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2007年文化事件：中國思想知識界的內訌與分裂
 

  作者： 仲達
 

2007年是一個什么年代？當我回顧大半年以來諸多知識人之間的內訌與分裂時，我不禁啞然了：這是什么樣的年代？從“張鳴事件”、“曠新年事件”、“鄒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讀書》事件”、“鄭家棟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這個民族的知識界出現了從來沒有的問題，再也無法在一些問題上達成共識，知識人在喪失了與當權者交手權利的情況下，為爭奪自己的話語權，為捍衛自己的正宗，公然內訌與分裂：崩潰者有之、反抗者有之、無恥者有之、圍攻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委瑣者有之、假善者有之、暗地下手者有之……總之，我的腦子里再也沒有所謂“知識分子”的概念了，知識人仿佛一夜之間卸下了自己偽裝的假面具，裸陋除了人性的丑陋與黑暗。
　　
　　先看“張鳴事件”，張鳴自從在博客上公布個人要被逼辭職的消息時，主動聯系采訪他的媒體達70多家，轉載達500多家。本來排除個人恩怨和不良動機以外，此事可以上升對于高校學術體制的深層次思考，不料卻引發相互謾罵。張鳴被罵成“愚蠢幼稚、不知廉恥、言行不一、黔驢技窮”。以下是人大學生在李景治等人授意下在張鳴的博客專欄跟貼反擊： “一個曾經在窮山溝里通過自己奮斗終于混跡人大黨史系的人。一個當上老師就勾引年幼的女學生背叛家庭拋棄發妻的人。一個以‘虔誠’之心學習黨史改變自身命運，而后又以批評嘴臉出現的反體制的文人。一個典型官迷卻口口聲聲反對官本位的人。一個在書本中熱衷權術在現實中搞小集團搬弄施肥陽奉陰違的人。一個見到教育部小小處長就點頭哈腰卻號稱自己見到總理也不起立的人。一個利用自己研究生為自己吶喊助威充當吹鼓手的人。一個私德有虧卻以關注公共利益偽裝自己的人。一個大肆在體制內撈取利益卻要大聲抨擊體制的人。本來，張教授一個人在網絡世界中享受他的‘反體制斗士’形象也就算了。可這一次，他以潑皮無賴的姿態出現，用公共話語包裝其私利。偽君子撕去包裝成為了真小人。他算準了人大不愿被他在媒體上綁架，算準了儒雅的李教授不屑于在網絡空間與他對質，就肆無忌憚地歪曲事實，以受害者面目出現，妄圖利用網絡的聲音支撐他在人大的地位。”
　　
　　張鳴對李景治搞人身攻擊，李景治的學生也不含糊。旁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樣體制下培養出來的研究生完全成了“窩里斗”的工具！正如另一場事件的主人翁曠新年所說：“現在，有的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是老板和雇員的關系。導師想要學生成為學者，學生就成為學者；導師想要學生成為打手，學生就成為打手。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被迫無奈、別無選擇。” 曠新年發表公開信，涉及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王中忱，學者嚴家炎教授，錢理群教授，孔慶東教授，以及一大群北大、清華、南大的人文學科精英。曠新年在公開信中稱，“身體終于承受不了黑暗和污蔑”，“我的身體是被一點一點地活活折磨垮的。我曾經告訴他們我身體不行了。他們嘲笑說，那送你到南岳去休養。最后我身體垮下來的時候，已經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他感覺就像生活在可怕的泥淖里一樣，充滿了厭倦、憎惡、無奈和絕望！到底是為什么？！曠新年將矛頭對準了孔慶東、溫儒敏以及王中忱等人，將北大、清華內部的“黑”與“惡”給公開化了，打擊面如此之大，得罪的人如此之多，似乎沒有考慮這會讓他在國內很難立足，說明他無法再顧及這些了。他說：“我并不認為害我的人都是壞人。指責某一個人沒有什么意義。這不是個人品德的問題。更主要的是中國整體的生存環境。中國的人文環境太惡劣了。”曠新年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是最變態、心理最陰暗、心靈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動物，他們無法容忍正常的事物。”在回答是什么導致了知識分子心靈的“被扭曲”時，他說：“我以為這與中國的民族災難有關。我們今天既沒有物質的保障，更沒有精神的空間。從我們的身體到我們的內心都根本得不到營養，得不到舒展。知識分子沒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們的心靈被扭曲，是因為一百多年來我們這個民族一直在失敗，一直受到踐踏。我們沒有堅定的價值理想，我們的內心沒有自信，我們的心靈沒有支援的力量。” 從曠新年的文章里，他經常重復這樣的話：“為什么今天我們的社會容不下一個善良的人，一個認真的人，為什么根本就容不下潔身自好默默地做事的人？”、“在這個時代，做一個好人是一種怎樣的失敗。如果只有良心，而沒有運氣，就沒有存活的機會。”