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問題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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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杰

　　前言

　　市場化改革在2005年受到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強烈的質疑，市場化改革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原因何在。在探尋市場化問題成因的同時，本文推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框架，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央集權民主體制。

　　本文共分兩篇十章。上篇《中國經濟改革問題深度分析》共分三章；下篇《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央集權民主體制》共分六章。

　　《中國經濟改革問題深度分析》通過”權力聯結效應”理論分析工具深度檢討市場化問題形成的原因，推導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

　　《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央集權民主體制》通過構建中央集權民主政治體制，完善執政黨獨立執政的國家制度，消除改革中的權力聯結效應，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一章權力聯結效應

　　導引：

　　本章通過對現存國家政黨制度與國家制度關系簡要論述，導出本文理論分析工具“權力聯結效應”。

　　第一節改革高潮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改革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改革難題：國企改革國有資產流失，國有獨占企業壟斷經營，權貴經濟興起，全社會貧富分化，城鄉差距加大，資本市場掠奪，官僚腐敗等等難題。

　　作為中國經濟改革攻堅年，2005年，中國經濟在強大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偏向了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行程。

　　作為中國經濟改革攻堅年，2005年，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并未為中國多數民眾帶來共享改革成果的感受。

　　作為中國經濟改革攻堅年，2005年，主張市場化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遭遇到了改革開放史上最糟糕的質疑。

　　2005年，中國經濟改革攻堅年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質疑年代。

　　改革三十年，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高潮，發展與危機同在，質疑與反思同在。在2005年末期，對于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反思引發了國人對于中國政治體制變革的潛在思考。

　　第二節改革困境

　　2004年以來，在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同時國家加快了經濟體制改革，但是，迄今為止，粗放型經濟過熱增長并未在長達兩年的宏觀調控政策下發生有效轉變，經濟體制改革也未能實現目標預期，相反地，經濟由局部過熱演化為全面過熱，市場化改革的進程遭遇到了市場化的阻擊：市場化改革非但未能夠消除徹底計劃體制下的痼疾，反而出現了市場化綜合頑疾。

　　從黨和國家制定政策的內涵來看，經濟改革政策與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并無不當，是符合國情民意與經濟態勢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偏離了目標。為什么政策的實施后果恰恰與政策目標相反？政策實施的反政策績效已使政策的貫徹陷入困境。

　　改革真的陷入困境？

　　透過對近年來國家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被扭曲的表象，筆者發現，造成國家經濟改革政策與調控政策失靈的原因在于各級政府本身：第一、中央政府與下位政府行為目標存在錯位；第二、中央政府不能精確制導下位政府的行為；第三、上位政府對下位政府的約制功能下降；第四、在極端利益的驅使下，下位政府內部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經濟利益腐敗。

　　將以上發現反轉排列：下位政府內部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經濟利益腐敗，說明上位政府對下位政府的約制功能下降；上位政府對下位政府的約制功能下降，導致中央政府不能精確制導下位政府的行為；中央政府不能精確制導下位政府的行為，造成中央政府與下位政府行為目標存在錯位。

　　多年來，諸多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對于市場化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弊端統咎于腐敗行為——“尋租”，而以上問題的邏輯推究也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尋租”是造成改革陷入困境的真實原因。

　　尋租是80年代中后期“雙軌制”初始化改革在商品經濟觀念滋潤下，伴隨著市場化進程而孕生的。歷史地分析，國內尋租行為是由外而內的演進的：改革開放后，先是權力的外在化尋租------權力與資本勾結，然后逐步內生為內在化尋租--------賣官鬻爵。

　　外在化的尋租行為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化而危害到市場秩序，造成市場失靈，破毀了市場資源的自發配置機制。內在化的尋租行為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化而危害到政府運行的機制，導致政府行為失靈，公信力下降，進而危害到執政黨的統治地位。

　　泛濫的腐敗已經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尋租行為的危害已觸及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命運，觸及到了執政黨執政地位的權威性。

