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政治的內核:權利與義務的倒置

                  ---以單位為分析視角

                  鄭明懷 

（ 廣西工學院 社會科學系 柳州 廣西 545006）

 [摘要] “新人”指的是剛到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在霸道的權力與狡黠的資歷面前，新人不但不能有效的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應有的權利，反而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作為弱勢者，在權力與資歷結盟后，新人的生存處境進一步惡化，發展空間進一步萎縮，出現了權利與義務倒置的現象，這是新人政治的內核。

[關鍵詞] 新人;新人政治; 內核; 單位

單位是中國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人們通常只是把機關、學校、社會團體、公有制企業等等統稱為單位” ^[1] ,將單位作為分析中國社會組織和制度的基本單元，始于華爾德對中國企業中的工作和權威的研究。[①]在國內，王滬寧、路風、劉建軍、李漢林、李路路等學者也對單位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從政治學角度來分析，單位不僅是政治生活的基層組織形式，也是地方政府的非政府延伸、準派出機構。在改革以前,從搖籃到墳墓，中國城市居民一生都在品嘗單位給他們帶來的種種酸甜苦辣，從而被社會學家稱為單位人，改革以后，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單位組織與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相比，在就業穩定、社會保障、工資福利等方面仍然具有明顯的優勢, 那些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以及行使國家權力的行政單位仍然具有明顯的單位制特征,正因為如此,“在改革進程中，人們發現，在單位組織中，許多人非但不能擺脫長久以來單位制度給個人的束縛，反而表現出對單位制度的種種依賴。”^[2]

   “新人”指的是剛到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在日常生活中，“新來的”、“剛畢業的”、“剛參加工作的”、“上班沒多久”常常被看作是“新人”的代名詞。在霸道的權力與狡黠的資歷面前，新人不但不能有效的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應有的權利，反而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作為弱勢者，在權力與資歷結盟后，新人的生存處境進一步惡化，發展空間進一步萎縮，出現了權利與義務倒置的現象，這是新人政治最顯著的特征，也是新人政治的內核。

一、權力的囂張、強勢的領導

馬克斯.韋伯把權力界定為“在社會交往中一個行為者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其他行為者之上的可能性”。^[3] 認為權力是在一種社會關系里哪怕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單位領導是權力的擁有者，權力的囂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新人無力制約領導的權力。權力一旦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其囂張的一面就會突顯，領導的強勢地位也會隨之突顯出來，而作為權力體系之外的新人根本無力干預領導權力的運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單位領導并不是通過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領導委派或任命，這種權力的產生并不是以單位一般職工的承認為前提，領導升遷的決定權掌握在上一級領導的手里，提拔誰，不提拔誰，上級領導說了算，上級領導對誰滿意，誰就有可能被提拔,由于提拔升遷的決定權在領導而不是在普通群眾，就算新人再怎么不滿意，對領導意見再大也沒有什么用，不得不聽從領導的安排。糟糕的是不受制約的權力，往往容易淪為領導謀取私利的工具，既然無力制約領導擁有的權力，在自己的利益和權利受到侵害時，新人以沉默當作自保的鎧甲也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二）新人對單位的依賴。單位是連接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橋梁，社會資源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單位這個中介來完成的，單位向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與單位密切相關，個人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也與單位直接或間接相關，“單位構成了中國人生活的原點。”^[4]而領導可以憑借其所擁有的權力對單位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包括榮譽）進行支配，利用手中的權力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以各種形式剝奪新人的獎金、津貼、單位福利等等，并公開歧視和排斥新人。對于一個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并沒有更多賺錢的機會和謀生的途徑，在許多方面還不得不依賴于單位的各種資源，對單位的依賴比其他人更嚴重。領導作為優勢地位的組織和群體，可以影響、支配和控制居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單位領導控制了新人的發展機會以及其所需的幾乎全部資源，因而形成對新人的支配關系。新人不得不受制于單位的領導，聽領導的話，在領導面前卑恭屈膝，百依百順，媚態十足，搖尾乞憐，竭力表現自己是“聽話的仆人”、“辛勤的黃牛”和“沉默的羔羊”，服從領導的安排以換取應有的資源、機會和利益。

