期培訓班。一方面，這個培訓班可以把有自殺未遂經歷的農村婦女集中起來，經過各方面專家的培訓，和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起到強化作用。另一方面，培訓班可以培養干預自殺的種子，在成立小組的村子提高工作質量，在沒有成立小組的村子推廣經驗。事實證明，四期培訓班都受到了非常明顯的效果。有些婦女在村莊的小組活動中很難轉變，但是經過幾天的培訓就發生了巨大變化，甚至成為支持小組的骨干。

　　四、深入地方政治結構

　　農家女項目這樣的特點和性質，也決定了它的運作方式從一開始就要深深嵌入到各地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當中。各地具體的權力關系、文化網絡、人員的能力，甚至家族結構，都和農家女項目的開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農家女開展活動之前，鄉村一級的婦聯組織基本上是計劃生育的執行機構，在各地的政治結構中處于邊緣地位，多數也很難起到和睦鄉里、組織婦女的作用。農家女要開展婦女健康項目，必須借助婦聯組織進入。因此不管通過什么方式推選，多數項目點的村婦代會主任自然成為健康小組的組長，因此是否有一個熱心、能干，并且得到上下支持的婦聯主任很重要。在少數村子，由于婦代會不健全，婦女推出了能干的普通婦女當了小組長，但工作起來就不免遇到一些阻力。而縣一級婦聯主席的合作也非常重要。地方政府官員千差萬別，各地婦聯狀況也千差萬別。多年和基層婦聯打交道，“農家女”深有體會。有的婦聯（其實主要是一把手）只關心上級政府的任務，不很少深入鄉村，因此對農家女在村一級實實在在的活動不感興趣；有的縣的婦聯主席一心想拉項目，完成招商引資指標，對于沒有經濟利益的農家女項目沒有興趣；有的縣的婦聯主席多年和"農家女"打交道，比較了解NGO的工作理念，工作起來配合默契；有的縣在婦聯之外創辦了較好的民間組織，為項目執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開展項目的三個縣里，青龍縣具有優越的政治條件，因為青龍縣前婦聯主席許鳳琴創辦的青龍縣農家女健康促進會，在最基層的農民當中，有很好的信譽，為農家女的活動打下了扎實的基礎。"農家女"項目官員根本不需要打通縣政府里的各個環節，就可以直接下到村里。許鳳琴會長在東蒿村物色到了杰出的婦聯主任李桂民。雖然李桂民未能獲得村委會的全力支持，但是她已經把活動開展得非常紅火。在收回的調查問卷中，100%的人們知道健康小組，84.61%的人經常參加小組的活動，100%的人讀過《農家女》雜志，并且人們都清楚小組干預自殺的目的，希望能開展更多活動。在青龍縣的另外一個村三十六磙子，村長和支書剛剛帶著村民擺脫貧窮，也大力支持健康小組的活動。但是，這個村的婦聯主任卻并不關心小組，所以小組的活動無法像東蒿村那樣廣泛開展。在這個村，只有59%的人知道健康支持小組，參加活動的人就更少，對于健康支持小組是做什么的，村民們的回答五花八門，很少人把它和自殺聯系起來。健康支持小組還是有些成員熱情很高，大家都希望下一屆婦聯主任能把小組的活動開展起來。

　　在海興縣，婦聯主席寇艷春極力把項目拉到了自己縣里，縣里分管婦聯的杜書記也非常支持小組的活動。每次下鄉，寇主席都全程陪同。在張王文村，村里政治斗爭復雜，前任村委會有積怨，不久前迫于壓力而改組，村里一度陷入沒有村委會的癱瘓狀態。剛剛上任的村支書和村長對小組活動都十分支持，但是婦聯主任仍然是舊班子里的成員，本來對小組也有一些熱情，但現在已經不再參與小組的活動。男女村民都有對小組的自發熱情，村長的參與程度都大大超過了婦聯主任。知道健康支持小組、經常參加活動的，和讀《農家女》雜志的都達到了100%。后程村的支書本來非常支持小組，但是由于小組沒能帶來經濟利益，很快就不再過問小組的事了；這個村子的村委會不健全，根本就沒有婦聯主任。小組長張金霞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和熱情把小組支撐了起來。雖然張金霞很能干，但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她家中的困難使小組的號召力也打了折扣。在這個村，也有100%的人知道小組和讀《農家女》雜志，有77.05%的人經常參加活動。