　　第三節體制缺陷

　　建國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建立了符合國情的由中國共產黨執政并領導的一院制憲政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國家的重大事項由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行政機關負責執行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決議、決定。法院、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從形式上講，國家的政體是完備的，但是從內涵上分析，這種一元化政黨執政領導的國家制度在體制約制功能方面存在不完善：一、一元化政黨執政的領導制度容易造成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將黨內的政治問題容易擴張為國家問題，典型的弊端就是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黨內斗爭的擴大化波及到整個國家，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二、由于黨政不分，國家各級機構領導以及領導成員之間的任命與選舉完全取決于黨內的任命、推薦與選舉，國家權力的制約機制很難有效運行，黨內的權力監督“代償”了國家權力監督約制職能，國家權力機制無法獨立發揮權力約制功能，一旦黨內管理與監督不到位或脫位，則容易導致國家權力行使的失范，滋生腐敗。

　　改革開放后，為了克服以上政治體制弊端，小平同志提出了“黨政分離”的政治體制改革思路。80年代末，盡管建立了黨政分離的政治體制形式，但是，受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黨和國家為了穩定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并未來得及建立起實質型黨政分離政治體制，國家的權力約制機未能徹底建立起來。

　　從本輪經濟增長開始，在市場化經濟建設過程中，受市場化經濟意識形態沖擊，黨和國家權力約制機制逐步趨向松弛，伴隨著經濟形態轉化，因尋租而產生的腐敗加快了對政治權力的滲透，并愈演愈烈。進入二十一世紀，為了鞏固深化改革成果，穩固執政的領導地位，執政黨不斷強化黨內廉政建設，但是，代償國家權力約制功能的黨內權力監督機能畢竟有限，黨對腐敗的竭力遏制顯然已力不從心：群體貪污、群體受賄、群體挪用公款以及瀆職的大案、串案、要案層出不窮。

　　第四節黨內監督的局限

　　在一元化政黨領導執政的國家制度下，如果國家權力約制機制不完善，僅僅依靠黨內監督，權力的腐敗必然不可避免，這是由黨內監督局限性所決定的。

　　在現存政治體制下，國家機構各級領導的提名任命與選舉完全取決于黨內的任命、推薦與選舉，黨內人事安排和國家人事安排存在內部化現象，這種在黨和國家之間權力聯結的制度上的制度安排容易造成權力內部人控制結癥：一方面，管理的主體與被管理的客體之間形成同一關系，內部人任用內部人；另一方面，監督主體與被監督客體之間的形成同一關系，內部人監督內部人。在管理與監督之間，容易形成內部人關系產生權力利益關系同盟。在權力利益關系同盟環境下，管理者的清明不一定決定被監督者的廉明，但管理者的腐化必然決定著被監督者的腐化，反之亦然。近年來，尋租腐敗從經濟領域逐步向政治領域滲透，從基層國家權力機構向上位機構進行滲透，串案、窩案的頻發客觀上已充分證明，無論黨內監督如何強化，黨內監督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第五節國家監督虛位

　　由于黨和國家之間政治權力聯結上的制度安排容易造成內部人權力利益關系，因此，現存國家制度中設定的管理與監督機制被虛化，除立法權外，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項決定等主要權能被不同程度地虛化。這種職能被虛化的現象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于各級地方政府及其他國家機構，基層尤為嚴重。近年來，雖然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立法活動，但是，由于既存制度存在約制缺陷，法律的執行、實施與適用卻遠離立法目的，“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始終得不到貫徹落實，行政不作為，行政權濫用的現象層出不迭，法律監督的社會成本越來越高，司法權獨立性面臨嚴峻挑戰，法治環境治理亟待改善。

　　第六節黨外監督的缺陷

　　在現存政治體制下，黨外監督被稱為民主監督，主要集中在政協的監督、新聞監督和群眾監督等領域。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史上，民主監督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而言，起到了相輔相成的作用，并對推動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這些監督不具有國家權力的性質，沒有法律約束力，其監督的實現仍然需要通過黨內監督來實現-------通過黨內監督途徑，最終以國家的名義來實施。因此，中國現存的民主監督也是存在缺陷的：一、民主監督不具有國家權力性質，其監督具有間接性，缺乏剛性權力制衡效用；二、間接監督成本大于直接監督的成本，過多實現監督的環節導致間接監督需要耗費更多的社會成本并難以實現；三、間接監督的效力最終取決于黨內監督的績效，一旦黨內監督松弛或監督不力，間接監督邊形同虛設，喪失了監督的功能。