（三）得罪領導的后果。轉型時期，國家控制體系有所松動，個人具有更多選擇權力的同時，單位組織向市場化的轉化和資源單位化，但單位在個人資源獲取方面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視。當單位成員沒有其他獲取資源的途徑時，就只能服從單位領導，來換取自己生存的資源。新人對單位的依賴在某種程度上就轉變為對單位領導的依賴，從而進一步強化了領導的權力，助長了領導的囂張氣焰。得罪領導，這可能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麻煩，日后難免慘遭秋后算帳,評獎、評優、加工資、晉級這些好處都沒有新人的份；領導會軟硬兼施讓單位的其他同事都跟你劃清界線；利用手中的權力想方設法、千方百計把你的名聲搞臭，讓你走投無路；在單位內部予以羞辱性通報批評或紀律性懲處，讓新人丟臉、失面子，在單位抬不起頭；甚至尋找機會讓你轉崗、下崗，最終在單位被邊緣化。而有人得罪領導遭到打擊報復，這樣的記憶會深深地烙入每個人的腦海中，在日常的工作中，新人就會有一種普遍的無安全感，擔驚受怕，久而久之，就會成為新人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心理機制，內心的恐懼感勢必進一步得到強化，這是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社會學家戴維.阿什德認為“恐懼不是自然發生的，它是社會構造的結果，然后被那些試圖從中獲益的人操縱。” ^[5]內心的恐懼使新人不得不屈服于權力的淫威，任憑領導的擺布。因為有無法抗拒的恐懼，只好選擇生活在無奈之中，這是一個被迫的選擇，是對真實目標的虛假回應，是在嚴厲壓制下的無奈，是現實政治和生活壓力下人性的扭曲的體現。

二、權力的孿生兄弟：狡黠的資歷   

同囂張的權力相比，狡黠的資歷對新人權利和利益的侵占毫不遜色，從這個意義上講，權力與資歷是一對孿生兄弟。經驗和資歷在單位的政治生活中依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俗話說“先進山門為大”，工作時間的長短、年齡的大小對一個單位人來說至關重要，論資排輩現象在單位還比較普遍。

（一）資歷是一種非正式權力。個人對權力的擁有不僅可以來自上級部門的正式的合法授予，也可以來自一些非制度性的安排，但又實際上存在的非正式權力，如個人的能力、知識、品德等在單位中所形成的威望，與領導所形成的特殊的關系而擁有的影響力等等，這些影響力顯然在制度上并沒有被承認，但卻能左右決策與實施，因此也被認為是權力的一種，資歷就是存在單位的一種非正式權力。資歷的影響在單位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甚至到了無所不能的地步，俗話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千萬不要低估老人，他們在單位仍然擁有一定的權威，這是一種隱性的權力，甚至能轉化為現實的權力。

（二）家—單位的同構。“父慈子孝”轉化為新人對老人的尊敬，從而為資歷的優勢奠定了倫理基礎。孝是封建時代政治倫理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子女出于血緣親情對父母的一種天然情感。“單位作為一種組織化的國家統治體制，其意義有些類似于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家族。”^[6]單位是家的延伸，單位領導常常把“單位是我家，努力靠大家”掛在嘴上，希望普通員工在家中對父母的尊重，在單位則推衍、轉移到新人對老人的尊敬。孝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規范，是一種有效的控制手段，在單位則變成了老人享有權利的法寶，新人履行義務則變成了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

