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勞動-資本”的關系中理解和諧

　　政治經濟學經典理論關于和諧社會的闡釋是從生產關系角度展開，即和諧的本質是生產關系和諧。而在生產關系中，作為特定社會形態的基本生產要素之間、這些要素所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與地位是否處于和諧狀態是決定社會和諧的關鍵因素。

　　這種對和諧狀態的理解，與馬克思揭示“勞動-資本”對立關系的邏輯一樣，異曲而同工。例如，馬克思認為，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貧困、對立等不和諧現象，不能僅僅停留在無產與有產之間的對立上，只有上升到“勞動-資本”對立的層面，才是達到科學的理性的認識高度，即“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同樣，按照這一邏輯理解和諧概念，也須從“勞動-資本”等基本生產要素的內在結合上來把握，才能體現出馬克思和諧社會觀的本質。所以，科學把握“勞動-資本”關系，是理解人類工業化階段社會和諧的關鍵。

　　當前“勞動-資本”關系呈現新特征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通訊與信息技術突飛猛進，信息化與工業化在發展階段上出現并存或重合，企業在組織結構以及勞動過程等多方面均表現出與傳統的工業化所不同的特點，如企業組織扁平化，發展模式小型化、分散化等趨勢。勞動力就業的模式也隨之呈現出新的特點：從場所上看，勞動力就業在受資本積累影響繼續存在集中的同時，在一些行業出現了分散化趨勢；從時間上看，勞動力在與資本要素結合的過程中，開始由終身就業轉變為階段性就業；從狀態上看，勞動力由崗位相對固定的就業模式轉變為職業升級的流動就業模式，而且在企業內部表現出“啞鈴型”的勞動力分布結構，即企業中間生產環節部分的工人大幅減少，勞動力向前后兩頭的研發和銷售服務部門延伸。這些現象與當代技術進步緊密相關，表明與傳統工業化對應的“勞動-資本”結合模式正在發生蛻變。

　　勞動的性質與勞動者群體重新發生分化。在信息化大背景下，與傳統工業社會相對應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內部分工，越來越難以反映當代勞動者在質上的差異，腦力勞動者群體越來越龐大。正如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言：“泰勒時代10名工人中9名干體力活，即9/10，到20世紀50年代仍占多數；20世紀90年代占2/10；到2010年占l/10。”而且，腦力勞動者的邊界愈加模糊，許多領域存在著大量的從事操作性勞動的腦力勞動者。實際上，現代企業中最稀缺的勞動資源是具有創新特征的勞動者，其主體是企業的研發人員。因此，在一些高科技行業和領域，傳統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類逐漸被創新勞動與一般操作性勞動新范疇所取代。勞動者群體的這種新的分化與組合，將對今后勞動者個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勞動、資本兩種要素所有者的相對地位。

　　人力資本投資價值凸顯。工業化早期人力資本投資對于工業化生產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在進入后工業化階段以來，技術進步速度大大加快，整個勞動力群體就業的規模、結構甚至宏觀經濟的增長都受到人力資本投資的制約，勞動者個體的消費與投資不再是標準化生產過程的附屬，而是像物質資本一樣具有通過投資實現收益的能力。這一點大大提升并加強了勞動要素所有者與資本要素所有者的談判地位。

　　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在逐漸發生改變。我們知道，在早期工業化條件下，隨著生產規模擴大，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企業用于不變資本投資的部分越來越高，而投資于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相對降低，所以工業化初期階段資本有機構成是不斷提高的。然而，當代技術進步的加快，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動方向出現了新的特點。例如，在一些知識、技術密集的行業部門，由于創新勞動的作用逐漸強化，企業投資于勞動要素部分的份額相對于物質資本增加更快，從而造成這些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沒有提高甚至出現下降的趨勢。這一基本趨勢的變動將使勞動力的需求數量、需求類型發生相應改變，技術進步已不再像早期那樣作為異己力量排擠勞動者，而是出現了對簡單的非技能勞動需求減少、對復雜的高技能勞動需求增加的局面。

　　從“勞動-資本”對立到“資本-非技能勞動-技能勞動”的對立

　　綜觀技術進步的發展歷程可知，當代技術進步的直接后果，實質是凸顯了人力資本的重要作用，加速了勞動力群體的技能分化。在這一過程中，早期工業化社會的“勞動-資本”二元對立關系，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逐漸演變為后工業時代的“資本-非技能勞動-技能勞動”的三元對立關系。

　　在技術進步過程中，技能勞動與非技能勞動群體之間為獲取就業崗位而進行的競爭，一方面分散了“勞動-資本”之間的直接對立，起到了緩和勞資矛盾的一些效果，使勞資關系在生產方式變革中呈現出階段性的穩定與和諧；但從歷史發展的長期過程看，它只是將資本與勞動者整體之間對立的局面，改變為資本與技能勞動之間對立的相對緩和，但資本與非技能勞動之間談判不對等地位依然故我。非技能勞動者成了新的“弱勢群體”，他們由于收入低、頻繁失業等問題的困擾，難以為自身人力資本提供持續的投資，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技術進步新的犧牲品，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變革成本。

　　可見，“勞動-資本”要素之間對立與和諧的兩面性充斥于人類經濟發展的整個工業化階段。作為“勞動-資本”關系“第三方”的社會管理者積極利用科技進步契機改善利益分配、促進勞資和諧，則是工業化發展階段所有國家緩和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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