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豬肉價格暴漲正在給全國百姓帶來越來越大的生活壓力。但它對普通豬農的影響，難道就一定是積極的嗎？在前一輪豬價狂跌潮中倒掉的廣大豬農顯然不是這么想的，而對于那些堅持至今的小專業戶來說，情況也絕不樂觀。《中國日報》記者深入湖南昔日養豬大市常寧的農村地區進行了為期三天（2007年8月7日至9日）的實地采訪調查。調查的基本結論是：藍耳疫情依舊肆虐，市場行情與風險難以捉摸，外界智力與資金支持的缺乏仍使基層農戶感到彷徨無助，而地方政府的行政缺位甚至權力濫用更是讓他們有口難言。對于農村養豬戶這個相對孤立的群體來說，未來依然迷茫。

張興榮家在農村，縣城就在十里之外。確切地說，縣城就在四十多個銳角彎、十個鈍角彎和一座四十多歲從未整修的石橋之外。這里沒有公路，有的是溝壑，有的是碎石，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土塵。在我首次張家之旅開始后的五分鐘內，他那臺老摩托的左反光鏡就在重重顛簸中應聲而落，而他卻毫不在意。

也難怪，和他更加坎坷的養豬生涯相比，這點顛簸又算得了什么呢？

別的不提，對他來講，即便是晚夏高溫帶來的打擊，就已經打消掉了一大半豬價升溫所伴隨的喜悅。我登門拜訪前一周的某日清晨六點，張興榮發現，豬舍里剩下兩頭母豬里的一頭要產仔了。那天，它差點就一窩產下十九頭小豬－這相當于一般小專業戶母豬三胎的總和。如果一切順利，它本將創下張興榮個人養豬史的一個記錄。但母豬終究沒有力氣破這個記錄。它中暑了。

到了晚上，他把十七頭死豬一頭接著一頭地從母豬的子宮里拽了出來。這時，母豬和它身邊兩頭還活著的豬仔都撐不住了。

他只有一個念頭：母豬死不得。

太陽再次升起的時候，張興榮已經給母豬輸完了兩瓶葡萄糖和兩瓶鹽水。母豬保全了。但它還是虛弱，連續病了三天，不吃一點東西。沒有營養就沒有乳汁，沒有乳汁就沒有小豬。一周之內，兩只豬仔都死了。

聞藍耳色變

死了十九頭小豬，就是虧了五千塊錢。可在湖南省衡陽市常寧市這個八十四萬六千居民的縣級市，張家的遭遇怎么都得算幸運了。因為使鄰近的各戶養豬人家如臨大敵的不只是中暑，更是讓他們聞之色變的藍耳病毒。

“藍耳病的變異比較快，”張興榮介紹說：“現在主要的是高致病性藍耳病。以前那種常規性藍耳病只是造成母豬流產，不會對豬場的肥豬、小豬造成很大影響，最多也不過就是影響小豬的生長速度。但是現在，病豬都已經變異了。只要在豬場發現高致病性藍耳病，措施稍不得力，豬場的豬就肯定全部死光。”

提起藍耳病，上洞村大洞組組員李小滿絕對是一腔苦水：他唯一的一頭母豬和九頭小豬在八月六號都死了，死因就是藍耳病。從發病到死亡，一共只用了五天。在這個村里，被迫因此放棄養豬的遠不止他一個。八月以來，大洞組飼養的九頭母豬和九十頭小豬均已死于藍耳病。村民們不傻，他們知道得了藍耳病的豬大多都是治不活的。可這都是大家辛辛苦苦養的豬，“能不治嗎？”三千多塊錢就這樣打了水漂。

李小滿有兩個小孩，一個正上高中，一個在讀初中。養豬失敗后，留給這位父親的掙錢余地就剩下了種田和基建，但不論哪一樣都供不起兩個讀書娃。

“肯定有一個沒得書讀，”他苦著臉對記者說。

這就是常寧，一個上世紀七十年代遠近聞名的雜交水稻大縣。改革開放以來，稻田日漸荒蕪，人們養起了豬，常寧也就此變成了國家級的養豬大縣。在九十年代的養豬黃金期，每個村的每戶人－另一說是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都至少要養一頭母豬。養豬戶們比劃著對我說，那時每天總得有十幾車“大貨”，每輛都滿載著一百三十多頭豬，浩浩蕩蕩地從常寧開往廣東。

但物到極處，終究是要反的。到了1997年下半年，人滿為患的豬市終于大跌，豬肉的最低價掉到了一塊八一斤。養豬不僅不賺錢，反而要賠錢了。在持續將近兩年的低谷里，絕大多數養豬人黯然退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支撐到了市場的回暖季節。

通過這次價格波動，家家戶戶養豬的盛況煙消云散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各養幾十頭豬的小規模專業戶。而去年的大降價和藍耳病毒的爆發，又把他們中的大多數擊倒在地，一蹶不振。