　　近年來，從省部級高官的被查處的案件來看，高級官員的查處多為中紀委進行查處，盡管國家設有監督檢察機構，但極少有高官是受國家監督機構直接查處的，從地方官員案件的查處來看，也普遍存在同樣的情形。這些現象的普遍存在說明，國家權力監督機制虛位，民主監督缺乏有效機制。

　　第七節權力聯結效應的導出

　　由于黨外監督缺乏有效機制，黨內監督具有局限性，現存國家政治體制存在缺陷，導致黨和國家之間在政治權力聯結制度上存在黨內人事安排和國家人事安排的同一性，在管理與被管理、監督與被監督之間，容易形成內部人團隊關系，產生內部人權力利益關系同盟。

　　現存黨和國家政治權力的聯結制度是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的。受計劃經濟體制制度安排關聯性影響，這一制度聯結的特性不僅存在于國家政治制度方面，而且廣泛地存在于國家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存在于社會經濟活動主體領域——國有企業，在國有事業單位，以及廣大的農村經濟組織單位。受公有制體制屬性約束，這些經濟組織在制度安排與利益分配制度上兼具有準權力機構屬質，因此，在經濟領域，權力利益關系仍然存在，相應地，內部人控制的經濟后果也不可避免。

　　綜上論述，我們可以歸總導出本章的主題：權力聯結效應。所謂權力聯結效應，就是經濟轉型改革過程中，在監督虛位的既有制度安排下，內部人權力利益關系同盟在進行權力分配或進行與權力分配相關的利益分配時，利用權力利益關系相互進行權力分配或相互進行利益交換。在政治領域，權力聯結效應的后果就是權力資本化，賣官鬻爵，官官相袒；在經濟領域，權力聯結效應的后果就是尋租，獲得額外的經濟利益，實現經濟利益的不平等超額分配。

　　有了權力聯結效應這一理論分析工具，就有了解開國內經濟市場化問題的鑰匙。通過這把鑰匙，我們將解開國企改革國有資產流失、資本市場掠奪、國有獨占壟斷經營、權貴經濟興起、全社會貧富分化、城鄉差距加大開、官僚腐敗等等難題，發現既存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內部人逐步變成財富集合群體，而非內部人在改革中卻被推向另一極端的體制根源。

　　第二章權力聯結效應對經濟改革領域的破壞性

　　導引：

　　本章通過論證權力聯結效應對市場化改革的破壞性，推導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性與迫切性。

　　第八節國企改制緣何成為貧富分化的機器

　　2005年，是國內主流經濟學家遭受最嚴厲抨擊的一年，國有企業改制問題首當其沖：在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改制（包括轉讓出售）完成后，國有企業領導層（或相對收購人）迅速暴富，成為百萬富翁或千萬富翁，而大部分職工面臨下崗或者已經下崗，面臨失業或者半失業狀態。這種改制后貧富分化的現象引致了國內對于主流經濟學家的全面討伐。主流經濟學家的國企產權化改革理論面臨破產的危險，國企改制受到了強烈質疑，甚至到了被否定的地步。

　　這一現象何以發生。問題在于，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在借鑒西方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時，忽視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特質性，忽視了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之間、經濟體制內部客觀存在的權力聯結效應。

　　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由于存在內部人控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尋租行為，國有企業的改制在政府審批、產權界定、資產評估、資產量化配置等等方面都存在權力聯結的效應。國企改制存在權力聯結效應，必然導致改制監督虛位，少數人在改制方面擁有改制分配的決定權力，而多數人則因缺乏權力聯結效應，則要么順應這種分配，要么屈從這種分配。因此，改制成為了少數人對多數人在財產分配權上的暴政。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國企改制是政策的產物而非法律的產物，改制具有單向性和不可逆轉性，在改制過程中私吞、侵占國有資產后，少數人獲得的不當財產在改制完成后即成為合法財產，少數人成為改制的既得利益集團，相反，多數人由于在改制過程中居于屈從境地，在改制過程被擠兌為非利益獲得者。由于缺乏法律救濟依據，他們在改制過程中遭受到的利益損失在改制后無法從既得利益集團中獲得補償，因此，他們最終將淪落為社會弱勢群體。