（三）經驗的活用。經驗是根據已知事實來推導未知事實時能夠作為前提的一般的知識、經驗、常識，并經多次驗證之后逐漸形成的一種確定性知識。有資歷的單位老人完全可以憑借自己多年的經驗機靈地撈取各種好處、巧妙地逃避義務。老人對單位的種種情況都了如指掌，明白單位的各種人情世故，往往精于算計，只愿意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見了好處不放手。處理各種關系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巧言令色，八面玲瓏，總是巧妙地逃避義務。事實上現代文明社會“并不存在權利的飽和, 但真正的問題是義務的不足。”^[7] 老人自以為理所當然應該享有單位的種種好處, 卻沒有意識到要對單位盡什么義務，認為承擔義務那是新人的事，似乎義務與自己無關，顯然，這種積極逃避義務的現象是令人擔憂的,對義務采取沉默態度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三、權力與資歷的結盟:新人權利進一步弱化

在實際生活中,任何雙方都有可能結盟,而且結盟中的任何一方都必須同意。權力與資歷的結盟至少能保證雙方的收益不會受到任何損害,甚至能給對方較多的利益，這種聯盟之所以能夠完好地延續下來，實則是那些權力擁有者與資歷擁有者之間所進行的交易性“共謀”所致。新人本來就缺少正常的社會關系，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力量弱少，在權力與資歷結盟后，新人的處境進一步惡化。

（一）相互妥協。新人作為弱者依賴強者,也不得不信任強者,領導和老人在新人面前都是強者，對新人負有特殊的責任，本應該幫助新人，發揮好傳、幫、帶的作用。如果領導的權力和老人的資歷任何一方站在新人一邊，那么新人應有的權利就有可能得到基本的保護。然而，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權力與資歷往往相互屈服、妥協，結成聯盟，維護自己的利益，肆無忌憚地榨取新人那點可憐的利益。即使有個別具有正義感、同情心的人出來為新人抱打不平，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現狀。

（二）相互利用。相互妥協是相互利用的前提，權力與資歷只有在相互妥協的基礎上才能互相利用，權力需要資歷的支持、資歷也需要權力的支持，二者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各取所需，正所謂“你要傍他他靠你，各有所需結良緣”,結果是權力和資歷的效用都達到最大化。領導也好,老人也罷，無非都是一根利字藤兒上的瓜，既是利字藤兒，自然就免不了熙熙攘攘，皆為利往。

（三）不謀而合。久而久之，領導和老人就形成了一種默契，達到心照不宣、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程度，最終二者的結盟更加鞏固，牢不可破。在這樣的情況下，新人再怎么怨恨和憤怒,也無濟于事，也無法保障自己應有的權利和利益，想以一己微弱之力，單槍匹馬挑戰這種強大的聯盟，維護自己的權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固然可敬，可佩，但是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飛蛾撲火—自取滅忙，領導和老人肯定會想方設法打調“出頭鳥”、讓“出頭的椽子”先爛，從而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權力與資歷結盟后，更進一步加劇了對新人的政治排斥。“政治排斥是一定的社會成員或者社會群體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沒有公平獲取政治資源，享受政治權利和履行政治義務的狀態。”^[8] 新人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而不得不退縮在隱匿的私人領域之中,新人僅僅是旁觀者，被剝奪了扮演公共角色的權利,根本就無法平等享受政治權利，一些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決策的制定也無法參與，成了單位的邊緣者。而參與對于培養一個人的民主意識是非常重要的,“即我們通過參與實踐學會了參與，政治效能感更有可能在一個參與性環境中得到培養。”^[9]遭受政治排斥的新人,最終只能成為臣民而非公民。

四 新人政治的內核:權利與義務的倒置

任何公民的權利都應得到基本的保護,但也有履行義務的責任,“因為權利的實現離不開義務, 若無相應的義務作保障, 任何權利都無法存在。”^[10]馬克思也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現實性上, 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 因為任何人都生活于一定的社會中, 必須與他人一起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 進行社會交往，而這種社會關系、社會交往就決定了必然要產生義務以及任何人都必須履行相應的義務。因此, 單位里的每一個公民，不論你是權力的握有者、資歷的擁有者、還是新人，都應該履行其應有的義務。