說這話的是上洞村僅存的養豬戶鄧其方。在他看來，當地藍耳病的根源是2005年以來才從無到有的生豬流通現象。不然，怎么以前就從沒鬧過這邪了門的病呢？

不論病源何在，可以肯定的是，紅極一時的常寧養豬業已經徹底垮掉了。

鄧其方養了將近一百三十頭豬。在我們八月九日上午的談話前，其中的一些豬剛剛開始發病；鄰近的中義村人口在八百左右，是昔日養豬大村，但堅持至今的只有三戶，所養豬總數不過五百頭；稍遠一點的烏聯村有八百二十四人，2001年前后也曾見證過一戶養一頭母豬的短暫輝煌，當下養豬總數不到一百頭。

不比不知道，一出荒誕劇正在常寧上演：張興榮和弟弟張興富已悄然躍居當地身家最盛、存欄豬數最多的專業養豬農戶之列，而他們一共才養了二百四十多頭豬。更加諷刺的是，人口超過一千的梅塘村，實際上也再找不出第二戶養豬的人家了：除了養一百多頭豬的張興榮表姐夫以外，村里唯一其他的養豬戶在上個月因為六合彩被判了刑，三十多頭豬不得不都交給妻子打點。而直到今天，村子里的絕大多數已婚女人還是足不出戶的全職太太。誰能指望他的妻子就可以既養孩子又養豬，賺錢持家兩不誤呢？

還堅持養豬的最怕藍耳病毒，而像烏聯村秘書李書義和東湖村菜農鄧如金（音）這樣早幾年就放棄了養豬的當地農民，最怕的還是居高不下的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讓養豬戶的積極性跌至谷底

張興榮半躺在李書義家破舊的睡椅上解釋說，養豬散戶們也開始關注市場風險，這本身就說明經過幾年來的數次價格波動，農民養豬已經趨于理性。

我寧愿相信這種不無道理的說法，但嚴峻的現實就在眼前。駝背的李書義沉默地在一張板凳上坐著，身后是斑駁的墻壁。那上面早就被撕得不成樣子，什么都沒有剩下，除了一張孑然而立的獎狀：這是1998年他女兒小學五年級時在學校文藝匯演上得到的紀念。她早就到廣東打工去了，今年過年也沒有回家，因為錢不夠。

李書義們的沉默，或許就是“理性”的表現吧。他們自然要更加關注市場風險，因為他們老了，子女不在身邊。我去實地采訪的四個村落，居住人口都只有全村人口的一半上下。大多數青年勞力都去了廣東，還有個別的在福建打工。

跟另外三個村比，烏聯村的居民還要更少一些，李秘書告訴了我原因：“童工現象在我們這里也是有的”。他躬著身子說，出外打工的娃娃們一旦遇上檢查人員，大一點的就借成年人的身份證用，小一點的就躲起來。

所有這些村子都成了老人和娃娃們的天下。這些人養豬，怎么能賽得過二三十歲的張家兄弟呢？

可即便是他們這些堅持到底的養豬農戶的積極性，也隨著豬價的急劇飛漲而一路狂降。現在，養豬戶的積極性已經跌至谷底。他們說，這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最直接的因素是，普通養豬戶從近期豬價暴漲中所得的利潤并不大。張興榮說：“錢是賺了的，但必須綜合起來看我們養豬的這些年，必須從低谷到高峰一起算。就算是現在，也是養得好的賺錢，養不好的一樣賠錢。只看到高峰期這一段是不行的。”

“零五年到零六年上半年，我每養一頭豬要虧四百塊錢。可這四百塊錢大家就不考慮了。那就不是錢啦？難道我們虧的錢不是錢，我們賺的錢就是錢？不能這樣說。”

目前，張興榮養豬的純利潤是每月三千塊錢左右。但按他自己的話來講，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運氣好，既踩在了那些倒掉的養豬戶肩膀上，又沒有受到藍耳病的威脅。

但運氣總是有個完的。到時候怎么辦呢？

到時候，“幾百頭豬要是得了病，我們得花掉幾十萬，”中義村的養豬龍頭郭祥倫解釋道。

按照張興榮八月八號的估算，常寧有大約百分之三十的豬－主要是母豬－得了藍耳病，而七成的病豬已經死亡。

“再過兩個月，就沒得豬了，”郭祥倫說。

政府缺位：農業部的免費疫苗豬農難以拿到

問題的關鍵是，在與藍耳病毒的角力過程中，養豬農戶們落了單。而“只靠我們自己是沒用的”－這不僅是鄧其方的個人觀點，也是當地豬農的一致意見。

但為了控制藍耳病疫情、提高豬農積極性，中央政府和各部委已經連續出臺了多項優惠政策，也下撥了數額可觀的津貼與疫苗。為什么鄧其方這樣的農戶還在抱怨“【養豬戶種種困難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不重視”呢？

任何政策的實施都是需要時間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在此之外，接受采訪的村民普遍將矛頭指向了基層行政部門的一系列執行缺位。

自去年豬農與縣屠宰場爆發沖突后，常寧就不再從農村收購豬肉了，而是從廣西和云南進貨。張興榮說，市里吃的這些豬肉，有三分之一都是死豬肉－“這些豬在卸車的時候就死了。”