　　第九節權貴經濟的興起

　　在計劃經濟時代，資源的配置是由政府以及官員進行支配的，因此政府與官員擁有絕對的資源配置權利。在改革過程中，市場化改革雖然使得政府官員不再具有絕對的資源配置權力，但是，漸進的改革進程決定了資源分配權的相對擁有，并在某種程度上以計劃經濟時代的行為方式影響著市場化的配置，導致市場化資源配置存在不完全性，形成了市場新型獨占經營壟斷；同時，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受市場功利主義影響，這種不完全性又為政府或者官員所利用，在政府或者官員的利益關聯圈內，相關人員利用政府所擁有資源謀私取利。盡管黨和國家禁止政府有關官員及其親屬經商，但是，受權力聯結效應影響，黨和國家的禁止性規定形同虛設，除非在特殊時期，這種權力聯結效應被“運動式的強力政治經濟肅反”打破時，才會出現列外。這種景象在2005年顯得非常格外：2005年，在眾多的煤礦礦難中，暴露出來的官員投資煤礦或官商勾結現象就最為典型。

　　改革過程中，受權力聯結效應的庇護，擁有資源分配權力的官員及其家族迅速成為了擁有巨大財富的經濟貴族。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成為經濟貴族的官員又反過來利用其擁有的經濟資源促進權力聯結效應的強化。如此循環，腐敗蔓延有如水漫金山，不可收勢。

　　第十節權力聯結效應在其他經濟領域內的破壞性

　　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導致權力聯結效應廣泛地存在于國內經濟領域。在地方經濟建設過程中，政府官員為了滿足政績需要，在征用土地和拆遷過程中不惜行政違法，強征強用，任意損害被征用土地人或者被拆遷人的合法財產權益，置被征地人或被拆遷人的利益不顧；在資本市場，政府官員利用手中的公共資源進行權錢交易，上市企業母公司為了獲得無風險的融資，不惜重金賄賂主管人員，以期獲得上市圈錢的門票；在公共品市場，為了滿足非生產性利潤的需求，尋租（商業賄賂）行為普遍化等等，所有這些現象的存在，都在最大程度上破壞著國內市場化經濟改革秩序：一方面，權力聯結效應使得經濟改革形成的新經濟體制變異，成為官員謀取政績，商人勾結權力共同謀取私利的合法工具；另一方面，權力聯結效應在經濟領域內的不斷衍生導致市場競爭越來越缺乏完全性，市場資源的配置越來越受到扭曲，其后果必然帶來的是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經濟結構紊亂，財富集中，社會差異化現象日趨嚴重，經濟危機尾隨而來。

　　第十一節政治體制改革前置與廣度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對于計劃體制下經濟權力與經濟利益的改革，是經濟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市場化的再分配。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經濟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市場化的再分配缺乏應有的監督約束機制，權力聯結效應必然存在普遍性。現實中，在權力聯結效應的催化下，經濟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市場化再分配經濟體制改革已逐步成為了少數人對多數人利益的掠奪，中國正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行程中生成了新的階級分化體制----國內經濟主流經濟學家將這一嚴重的體制異化現象淺薄地稱為“改革的走樣”。

　　本輪經濟增長中存在的問題說明，權力聯結效應已造成社會分化嚴重，國內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改革環境極不穩定。權力聯結效應的普遍存在已充分暴露出了國內經濟改革的根本性障礙-----現存政治體制已成為制約經濟體制改革繼續發生“正改革效應”的障礙。

　　迫在眉睫的嚴峻形勢是，不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不消除既存政治體制下的權力聯結效應，無法諱言的是，既存政治體制下的權力聯結效應將在后續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產生更大規模的“負改革效應”，貧富分化以及經濟結構的失調將會而進一步加重，“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將進一步被扭曲，“建設創新型國家”以及“和諧社會”的理想將會距離現實越來越遠，最終化為空洞的號召與吶喊。