　　在正定縣，正當干預項目開展了大半年的當口，縣婦聯主席人事變更，新上任的婦聯主席對項目要有一個熟悉的過程。但上曲陽村的健康支持小組是所有小組中發展最好的一個，這得益于該村婦聯主任康計榮的能干，以及天時、地利、人和的各方因素，她在上曲陽村土生土長，在村里人緣極好，而且家庭經濟狀況也是村里比較好的，健康支持小組得到兩委的大力支持，小組在村委會里有一間很大的活動室。村民對小組活動的參與熱情極其高漲。在我們分發問卷期間，村民們都爭先恐后地來搶，形成了我們在別處都無法見到的局面。知道健康支持小組的人和讀《農家女》的人都達到了100%。在146份回收到的問卷中，有83.40%的人積極參與，雖然比率不如東蒿村，但絕對人數大大超過了東蒿村。正定縣的另外一個項目點本來設在西叩村，而且西叩村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已經頗有規模。但是，由于西叩村的婦聯主任在換屆選舉中落選了，新的婦聯主任對農家女項目不熟悉，沒有太大興趣，項目只好換到了城楊莊。評估期間我們得知，在2005年正月一個月的時間里，西叩連續發生三起自殺事件，三位婦女喝藥身亡，這究竟是不是偶然，現已來不及考證，但聽那里的村民說，小組撤了之后，文藝隊一次都沒活動過。城楊莊的婦聯主任劉小征本來非常能干，但是因為突然中風，無法理事。健康支持小組的事務，完全靠小組其他成員支撐，效果明顯下降。另外，該村的村主任因貪污而收審，也給城楊莊的工作帶來了不便。雖然如此，該村知道小組、參加活動、讀《農家女》的人數還是都達到了被調查人的100%。

　　這幾個村子彼此之間都不一樣。活動開展有的成功些，有的弱些，但是沒有一個是一開始就一帆風順的，而是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難，有些困難現在已經克服，有些困難仍然有待克服。這些問題并不意味著項目開展中的問題，反而恰恰證明項目已經深刻地進入了人們的政治生活，與每個地區復雜的權力結構發生了關系。如果不和這些具體問題近身交手，自殺預防也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

　　表一 開展健康支持小組的各村情況

村名 小組長 是否婦聯主任 村委會情況 小組長個人情況 小組活動

上曲陽 康計榮 是 非常支持 富裕，有威望，有能力 開展很好

西扣 賈明秀 原來是，后被選下 原來比較支持 有一定威望，有能力 被選下后，小組癱瘓

城揚莊 劉小征 是 本來支持，但村主任現被收審 有威望，有能力，中風恢復期 活動很少

東蒿村 李桂民 是 不很支持，但鄉政府支持 有威望、有能力，家里比較富裕 開展很好

三十六磙子 龔艷榮 是 非常支持 不做工作 活動很少

張王文 孫秀敏 不是，另有婦聯主任不管 新上任的村委會支持 有熱情，有顧慮 有一些活動

后程 張金霞 不是 剛開始支持 有能力，有威望，但家里困難 存在困難，但活動不少

　　五、在情感和沖突之間

　　自殺之所以成為現代社會中一個備受爭論的問題，是因為它涉及到人生的善惡之間的根本悖謬。自殺者往往是因為對于某種德性過于執著率爾輕生。于是，幾個世紀以來的自殺學家都對究竟是應該因為自殺者的不智譴責他們，還是因為他們的美德贊美他們，而爭論不清 。我在我的論文中也強調，中國的自殺者同樣常常處在愛與怨的矛盾之中。家庭矛盾之所以常常導致人賭氣自殺，并不僅是因為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怨恨，而恰恰是因為他們之間有感情，有強烈的相互依賴和預期。這種情感依賴與矛盾沖突交織在一起，常常會引起自殺。在農家女的項目點，很多村民也對我說的，如果不是在乎對方，并且也知道對方在乎自己，誰也不會賭氣喝藥。在所調查的村民中，40.43%的人認為，家庭糾紛是自殺的主要原因，在家庭中的各對矛盾中，71.62%認為夫妻矛盾最容易導致自殺。而夫妻之間，往往是情感和沖突最容易交織在一起的一對關系。

　　正是因為這個根本的悖謬，我們無法一味地同情自殺者，也不能只譴責自殺者家中別的成員。自殺干預的基本出發點，是要幫助自殺者和他們的家人共同過上好日子，而不是幫助他們打倒自己的親人。因為這一點，農家女的工作就需要做到下面這幾個方面。

