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異化試論

關晴

　　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中，世界觀是基礎；在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中，權力觀是基礎。如果把“兩個基礎”聯系到一起，世界觀是權力觀的基礎，而權力觀是世界觀的體現。其實，腐敗的本質就是權力的變異商化，所以，腐敗這一社會現象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起伏性、反復性的特點。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就要“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執政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對企業領導干部能否正確對待和行使權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嚴峻的考驗。

一

　　中外學人雖對權力有著千差萬別的理解，但是概括起來，權力就是某些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影響力，權力具有強制性、單向性、相互依賴性、工具性、自我擴張性和侵犯性等基本特征。權力控制的必要性在于權力的自我異化傾向與權力主體的私人屬性相結合，導致權力難以控制；權力運作過程中的兩重性矛盾，導致權力易于失控；權力失控走向腐敗對社會運行產生嚴重影響。權力的行使對于行使人來說，特別容易產生致癮作用，尤其是當權力的使用能夠帶來物質利益的時候更是如此。權力的行使，使人自覺不自覺地都有使權力進一步擴張的潛在意識，希望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帶來更大的利益，并且更加自由地行使權力。

　　權力異化的腐敗，主要表現可分為政治腐敗、經濟腐敗、生活腐敗。

　　政治上的腐敗，主要表現在用人問題上，黨組織的用人路線、群眾公認的基本原則、選拔任用的制度程序等遭到破壞，出現任人唯親、搞裙帶關系、只認錢不認人、跑官得官甚至賄選現象。少數腐敗分子竊取權力，欺上壓下，弄虛作假，一些黨員領導干部迷失了政治方向，政治紀律松弛，善惡顛倒，是非不分。

　　經濟上的腐敗，主要表現是貪污受賄。這個問題近期有了新的變化。一是領域擴大，以前多集中在業務流通領域，這幾年擴展到其他部門和人員。二是人員構成復雜化，過去是管錢管物的，現在是五花八門，什么人都有，只要手上有點權，就投入市場，搞權錢交易、權權交易。三是大案要案急劇上升，有些規模不大的單位也出現上百萬元、上千萬元的大案。四是團伙犯罪增加，有時一個單位、一個部門“全軍覆沒”。五是手段多樣化，過去作案用涂改賬目、虛報冒領等非法手段，而今卻以種種“合法”方式出現，比如贈送獎券、信用卡、房屋、在麻將桌上光明正大地“贏”等等。六是犯罪技能高，比如受賄實行什么“四不原則”，即行賄者不可靠不收，有第三者在場不收，價值不大的不收，通過中間人不收。七是查處的難度加大，行賄受賄案一般是兩人交易，知情的不舉報，舉報的不知情。

　　生活上的腐敗，主要表現在揮霍公款、吃喝玩樂、養情婦等等。眾所周知，貪官一般都有戀色之癖。少數人驕奢淫佚、腐化墮落，完全喪失了起碼的生活道德。正在被拘留審查的中國石化公司董事長陳同海，自恃是正部級高干，每月公款吃喝玩樂達120萬。監察部、國辦曾找他談話，要他注意影響，不能揮霍，陳竟然回應說：“每月交際一、二百萬算什么，不會花錢，就不會賺錢。”用錯權則妄為，揣錯錢則忘法，睡錯床則失德。奢靡的危害不僅在于物質財富的浪費，更在于對精神狀態的腐蝕。“好船者溺，好騎者墮”。記得賴昌星說過一句“名言”：“不怕什么政策法規，就怕領導沒有愛好。”

　　上述三個方面的腐敗往往是互相聯系、互為條件的。政治上的信念一減弱或喪失，不可避免地滑向營私舞弊、貪污賄賂的歧途，生活上腐敗的窗口也必然打開。

二

　　“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員最根本的入黨動機，是黨員最重要的價值取向，也是企業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權力觀。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團，建黨伊始就是一個以“共產主義革命”為最高理念的信仰團體。實踐證明，只有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戰勝隨時可能襲來的死亡、艱險、困苦以及權力、金錢等等世俗的考驗和誘惑。發生在60多年前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極其光輝的一頁,它給我們留下了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歷史經驗。如今,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進入了一個進則勝、退則敗的異常關鍵的時期,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和挑戰。所以,我們有必要站在一個更新的高度,用更加理性的視角,來闡釋延安整風的歷史經驗對于現實的偉大借鑒價值。捫心自問，為什么我們面向未來的時候，似乎只有對經濟的規劃，對財富的憧憬，而失去了更加豐富的政治、文化的想象。理想是什么？不就是對某種特定的未來的想象和追求嗎？因此，缺少對未來的政治和文化的想象，歸根結底，仍然是理想失落或者精神世界動搖和瓦解的結果。