他直言：“迎接時代的殘忍，面對人性的黑暗，經驗靈魂的疼痛。生活吞噬我們。”從曠新年的文章里，我們多少可以看出點迫害的幻影來，“我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巨大的疲憊。我的心一直企圖化解他們的惡意，但是，我的身體卻沒有能夠承受他們的折磨。”“他們在狼的面前是羊，而在羊的面前則變成了狼。我一向希望堅決地要與這種傳統劃清界線。可是，自己的生存卻陷入這種傳統的重重包圍之中，被踐踏，被魚肉，陷入滅頂之災。在中國，如果一個人不去爭去斗；他們就認為這個人可以任意踐踏和侮辱。哪怕是在北大清華這樣的知識精英中間，也缺乏最起碼的對于人的尊重。在一個民族被視為美德的東西，在另一個民族可能卻成為了致命的弱點。” 曠新年不斷用“鬼蜮”、“畜類”、“黑暗”、“齷齪”、“丑惡”、“丑陋”、“卑怯”、“鬼魅”、“陰暗”和“無聊”等字眼來形容自己內心的絕望和憤怒！生存生態惡化背景下的知識人的淪陷狀況，觸目驚心地勾勒了出來！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鄒恒甫近日因“上課少”被開除，他在博客上發文章稱被開除是遭張維迎報復。鄒恒甫在致教育部周濟部長的一封公開信中說：“我本人好辦，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飯碗。但想想處于跟我不一樣地位的全中國的教授，我一定要出來發表此公開信。我就不信中國教育界，特別是以自由民主為旗幟的北京大學，能容忍張維迎這類不學無術的權力和金錢的顛狂分子肆無忌憚地折磨他們手下的，被領導的教授。” 從鄒恒甫教授此次的公開信中可以看出，本次事件的導火索在于鄒與張維迎的私人矛盾。由于鄒恒甫的性格，除了在講堂上無意得罪了張維迎等經濟學家，并且因在院長選舉一事上“站錯了隊”，于是便和張維迎教授纏上了死結。從私人恩怨到體制問題，從得不到利益到憤而揭穿“潛規則”，問題越來越嚴重。鄒恒甫在談及2002年后海龜和特聘教授的工資待遇和福利時說，讓人對高校的噬血本質不寒而栗！看看北大的現狀吧，五星級賓館，高爾夫球場，校辦企業集團北大哪還是“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北大啊，已經徹底淪落成平庸的二流學校！北大如此，其他大學呢？！
　　
　　基督徒知識分子余杰、王怡在知識界一直是“有良知、有道義、有擔當、有社會關懷”的高大形象，但是，余杰、王怡二人在訪美這一事件中拒阻了郭飛雄參與美國總統的會見，這一訪美事件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風波。這個事件對中國知識分子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無庸諱言，這一做法不僅在屬世道理上虧欠了人，而且在屬天道理上虧欠了神的榮耀。可見，余杰、王怡二人沒有真正看見自己的罪。基督徒同樣是罪人，他們的罪同樣顯示了基督徒依靠自己不可能得救，除了神以外人類別無拯救這一基本真理。網友就此展開討論，指出一些精英知識分子受洗的真正原因在于“市場細分”，這就是由于“精英思想”在作怪！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在當下中國，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信仰？當從對神的仰望中真正覺醒起來的時候，也許正是希望的所在。曾幾何時，在專制下一些人找不到出路，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基督教在中國怎么一下就流行起來了，時髦起來了，大家言必稱基督，言必稱上帝。人們對一些基督徒知識分子充滿了希望，當偽基督徒的面具被戳穿的時候，是否到了覺醒的地步？！
　　
　　如果作為草民，你還在對知識分子有所期待，請你再來看看余杰鄢烈山事件和易中天鄢烈山事件吧，大家可以對所謂的“精英知識十分子”不再幻想。余杰在《從體制外異見作者的真實處境說起》里，他在批評鄢烈山時說“衡量知識分子是非善惡的標尺，應當視其對自由民主理念的認同以及對中國現狀的認識究竟如何”，鄢烈山在還擊余杰批評時說“在單純的言論領域殺頭坐牢的風險可以說已經消失；在境外發表激烈抨擊當局言論的人，只要不涉及實質性重大事務或國家機密，一般也是進出自由”，兩者說的都有道理，怎么判斷他們的善而惡？正如一個叫伊非凡的網友所說的“余杰和鄢烈山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維護社會公正到底是為了榮耀誰，他們的口舌背后到底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活水做后盾，除了神便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渴不渴，自己知道，論斷者的心，上帝知道。”至于易中天鄢烈山事件，說起來也無聊。易中天對狗有同情心，鄢烈山對虐狗者有同情心，后者說話縱然過了，但是，如日中天的易中天似乎也沒有必要大加鞭撻。不愛人而愛狗，愛人而不愛狗，都不是健全的心靈。