　　第一，如前所述，不能一味勸止別人自殺，而要整體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家庭和諧。第二，農家女并不是為農村婦女提供某種依賴或外援，而是幫助他們理解生活的道理，使他們能更加獨立地過上好日子。第三，僅僅婦女參加，其實起不到支持婦女健康的作用，因為每個家庭的和睦都不是婦女單方面能辦到的。因此必須盡量爭取男性的理解、配合，甚至參加活動。

　　正是因為做到了這幾點，健康支持小組改變了很多家庭的面貌。

　　比如在上曲陽，華英 和她丈夫靠經營木器廠而致富。但是在富裕起來以后，丈夫就在縣城里包了一個情人，還和她生了一個女兒。華英為此非常痛苦，幾次想自殺。在健康支持小組成立以后，華英找小組的康計榮談過幾次，希望得到幫助。康計榮無法勸華英離婚，也沒有辦法改變他們家的狀況。在兩年前康計榮和我談起這事的時候，她根本沒有什么信心，覺得華英夫婦早晚會離婚。后來華英積極參加小組活動，還到北京參加了培訓。隨著她的信心日益增長，她也逐漸說服丈夫，讓他和那個情人斷了關系。兩個人把木器廠包了出去，重新開始做生意，一年的時間完全改變了精神狀態。據上曲陽的小組成員們說，健康支持小組在村里營造出一個積極向上的氣氛，使很多人從此不再賭博，也使很多人增加了生活的信心。尤其是小組的文藝隊的演出，借助藝術的形式宣揚孝敬、諷刺外遇，造成了相當有效的懲惡揚善的語境。應當說，他們表演的小品《東哥和巧巧》直接帶來了華英丈夫的改變。在健康小組成立以前，經常會有自殺的事情發生；但這兩年一直沒有。雖然說這里面可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但從中多少還是能看出小組的效果。

　　在城楊莊，一個媳婦瓊芳因為和丈夫賭氣而自殺，留下了一兒一女兩個孩子。當村里剛剛成立小組的時候，許容老師到瓊芳家里，發現家中一片凌亂，瓊芳的丈夫在外打工，滿頭白發的婆婆照顧孫子孫女，滿面愁容，屋子里也凌亂不堪，一看就沒有什么生活的希望。于是，健康支持小組邀請他們參加活動，還不時幫助他們，逐漸改變了老人的心態。半年多后，老人的精神狀態發生了變化，屋子也整潔了許多，好像日子從此就有了盼頭。

　　東蒿村的愁予也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她結婚之后總是和丈夫吵架拌嘴，一不順心就對丈夫有各種抱怨，還經常以喝藥威脅丈夫，家里的日子過得很不好。后來村里成立了健康支持小組，她一點也不積極。小組長李桂民知道她有自殺傾向，就讓她到北京農家女學校參加學習。愁予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完全是被強拉到北京的。在培訓班的課堂上，她一點也聽不進去，每次都低著頭坐在角落里，一言不發。一直到培訓班即將結束的時候，她才漸漸把許容老師的話聽了進去，主動找許老師深談幾次，回家后就徹底變了個樣子。她換個角度思考，認識到丈夫對自己其實是很好的，以前的很多爭吵是自己造成的。他和丈夫一起承包了一個廢品收購站，干得非常起勁，很快就紅火起來。2005年春節，她沒有起床就給許容打電話拜年，因為這是她在結婚后過的第一個沒有吵架的春節。

　　后程村的瑤華有過很復雜的經歷。她現在的丈夫和她談戀愛時已是有婦之夫，他的前妻因為他和瑤華之間的感情離他而去。瑤華給他家帶來了很大傷害，于是再沒有什么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嫁了進來。由于瑤華的這段經歷人們都知道了，婆家人對她很不好，就是村里的人也總是對她指指點點。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態中，瑤華對生活一點興趣也沒有，完全陷入了自暴自棄的境地。在她和公公婆婆發生沖突的時候，丈夫總是幫助父母。有一次，就是在丈夫因瑤華和公公拌嘴而打她的時候，她喝下了農藥。在健康支持小組成立之初，瑤華對小組的活動一點也不積極。2004年春天，她勉強到北京參加了農家女學校的培訓。在小組最初幾天，瑤華和愁予一樣，心不在焉、一言不發。再加上土里土氣的粗布衣服，完全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村婦。但是在小組的最后一天夜里，許容聽到敲門聲，開門后見到一個苗條的漂亮少婦。許老師仔細一看，原來是瑤華。思想已經發生觸動的瑤華完全改變了自己的形像。她向許老師訴說了自己的經歷，許老師鼓勵她重新找回希望。瑤華回到村里就完全變了一個人，對生活恢復了信心，一切事情都肯認真思考和對待了。夫妻倆的日子也開始越過越好。