“每頭豬殺了之后都要劈成兩邊。我們這里肉食水產公司的做法是，賣肉的時候，每劈一邊好肉去，就要帶一腿死豬肉。這是必須要帶過去的。市場上基本都是這個樣子。”

“稅務局和檢疫的人員都在那里，但視而不見。死豬肉通過他們就變成合法的了。”

養豬戶們說，他們去年那次爭執的焦點是屠宰場的黑心腸。一個又一個的農民告訴我，他們如果要向常寧這家唯一的屠宰場賣豬，就要接受它聞所未聞的報價：不僅要每斤肉都付六毛錢的稅，還得搭上豬的所有內臟器官。

“屠宰場每年都能掙兩百萬左右。這兩百萬就是從消費者身上摳過來的，”張興榮說。

而只有過了這關，當地畜牧局才會按一塊五一頭的價格，給農戶的豬打上檢疫標識。之后，農業部免費向豬農們發放的藍耳病疫苗中的“很小一部分”才能賣到他們手中。

張興榮說，截止到八月八號，常寧只有差不多百分之十的豬農拿到了他們應得的疫苗。郭祥倫就屬于那另外的百分之九十：他直到八月六號才知道縣里已經領到了疫苗，而按鄧其方的說法，這些疫苗從六月開始就已經在常寧積壓，“不少已經通過內部關系發放出去了”。

鄧其方通過關系拿到了兩瓶20毫升裝的疫苗，但這連一頭健康豬的量都不夠。老實的郭祥倫則干脆花了半天功夫，到衡陽市買了些一百八十塊一瓶的100毫升裝疫苗。他說，這應該能管二十幾頭豬了。

“可我既不知道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沒有效果－根本就沒得說明書。我看，到頭來這些錢也就是買了個心理安慰而已，”他說。

張興榮的生豬保健秘方是從網上學來的：中醫藥食補。“我自己配了十來種包括金銀花、柴胡、黃芪、魚腥草、甘草、蒲公英、板藍根等等清熱解毒、增強免疫力的中藥，粉碎了給豬拌到飼料里吃。”

每過九天，他就把這些自制的保健品給豬連續喂上六天，屢試不爽。“中醫藥保健的效果比西藥要好得多，”他說。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一頭健康的豬必須首先得干凈，生活環境也要舒適涼爽。而豬是最不講干凈的。不只是不講干凈而已，它簡直太懶了，懶到能安于長時間橫躺在自個兒的糞尿上邊一動不動的歇息，一來方便，二來涼快。

這樣，豬農們的活計可就多了。他們不僅要在豬舍里安置風扇，還得每天都給這些大豬小豬們洗四回澡。不然，豬得病的幾率就要大大地高了，更甭提在這大熱天里，中暑也能致命。

等夏天一過，壞事就全沒啦，豬農們對彼此說。

可是夏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和地方機構的僵持局面就能隨之結束嗎？村里可沒有像樣的屠宰場，而單打獨斗的屠戶一天最多也就殺那么一頭豬。

跑豬人郭祥寶的生意就是這么來的。這位張興榮口中的“中介”是走村串戶，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去。他把腦袋上頂著的草帽摘下來，一邊扇風一邊對我說，現在的常寧，農村的豬都是自產自銷、自生自滅，跟城市里頭半點瓜葛也沒有。

可就是這樣，縣里邊竟然還不知怎么就成立了一個跟豬農從無聯系，卻自吹每年都要向社會“貢獻幾十萬頭豬”的養豬協會。

價格暴漲不是喜事，農民盼望智力支持

在如此的環境中，這些基層的養豬戶們，對豬價的飛漲究竟是怎么個意見呢？

在自家床上坐著的張興榮告訴我：“豬價漲多了的話，社會反響比較大，市場壓力比較大，政府壓力也比較大。對于我們養豬的來說，一頭豬一年能賺個百八十塊錢就行了。我們既不奢求一頭豬非得賺幾百塊錢，也不希望養頭豬出來就虧幾百塊錢。我們誰也不想靠養豬發好大的財。付出一定的勞動，能夠得到適當的回報，這就行了。”

站在常寧市東湖路一角的鄧其方也是這么說的。他的周圍是幾個鄰村的養豬戶和好奇的市民，這些人誰都沒見過記者，大家爭先恐后地湊了過來，一個個都低聲嘀咕著什么。在他們的嘀咕聲中，鄧其方說：“漲價對我們個人的短期利益來講是好事，對社會的整體利益來講不是好事。我不希望就這么繼續漲下去。”

既然不希望繼續漲價，那么他們希望的是什么呢？

這位樸實的中年人只是不停地搓著雙手。在想了又想之后，他幾乎是面帶愧色地對我說：“我們都是農民，文化素質比較低，沒有什么養豬知識。要說希望，我們希望城市里邊受過教育的人才能來幫幫我們養豬。”

張興榮和另幾個養豬戶默默地點著頭。一百多米以外就是常寧的農村，陽光毫無保留地映射在他們充滿坎坷的回家之路上。村村通很快就將惠及這里。但在此之前，就像豬農們說的那樣，讓夏天先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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