接下來，易中天說鄢烈山“胡說八道”，鄢烈山易中天“吠影吠聲”，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至于李零事件，可以看到學者的狹隘，新儒家們痛批，北大的李零教授的《喪家狗—我讀論語》，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擊，讓人齒冷。以陳明、蔣慶等為代表“大陸新儒家”，道貌岸然地指責李零是“作家的文采、訓詁家的眼界和憤青的心態”，是“指桑罵槐策略導致的扭曲文本，厚誣古人的思維和心態”，實在是門戶之見。著名學者劉夢溪認為，李零的解讀基本符合實際，并不是游談無根。至于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多少讓人感覺可笑。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為什么十博士這樣蠻橫？！真正讓人驚訝的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學術委員鄭家棟被刑拘一，目前尚在偵查期，警方尚未有結論。但從他利用訪美機會前后申請6名“妻子”同往，且均滯美不歸的事實來看，可以確定的是，鄭已涉嫌犯罪。圈內知名人士如陳明等人發表聲明認為此事與儒學、儒教無涉，學者徐友漁也撰文同意這一觀點。我卻覺得實在荒唐，一個連普通公民都遵守的社會道德，為什么知名儒學學者如此無視？莫非儒學純粹是學者們的招牌和吃飯工具？個人修養德行在儒家學說中一直占據著核心地位，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內圣外王”，都是從個人修行出發。李鄭家棟是當代名儒，當然也是新儒家學說的實踐者，其個人道德行為與術業密切相關，須臾不可分。對詞，鄭家棟不會不明白吧？“鄭家棟事件”凸顯了知識人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困境，學術和生活是兩張皮嗎？解讀基本符合實際夢溪
　　《讀書》換帥事件自然是標示形勢動向的重要節點。《讀書》雜志主編汪暉、黃平被突然更換，不禁讓人對于思想討論最終訴諸“組織解決”而個感到悲哀！對《讀書》換馬，知識界多有唇齒之痛。《讀書》所面臨的困境，就是思想在當下中國的困境。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面臨這個問題。這不僅是自由主義搶奪陣地的問題，而是當局將輿論對于知識界的又一次收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區別真的那么不可調和嗎？共同的敵人又是什么？在對《讀書》事件的討論中，我也讀到太多自由主義者輕蔑的話語。應該摒棄派別門戶之見，將這個事情看作有社會責任感，追求思想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問題，而不單是所謂左派知識分子的問題。
　　
　　汪暉無疑是在九十年代形成具有左傾傾向的批判知識分子群體中有代表性的一個，也是著述最勤，思考最多的一個人。尤其是他的《當代思想現狀和現代性問題》一文，是很大的貢獻。所謂"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論爭"的后面，從一開始的思想論到后來掙怎么就變味了？而《讀書》事件的最后這"一出戲"，也表明了知識界內部的這種聲音與體制的暴力有著呼應，甚至"合謀"。問題是《讀書》和汪暉究竟觸犯了知識界內部什么人的利益？是"主義"之爭嗎？我看未必！因為事情展開的過程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主義"那樣，甚至是跟他們的"主義"剛好相反。汪暉們不斷強調思想和學理上的理性的即正常的探討與交鋒，但當他們這樣強調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是錯的，因為沒有人會傻到與這樣幾個思想與學術上的高手在思想與學術上進行正面交鋒。他們只要用一些獨家秘制的令人嘆為觀止的文化政治暗器，就足以使對手中箭落馬。這是汪暉的天真幼稚，也是中國知識界的悲劇。
　　《讀書》從汪暉、黃平以來，實際上完成了一種脫胎換骨的轉變，即由一種觀念啟蒙、文化熏陶的刊物，變成了一個思想探討的前沿陣地，不再只是某種有些自戀的文人趣味的排泄物。這是一個顯著變化，這種變化使《讀書》對社會生活具有了一種干預能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知識分子的現世關懷。這是“汪暉、黃平時代”《讀書》的價值所在。《讀書》從學術上去關注現實，提出問題，介紹新知，開展評論，保持批判鋒芒，不作花瓶、擺設的消閑讀物。這是《讀書》的精神價值所在。警惕某種極端病態的、自戀的、甚至有害的“人文趣味”局限性！一些身處都市的知識分子不去反思自身的眼界有什么局限，對于中國最為巨大的危機和變遷閉目塞聽，認為《讀書》只發表一些文學性的文字才算是有“人文氣息”，對于這樣的觀點必須批判。汪暉的聲音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是的，正如一位教授所說的那樣：面對這一些事件，知識分子可以選擇沉默，但沉默就是默認。如果把類似事情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從中撈得好處，那就更糟了。面對共同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糊涂，不能麻木，不能順從，相反我們應該掙扎，我們應該尋找、應該努力……但是，環顧四周依然充滿著“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 ……