　　因此，在推動后續經濟體制改革之前，應將政治體制改革進行前置，在政治體制改革未啟動之前，后續經濟體制改革應緩慢推進。后續經濟體制改革應在對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改革統一規劃論證后，在“一站式”全面改革的基礎上再行推進。對于以上觀點的重要性，筆者在《2006年暨“十一五”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建議》第八章“激進的改革與長治久安”中已進行了論述：“在后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引導下，加速的國內體制改革將成為國內市場經濟建設的核心任務。“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改革，將駛入激進的“一站式”改革的里程，“一站式”改革將加速國內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激進的“一站式”改革，不僅是中國經濟漸進式改革累進演化的歷史結果，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歷史必然選擇，對于執政黨而言，激進的“一站式”改革，是執政黨對經濟改革化險為夷，維持中國政治長治久安的唯一途徑。”

　　第三章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可替代

　　導引：

　　通過對政府轉型論的批判，為修正改革理論提供性全新視角。

　　第十二節政府轉型能否代替政治體制改革

　　對于政府轉型能否代替政治體制改革，筆者在《2006年暨“十一五”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建議》第十章“有限政府論的危害”已進行了一定的論述：“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國內諸多經濟理論學者在缺乏政治體制改革理論支持的條件下，將目前的一切經濟問題形成的原因“籠統”歸咎于政府體制問題，積極諫言國內執政當局進行政府轉型，這將是十分危險的。缺乏“政治體制轉型”支持的政府轉型將陷入“政治虛無主義”，從而產生新體制弊端，因為，各級政府在由全能型政府轉變為有限型政府的過程中，政府權力范疇的變更將對經濟體制改革及未來的經濟秩序為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一、政府權力過量緊縮將使得經濟體制改革缺乏新的鏈接方式，政府權力在向公共服務領域轉移集中的過程中，如缺乏“新政治體制”約制功能，將產生新態勢的政府權力異化腐敗現象，使得政府轉型與國企改制一樣難以達到設定的目標與功效，新經濟體制將無法獲得新生。二、當前國內經濟的市場化尚處于初級階段，市場機制欠規范，市場功能不完善，如果政府超“經濟形態”進行政府轉型，勢必導致政府對市場“引導與調控”的剛性約制能力降低或缺失，引致當前資本與資源，資本與政府，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已積存的博弈矛盾將有可能進一步的激化，促使國內經濟徹底趨向失衡，從而加重現存產能過剩經濟危機的態勢。”

　　本文中，需要進一步補充說明的是，權力聯結效應產生的制度根源決定了政府轉型并不能消除權力聯結效應，反過來講，如果不能消除權力聯結效應，政府轉型非但對改善經濟環境毫無績效，而且也將產生消極的政治后果，因為權力聯結效應伴隨著政府轉型將不僅在經濟領域再次發生擴大效應，而且將進一步伴隨著政府權力的重新配置在政治領域發生擴大效應，其危險性后果不言而喻，對于執政黨而言，這種危害必須加以謹慎對待。。

　　第十三節對政府職能轉型論的批判

　　2005年，在國內出現產能過剩危機趨勢的時候，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將內需不足，經濟結構失調，社會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固執地歸咎于政府職能，歸咎于建設型政府的全能職能，進而幼稚地得出結論：政府主導的投資是經濟過熱結構失調的根源，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缺位、不到位是內需不足，社會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基于這種短見，提出政府職能轉型論，提出后續改革應著力于建立公共服務型有限政府，政府應讓位于市場，讓市場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這種表面上正確的觀點似乎是符合眼前經濟需求的，但實際上這種短見的危害性將是極大的。