　　像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針對不同的情況，“農家女”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策略，對有些人給以物質幫助，對有些人幫助尋找致富門路，對有些人幫助勸說家人，對有些人則鼓勵他們重新做人。但所有這些策略都指向一個目標，就是幫助村民們找到生活中的希望和信心，使人們認真對待自己和別人的過錯與優點，更理性地面對生活中的機會與挫折。每一個自殺事件，哪怕看上去再簡單，背后都有一個復雜得說不清的故事，不僅無法靠批評一個人扭轉局面，而且也很難靠一兩次談話改變人的生活。因此，健康支持小組的作用，不在于針對一人一事的說服和幫助，而在于營造健康向上的生活環境，形成一個能讓人仔細反思的氣氛。所以，在小組成立之初，很多人沒有在村子里發生變化，但是在北京農家女學校的課堂上改變了。這就是因為，學校里有村中的小組尚未形成的氣氛。隨著小組的逐漸發展，有些人只參加村子里的小組的活動就可能發生改變。只有村中小組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的時候，這個自殺干預項目才算收到了切實的成效。說到底，自殺干預并不是讓外人一個一個地去斷家務事，而是讓人們學會解決家庭矛盾的方法，學會在情感和沖突之間找到平衡，從而能夠既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又保護了家庭的和睦；既能一件一件地辦好事情，又能讓日子過得越來越好。

　　六、結論

　　在當前的中國農村，人們經常抱怨，現在的村委會什么也不管。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只有14.02%的人認為，他們有了不可解決的問題還會找村委會。這并不是說，村委會在各個村子里都是癱瘓的。而是說，雖然村委會仍然是村一級政府，但是人們對它失去了信心和親近感。雖然在一些公事上可能還要靠村委會，但是很難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村委會上面。很多人安于各自為政的局面，埋頭干自家的事，只管自己致富就行了。但他們卻逐漸發現，這樣下去，哪怕錢再多，也還難以過上真正的好日子。僅僅依靠自家，其實并不會獲得一家的真正幸福。說到底，人還是社會的動物，沒有一個共同體的支持，只靠自家的努力是不行的。因此，農民們會想出各種辦法來尋找集體。

　　在這樣的情況下，農家女的婦女健康支持小組，成為發展新的農村集體組織的一個范例。在文化傳統上，謝麗華倡導的這種組織直接繼承了宋明以來的鄉約組織和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與平民教育的思路；在機構上，這種組織依托各個村莊的婦聯組織；在理念上，這種組織吸收了現代社會學和精神醫學中關于自殺問題的理論；在經濟上，農家女不靠投入大量資金的辦法來養起幾個典型村來，而是用很少的投入，調動農村婦女的主動性。這幾方面的結合，形成了既不同于傳統，也有異于西方的現代中國自殺干預的新模式。并且，這個項目完全具有推廣的可能性。如果用改造人心的活動來充實各地的婦聯組織的工作，不僅會革除地方政府中的官僚習氣和機構臃腫的毛病，而且會為各地的農村工作帶來一個新的局面，擺脫農村發展的固有模式，使“改造人心”成為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事業。農家女在各地農村的草根式做法，以及在北京開展的全國農村婦女的培訓項目，都證明，這個項目的推廣完全是有益的、可行的，效果可觀的。

　　在村一級成立婦女健康支持小組這個項目到現在已有兩年多，已經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效果。在我們所調查的幾個村子，最近兩年都很少自殺事件的發生。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組織模式，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創造，對于解決當前農村社會中的很多問題，都會為人們帶來很多啟發；對于重塑現代中國的家庭倫理和社會風氣，也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但兩年的時間畢竟還是太短，很難形成一個成熟的組織模式；三個縣的范圍也太窄，很難說明這樣的形勢是否適應整個中國的需要。要是這樣的實驗發揮它可能發揮的更大作用，最重要的，還是把這個項目繼續深入地進行下去和推廣開來。在我看來，農家女自殺干預項目的下一步工作，就應該是繼續推廣、擴大，和深入健康支持小組的活動，更加強調心理健康的提高，并且為全國各地的農村培養更多的種子，讓這樣的工作能普及到更多的農村婦女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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