　　權力觀不具備物的三維，因而無形，但它又能透過細微之處而纖毫畢見。例如，一個企業領導干部與一般員工的辦公室，在面積大小、用具配備、裝修程度上有著極大規格差別的時候，盡管有著“工作需要”的籍口，卻不難從中嗅到權力觀里的絲絲腐朽氣味；再如，成為企業領導后，辦公室的衛生就可以不必自己打掃，而由單位配備勤雜工包干，雖有領導應該抓大事不應拘于小事的堂皇理由，卻經不住“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輕聲一問……魏征說過，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揚，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如果中斷了過去的記憶，失去了未來的視野，那么剩下的便只有狹窄的、平庸的、赤裸裸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作為平衡因素，面對財富、金錢、美色等等的誘惑，權力就必然發生傾斜。反過來講，由于失去了理想、信仰、事業等等精神性因素的支撐，人所能追求或撈取的也就只有一點現實的好處和利益而已。

　　記得有人曾經說過，即便你是好人，從你掌握權力那天起，哪些追逐利益的人們馬上就象當年攻碉堡一樣把你圍了起來，他們動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金錢美色高檔商品，調動你的親朋好友、老上級、老同學、老戰友、老同事，摸清你的喜好需求，不放過進攻的一切機會，什么老人的喪葬、子女的婚嫁，連你的頭痛腦熱都不放過。他們進行的是一場全方位的立體戰爭，直至將你徹底拿下并為他們長期所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托•約•登寧的一段精彩論述：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段針對資本的論述，同樣適用于失去了信仰力量的權力異化。

三

　　最近，中央紀委法規室政策研究處一處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此多的高官受到懲處，在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是沒有過的。人們由此看到了中國政府反腐敗的堅定決心。”中央紀委嚴懲高官腐敗的標志性事件是在1995年查處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委書記陳希同，這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巨大震動。此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海關總署原副署長王樂毅、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等一個個國家級、省部級領導干部紛紛落馬，象一記重棰，狠狠地敲打著人們的心靈，讓人震憾，使人警醒。

　　但是，盡管中央三令五申，社會輿論同聲譴責“公權私用”，但是一些企業黨員領導干部的身邊工作人員和親屬利用自己的名義發號施令的事情卻屢見報端。有位網友說過，“瞎子都能看到中國的腐敗，聾子都能聽到貧窮公民的哭泣！”言辭雖然有些過激，但是并非空穴來風。少數企業領導干部信奉“有權就有一切”，“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信條；有的把權力當作獲得金錢、美色等私利的工具，甚至利用權力來買官、賣官；有的把權力當作個人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的途徑；有的把權力當兒戲，對人民賦予的權力極不負責，敷衍塞責，得過且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甚至胡作非為，草菅人命，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這些權力“異化”、“錯位”現象，雖然發生在少數企業領導干部身上，卻引起了職工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敗壞了黨的形象和威信。正如鄧小平同志曾經嚴肅批評的那樣：“我們黨內還有一種人，他們把黨和人民的關系顛倒過來，完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在人民中間濫用權力，做種種違法亂紀的壞事。這是一種很惡劣的反人民的作風”。

四

　　領導干部能否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直接關系關系人心的向背。如果解決不好，不僅直接影響個人的思想行為，而且影響一個部門、一個單位風氣的好壞，甚至關系到整個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一是要完善干部管理教育機制，切實改變目前權力越大、約束越少，職位越高、學習越少的狀況。當前企業黨員領導干部和管理人員要樹立權力是人民所賦、人民是權力主宰的意識，加強自身的思想道德修養，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從思想上筑牢拒腐防變的堤防，無論什么情況下都要堅持慎權、慎欲、慎獨、慎微，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凡是法律不允許做的都不能做，嚴格按法律法規規范自己的行為，做到方圓有度，教育他們懂得“職務意味著服務，權力意味著責任；名利是暫時的，事業是永恒的；當官是一時的，做人是一世的”道理。在嚴于律己的同時，也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防止他們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影響做違紀違法的事情。

　　二是要明確界定不同層次和類別的權力在時間、空間、內容上的行使范圍，對超出行使的和未達到權力要求的，都要有明確的懲處條例。有權就有責，用權受監督，這是共產黨人權力運行中的鐵律。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則始終認為權力來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因而必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我們要制定細化的工作程序，使權力行使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在一定的軌道里公開進行，以減少權力使用的隨意性，也便于監督機構和職工群眾對權力及權力運作過程進行監督。按權力制衡原則分開行使局務，分解權力，增加公正。尤其是在干部任免等重要權力上，決不能由一個人說了算。有些事情可以分成幾個階段去干，在不同的環節由不同的人去干，形成互相制約的機制。