　　無論是計劃經濟國家抑或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主要職能有三種：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和穩定經濟的職能，盡管在不同意識形態體制下的政府職能有所差別。在中國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三種政府職能是缺一不可的，不能因為經濟轉型就削弱或者拋棄某一職能，相反地，應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不斷強化政府的這三項職能，這并不是什么主觀臆斷決定的，而是由中國國情和經濟轉型形態決定的：在一個人口持續增加，就業需求持續旺盛，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城鄉差異嚴重的國家，如果沒有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經濟建設職能，就不能夠實現充分的就業，不能夠消除區域經濟的不平衡，不能夠消除日趨嚴重的城鄉差別；如果不強化政府調整收入分配的公共服務職能，貧富分化的現象將在改革中日趨極端，經濟危機乃至政治危機就不可避免；如果拋棄政府穩定經濟的宏觀調控職能，交由市場配置資源，中國面臨的經濟危機就無法規避。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如果采納主流經濟學家的建議，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按照放棄政府配置職能而建設有限政府的理論原則，將政府職能集中于公共服務職能，把資源配置完全交由市場實現，那么，未來的中國經濟前景將是極其悲壯的：由于缺乏政府配置資源的干預，市場資源將集中于經濟發達的地區，集中于大中城市，廣大的小城市城鎮以及廣袤的農村將因資源匱乏而加快衰退，其后果必然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將進一步加劇，城鄉差異將進一步加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將成為政府的一廂情愿，半途而廢。

　　就現有的政府職能而言，公共服務職能確實存在不到位的事實，政府的任務在于如何強化公共服務職能，使得政府三大職能相輔相成，更有利于市場化經濟建設，而不是相反。

　　主流經濟學家的錯誤在于: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其市場化理論是支離破碎的，缺乏完整的理論體系支撐，因此其改革理論建議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國企效益不好，就進行產權化改革；內需不足，貧富分化就批評政府職能不到位，建議政府職能公共化。現在，在經濟形勢嚴峻、社會分化加重、經濟結構失調的情況下，又把政府職能的轉變當成了挽救經濟衰退的萬能妙藥。這種片面構建政府職能理論的主張就是主流經濟學家的鼻祖----西方經濟學家---也是不敢茍同的。

　　在政府職能轉型論中，主流經濟學家的錯誤不僅在于片面割裂政府的職能，其根本性的錯誤在于，由于主流經濟學家完全忽視了經濟改革中存在的權力聯結效應。忽視權力聯結效應，就必然忽略經濟改革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需求，其結果必然導致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改革理論走向純經濟改革的極端。當純經濟改革的理論在現有政治體制下走到盡頭的時候，主流經濟學家純經濟改革理論也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第十四節政治風險與改革訴求

　　如前面分析的那樣，后續改革如果不能夠建立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既有政治體制下的權力聯結效應將進一步強化社會分化，缺乏政治體制越約束的政府轉型不但不能夠有效地實現經濟轉型，相反地將催化隱藏在經濟活動中的潛在政治經濟風險。

　　在國內，由于主流經濟學家純經濟改革理論的缺陷，伴隨著權力聯結效應而產生的既得利益集團與非既得利益群團之間的社會矛盾已盡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國內經濟領域已充滿了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之間的經濟利益沖突，如果不及時消除經濟改革進程中的權力聯結效應，在不久的未來，伴隨著產能過剩危機的將臨，日趨加劇的利益沖突將演變為政治沖突，屆時，既得利益集團有可能與社會弱勢群體將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改革，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對于削弱其利益的改革將持堅決的抵制態度，而弱勢群體也由于在改革中未享有改革成果而反對改革。2005年末國內理論界發生的改革共識破裂論就是危險的征兆，就改革而論，這將是危險的極度，對于執政黨而言，執政領導政治地位將有可能受到威脅。這并非盛世時期的危言，只要深刻檢討一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顛覆，就會獲得無法否定的結論。

　　在沒有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體制下進行純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不僅會違背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而且也將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現在，主流經濟學家純經濟改革理論已走到了盡頭，對于中國改革而言，是應該產生“新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了，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對政治變革需要的客觀追求。

　　消除權力聯結效應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是執政黨鞏固其執政地位的主觀訴求，也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訴求。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不改變黨內監督對國家權力監督的“代償”機制，不健全國家權力監督約制體制，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將在權力聯結效應的催化下將走向極端，要么退回到舊體制，要么走向沖突危機。

　　就前者而言，已無可能，就后者而言，東歐歷史已有之。

　　可以斷言，2006年后期，中國將步入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并行互動的時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啟動，將成為穩定中國經濟與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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