作為財富和權力的享有者，單位的領導和老人對新人的權利往往傾向于漠不關心，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占有新人應有的權利;另一方面,想方設法逃避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單位成了領導以權力和老人以資歷來表現自己并羞辱新人的舞臺，單位的苦活、累活、重活、臟活、雜活都是由新人去做，該做的也要做，不該做的也要做，新人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個做事的工具。結果是單位的領導和老人往往是少勞多得，不勞而獲；而新人則勞而不獲，多份付出一份收獲甚至沒有收獲，多勞少得，多勞不得。

事實上，權利的保護，有利于塑造有責任意識的公民，這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許多權利反映了某種程度的利他主義，而絕大多數權利當其受到可靠保護的時刻能夠有助于增加利他主義和負責任的習性。”^[12]如果部分人只享有權利而不盡義務，而另外一部分人則更多是履行義務而沒有享有相應權利的話，勢必會影響到單位內部的團結和和諧，最終可能會阻礙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新人享有的權利少，承擔的義務責任多，權利與義務出現了倒置，這是新人政治的本質特征，也是理解新人政治的一個切入口。一旦新人的權利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則可能傷害新人的人格乃至民主政治。

五 余論：新人政治走向何方？

從理論上講，有兩種制約可以遏制新人政治的惡果，所謂兩種制約，一個就是橫向多重制約，橫向制約就是權力與權力之間、資歷與資歷之間、權力與資歷之間的制約；另一種制約就是縱向多重制約，即新人對領導的制約以及新人對老人的制約。不論兩種制約的具體結構有什么差異，最終都是為了維護新人應有的權利。但是，從橫向來看，權力與權力之間、資歷與資歷之間、權力與資歷之間已經結成了鞏固的聯盟；從縱向來看，新人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制約囂張的權力與狡黠的資歷。

或許可以把目光轉向道德，希望借助道德的力量來消除囂張的權力和狡黠的資歷帶來的不良影響，以維護新人的既得利益和應有的權利。但是權力的擁有者與資歷擁有者，特別是在二者結盟后，其行為必然會越過應有的邊界，侵犯新人的權利，無視自己的責任，甚至不顧良知地任意占有新人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政治倫理上的對與錯早已拋在腦后，道德也只是操控權力者與資歷者的遮羞布，隨時可以不顧，也隨時可以拋棄，展現出來的就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爭奪。指望某些人有朝一日道德好轉，良心發現，大發慈悲無異于天方夜譚，不但不現實，也不可能。更何況道德到底是強大還是弱少一個重要的前提是社會有一個穩定的保障公平、公正的基礎秩序。

而新人權利的貧困使他們在具體參與活動中處于不平等地位，致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遠離單位權力中心，在這樣的情形下，新人可能會漸漸失去自己的個性和特殊性，失去創造性，導致獨立的人格喪失，對政治生活漸漸缺乏興趣，不關心公共生活，缺乏參與政治活動的動力而遠離政治、放棄政治，拒絕參與政治。如果這樣的話，新人政治將走向何方？

[①]參見[美]華爾德.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M].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6年

參考文獻：

[1]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P348

[2]汪和建.自我行動的邏輯：理解新傳統主義與中國單位組織的真實的社會建構[J].社會，2006(3),P42

[3]馬丁.權力社會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P81

[4]劉建軍.單位中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P1

[5] David Altheide. Creating Fear: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risis[M], Aldine De Gruyter; New York,2002, P24

[6] 李路路.論單位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2(5),P26

[7] [10]  [美] 托馬斯.雅洛斯基.公民與文明社會[M].柯雄譯. 沈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年.P271 、P67

[8] 李景治.政治排斥問題初探[J].社會科學研究.2006(4),P72

[9][美]卡羅爾.佩特曼.參與和民主理論,陳堯翻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P98-99

[11]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P116-117

[12] Stephen Holmes and Cass R.Sunstein.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s,W.W.Norton&Company,2000,P159

來源：《學術探索》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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