　　從更廣闊的空間來看，“張鳴事件”、“曠新年事件”、“鄒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讀書》事件”、“鄭家棟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共同困境，也是中國文化面臨的共同困境，也是當下正處于轉型時期每個人面臨的共同困境。
　　
　　今天，再來重復談論“知識分子”這個話題，深刻地反應了我們內心的焦慮與絕望。經濟、政治、精神文化上的無數問題已匯聚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問題情結，積重難返，它深刻地影響和滲透進作為個體的人的靈魂，壓抑和恐懼籠罩了國人的心靈。虛偽、虛假、無恥、冷漠、恐懼、無望、絕望，滲透和籠罩了這個時代的知識人。反映出來的是一種價值顛倒、人性淪喪和人格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為自己的“精神分裂”而沾沾自喜。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生存處境的尷尬和權力的專橫和殘暴。別說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堂堂的部級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是權力壟斷下的地盤，給你多少你吃多少，中國社會科學院比北大清華窮多了，這里的國內外最知名的學者，為了每個月的一等津貼——2500元，爭得頭破血流烏眼青的，社會上知道的很少，許多人都知道厲以寧教授講學可以拿到10萬元，可是全國不就一個厲以寧嗎？一方面是廣大教師待遇低，另一方面卻是人文精神喪失，無法堅持知識分子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很多高校經濟窘迫、陷入財務危機，利用銀行授信，瘋狂貸款大興土木，學術腐敗盛行，上至院士、博導，下至研究生、大學生，抄襲剽竊成風，巧取豪奪成性，弄虛作假為常，欺世盜名為榮，名牌大學已淪為江湖，著名學者公開為強勢集團辨護，上市圈錢、與民爭利、為外國培養高精尖人才。大學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斷喪失，不少大學教授爭相入仕互相排擠。這些名校培養的學生很多缺乏社會責任感，只不過是國外名校的生源輸送基地。在這個焦灼無望的市場經濟時代，獨立知識分子群體成為一種缺席。當代的一些知識人也成了欲望的奴隸，謀取名利，喪失廉恥，使用著各種能夠成為“爆發戶”的卑劣手段。
　　
　　怎么拯救中國知識人的精神分裂？一是消除自我。將自我融入于一個外部世界的龐大的集體性存在中，生命個體把自己交給了集體，成為一個作為集體之一份子的存在物，以彌合自我所不能承受的心理諸元素間的分裂。二是自我神話。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擔負著天命的先知或圣人，妄想自己無所不能。并借著某種對被設定為“異端”的東西的攻擊和毀滅，來獲得一種被妄想出來的龐大感。比如，在國內著名的網站天涯社區，這里的“關天茶舌” 版塊出現了一批“茶舍基督徒”，這里所指的主要應該是某些文化基督徒，嘴上宣傳謙卑，實際上盛氣凌人；教內相互謙卑，教外則居高臨下。他們以為找到了磐石作為依靠，表現出堅定的執著和狂熱，就可以繼續理所當然地精神分裂下去，卻不知道耶穌在他們那里更像是招牌，而不是救主。的確，基督教不會提升任何一個人的地位, 相反他需要一個個的謙卑的人，真正的基督教里沒有驕傲,，一切都是主的榮耀。在這點上他們不僅距離魯迅自覺背負罪惡的精神重擔很遠，而且距離耶穌更遠。十分明顯，這兩種拯救精神分裂的方式都有負面效應，無法解決存在于精神的實際分裂。精神分裂癥的社會是一個雙重奴性的社會。它的人民既服從于物質與金錢的利誘，又服從于權力專制和政治利益相混合的雙重的威逼利誘。正如野航網友所指出的那樣：因為體制的缺陷，集體性的腐敗，社會性的腐敗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思想仍然受控制，言論依然不自由，民主仍然只是一個談話的題目，人民仍然常常遭受官僚行政系統的壓迫傷害。可是人們對此大多箴默不語，知識人尤其是令人悲哀一個群體。人們仍然是思想控制下的奴隸。同時又成為了物欲控制下的奴隸。
　　
　　
　　 2007年9月9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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