　　三是要防止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標本兼治，懲防并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據實際情況，我們應把黨風、廉政、市場行為、行業風氣問題加以區分，處理問題也要各行其道。屬于黨內問題，比如破壞政治紀律、組織人事紀律等問題應通過從嚴治黨來解決；市場行為用市場規則來監督；行業風氣問題有些可通過職業道德、職業規范、專業法規來解決。把什么問題都朝腐敗這個筐里裝，都歸之于黨風，一切都以紀委名義來抓，顯然不妥，既不符合當前企業管理的實際，也不符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小平同志說：“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犯罪活動中屬于法律范圍的問題，要用法制來解決，由黨直接管不合適。黨要管黨內紀律的問題，法律范圍的問題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目前，我們的法律法規已經不少，但與執行脫節。因此，一些人存在僥幸心理，藐視法律尊嚴，甚至以身試法。在目前體制轉軌、發案率較高的時期，應當用重典，寧失之嚴、不失之寬，對所有揭露出來的問題，都要分門別類，有的放矢，不能失信于民。

　　四是要發揮職工群眾的民主監督是搞好國有企業廉政建設的一項有力措施。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認真落實企業廉政建設的責任制，形成防止和懲治腐敗的合力。建立職工代表議事制，充分聽取職工代表對企業重大決策的意見和建議，職工代表大會應成為國有企業決策的權力機構。建立國企職工大會評議制，要用職工大會這一形式來對一個企業領導進行全面的評議，對于不稱職的領導要切實實行罷免，而不能只是在表面上說說擺擺樣子而已。建立企業財務監督制度，建立建全對企業領導干部的財務審計制度，加大審計力度是職工代表實行民主監督制度的重要一環。

　　五是要在目前尚且無法做到高薪養廉的情況下，可否試行參照香港、新加坡的作法，適當提高企業管理工作人員的經濟待遇，使其工資中能有一部分積留，逐年儲蓄，以解除后顧之憂。并將他們的收入公之于眾，使其隱性收入明朗化，堂而皇之地享用，接受職工監督，一旦謀取非法收入和待遇，就有可能砸掉飯碗。為此，我們應盡快建立健全企業內部職位分類制度，對職責、權限、待遇等作出公開、明確、系統的規定。中紀委為了管干部的“嘴巴”發了30多個文件，為了管干部的“屁股”也發了好幾個文件，與其如此，企業基層單位不如聯系實際對招待費實行定額包干制，超支自付；取消專車，按企業管理干部級別發交通費，把機關車隊推向社會，實行企業化市場化管理，乘車付款。同時，有些政策規定已明顯不符合當前實際，應重新制定。比如，由于一般工作人員差旅費標準太低，“逼良為娼”，不得不想對策，權力運作的公正性就很難保證。

　　此外，制度、輿論和法律等外在的監督制約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缺少內心精神力量的支撐或平衡作用，這些因素便都產生不了決定性的效果。

五

　　一位先哲曾說過，權力是一個人見人愛的東西，但是一旦失控，又是一個人見人怕的東西。正是由于對部分企業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疏于監督，客觀上為其貪污腐敗創造了寬松的環境，再加上某些領導干部自身修養不高，享受主義思想嚴重，便不僅自己赤裸裸地貪污受賄，還對家屬借自己旗號進行違法活動漠然置之，甚至慫恿代其出面受賄，直到最終落個“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的下場，確實讓人痛心。從近年來揭露出來的一些違法犯罪案件看，有些領導干部當權之初根本沒有想過貪污受賄，有的從政之初還立志要做一名好公仆，最終他們都因為處理不好親情問題，從違規行使權力開始蛻變。有的從收受他人的禮物開始，發展到肆無忌憚的貪污、受賄、索賄，最終滑向深淵；有的被犯罪分子所套牢，成為他們進行犯罪活動的工具。許多企業領導干部直到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才真正體味這種“親情”的滋味。正如一位貪官所說：“我們家庭幸福，生活無憂，不缺吃少穿，要那么多錢干什么？！”

　　“我們的權利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毛主席經常說，治國就是治吏，但是當官的“得病”不那么好治。意大利的馬基維里說，一個人有病，在初期容易治但不容易認識，后期容易認識但不容易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在此，我愿以胡澹庵的一首小詩《知足歌》謹與諸位共勉：“思量疾厄苦，無病便是福；思量悲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一日三餐，有許多自然之福，我勸世人，不可不知足。”值得慶幸的是，最近《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以及“兩高”司法解釋的出臺，更加彰顯了中央反腐敗的決心。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定會以非凡的智慧掀起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解決權利異化這一難題，療治反腐倡廉這一宿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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